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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青年團的過去與現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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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卅”時代的團
自從一九二五年的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爆發之后，中國工人階級成為這一運動的中心力量。在“五卅”以前，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革命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學生群眾，在“五卅”以后的革命運動中，漸次失掉他的重要地位了。
但是過去的中國的團，正是建筑在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學生群眾基礎之上。當時團的主要工作，就是領導全國學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和反基督教的工作﹔在工農青年群眾中幾乎沒有團的力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團員社會成分是學生知識分子，僅在廣東、湖南、唐山有極少的工人支部外，就是上海、武漢等重要工業區域的團，都沒有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基礎。同時全國工人運動除少數鐵路工人中的工作外，也非常幼稚﹔農民運動隻廣東稍有基礎，其他各省的黨與團都是不做農民工作的。
“五卅”運動之前的不久（一月左右），上海工人的經濟斗爭才開始在黨的影響之下，有組織的爆發起來，上海的團亦漸努力於青年工人中的活動。“五卅”運動爆發之后，全國各重要城市（如武漢、廣州、九江、天津等）的工人成為當地斗爭的重要力量﹔但是農民參加這一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在當時還是非常之少。
在“五卅”運動之后，中國的團也開始感覺自己社會基礎的弱點，而開始注意於青年工人中工作之重要（以前雖然也是重視的，但沒有這時候感覺得這一問題之嚴重）。但是對於團的工會工作與經濟斗爭的方法及經驗還是非常缺乏。各級團部只是努力參加一般的職工運動的各方面工作（如組織罷工、怠工，參加工會一般的組織與宣傅工作，召集工人群眾會議等），但是青年工人的特殊工作，可以說是沒有進行。
這時候的團，開始由小資產階級的單純的青年運動轉向到無產階級青年運動方面來。但是這個時期是中國資產階級積極參加國民革命的時期，並且從“五卅”運動之爆發，資產階級就開始恐懼無產階級力量之偉大，而企圖爭取革命之領導地位﹔同時小資產階級的地位，仍是非常重要，國民革命中的聯合戰線的運用，當然是當時重要的策略。
在全國革命運動急劇的發展中，中國黨與團的力量主觀上都是非常薄弱，惟因當時階級沒有顯著的分化，工人階級及學生中沒有強大的反動勢力的影響與作用，因此全國各地的斗爭，大體都在中國的黨與團的影響之下而發展。
但在“五卅”運動爆發不久，階級分化的事實漸次明顯，戴季陶反階級斗爭的理論，開始影響小資產階級的學生群眾，並且發生國家主義孫文主義學會一類的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組織，漸次影響學生群眾，學生群眾漸有左右兩派的分化。此時團又以很大的力量注意於學生中的思想斗爭，與右派勢力爭取學生運動的領導地位。當時黨對於團（整個青年運動）的觀念就是：“團應努力於學生運動”，“黨負工人運動的責任，團負學生運動的責任，工人運動做好了，青年工人自不成問題”，彷佛黨團的分工就是“黨做工人運動，團做學生運動”。這一機會主義的錯誤觀念，對中國團的發展確有極嚴重的不好的影響，當時的團雖然不贊成這種觀念，但是沒有很堅決的與這種理論做徹底的奮斗，這當然也是最嚴重的錯誤！
雖然當時的團沒有公開而堅決與這種理論奮斗，但是對於青工中的特殊工作，已經是非常重視﹔上海、武漢的團也在青工中建立了相當的基礎，其他重要城市，亦開始改變團的社會成分。
但是在團的工會工作與青工斗爭工作的進行中，常常遇到阻礙，就是工會運動中的“行會思想”，這種守舊思想也還是根據於當時的黨對於青年運動的觀念之錯誤而產出來的。
所謂“行會思想”是什麼呢？第一就是在過去許多工人經濟的罷工中，團的支部或代表要求在罷工要求條件中提出關於青年工人的特殊利益條件，往往被黨的同志所拒絕。其所根據的唯一理由是：“這次罷工的要求本來就很低的，倘若要再提出青工特殊的要求，必定會影響這次罷工而致於失敗！……”團雖積極反對這種解釋，而有時也讓一步的隻要求提出最抽象或是很小的青工要求，如：“改良青工待遇”、“不准打罵青工童工”、“……”以便在這些條件之下能夠組織青工群眾參加斗爭，並增高青工對於工會之信仰，但大多數也是被工會中黨的同志所拒絕。第二就是青工加入工會執行機關的問題，這一點也是團所特別注意的工作，在每次工會選舉的時候，團要求青工當選為執行委員，但是黨的意見：“隻能以能干不能干作標准，不應有青年成年的限制。”因此工會工作就不能有很大的發展。
在這種“行會思想”的統治之下，團的工作與經濟斗爭，雖然在團的每次會議的決議中指出他的重要，但是實行成績非常之少﹔但這並不是說當時的團沒有參加工人運動，恰恰相反在一般工人斗爭與組織中，團是很努力參加的。
當時團中央屢次經過黨中央通告各級黨部改變這種錯誤觀念（其實第二種觀念當時黨中央也有的），因為這種現象必然可以引起三種不好的結果與影響：第一就是足以減低青工，尤其是童工對於工會的信仰，使他們不感受工會是他們利益的保護者而起來積極擁護工會，參加工會工作﹔第二就是容易使反動勢力（資本家、走狗、工賊）勾引這些對於工會沒有堅強的信仰的青工童工來破壞工會組織與行動，或是促成青工與童工自動的脫離工會的單獨行動罷工等，以致影響工會組織的發展﹔第三就是妨礙團的無產階級化，使團不能在青工群眾中強固自己的組織與影響。但是黨中央的那些決議案與通告都沒有發生很大的作用，這些也是中國團不能很迅速的將自己的基礎，建立在無產階級青年群眾之上的重要原因。
