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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
|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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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鬧事（1），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沖天安門的，要採取堅決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規定，就是法律性質的，必須堅決執行，不能讓步。我們對學生鬧事，前一段主要採取疏導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導，也包括運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壞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裡。這件事發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們。
我看了方勵之（2）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干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有的人並沒有放棄他的觀點，但這次學生鬧事他表示不參加，這就好嘛！你的觀點可以保留，隻要你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行動。上海的王若望（3）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因此，鬧起事來后，上海人要看一看。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沒有什麼輸理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蔑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
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
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這個道理已經得到証明，將來還會得到証明。如果我們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時就能夠更好地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奮斗方向，更加証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所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后退了，以后麻煩會更多。
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表現是好的，周谷城、費孝通、錢偉長（4）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們有些共產黨員。
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5）、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
在六中全會（6）上我本來不准備講話，后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達。
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7）。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隻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特別強調有理想、有紀律，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斗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8），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
處理學生鬧事是一件大事，領導要旗幟鮮明，群眾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報》三篇文章（9）寫得不錯，《北京日報》社論《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寫得也不錯，李瑞環在天津的講話（10）也不錯。正因為態度鮮明了，給積極分子鼓了氣，中間群眾才能站過來。領導態度堅決了，就鬧不起來了。注 釋：
（1）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下旬，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濫的背景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數學生出於各種情緒和緣由上街游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從中進行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煽動，有的地方出現了擾亂交通秩序和違犯社會治安規定的情況。后經各地有關方面和學校當局的教育和疏導，事件逐漸平息。
（2）方勵之，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八四年九月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任職期間，因在各種場合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煽動學生鬧事，一九八七年一月被開除黨籍，撤銷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一九八九年在北京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犯有反革命煽動宣傳罪，被開除公職。
（3）王若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上海市作家協會理事。自一九七九年起，他在各種場合公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開除黨籍。
（4）周谷城，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益陽人。當時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費孝通，一九一○年生，江蘇吳江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錢偉長，一九一二年生，江蘇無錫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5）劉賓雁，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社記者。他在各種場合公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開除黨籍。
（6）六中全會指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在討論這個決議草案時，鄧小平作了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要講話，見本書《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
（7）這個講話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的《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一文，收入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
（8）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六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對右派進攻實行反擊。當時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在斗爭中犯了嚴重的擴大化的錯誤。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復查，把錯劃的改正過來。
（9）指《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的社論《珍惜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發表的兩篇評論員文章《政治體制改革隻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講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
（10）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天津市市長李瑞環分別在天津部分高等院校團委書記、學生會干部座談會及天津市各部門、各高等院校主要負責人會議上講話，回答了學生提出的問題和要求，表明了黨和政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贊成學生鬧事的立場。
（11）這是鄧小平同志關於學生鬧事問題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根據《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刊印）
來源：中國共青團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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