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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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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軍事家。原名林祚大,字陽春,號毓蓉﹔曾用名育容、育榮、尤勇、李進。1907年12月5日生於湖北黃岡林家大灣。9歲入私塾,13歲起就讀於林育南、惲代英等在黃岡八斗灣創辦的浚新學校。15歲轉入武昌共進中學,並於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曾被共青團武昌地委指定為共進中學團支部書記。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中,積極投身學生運動,發起成立“共進圖書社”,組織同學閱讀進步書刊,並在陳潭秋等指導下創辦“共進月刊”。后被湖北學生聯合會推選為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學聯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同年秋於共進中學畢業后返回林家大灣,父母要他就近謀一個教師職業,以便關照家庭生活。但他說服父母,決心棄教從戎。后經當地中共組織批准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編在步兵科第2團第2營第3連,同時改名為林彪。在黃埔軍校由共青團轉入中國共產黨,並任3連中共支部書記。1926年10月畢業后,由廣州北上武漢,被分派到國民革命軍第4軍葉挺獨立團任見習排長,參加北伐戰 爭。1927年4月隨第25師73團(由葉挺獨立團改編)參加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的第二次北伐,歷經上蔡、臨颍等戰役戰斗。7月隨部移駐九江。8月2日由聶榮臻、周士第直接率領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后任73團3營7連連長。同年10月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地區失敗后,隨朱德、陳毅轉戰閩、粵、贛、湘邊地區。

  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改任工農革命軍第1師1營2連連長。同年4月隨湘南起義軍到達井岡山,先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28團營長、團長,參加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反“進剿”、反“會剿”斗爭。1929年1月隨朱德、毛澤東挺進贛南、閩西,3月任紅4軍第1縱隊縱隊長(亦稱司令員)。期間,支持毛澤東繼續擔任紅4軍前委書記。年底在給毛澤東的新年賀信中提出“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毛澤東寫了后來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題的著名復信。1930年6月任紅1軍團第4軍軍長,1932年3月任紅1軍團總指揮(后稱軍團長),率部參加了文家市、長沙、吉安、贛州、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金溪資溪等重要戰役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曾多次指揮所部擔任戰役戰斗的主攻任務,成為紅一方面軍能征善戰的高級指揮員之一。在此期間,他還曾被選為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后,與聶榮臻指揮所部參加了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和強渡烏江作戰。1935年1月參加了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后指揮紅1軍團參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奪佔瀘定橋等作戰。同年9月,紅一方面軍改稱陝甘支隊,任支隊副司令員兼第1縱隊司令員。到達陝北后,陝甘支隊恢復第一方面軍番號,重任紅1軍團軍團長,並當選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隨后率部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1936年6月被任命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校長,后兼任政治委員。1937年1月,“紅大”從保安(今志丹)遷至延安並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后,繼續任校長兼政治委員,並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長和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后,被任命為八路軍第115師師長和該師軍政委員會書記,並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軍委前方分會委員,率部挺進華北抗日前線。1937年9月25日與聶榮臻指揮所部設伏平型關,一舉殲滅日軍精銳第5師團21旅團一部1000余人,擊毀汽車100余輛,馬車200余輛,繳獲各種槍1000余支(挺)、軍馬50余匹及其他大批軍用物資,取得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出擊作戰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同時使他成為名噪一時的抗日名將。10月17日,他以《平型關戰斗的經驗》為題在《解放》周刊發表文章,總結出12條與日軍作戰的經驗。平型關戰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區南下,於11月初在廣陽設伏,再殲日軍近千人,繳獲騾馬700余匹以及大批軍需物資。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師師部和343旅由晉東北南下,到呂梁地區開辟根據地。3月2日帶師直屬隊途經隰縣以北千家庄時,因身穿繳獲來的日軍大衣並騎著洋馬,被當地駐軍閻錫山部第19軍警戒部隊的哨兵開槍誤傷。子彈從右腋經左側背穿出,傷及肺和脊椎骨,從此留下終生未愈的植物神經紊亂症,並逐漸形成了怕水、怕風、怕光、一緊張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療,師長職務由343旅旅長陳光代理。從5月開始,邊休養邊參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針、軍隊的領導問題等作過多次報告和講演。同年冬經黨中央批准,赴蘇聯繼續就醫,住在莫斯科郊外科爾斯基村的一所療養院(對外稱“七部”或“八部”,共產國際稱“中國黨校”),由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將級教官授課。后來,在蘇德戰爭緊張時,該部人員被編入蘇聯紅軍。據師哲回憶錄記述,林彪在此期間曾對德軍的一次行動作出估計並報告了蘇聯軍事當局,受到高度重視。1942年2月經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成員,主持軍事教育會議,參加整風運動。同年8月,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提出要在西安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從毛澤東的安全和斗爭策略考慮,提議由林彪代表毛澤東到西安先見蔣介石,並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車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時蔣介石已返回重慶。