不過在這一重要的原因外，團之不能深入青工群眾，沒有發展工會工作與經濟斗爭，還有其他很重要的主觀與客觀的原因與錯誤。是什麼呢？第一就是隻注意由上而下的去進行工會工作與經濟斗爭，只是希望工會的黨團提出青工的要求，准許青工當選而參加執行機關的工作，而沒有努力去經過青年工人群眾用工會民主主義的方法，去打破工會內守舊的行會思想。這就是說我們平常不注意在青年工人中，廣泛的宣傳他們的經濟要求與參加工會工作的重要，使他們自動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所以當團向工會或其黨團提出的時候，一方面青工群眾不甚感覺與本身關系的重要，同時工會與黨團也不感覺是青工童工迫切的要求，好象是C．Y．太固執己見似的。第二就是團隻參加工會內帶臨時性質的工會工作，如發動罷工，加入臨時的糾察隊，散發罷工的傳單標語，召集群眾集會與游行，而很少努力於工會經常組織宣傅工作，尤其是沒有特別注意工會在青工童工中的組織宣傳工作（不過那時的工會多半是號召式，而無很好的群眾組織下層基礎的），沒有了解青工切身的經濟要求（各地很少有地方性的青工經濟要求綱領，各廠、各企業的特殊要求綱領，更是少而又少了），未能切實執行“青工代表會和群眾會議”的方法，去宣傳組織青工群眾在團影響之下，參加工會和工會工作。這或者要算本團過去直到現在的工會工作與經濟斗爭工作不能發展的重要的根本原因了，同時就是團的機會主義錯誤的表現。
當時團在學生運動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又是怎樣呢？在“五卅”以前的全國學生運動完全是在團的領導之下，那時的學生群眾階級的分化不甚明顯，隻有消極不問政治、積極參加運動和讀死書不管其他的三種成分。再則學生群眾中，除基督教青年會稍有一點教會學校群眾外，並無其他帶有全國性質的政治組織，學生中的國民黨，不過是團的御用機關而已。基督教青年會被我們歷年“非基”運動的結果，他們是不敢反抗我們的，除教會學校外，幾乎沒有它的影響與作用，所以那時候的學生運動與組織，完全在本團的包攬之下，正因為如此，我們包辦的學生團體（上至學總，下至學校學生會）不過成為本團御用發通電、宣言、傳單的空洞沒有群眾基礎的機關，實際上學生運動只是包而不辦。不過當時團的中央刊物（中國青年）確實是能夠在思想上領導學生群眾（甚至有中等學校作讀本用的），一切學生本身利益的斗爭都在團的指揮之下，反基督教的工作也頗做得有聲有色，每年的聖誕及復活節，必定可以引起教會學校的學潮與教堂的恐怖，使那些外國×人感覺不安。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爆發之初期，學生仍然是積極參加當時的反帝國主義斗爭，全國學生一致罷課、游行、示威、演講、幫助工人的罷工運動等﹔不過因為工人階級革命的力量突漲，學生的革命作用，已落在工人階級之后了。
團在此時仍然是學生反帝斗爭的唯一領導者。“五卅”運動爆發的不久（七月），團中央即決定召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其目的一方面是號召學生繼續堅持反帝的斗爭，另一方面就是乘此機會整頓各級學生會的群眾組織基礎。這次會議是完全在我們的口號與影響之下而召集的。
“五卅”慘案發生的一切運動，幾乎完全是共產黨與團所包辦。國民黨（各省國民黨也幾乎全是共產分子包辦的）雖然形式上也是參加的分子，但這一運動的領導者完全是共產黨。資產階級當然異常恐慌而不安，並企圖抑制這一運動的發展而自己取得其領導地位。階級分化漸次明顯，國民黨裡面的資產階級代表開始向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進攻，而有戴季陶反階級斗爭的理論之產生。廣東一部分的學生與軍官學校的學生，在戴季陶主義影響之下而產生孫文主義學會的組織，並且向北發展。這種理論是可以影響動搖不定的一部分青年學生群眾。次之就是一部分新由法國回來的留學生，他們深染著法國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蘿想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前途，彷效英法建立東方的偉大“帝國”。他們在“五卅”高潮中回到中國，看見共產黨的“橫蠻”，當然是“深致不滿”，於是組織“國家主義青年團”，提出“外抗強權（即抗蘇俄），內除國賊（即除共產黨）”反對共產黨與蘇俄，因國民黨聯俄聯共，對之亦取反對的態度。他們在這一政綱之下，曾出版有“醒獅”周報主張發展實業振興中國等。因有少數學校的教員是他們的分子，故在學生中也有些影響。此外就是上海一部分反動的教職員對C．Y．領導的“過火”的學生運動不滿，認為是過於犧牲了學生的學業，而起來組織“各大學學生同志會”，主張師生應當聯合一致，反對C．Y．包辦的學生會與學聯會。
以上三種影響同時發生，雖然他們在外表上有些不同的主張，然而代表資產階級及反動勢力來反對C．P．、C．Y．則是一致的。因此本團包攬的全國學生運動便開始發生問題了，廣東便有孫文主義學會的“學聯”產生，北京有“學生總會”之發現，上海則有“各大學同志會”與我們領導的當地學聯相對立，但其他各省之學生運動則尚能統一在團的影響之下。
這時候團對於學生運動還是採取積極的策略：在右派勢力小或者簡直沒有的地方，加緊鞏固學生的下層組織和反對右派思想的斗爭與宣傅﹔在右派勢力比較已經形成一種組織力量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廣東，就一方面加緊思想上的斗爭，同時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去求得他們的群眾。這一策略當時在北京是比較有些好的成績，結果是在我們佔優勢的情形之下合並左右派的組織，另組“北京學生總會”，但是不久右派的領袖仍然退出。上海“各大學同志會”的本身就很弱（教員與學生聯合組織的，師生問的地位根本不同，當然不會有強固的組織），他們搗一搗亂，也就沒有什麼活動了。我們所指揮的上海學聯，相當的容納一部分右派的分子加入學聯的不甚重要部分的工作，仍然保持學聯形式上的統一。
惟有廣東的學生運動分化得最早。這一方面是因為廣東的階級分化比其他各省較早，右派的勢力在思想上與組織上都有較深的結合與根據，另一方面就是因為廣東團部過去學生運動的策略之不甚妥當。即是沒有注意到如何取得學生群眾在無產階級影響之下，而隻注意到如何抓住一部分左派的學生組織極少數人的“新學生社”，對於其他學生群眾，認為都是反革命分子，不去取得學聯的群眾與機關，以致“新學生社”為一般學生所仇視，時常發生沖突，甚至右派影響下的少數學生組織“樹的黨”（Stick）的“泛系團”對付新學生社。當時中央駐粵委員與廣東省委決定取消“新學生社”以減右派攻擊之目標與學聯會合並，而去努力在學聯會內部取得學生群眾與機關，中央對於這一意見也是同意的。但是當時右派的力量已比我們強大，學聯機關始終是被他們佔領，我們隻不過是佔有極不重要地位，同時沒法努力從學生本身利益的口號之下去爭取學生群眾。廣東的學聯成為右派的御用機關，其他各省仍然繼續舊有狀況，湖南的學生運動，算是最有成績。
當時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國民黨中央青年部，曾有一種企圖要組織“中華孫文主義青年團”。他們發生這種企圖的根本原因，就是覺得中國C．Y．獨佔青年運動的危險，因之想要組織國民黨的青年團，如同共產黨之下的共產青年團一樣。
