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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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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軍事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字玉階。1886年12月1日生於四川儀隴馬鞍場李家灣一個貧苦佃農家庭。6歲讀私塾，20歲上中學。1907年考入四川高等學堂附設體育學堂，畢業后任儀隴高等小學堂體育教習。1909年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學習，並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11年畢業后，被派到雲南新編陸軍任副目（副班長）、司務長、隊官（連長）。同年10月30日在昆明“重九起義”中，率部參加攻陷總督衙門的戰斗。后參加援川軍，支持四川起義軍。1912年起任雲南講武堂軍事教官，滇軍營長、團長等職。1916年率部入川，參加納溪戰役。次年升任少將旅長。參加過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五四運動”前后，開始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為尋求革命真理，1922年他拋棄官職，到上海、北京尋找中國共產黨，曾先后拜訪孫中山和陳獨秀，並向陳獨秀提出入黨請求，但未被接受。同年9月前往德國留學。11月經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在柏林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在哥廷根市格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哲學系學習期間，利用業余時間研究軍事，並領導哥廷根中國留學生會。1925年1月返回柏林，因從事革命活動兩次被捕。7月赴蘇聯莫斯科，先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后到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庄接受軍事訓練。在研究蘇俄內戰時期的游擊戰術時，提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游擊戰原則，並設想回國后“必要時拖隊伍上山”。1926年7月回國，被中共中央派往川軍楊森部做統戰工作，敦促該部對炮轟萬縣城區的英國軍艦進行還擊，並參與領導了反對英帝國主義制造“萬縣慘案”的群眾斗爭。11月與楊闇公、劉伯承組成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領導瀘（州）順（慶）起義，策應北伐戰爭。1927年1月奉命到江西南昌，在國民革命軍第3軍創辦軍官教育團並任團長，多次派出學員幫助開展工農運動。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並撥出槍支武裝江西省農民協會組織的農民自衛軍。
1927年8月1日參與領導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前夕，他利用自己與駐贛滇軍的舊關系，在掌握敵情、部署力量、麻痺敵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証了起義的順利舉行。起義后任第9軍副軍長、軍長。10月，起義軍南下廣東失利后，在強敵尾追、孤立無援、思想混亂的嚴峻局勢下，和陳毅等一起率領余部堅持斗爭，並在贛南的天心圩、大庾（今大余）、上堡對所部進行三次整頓，加強黨對部隊的領導和基層政治工作，加強組織紀律建設，領導部隊由單純打仗轉變為同時做群眾的工作，發動農民進行打土豪的斗爭，並開始從正規戰向游擊戰轉變，使部隊的面貌煥然一新。他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與國民革命軍第16軍軍長范石生建立合作關系，使部隊得到補充和休整，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與陳毅等領導發動湘南起義，佔領宜章縣城，組建工農革命軍第1師並任師長。月底在坪石戰斗中，運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的戰術，接連打垮國民黨軍許克祥部6個團。2月起又率部攻克多座縣城，建立蘇維埃政府，並將各縣農軍組編為3個師和兩個獨立團，實行插標分田，開創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相結合的新經驗。4月同陳毅率起義軍轉移到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並任軍長。5月起與黨代表毛澤東指揮所部進行五斗江、草市坳、龍源口等戰斗，挫敗國民黨軍多次“進剿”和“會剿”。期間，與毛澤東共同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同年冬，紅4軍為打破敵人封鎖，發起下山挑糧運動。他和戰士們一道翻山越嶺，下山挑糧，來回100多裡，在紅軍中傳為佳話。
1929年初與毛澤東率紅4軍主力出擊贛南、閩西，在中共地方組織和群眾武裝的配合下，相繼建立了贛南、閩西蘇區（后發展為中央蘇區）。12月在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作軍事報告，並參與制訂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會決議（古田會議決議）。1930年6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團總指揮。8月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紅軍總司令，與總政治委員毛澤東一道領導部隊實現了從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並巧妙抵制“左”傾冒險路線的錯誤指導，使紅軍避免了因強攻大城市而可能遭受的嚴重損失。同年11月至1931年9月，同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連續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使中央蘇區得到鞏固和發展。1931年1月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7月發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論述了紅軍的階級性質、歷史任務和必須具備的6項基本條件，進一步明確了紅軍的建設方向。1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執行委員，並被任命為中革軍委主席。1933年春同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周恩來一起，指揮部隊採取大兵團伏擊殲敵的戰法，在地方武裝的密切配合下，於黃陂、草台崗等地殲滅國民黨軍主力近3個師，取得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6月發表《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指出“紅軍軍人要以唯物的辯証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決不容有一成不變的老章法來指揮軍隊”，闡明了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中予以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2月在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
1934年10月，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一方面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后，同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8月根據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同紅軍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左路軍行動。在張國燾拒絕北上並密令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情況下，他雖身處逆境，但仍堅持擁護黨中央的方針，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並深入部隊做艱苦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宣傳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正確性和加強黨的團結的重要性，團結了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同紅二方面軍會師后，繼續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不懈的斗爭，推動兩軍共同北上，對於三大紅軍主力最終在甘肅會師做出重要貢獻，被毛澤東稱贊為“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1937年6月兼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設立的軍事研究委員會主任，領導總結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研究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
