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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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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軍事家。字仲弘，原名陳世俊。1901年8月26日出生於四川樂至縣復興場張安井村。5歲讀私塾，9歲上小學。1916年考入成都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在巴黎結識周恩來、蔡和森、李富春等，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1年因參與組織留法學生愛國運動、佔領裡昂中法大學校園，於10月被武裝押送回國。1922年秋經蔡和森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春到重慶，任《新蜀報》文藝副刊主筆。10月赴北京入中法大學學習，11月經顏昌頤等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員，並擔任中法大學中共支部書記。1924年加入茅盾等組織的文學研究會，並當選中法大學學生會主席。1925年任北京市學生聯合會中共黨團書記，並經組織批准參加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工作。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發生后，參與組織北京反對八國通牒大會和示威游行，在“三一八”慘案中幸免於難。8月受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委派，回四川從事兵運工作，結識朱德。
1927年春到武漢，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共委員會書記。8月初南昌起義爆發后轉赴江西，7日在撫州(今臨川)趕上南下的起義軍，被任命為第11軍第25師第73團政治指導員。進入廣東后，奉命留守三河壩，歸朱德指揮。在起義軍主力於潮(安)汕(頭)地區失敗、起義領導人分散撤離、部隊處於混亂狀態的危急時刻，他挺身而出，協助朱德重新編組部隊，轉戰閩粵贛湘邊界地區，同時對部隊進行思想和組織紀律整頓，開展群眾工作，支持農民運動，建立統戰關系，並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加強基層政治工作，使部隊得到休整和穩定，保存了革命的力量。1928年1月參與領導湘南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1師黨代表。3月兼任中共郴縣縣委書記、湘南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深入各鄉發動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地方武裝。4月同朱德率起義部隊到井岡山，在寧岡縣礱市和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會師，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先后任第12師師長、紅4軍軍委書記、前委書記等職，並當選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參與領導創建和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7月受湖南省委指示，率第28、第29兩個主力團前往湘南。后在國民黨軍圍攻下遭受損失，撤回井岡山。
1929年1月起隨紅4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任第1縱隊黨代表。6月任紅4軍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書記，主持中共紅4軍第七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前委書記。8月赴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軍事會議，向中央提交《關於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等文件，對紅4軍的發展歷史、戰略戰術、組織編制、政治工作等作了詳實介紹，支持毛澤東關於工農武裝割據、紅軍行動策略和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軍的主張，受到中央重視。被指定參加以周恩來為召集人的“三人委員會”，並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經周恩來審定、中央通過后，帶回紅4軍向前委傳達，同時請回毛澤東主持前委工作。12月協助毛澤東召開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古田會議決議》。1930年起任紅6軍（后改為紅3軍）政治委員、紅22軍軍長、中共贛西南特區委書記、江西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等職，參與領導中央蘇區建設和反“圍剿”斗爭。因功績卓著，曾兩次獲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發的紅星獎章。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軍主力長征，他因腿傷未愈被留在蘇區堅持斗爭，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分會委員、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在國民黨軍對蘇區紅軍和群眾瘋狂屠殺、嚴密清剿和內部出現叛徒的艱難形勢下，與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根據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切合實際的斗爭策略，領導紅軍和游擊隊突出重圍，實現由集中作戰到分散游擊的轉變。此后，在同中央失去聯系、國民黨軍進行頻繁“清剿”和嚴密經濟封鎖的情況下，率部風餐露宿，晝伏夜行，依靠贛粵邊人民群眾，堅持武裝與非武裝斗爭、合法與非合法斗爭、秘密斗爭與游擊戰爭相結合，同敵人周旋於各游擊區。1936年冬，在梅嶺被國民黨軍圍困20余日，寫下《梅嶺三章》的絕筆，表示為革命犧牲的信念。到1937年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來臨，領導贛粵邊軍民堅持了極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保存了南方的革命火種和一批戰斗骨干。
1937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先后在贛州、南昌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后赴湘贛、皖浙贛等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動員紅軍游擊隊下山整編。湘贛邊區省委書記譚余保不明情況，險些將其錯殺。新四軍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副書記、新四軍第1支隊支隊長。1938年5月在南陵召開第1支隊干部會議，確立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獨立自主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方針。隨后率部挺進江南敵后，與第2支隊協力開辟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游擊根據地，先后進行新豐、新塘、句容、珥陵等戰斗。1939年起執行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在南京、上海之間機動靈活地打擊日偽軍，先后取得東灣、延陵等戰斗的勝利。6月以主力一部攻佔滸墅關，截斷京滬鐵路（南京─上海），火燒虹橋機場，轟動上海，擴大了新四軍的政治影響。11月第1、第2支隊合並為江南指揮部，任指揮。1940年7月率江南主力挺進蘇北，成立蘇北指揮部並任指揮。遵照中共中央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原則，制訂並貫徹了滅敵、反韓(反共頑固派韓德勤)、聯李(地方實力派李明揚等)的策略方針。10月與粟裕等指揮黃橋戰役，殲滅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部主力1萬余人，掃除蘇北抗戰障礙，在鹽城與南下八路軍會師，打開了華中抗戰的新局面。