這一問題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是值得研究的，因為青年在國民革命中佔很重要的地位。少年國際第四次大會（一九二四年七月）也曾討論到在中國是否需要組織國民革命的青年團，當時是有兩派意見的爭執：少年國際駐華代表大靈同志是贊成組織的，主要的原因是認為青年在國民革命中佔重要地位，而中國國民黨又不能領導並組織這些青年，因此必須有一種國民革命的青年團之組織。中國C．Y．對他的關系也同中國C．P．對國民黨一樣。但是出席這次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多數是反對有這樣的組織，主要的理由是正因為青年是一部分重要的力量，應使之加入國民黨內以充實其革命作用，如果另組國民革命青年團，一方面可以妨礙國民黨的發展，另一方面將要妨礙中國C．Y．的發展，並且認為到了資產階級脫離革命戰線時，這一青年團必定隨著國民黨而成為反動的組織，徒為中國青年運動樹一有力量的敵人，認為是極端錯誤的政策。當時第三國際駐華代表伍庭康對於這一問題的觀點是搖動的，但中國黨出席第五次國際大會（時候是在少年國際大會之前不久）的代表團也是多數不贊成有這種組織之產生。結果是認為“暫時尚沒有此種組織之必要”。
當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甘乃光提出這一問題之后（甘之提出一方面是根據國民革命中應有單獨青年運動的理論，另一方面則是想替自己造種新的群眾勢力），團中央的意見是反對的。所根據的理由大抵與第四次少國大會的反對理由相同，不過更深一層的認識，就是認為一種青年團體的組織，必須有一種共同利益的立場。國民革命青年團應當是各階級的青年政治聯盟組織。這一團體的各階級青年在政治上固然有相同的出發點，即是實現國民革命，但在經濟上與其他利益上則各有不同階級的本身利益了。無產階級青年的利益有C．Y．代表他們爭取，即不應由國民革命青年團來替他們爭取，反而妨礙團在無產青年中的發展與強大。貧農的利益也是一樣，政治上的利益則由國民黨可以包納，而不必有單獨組織的必要。小資產階級本身利益則C．Y．與國民黨都可以顧及。如果在國民黨以外，另組國民革命青年團勢必成為與國民黨相類似的青年政黨了——第二黨。這不獨不會幫助國民黨左派的發展，且將加以阻礙。若是認為國民黨已是無可挽救的反動組織，須由國民革命青年團的形式來形成真正為國民革命的國民黨當然是可以的。但是當時國民黨的情形並非到了不可挽救的局勢，因此認為組織這種青年團必將妨礙國民革命前途的發展，且於團的發展亦將予以種種將來之不利。根據這些理由，中央決定反對這些組織之產生的。
但是我們雖然決定反對，通知廣東省委執委執行，然而甘乃光等還是繼續他這種企圖，他想要建立這一組織是要適合於當時左派的理論一種青年群眾的組織。為要是國民黨左派影響下的青年組織，所以他就不得不找廣東青年運動中的左派勢力去保持這一企圖的發展，左派當然就是廣東的C．Y．了。
當他找我們同志幫助組織“孫文主義青年團”時，廣東團的同志還沒有很一定的意見。有些同志彷佛這種組織隻要C．Y．能夠領導也是於我們有利的，有些則不甚贊成，但也沒有積極反對的意見，而再請求中央討論解決﹔一方面也不拒絕甘乃光等的請求，而開始幫助他建立一些初步的組織，待中央的決定而作最后的決定。於是這一“孫文主義青年團”就產生了一個初步的模型。
中央既已決定在原則上反對這種組織之產生，接到廣東報告后，當即去電阻止，並致信廣東團部說明應反對的詳細理由，且指出應付的策略是：
1．向甘乃光及共同主張者說明這一組織之不良結果——阻礙國民黨本身之發展，使其改變這種企圖﹔
2．抓住已有的組織，不使其發展，並促其消滅﹔
3．在黨與團的刊物上公開反對這種組織之產生。結果甘乃光的企圖被我們的反對與破壞而消滅了。現在看來，當時中央的決定是非常正確的。
從“五卅”到北伐（一九二五年五月——一九二六年七月）的時期中，全國工人、學生、小商人及民族資產階級都是努力參加當時的反帝斗爭的，並且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雙方爭奪革命領導權，但是全國的農民，除廣東外還是非常沉靜，就是中國的共產黨與團都不甚感覺如何發動農民成為工人階級有力的友軍之重要，現在看來，當然是無產階級先鋒——C．P．與C．Y．——當時的極大的缺點。
但是，當時中國農民是否是有參加國民革命反抗地主階級的要求呢？我們可以肯定的答復絕對是有的。認為中國農民生活歷來是非常痛苦，他那受壓迫剝削和戰爭的苦痛的奴隸地位，隻要有人去領導他們，立時就可以成為極廣大群眾的革命力量，他無疑的是中國工人階級最有力量的同盟者。並且中國革命無疑義的是要農民起來參加，方才能夠得到成功的一日。因為他是中國人口的主要部分，並且佔著中國生產的重要地位，而且他的生活是非常之苦。可是當時中國的共產黨與青年團都沒把自己的注意向著他們，因此他們失掉了城市無產階級的領導而表現不是革命運動中的一種重要力量！
廣東的農民在當時廣東的革命空氣之下，就自動開始參加解放斗爭，組織自己的農民協會。這時候廣東的團便成為這一初期的農民運動領導者，許多縣分的農民斗爭與組織都是寒暑假回鄉去的C．Y．同志所影響而領導起來的，這的確是值得我們恭維廣東同志自覺的努力！
但可惜這一自覺的努力，還是缺少自覺的認識，這一工作重要的意義彷佛是帶了一種偶然性（當然不是偶然的）的自覺，沒有認識這是團的經常應當努力的任務，而在農民運動稍有一點基礎后，就完全交與黨管理，彷佛是很自覺的完全放棄團在農村中的工作，主觀上彷佛認為農民運動應當是黨領導的，團還可以不必多事。（這於黨的認為團為純粹學生文化運動的組織有極大關系，團所發展的農民組織及負責同志完全被黨調去。）因此廣東團的指導機關沒有設法去與派到農村工作的許多C．Y．同志發生組織上與指導上的關系，訓令他們建立團在農村中的組織與工作，而為“既受黨的指導，我們不必管他”的觀念所支配，而竟至完全放棄了農村工作，這更是值得我們責備廣東同志做出這樣嚴重的錯誤。
這時候，其他各省的農村工作，更是沒有影子，此地不必多說了。
還有一件事情是現在值得我們嘆惜的，就是完全放棄士兵工作！共產青年運動的導師——李卜克內西時代的團是以反軍國主義為當時青年運動的主要任務﹔但是在帝國主義與軍閥軍隊壓迫之下的團，完全放棄破壞敵人軍隊，建立工農階級武裝的工作，這真是本團的一件恥辱！
但是這裡也有應當說明的，那是團的中央雖然沒有認識如何去做軍閥軍隊中的工作之重要，但對廣東革命軍（那時候還是革命的）應當有我們工作的認識是有的，不過沒有很正確的觀念。
那時團的認識是：工人農民是黨的基礎，是我們工作的對象，我們應當在工農中建立自己的力量，軍隊也就是由工人農民的成分建立起來的。同樣我們應當在軍隊中創造我們的力量，庶使國民黨或蔣介石等將來反動后，我們還可以取得一部分武裝的兵士群眾，並且我們若是在軍隊中有了勢力，也就可以阻礙蔣介石等的反動……。根據這些理由是主張在軍隊中應當建立黨與團的組織的。