抗日戰爭爆發后，同周恩來、葉劍英代表中國共產黨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並在會上指出：抗日戰爭必然是一場總體戰和持久戰，隻有群眾性的人民抗戰才能打贏這場戰爭。1937年8月下旬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9月11日改稱第18集團軍總司令），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前方分會（后稱華北軍委分會）書記。9月率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積極配合國民黨軍對日作戰，取得平型關等戰役戰斗的勝利。10月與彭德懷、任弼時向中共中央建議，恢復在改編為八路軍時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11月太原失陷后，指揮八路軍各部深入華北敵后，放手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陸續開辟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和晉西南等抗日根據地，先后挫敗日軍對晉察冀和晉西北根據地的多路圍攻，實現了由國內革命戰爭的正規戰向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轉變。1938年發表《論抗日游擊戰爭》，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性質、意義和戰略作用。同年3月兼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指揮晉東南地區八路軍和部分國民黨軍，挫敗日軍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發動的“九路圍攻”和向晉西黃河河防的進攻。隨后，按照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組織八路軍各部挺進冀南、冀中、豫北和山東，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使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冀魯豫、山東各大抗日根據地成為支持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基地，八路軍成為華北抗戰的主力軍。1939年3月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他模范地執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大力爭取中間力量，有力地促進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當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制造磨擦、向抗日根據地發動軍事進攻時，堅決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1940年3月與彭德懷指揮八路軍主力一部，在平漢鐵路東西兩側先后進行了衛東戰役和磁武涉林戰役，痛擊頑軍石友三、朱懷冰部，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5月從華北前線返回延安，直接參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8月起與彭德懷、左權共同部署八路軍在華北鐵路交通線開展破襲戰，后發展為百團大戰。同年冬首倡“南泥灣政策”，指示部隊在不妨礙作戰和訓練的條件下墾荒屯田，逐步做到生產自給，以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他還以身作則，親自參加大生產運動。1941年11月起負責領導軍事教育委員會並兼任軍事學院院長，曾發表多篇文章，論述人民軍隊建設及其戰略戰術的演變。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特別是抗日戰爭的經驗，回顧了解放區戰場創造、發展、壯大的歷程，論述了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對毛澤東軍事思想作了准確的闡明和發揮。同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8月與毛澤東一起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向日偽軍展開全面反攻，解放了華北、華中廣大地區。
日本投降后，參與制定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主張及早佔領東北戰略要地﹔參與制定和調整戰略部署，編組野戰兵團，實現戰略轉變等重大決策，並參與指揮解放區軍民對國民黨軍進行自衛反擊戰。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1947年3月，國民黨軍對解放區實行重點進攻后，同劉少奇、董必武等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10、11月，他在華北前線指導晉察冀野戰軍作戰，並確立“打大殲滅戰”的思想，先后取得清風店戰役和石家庄戰役的勝利，對扭轉晉察冀戰局起了關鍵作用，開創了攻佔堅固設防大城市的成功先例。他總結的石家庄攻堅戰的經驗，在各個戰場上迅速推廣，減少了后期攻取大城市的傷亡。1948年5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前往濮陽地區指導華東野戰軍工作，作了中原會戰動員報告，及時提出加強部隊團結和紀律問題。為行將到來的戰略決戰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備和思想准備。1948年9月起參與組織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154萬余人，取得戰略決戰的勝利。1949年4月同毛澤東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殲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人民。同時，參與組織渡江戰役和向東南、中南、西北、西南地區進軍的作戰，迅速消滅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殘余部隊。
新中國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繼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1954年9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副主席。參與制定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致力於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參與領導空軍、海軍、裝甲兵和戰略導彈部隊等軍兵種的組建工作，使人民解放軍完成了由單一兵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歷史性轉變。重視部隊訓練和興辦各類軍事院校，強調部隊在實現現代化、正規化的過程中，既要保持優良傳統，又要擺脫經驗束縛。重視發展尖端武器，主張國防工業實行軍民結合、平戰結合。朝鮮戰爭結束后，他經過對國際形勢的深入分析，於1956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作出世界戰爭短期內打不起來的戰略判斷，主張抓緊時間盡快發展經濟，增強國防事業的物質基礎。他還經常深入陸海邊防和軍營哨所視察，了解部隊的訓練、執勤和生活情況。1974年在他88歲高齡時，仍親自視察海軍艦艇，並乘艦出海檢閱。1959年起連續被選為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抵制和斗爭。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
朱德的一生經歷了中國革命從艱難困苦到光輝勝利的全過程。1946年在他60壽辰時，中共中央在祝詞中贊譽他是“中國人民六十年偉大奮斗的化身”，周恩來把他的革命歷史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裡程碑”，毛澤東則稱他是“人民的光榮”。他在軍事方面的偉大實踐與精辟論述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著述收入《朱德選集》（1983）、《朱德軍事文選》（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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