11月，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成立，任副總指揮並代理總指揮。同月，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呈送《關於蘇北統戰工作的經過與主要經驗》的報告，得到中央肯定並轉發全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奉命在鹽城重建新四軍軍部，任代理軍長，同政治委員劉少奇等將華中9萬兵力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實現了新四軍在組織和指揮上的統一。先后發表《論建軍工作》、《論軍事建設》，總結經驗教訓，領導部隊整訓，推動部隊以加強黨的領導為中心環節的全面建設。2月組織指揮討逆戰役，殲投降日軍的國民黨軍李長江部5000余人。7月領導鹽阜區反“掃蕩”，組織指揮蘇中、蘇北部隊突襲敵后方，一個月內作戰135次，殲日偽軍3000余人，打破敵人妄圖消滅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領導機關的計劃。10月成功地組織指揮陳道口戰役，進一步溝通了鹽阜、淮海和皖東北根據地的聯系。1942年春劉少奇返延安后，代理軍委分會書記，全面貫徹中共中央的方針，領導新四軍堅持華中敵后抗戰，指揮各部挫敗日偽軍的“掃蕩”、“清鄉”，採取統一戰線和軍事斗爭相結合的方法，克服了困難，壯大了部隊，鞏固發展了抗日根據地。1943年10月在軍委分會會議上，遭受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的錯誤批判，此即“黃花塘事件”。11月奉毛澤東指示啟程回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4年3月到延安后參加整風學習。1945年春參加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8月任新四軍軍長、中共中央華中局副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后，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新四軍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山東野戰軍司令員。1945年10月到達臨沂，指揮所部發起津浦路阻擊戰，阻止國民黨軍北上搶奪勝利果實。至1946年1月上旬，共殲國民黨軍2.8萬人，受降日軍4000人，遲滯了國民黨軍北進。1946年6月指揮進行自衛反擊戰，殲滅山東境內鐵路沿線殘存偽軍3萬余人，先后解放德州、泰安、棗庄、周村、張店、膠縣、高密、即墨等城鎮，使山東解放區迅速擴大。7月起統率山東、華中兩大戰略區部隊，抗擊50萬國民黨軍對華東解放區的大舉進攻。1947年1月起任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並組建的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華東軍區司令員，同副司令員粟裕、副政治委員譚震林等一起先后組織實施宿北、魯南、萊蕪等戰役，沉重打擊了國民黨軍，奪取了華東戰場的主動權。當國民黨軍集中主力重點進攻山東時，又組織指揮了泰蒙、孟良崮等戰役，殲敵精銳主力整編第74師等部。他從堅持長期戰爭著眼，提出“一面打仗，一面建設”、“以戰養戰”、“以戰教戰”、“打一仗進一步”等方針，在部隊中大力開展立功運動、團結互助運動，推廣評定戰術、“溶化俘虜和訴苦教育運動”，使華東部隊的實力和戰斗力大大增強。同年6月底，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轉入戰略進攻的部署，實行分兵作戰。8月率野戰軍主力一部轉戰魯西南，9月取得沙土集戰役的勝利，扭轉了魯西南作戰的局面。隨即挺進豫皖蘇地區，與劉(伯承)鄧(小平)野戰軍及陳(賡)謝(富治)集團密切配合，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在中原地區大量殲敵，迫使國民黨軍陷於被動地位，對扭轉全國戰局起了決定性作用。11月赴陝北參加中央會議，途中應邀在晉察冀、晉綏等地作報告，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和華東野戰軍一年多來的作戰經驗。其中介紹運動戰戰術和改造俘虜工作的內容生動活潑，富有創見。
1948年5月，在保留華東軍政職務的同時奉命調往中原戰區，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書記、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配合南下的劉伯承、鄧小平鞏固中原解放區，保障中原野戰軍的后勤供應。11月參與組織指揮淮海戰役，為總前委常委。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第三書記，與鄧小平等統一指揮渡江作戰。在實施上海戰役前，為做好接收上海的各項准備工作，於丹陽主持軍政干部訓練班，提出“軍隊不入民宅”等入城紀律，作為送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5月下旬上海及東南廣大地區解放后，兼任上海市軍管會主任和市長。
新中國成立后，繼續擔任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司令員，指揮部隊解放東南沿海島嶼，剿滅國民黨殘余武裝和土匪，組建華東空軍、上海防空軍。同時，為穩定上海局勢、打擊不法奸商和流氓勢力、恢復工業生產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他依靠工人階級，團結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建設新上海，領導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戰勝國內外敵人的破壞和封鎖，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使上海在新中國初期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國防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1953年底出席軍事系統高干會議，作關於堅持部隊政治工作制度的發言。會后，與羅瑞卿、譚政一起主持審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1954年初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前后，堅持原則立場，揭露饒漱石的分裂活動，維護了中央的團結。9月調中央工作，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9月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8年以后兼任外交部部長，以主要精力從事新中國外交工作。堅持獨立自主、反帝反霸的方針，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先后同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完成了邊界劃定，陪同周恩來等多次出訪亞非國家，與法國等西方大國建交，發展與日本民間的友好往來，打破了美國的封鎖。在1961年出席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和1965年9月北京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樹立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威望，擴大了中國的國際影響。與此同時，仍繼續參與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被誣陷為“二月逆流”成員，遭到嚴重迫害，被下放到工廠勞動。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當年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國際形勢，向中共中央提出打開對外工作新局面的戰略性建議，為以后的中美關系正常化、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發揮了重要作用。1972年1月6日因患腸癌，在北京逝世。1月10日，毛澤東出席追悼會，肯定“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他文武兼備、博學多才。著有大量政治、軍事論文和詩詞，分別被收入《陳毅軍事文選》和《陳毅詩詞選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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