但是那時候中國共產黨中央反對在軍隊中有黨與團的組織，因而不獨禁止團去發生組織，並且還禁止黨在國民黨的軍隊中有組織！當時黨中央所根據的理由是：我們既與國民黨合作，那麼就不應當引起國民黨不放心於我們，尤其是軍隊是應當集中的，軍隊中絕對不能有兩種政見不同的組織存在。因為現在軍隊中已經有了國民黨的組織，倘若又組織C．P．C．Y．，其勢必將引起與國民黨在軍隊中的沖突，而至於動搖其軍隊，並且引起老蔣對我們的懷疑和不安。……
黨中央既有如此政見的決定，團當然再不能企圖在軍隊中去建立組織了。其實黨中央這種見解是安心投降資產階級，再機會主義沒有的見解。團雖然感覺要在軍隊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但沒有勇氣與黨爭抗，這也是不小的錯誤了。所以當我出席少年國際第六次擴大會議和參加莫斯科與列寧格勒C．Y．群眾與代表大會時，時常遇到俄國同志的問題就是：“中國C．Y．參加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與方法怎樣？”簡直無話回答，他們都覺得很奇怪似的，彷佛他們都想著：“為何那樣有名的中國C．Y．（蓋因為‘五卅’運動使中國的黨與團的國際地位提得很高呢），在革命的軍隊中沒有工作呢？”有時我隻好照真答復：“我們的黨禁止我們在軍隊中有組織，因為恐怕反而因我們的工作破壞了革命軍隊！”現在看這樣的答復是何等的要引起俄國同志恥笑！“中國C．Y．到底做什麼的？工會工作與經濟斗爭的成績沒有，軍隊中的工作又沒有做，做了一些什麼呢？！”
不過在完全沒有兵士工作成績的情形之下，有一點是值得我們記載的，就是廣東黃埔軍官學校中團的作用。黃埔軍官學校是國共合作時代建立的。那時，蔣介石——軍官學校的校長——對於俄國顧問與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很大的疑懼，所以他是依賴蘇俄與共產黨幫助這一軍官學校的發展，不論教官與學生，都可接受共產黨的推薦。各省的秘密招生的委員會多是在黨的影響之下，因此招收的學生中有許多是團的同志，有些是中央通告各省派送的，有的便是自動考入的，前后考入的學生同志雖然沒有統計，大約至少在五百人以上。但因黨不許團有單獨的組織，所以他們一入學校，便成了黨員，完全受黨管理。
這些黃埔畢業出身的同志，多半就是當時國民革命軍中的下級軍官，他們在一切戰爭中表現得非常勇敢拚命，這是蔣介石與一般國民黨員所公認的，在北伐中他們確具有戰爭的成績。
最后我們應當說的是從“五卅”到北伐開始時，這個期間以內的最后一個時期團的感覺是什麼？
各地的感覺如何，知道的很少，中央的感覺就是：
……中國的團在以前社會主義青年（疑漏“團”字——編者注）時代（按：中國團開始創於一九二○年“五四”運動高潮之后，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團的第三次大會期間，定名“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因國內無政府派與馬克思派的沖突，曾經一度解散，於是年七月從新由馬克思主義者另起組織的），做的工作是學生運動、“非基”運動、反東方文化“泰戈爾”運動，確實是有些聲色，他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青年學生中確是有些影響，但是現在的團已經是共產青年團了。共產青年團應當是無產階級青年的階級組織，應當是代表青年無產階級謀利益，並且領導他們參加革命斗爭的團體﹔但是現在學生運動已經成為過時代的工作了，團在青年工人中的基礎又沒有建立起來，一切所做的工作都是黨的活動，成年人中的工作。學生運動雖然是一種青年運動，但也不應完全由團包辦，他有重要的政治意義，黨也應當管理指導﹔若是象這樣繼續下去，團並沒有成為無產階級的青年群眾組織的希望，也象黨一樣的第二黨罷了。黨又不幫助團在青年工人中建立團的基礎，這一定不是團的出路！必須另外想出一條路來！才能挽救團的前途！……當時中央想出的出路就是：“應當努力使團青年化！”
在這一感覺與觀念之下召集了團的第三屆中央第二次擴大會議——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上海（按：第一次擴大會議是召集於一九二五年九月於北京，此會議對於學生運動統一戰線頗有些爭論）在這次會議中討論一切問題的根本點就是研究“什麼是C．Y．”“怎樣青年化”。
在上列團的經過敘述之下，當然可以明了那時討論“什麼是C．Y．”的問題並非偶然而奇怪的了。在討論這一問題中間有各式各樣的答復，有的說“C．Y．是青年共產黨”有的說“C．Y．是做文化運動的組織”，有的說“C．Y．是黨的后補學校”，有的說“C．Y．是共產黨的左手，工會是共產黨的右手”，有的說“C．Y．是共產主義學校”，有的說：“C．Y．是共產黨的后備軍”，有的說“C．Y．是無產階級青年的革命組織，他是在黨的指導之下，領導青年參加革命斗爭的”。……但最后的決定就是：“C．Y．是列寧主義學校。”
從這一問題的許多答案中就可看出，當時團的干部對於“C．Y．是什麼”的認識是非常模糊不清楚的。先鋒主義與取消主義的成分都是包含得非常充分，不過這次會議沒有把他公開的指出，並與之作堅決的奮斗，致使他的根源在以后的發展時時暴露出來，確是這次會議的缺點﹔就是最后決定的C．Y．定義雖然沒有很大的錯誤，但仍模糊而不甚完全，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第四次全國大會方才有比較成全的C．P．定義產生（“四大”開會時間為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編者注）。
關於“青年化”問題的來源，這裡還須要補說許多事實，就是：
團在“五卅”前計有兩千九百余同志，其中知識分子——學生佔百分之八十左右，工人成分不到百分之十，此外則為自由職業者店員之類，農民及兵士幾乎是等於沒有﹔再則團員年齡成分以二十一至二十五歲的為最多數，超過二十五歲亦算不少，甚至三四十至五十八歲的團員（這是在四川發生的，因為四川那時沒有C．P．的組織），年齡最小十四歲的也有。有許多地方隻有團而沒有黨的（因團的學生成分多，所以容易在各省青年學生中發展），如當時的福建、四川、陝西、奉天之大連，以及有許多地方團的組織，比黨大而普遍，如江西、安徽、山西等省。
因此在由“五卅”慘案而匯成的全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在沒有黨或黨弱的地方，團事實上不能不起而代替黨的作用，領導當地一切群眾的斗爭，這第二黨“先鋒主義”是事實上所需要的，當然不能說是什麼錯誤。
“五卅”運動的不久，團即感覺到要強健黨（指黨弱的地方），和創造黨（指沒有黨的地方）來領導當時的政治斗爭。因此決定按年齡加以分化，將過二十三歲的團員分化給黨去強健或創造黨的組織，並且以后的發展須以二十三歲為最高限制，結果，前后分化給黨的團員三千人以上，許多沒有黨的地方也開始成立黨部的組織了！這要算是中國團的一點成績。
“五卅”事件爆發后，中央曾通告各地，尤其是沒有黨的地方，應當努力參加並領導斗爭。在斗爭中特別注意發展組織，須認為這是重要工作之一。各地團部在群眾中的影響是否擴大，須從組織發展的成績來測量，但是指出發展應以工人為主要對象，乘此時機建立團在青年工人中的基礎。