他由西安又赴重慶,於10月7日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此后近10個月,與周恩來一起同張治中、蔣介石等就克服內戰危機、繼續合作抗日等問題進行談判。1943年7月與周恩來等離開重慶返回延安,繼續在中共中央黨校工作。1945年4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奉派到山東擬任山東軍區司令員、中共山東分局委員。1945年9月下旬,當其行至河南濮陽地區時接到中央電令,遂奉命兼程轉赴東北,於10月底抵達沈陽。此后歷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東北軍區、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並兼任東北軍政大學校長等職。進入東北初期,曾根據形勢變化,向中央軍委提出縮短戰線的建議並被採納。爾后,參與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並組織指揮了四平、新開嶺、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等戰役。1947年先后發動夏季、秋季、冬季攻勢,殲國民黨軍30余萬人,為在東北進行戰略決戰創造了條件。此后,曾對中央軍委南下作戰的指示遲疑不決,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實施遼沈戰役的決心。9月戰役打響后,對敵情作出正確判斷,在攻克錦州后果斷舉行遼西會戰,圍殲國民黨軍“西進兵團”,取得戰役的決定性勝利。此次戰役共殲敵47萬余人,解放東北全境,並使東北部隊由出關時的13萬余人發展到100余萬人,成為人民解放軍一支強大的戰略機動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關,任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員和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書記,與羅榮桓、聶榮臻一起,統一指揮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進行平津戰役,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52萬余人。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5月兼任華中軍區司令員,並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一書記。6月率野戰軍主力渡過長江,先后指揮了宜沙、湘贛、衡寶、廣東、廣西、海南島等戰役,共殲國民黨軍43萬余人,解放湘、鄂、粵、贛、桂5省。在解放戰爭中,曾總結部隊的作戰經驗,提出“一點兩面”、“三三制”、“四組一隊”、“四快一慢”等戰術原則,其關於戰斗作風和戰術問題的多次講話曾印發部隊指導作戰和訓練。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后改為中南行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1950年6月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后,即舉家遷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風的毛病越來越重,開始脫離工作進行診治。同年10月經中央批准,再次赴蘇聯就醫。1951年回國后住進毛家灣,仍以休養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在此期間,他的職務雖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沒有在崗位上工作,深居簡出,很少拋頭露面和參加社會活動。1958年起,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也由於身體狀況有所好轉,開始逐漸活躍。同年5月參加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和八屆五中全會,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與此同時,他介入所謂“反教條主義”斗爭,在全軍掀起對“教條主義傾向”的批判,傷害了劉伯承等一大批干部。1959年廬山會議后兼任國防部長。隨后,中共中央組成新的軍委,被任命為軍委常委、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提出並推行一整套“左”的東西,打擊、迫害、排擠一些與他意見不同的同志﹔同時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庸俗化。1964年抓住全軍大練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點大做文章,說搞軍事第一、技術第一,是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沖擊了政治,沖擊了學習毛主席著作”。隨后,他又說軍隊工作要“突出政治”,“軍事訓練、生產等需要佔一定的時間,但不應沖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沖擊其他。”林彪的這些主張,遭到總參謀長羅瑞卿等人的抵制。1965年冬以“篡軍反黨”等罪名誣告羅瑞卿,並提出所謂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將全軍群眾性的大比武運動壓了下去,同時解除了羅瑞卿的職務。1966年初責令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對羅瑞卿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進行批判,並討論如何貫徹執行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沖擊一切”的論調進一步流毒全軍,部隊中政治與軍事統一、政治與業務統一的正常關系變成了沖擊與被沖擊、壓倒與被壓倒的關系,致使全軍的各項工作受到嚴重干擾與破壞。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打著“高舉”、“緊跟”的旗幟,欺上瞞下,陽奉陰違,結黨營私,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結成反革命集團,並與江青反革命集團互相勾結,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被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並寫進了黨章。此后,他的篡黨奪權活動更加變本加厲。1971年9月8日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陰謀敗露后,於9月13日零時與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從山海關機場強行乘飛機外逃,凌晨3時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裡處機毀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中國共產黨黨籍。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其作出判決,被確認為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編:張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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