在這個時候團的發展確有相當成績：重要工業區域，如上海、武漢、天津、唐山、鄭州、廣東、安源等處，都已相當的建立在青年工人基礎之上﹔其他非工業區域在當地工人與手工業工人中也有相當的發展，到是年（即一九二五年）九月第一次擴大會議全國合計已有九千人以上。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曾經分化三千左右的團員給黨，實數是六千余人，且其成分也有相當的進步。這六千人的社會成分是百分之三十八（？二十八？）是工人，百分之四十九（？）是學生，其他仍為店員、自由職業者，分化以后的年齡成分也比較有進步，主要的成分是十六歲到二十三歲了，但是指導機關幾乎百分之九十是知識分子！
這裡有一點需要記述的，就是在工人中發展，時常有黨與團競爭的現象，因為黨與團都認為在工人中發展組織是組織上的重要任務，同時在斗爭中的青年工人很多是表現得積極活動，所以黨與團都爭取這些勇敢的青年。常有團去宣傳了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將要入團之前，黨便馬上把他介紹入黨，這是當時團的下層同志所極氣忿的。上海工作的同志常發出一種很有趣的“忿言”道：“黨與團的中央把團的發展年齡限制到二十三歲，但是現在的情形：黨可以向二十三歲以內的青年中發展，把好的青年都吸收去了﹔團又不能在超過二十三歲的成年內吸收同志，這樣如何能使團有很大的發展？就是發展也不過是吸收了青年工人中的次等成分……。”×道：“黨要是這樣與團來競爭發展，團以后就不分化予黨了。老實說，如果黨不象這樣在青年中發展，黨員數量也不會比團員數量多，若是團不分化同志給黨，團員數量也會超過黨員數量。……”這些話當然就可以表現當時黨團關系之一部分，同時是表現當時團還沒有找到青年工人中群眾工作方法的情形，其實那時有很多青年工人群眾在斗爭中非常積極參加的，盡量可以發展，那裡真是會有黨在青年中發展就阻礙了團的發展呢？不過黨那種“馬上”把團已宣傅好了，且預備介紹入團的青工搶到黨裡去，也未免真是“太欺服弱小”的辦法了！
因為團在“五卅”以后，還只是由小資產階級的研究式的團體，開始於此時走向無產階級大道，但是還沒有走上無產階級青年運動的路上來，成為與黨相類似的第二黨的狀況，黨又不能給團一點幫助來建立團的無產階級青年運動的基礎，且在發展中還有一些競爭﹔團還不是真正領導青年無產階級斗爭的群眾組織，所以在這次擴大會議中如何“使團青年化”成為當時極嚴重的問題了。
“青年化”問題與團的性質問題，是同時討論的，所以有些同志贊成“C．Y．應是做文化運動的組織”，解釋青年化的意義就是“以后團應多做青年文化運動”，這種見解，顯然是很錯誤的，而被會議所反對。
這次擴大會解釋青年化的意義是：“青年化的意義，不是減少團的政治工作，而是要把政治工作做到青年群眾中去，必須要從青年利益斗爭的領導中去發展青年群眾中的政治工作。”
在這樣“團的性質”與“青年化”問題解決的原則之下，擴大會議曾指出團的經濟斗爭與工會工作的重要，須與工會運動中“行會思想”奮斗﹔並且開始注意到農村工作問題（因此時北伐已開始向湖南發展，湖南與廣東的農民運動已開始發展）和兒童運動問題。對於學生運動也有些討論，認為學生群眾已經開始分化，尤其是教會學校、專門及大學校的學生群眾，多半是豪紳、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的子弟，他們因為階級利益與革命的發展根本沖突﹔指出以后須多注意中學及小學的學生群眾中的工作，因為這些學生群眾的貧苦成分比較大學生為多。
總括在這一時期以內，中國團的工作，確有很大的進步與發展，他確是接近群眾並且能夠幫助黨領導群眾斗爭的，不過他還沒有找到無產階級青年運動的正確方針，尤其是沒有自覺的努力去做農村與士兵工作，是極大的缺點！
二 “五卅”慘案到武漢政府反動
“五卅”運動的革命高潮，不久就被資產階級聯絡軍閥所破壞。一九二五年九、十月間上海總工會與工商學聯合會（是當時工會、學生會與商界聯合會所產生的中心機關，是在上海總工會影響之下的），前后被上海軍閥孫傳芳奉北京政府命令而封閉。帝國主義受中國民眾運動的壓迫也表示一些形式上的讓步，如主張開關稅會議解決加稅問題與治外法權等以緩和反帝的民眾運動。北京段祺瑞政府與奉天張作霖軍閥，接受英日帝國主義之要求，而開始壓迫全國反帝的民眾運動。資產階級便與帝國主義妥協，希望帝國主義真能解決一點對於自己有利的關稅問題而后退。小資產階級的學生群眾雖然不滿意於統治階級的壓迫和資產階級的妥協，但是他們始終是不能成為一種單獨的力量，開始受社會階級分化的反映而表現動搖不堅決。唯一繼續並且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欺騙政策和軍閥及資產階級妥協的態度的，就隻有無產階級和其先鋒——C．P．與C．Y．了。
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廣東國民政府宣布北伐以后，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的運動又隨著北伐軍的勝利而開始一個新的發展。久被封建軍閥統治的民眾，都很希望北伐軍的勝利來解倒懸的苦痛﹔同時帝國主義調派大批軍隊來華，企圖武力壓迫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對於這次北伐是決定積極參加，從各萬面加以援助的。
北伐軍因為得到工農群眾的幫助與響應，所以在軍事上的成功非常迅速，從五月由廣東出發，七月即下湖南，八月下武漢（武昌城因有一部分軍隊是吳佩孚的，困守至十月十號才完全克復），三月廿三日因得上海無產階級的響應而佔領上海，不久即克復南京，完全佔有江南各省的版圖。
團在這次北伐中是在黨的政策之下參加工農民眾運動的，主要的工作就是：
一、宣傳北伐的意義﹔
二、發展群眾起來斗爭，以動搖當時的反動軍閥統治，響應北伐軍的軍事進展﹔
三、建立工農的群眾組織，如工會、農會、童子團等﹔
四、特別注意發展團的組織，尤須努力乘此時機建立團在農村中的組織與工作。
在北伐過程中全國工農運動有所顯著的發展，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農民協會，均在黨的影響領導之下而普遍的產生﹔團在這幾省內的農村中也開始較普遍的發生組織。當時團在農村中的主要工作，即為幫助黨建立並發展農協的組織與工作，組織農村勞動童子團，開始反對土豪劣紳、大地主階級和宗教迷信的帶改良性質的改革運動。發展很快的農村童子團便在團的領導之下，幫助農協宣傅煽動以及逮捕土劣的工作，並且自動的搗毀教堂廟宇的反迷信運動。
在北伐軍進攻江西的時候（一九二八年十月），孫傳芳（當時統治江、浙、皖、贛、閩五省的軍事領袖）的主力軍隊集中江西，后防非常空虛，中國共產黨在積極幫助北伐軍事勝利政策之下，乃有上海組織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以動搖統治階級后防的決議。
當時上海資產階級與孫傳芳沖突，而有推翻孫傳芳而代之的企圖﹔同時蔣介石亦派有代表駐滬寧一帶活動。黨乃經過上總聯絡這兩種力量共同組織暴動，並決定於十月（一九二六年）二十三日舉行，但因資產階級臨時退縮而未發動。第二次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亦未成功。
在第一次暴動時，中國黨與團對於暴動的性質與暴動后的政權問題的觀念是很模糊的。隻認定這一暴動的主要目的是在於搖動孫傳芳的后防，響應北伐軍﹔把資產階級看成是這次暴動的主力，無產階級站在幫助的地位，暴動后的政權由資產階級支配，決定無產階級不必參加。不過以暴動后無產階級應當得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自由為幫助暴動的主要條件。現在看來，當時的觀念，顯然是非常錯誤。
經過第一次與第二次暴動失敗之經過，所得到的教訓就是資產階級不能為這種暴動的主要力量，顯然表現他的動搖畏縮的弱點和想利用工人階級以達到自己目前的企圖。因此，在第二次暴動失敗之后，對於暴動主力與政權問題的觀念就有根本的改變：認為將來暴動的中心主力必定是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只是一種旁邊贊助的別力而已，政權的組織也必須以無產階級為中心。
當時少年國際代表蕭養仁提出以后的政權形式可用代表會議（蘇維埃）制度，以無產階級為這一政權的領導中心。因為這種形式可以接近廣大群眾並可拉攏士兵群眾，但也必須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
團的中央相當贊成這一意見，並提出黨中央討論。黨中央認為政府應是很民主的由民眾直接選舉，政權則採用市民代表會議政府的名義。
在這一新的觀念之下，准備第三次暴動。
第三次暴動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舉行的，當時北伐軍由浙江向上海發展，上海僅駐有少數魯軍。廿一日決定十一時全上海總罷工。罷工后即由糾察隊與工人奪取全上海華界警察武裝向軍隊中心進攻，經過四十八小時的巷戰而將千余軍隊完全克服，隨即北伐軍安抵上海。這次共獲敵人步槍千余，盒子炮數百，機關槍二十余架，另有手榴彈、子彈甚多。
這次團在暴動中的罷工與巷戰中都算很積極的參加。暴動成功之后黨與團及上海總工會均公開活動，當時主要的任務就是建立市民政府和工人武裝糾察隊。
政府則由職業團體——工會、學生會、商會及其他——產生代表三百余人（其中工人代表佔多數），於暴動后召集市民代表會議選舉二十五人（？）組織執行委員會。團的上海市委亦有公開代表當選為執行委員（學聯等團體有三同志當選）執行委員中黨與團的同志超過半數，執委產生之主席團（九人）黨的同志亦佔多數，資產階級代表的成分，不及一半。
但當市政府宣布就職典禮時，蔣介石即令白崇禧禁止就職，認為“軍事時代應暫緩辦”，雖武漢中央政府批准之上海市政府亦不能執行政府的職務了。
經蔣介石命令禁止后，資產階級與國民黨在市政府裡的代表便脫離了，使市政府不能執行職權。
工人糾察隊在暴動后擴大到兩千余人的組織，其中黨的成分很多，但團當時沒有多派同志加入，故團的成分很少。這沒有特別注意到糾察隊中去求發展，這是當時極大的缺點。
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到江西時便開始反動，對武漢政府表示不滿，到了上海南京之后更加有資產階級勢力作他的根據，所以他由不滿意“左派”武漢政府而取對抗的形勢，對上海同情於武漢方面的一切勢力當然是取壓迫政策，結果糾察隊被他解散，市政府也隨之消滅，而有“四一二”的大屠殺發現！
由三月廿三暴動勝利到“四一二”反動開始的時期，中間二十天，在這時期中上海的黨與團都是公開活動的，團的數量由二千發展到八千左右，童子團亦有四千余人的組織。
在這時期中團除參加工會與政府的一般工作外，特別做了一些外國水兵宣傅、軍民聯歡、為兵士募捐以及青工群眾大會等工作。當軍隊快要向工人階級進攻的時候，開始感覺士兵工作的重要並且向士兵做了些“不要開槍打工人”“不要受長官命令而壓迫民眾運動”的宣傳工作，但是沒有努力吸收兵士同志，也是當時的缺點！
又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動以后，開始嚴重的白色恐怖時期，不獨黨與團完全轉入秘密狀況，即一切革命工會均被封閉或為反動勢力所佔領，黨團及工會干部除一部分被捕殺外不能停留上海。同時過去工作方法均不適合於嚴重壓迫的秘密環境，因之不獨工會瓦解，即是黨與團的組織也非常散亂。過去沒有經過長期團體生活的新進同志，因畏縮白色恐怖和不能與組織發生關系而退出或離開團體的分子非常之多，由八千同志突減到三千並繼續的減少。童子團的組織也不能公開存在而減至千人左右，並且是秘密的組織。
上海“四一二”屠殺之后，廣州相繼反動，十五日也開始捕殺黨團同志與工會領袖分子，被捕者在兩千人以上，所有戲院和城市的空屋內都充滿了被捕的革命分子。
廣東是北伐軍的發源地。當北伐軍離開廣州以后反動勢力即漸伸張，但還不敢公開壓迫革命勢力，省港罷工仍未完全解決，農民協會運動也有很快的發展。團在農村中也建立了相當基礎，但對城市經工工作發生一種錯誤的觀念，就是認為廣東產業落后沒有青工群眾，而其他市政工人又無青年，因此認為經工工作客觀上沒有發展的可能，取消主義的精神就在這一錯誤觀點上表現出來。后經中央的批評面沒有使這一錯誤廣大的發展，不過經工工作還是沒積極的求其發展，因此廣東的團始終沒有在工人中建立好的基礎。這是廣東團部不善於運用公開機會發展工作的極大錯誤！
這時廣東城市與農村童子團曾有很大的發展，尤以農村發展最快，共計有童子團四萬余人，惟其組織不甚嚴密且缺少教育與訓練，“四一五”之后大部分無形瓦解。
廣東的團在這時期中曾有相當的發展，在“四一五”以前有團員六千余人，“四一五”后，有一部分干部被捕殺，團員數量減少至一半以上。
自蔣介石在南京，李濟琛在廣東相繼反動之后，東南各省——江蘇、安徽、兩廣、福建、浙江——便成為白色恐怖的區域。不久蔣介石便公開組織南京政府與武漢對抗，東南資產階級從此成為反革命的勢力了。
在這一反動區域的團在北伐進展過程中都曾經過一度發展，但一經白色恐怖之后便完全轉入地底下的秘密環境了！因為過去組織工作的不嚴密，沒有建立強固的下層支部基礎，隻有號召式的活動，所以到反動壓迫來的時候，便不適宜於秘密工作的環境，而受極大的損失——干部分子的被捕，下層組織的崩潰。
自南京反動政府成立后，武漢政府便隻有兩湖、江西的版圖了。
武漢國民黨與政府在蔣介石積極進攻的形勢之下——上海對武漢經濟封鎖……——的初期，更加表示左傾而與共產黨接近，表面上是擁護總理“聯俄、聯共、聯工農”的三大政策，實際武漢政府以內的封建資產階級勢力已經開始不滿意於共產黨的“過火”的工農運動了。
自從北伐軍入駐兩湖以后，工農運動有突飛的發展，農民由反對土豪劣紳進到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尤以湖南的農民要求最切﹔城市工人經濟斗爭也有普遍的發展，尤以手工業及店員斗爭為最激烈。
但是這時黨中央對於這些自發的農民斗爭與要求，沒有一個明顯的土地革命政策來領導農民群眾，只是希望國民政府由上而下的解決土地問題﹔同樣對於城市工人階級也沒有積極的政策去領導，反而覺得工人的行動有些“過火”！
當武漢政府決定繼續向河南北伐時，國民政府的顧問鮑羅廷同志反而從消極方面提出“工人革命紀律”限制工人罷工（必得政府許可）和一切自由“越軌”的行動（工會除對於工賊以外不能自由逮捕其他反動分子，糾察隊應受軍事機關調遣等），其實這都是資產階級最需要以阻礙無產階級力量發展的企圖﹔但是黨的中央都接受了鮑羅廷代表國民政府右派勢力（客觀上是如此）限制無產階級的所謂“革命紀律”的提議了。此外鮑同志所提出的“現金集中”政策，雖然在武漢被敵人封鎖之下所需要的，但是紙幣低落現金缺乏對於工人階級的生活影響才大！
在這個時候兩湖的團是有極大的發展，湖南在五月廿一事變前有七千余同志，湖北有一萬二三千人，僅武漢三鎮即有八千余同志，江西的團之發展亦甚迅速，並且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此時團除參加一般工農運動外，特別注重童子團的發展和軍隊工作。兩湖城市與鄉村童子團組織將近七萬人（湖南三萬，湖北四萬）。鄉村童子團的主要工作就是幫助農民協會逮捕土豪劣紳、搗毀廟宇、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等和本身操練教育，成分多系貧農子弟。城市童子團的成分除一部分產業童工與青工外，主要的是店員與學徒。童子團的工作，除本身經常操練教育和維持群眾大會秩序外。就是發動本身利益的斗爭，成為店員斗爭的中心力量。因為它是一個斗爭的組織，所以發展得非常迅速。又因為過去店員與學徒所受的壓迫非常慘苦，尤其是學徒幾乎成了店東和師傅的奴隸，所以一旦有了團結，便開始向他們過去的壓迫者爭斗，逮捕店東戴高帽子游街等現象時常發生。因此店東一方面非常痛惡童子團組織，同時又不得不屈服於這些有組織的童子團之下而改良學徒生活與待遇。過去的店東師傅對於學徒的奴仆關系，幾乎被這一潮流所沖破。
此外武漢童子團還有兩件特殊的工作，值得記載的，就是當夏斗寅叛變的時候，武漢形勢非常嚴重，市內軍隊都調赴前線作戰，市內常有反動勢力散布謠言，圖謀擾亂后方﹔此時團便領導童子團擔負維持治安的一部分責任，日夜平均有四百童子團輪流守衛街道，代替兵警的作用。這種工作就是當時的工人武裝糾察隊亦所未曾做過的。
再則就是看護傷兵的工作，當北伐軍進攻河南時，運回武漢的傷兵在五千人以上，但因醫藥與看護的缺乏，傷兵的待遇非常之壞﹔湖北團的省委便組織一部分童子團分配各傷兵駐地擔負看護工作，同時學生會及其他婦女團體也有加入者，但童子團特別受傷兵歡迎，因為他們能夠吃苦耐勞，替傷兵洗傷口、換藥料、輸送死亡的尸體等，甚至有傷兵聯名通電贊揚童子團之議。
雖然童子團做了這些不可湮沒的成績，但無論如何是為一般店東小資產階級所深惡痛絕的。他們除用巧妙的方法破壞童子團組織（如假造共產黨與青年團將要派童子團到前線作戰，以恐駭學徒使其退出，或電其家屬回……），更假造事實向國民黨政府誣告童子團如何作惡，要求政府處理。因此汪精衛和那些“黨國要人”也不滿意童子團，甚至連中國共產黨的中央也罵童子團的行動“過火”，並決定解除童子團木棒和服裝，禁止一切代替軍警的活動，強迫團的中央下台湖北省委執行，“否則童子團應當槍斃！？”“如C．Y．不聽令執行連C．Y．也要解散！？”
團在黨中央的“嚴重決議”下，當時決定下列改造童子團的辦法：
一、加緊向社會宣傳童子團過去的功績解釋一切誤會與謠言。
二、決定按十六歲年齡標准改組，超過十六歲者另組體育文化團體，將好的分子介紹加入C．Y．
三、在改組期內停止代替軍警的亂動，服裝與木棒由所屬工會保存，改組后重新發給。
但是改組工作還沒有完成，武漢政府已反動了，童子團組織也隨工作一同瓦解。
在武漢國民黨沒有反動之前，團對於軍隊工作非常重視﹔中央曾決定兩湖應派十分之一的同志加入軍隊（合計約兩千人），結果湖南派入的同志約五百人，湖北派入軍隊、工人糾察隊及政治軍官學校的約四百人左右。
關於派同志到軍隊中當兵的工作，當時遇到一種困難，就是學生同志不能忍受軍隊生活，派入之后有自動退出的。工人同志不願當兵的心理也非常濃厚。這一方面因受：“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思想所支配，另一方面就是工人生活雖然痛苦，但是兵士生活較工人生活之痛苦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都是阻礙派送同志到軍隊裡去的原因。上海在蔣介石沒有公開反動之前，黨中央亦曾決定派三千工人及同志加入軍隊（因當時正擴充軍隊），亦因上列原因而成績非常之少。
當時關於軍隊中組織問題與黨的中央有些爭論。團主張在國民黨軍隊中應有團的支部組織或是小組，所根據的理由是認為士兵工作是團的主要工作之一，且軍隊內部青年成分非常之多，團在軍隊中的組織固應受黨的支部或軍事機關指揮以保持軍隊中指導之統一，但團對青年兵士可以在黨的政治方針之下，進行一般教育工作，尤其重要的就是團在軍隊中有了組織，方能使團在軍隊中有發展的機會，提高團對士兵工作的興趣。
黨反對團在國民黨軍隊中有單獨組織，所根據的理由是：軍隊中青年與成年沒有不同的利益，且青年佔軍隊中的主要成分，為最革命的分子，若是青年兵士成為團的發展對象，則黨的發展必感困難，且黨與團在軍隊各有組織，必將妨礙軍隊中指揮的統一。
在這一爭論中，國際代表魯易同志也是贊成團可以有單獨組織的﹔但因黨中央軍部堅決反對，結果就是團不成立單獨支部，應與黨合並組織，派代表參加黨的軍事機關，共同指揮軍隊中的工作。
在這一組織原則之下，團派去軍隊中的同志便沒有形成單獨組織，而完全合並於黨，但當時黨也沒有很好的整頓軍隊中的組織，所以派去的同志便成散亂而無組織的狀況了。后因國民政府決定東征，大部軍隊調赴鄂東、江西一帶，這些同志也隨軍出發，中央亦派一人參加黨的前敵委員會。南昌暴動時他們多半隨著賀葉軍隊向廣東進展（因為我們的同志多數是在葉挺及張發奎的軍隊中），張發奎的軍隊參加南昌暴動，就是因為過去黨與團派送同志的結果。
在武漢時期團的經濟斗爭與工會工作是有過相當的努力的，主要的就是經過童子團領導之學徒斗爭，武漢三鎮的童工、青工與學徒大部分都經過童子團組織於工會之內。青年工人對於工會的一般工作是很積極參加的，有些工會執行機關也有青工或童子團的代表參加。湖北總工會內有青工委員會和童子團總部之組織。
當時童子團確是店員與學徒斗爭的推動力量，因此一般青工與學徒對於童子團的關系比對工會的關系更密切，並且有很多超過十六歲年齡的青工與店員加入童子團（上海曾有二十八歲的工人要求加入童子團，他要求加入的理由就是認為童子團比工會有組織有教育娛樂及斗爭的興趣）。因此童子團形成一種如工會性質的青年組織（不過他是直屬工會之下的，比西歐獨立組織形式稍有不同）並且有些活動是代替了團的作用，這些都是當時的缺點！
學徒與店員的生活與待遇，經過童子團的影響與斗爭之后，確有相當的改善，在漢口某次工商聯席會議，店東竟承認學徒每日工作八小時，擔任加入童子團的學徒制服費六元，改良待遇，准許學徒每日早晨上操等條件，在比較大的商店內這些條件大部分都實現。
但是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商店學徒爭得八小時工作的法律根據，而產業工人中的青工與童工還是繼續以前每日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黨對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讓步而沒有發動工人階級利益的斗爭，同時團也沒有領導青工斗爭的積極策略，以及大多數工人停工的關系。
在工商聯席會議之后，湖北省委曾經努力領導學徒爭得那些條件的普遍實現，同時鼓動產業工人中的童工青工要求實現八小時工作的斗爭，但是這一斗爭，並沒有得工會與黨的幫助，沒有多大的成績。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的勞工部長是共產黨的代表，但是對於勞動問題——工資、工時、失業問題——始終是沒有解決。最后勞工部起草了一個勞動保護法草案，其中關於青工童工的條文，由中央幾次討論加以修改，但在這一草案還未公布之前，部長即已在黨中央決議之下宣布退出國民政府了，所以國共合作時代的武漢國民政府始終是沒有頒布一個勞動法令的。
但是這個時候全國的經濟斗爭與工會工作怎樣呢？比較一九二六年七月擴大會以前的情形當然是有些進步，不過進步的程度還是非常有限。所謂進步的地方就是：
一、各級團部漸次了解青年化的意義及運用，非加緊在青工中的一切活動與斗爭的領導不可，因此在有些罷工斗爭中也提出一些關於童工的要求——如河南鄭州紗廠罷工與武漢、上海、長沙的一些罷工中。
二、上海、武漢一帶對於青工經濟要求綱領的宣傳也有相當成績。武漢在北伐軍到時曾廣泛的發散青工要求綱領﹔上海“四一二”以前曾召集過許多次有群眾的青工會議。
三、青工參加指導機關工作也有一些地方實現——如上海、兩湖與江西的有些工會中。
四、黨對團的經工工作觀念大體是向好的方面改變。
但在這整個進步的過程中還是有許多不好的表現：
第一如廣東的團，認為廣東既沒有產業工人的青工群眾，市政工人中又沒有青年工人，如此所得的結果就是：在廣東客觀上沒有發展經工工作的可能了。
第二就是黨對於團的經工工作還沒有正確的認識，有些地方的黨還是把團看成文化團體，如上海黨的負責同志說出C．Y．應多做識字運動學跳舞等笑話來了！
第三就是各地在經濟罷工中，隻提出童工的要求，對於青工要求在實際斗爭中提出的很少。各地黨的職工運動決議案和工會要求綱領中，是列入童工、女工的特殊要求，似覺青工——十四歲至十八歲——與成年工人的要求沒有區別。
因為第三種現象的普遍，所以在團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之前——一九二七年六月——引起中央與少數地方代表的一個經工工作的討論，在這一討論中的共同意見，就形成一種經工工作的特殊理論：
“認為過去隻有童工的經濟斗爭，並非偶然的現象。這是因為中國產業落后，隻有輕工業——絲紗廠、煙廠——比較發展，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主要成分就是這些輕工業工人。而這些工人中的青年工人，十五歲至二十一歲的約佔百分之五十﹔童工，七八歲至十四歲的約佔百分之二十五﹔成年工人，二十一歲以上的約佔百分之二十五。因此青年工人便成為輕工業工人的主要成分。紗業中的青工與成工的工資、工時及待遇等大體相同，有時青工所得的工資甚至比成年工人還要多（因為是包工制以出產品的多少定工資，青年工人眼靈手快，甚至比成年工人生產額還要多）。過去黨的職工運動的基礎恰是建筑在這些輕工業工人群眾之上，所以一切工會的斗爭都是以這些青工利益為目標，如此則團的經濟斗爭自然隻能偏重童工了。因為童工既佔輕工業工人百分之二十五的數量（因中國沒有童年勞動的限制，賤價的童年勞動，恰合中外資本家剝削的極好工具），且其工資與青工及童工相差甚遠（“童工”疑為“成工”——編者注），待遇更是惡劣不堪！他們的教育娛樂要求也很迫切，因此團的經濟斗爭必須以童工及學徒（重工業與手工業中的）為主要的對象，同時不放棄青工爭得教育機會與減少工作時間的特殊斗爭。
“因為黨的職工運動是建立在輕工業工人群眾基礎之上，所以黨的基礎也就是建立在輕工業工人群眾之中。在過去斗爭中青年工人又是最勇敢的中心力量，因此黨與團爭取青年群眾的現象，過去黨與團在青工中競爭發展也不是偶然的事實。為避免這一現象的繼續發展就隻有減低團的年齡標准到二十歲，至多不得過二十一歲。”
當時這種理論在大會代表中是可以取得多數同情的，但因少年國際代表由仁同志的反對而沒有成立。他當時反對的理由是：
“正因為青年工人佔輕工業工人的重要成分，所以團應加緊青工經濟斗爭的領導。青工在工資、工時、待遇雖與成工沒有分別，但團應努力為減少青工工作時間爭得教育機會而斗爭。”至若團員年齡減到二十一歲他也是贊成的（當時隻有北方代表反對降低標准年歲為二十一歲，而主張二十三歲。但其主張的根據是因為二十一歲的標准年齡足以妨礙北京組織在大學生中的發展，因為大學生是北京團的主要成分，多數是超過二十一歲的）。
團的第四次代表大會是在黨的第五次大會之后召集的，這次大會除在政治上接受黨的一般政治決議外，並嚴重指出過去“忽視青年工農的作用”和“兩種極不好的傾向一是工作未能青年化，幾乎形成了第二黨﹔一是忽視了團的政治意義僅注意於文化等類的工作。”
再則確定團的性質與作用“是無產階級青年的革命組織，他應在黨的領導之下吸收廣大勞動青年群眾參加革命的斗爭，同時在這些斗爭中去養成共產主義者的精神”。甚麼是C．Y．的定義，到這次會議方有如上之比較明了的規定。
此外對於經濟斗爭、工會工作、團的年齡標准有如上之討論，其他農村工作與軍事工作也是這次大會非常重視的問題，但無多大的爭論。（附第四次大會決議案於后）
學生運動在這次大會中已沒有單獨列入議事日程中，但是北伐以來學生運動的經過，此地稍加以說明：
全國學生運動在蔣介石沒有叛變以前，還是在本團影響之下參加當時的斗爭，北伐軍到武漢、上海之后，學生中的投機領袖分子多半脫離學生群眾，成為國民黨與政府機關內的“黨國要人”了。就是普通的干部也是“各自謀生”的離開學校——在當時學校停閉情形之下自然是他們的出路了——所以學生運動的作用日漸減少。但是國家主義的勢力，因為他們過去反對國民黨此時也湮沒無音了（后來知道他們領袖已投降於張宗昌與孫傳芳之下了）。
蔣介石反動后，各省的學生組織，均為反動勢力所佔據。當時中央決定反動區域的學運方針就是改變聯合戰線的政策，另組秘密的左派學聯，同時在學生群眾中組織左派學生的各種小團體，反對右派包辦的學聯與國民黨。但秘密學聯的組織始終是沒有成績。
武漢政府區域內的學生運動，仍然是在團的領導之下，但是對於學生本身利益的要求，因顧及當局的困難而常加以抑制，以減學生對於政府的對抗形式﹔且曾決定全國學總（當時上海已有右派的學總組織）召集第八次代表大會——最后一次的代表大會——號召全國學生擁護武漢政府，反對南京政府與國民黨，但大會還未結束，武漢政府便已開始反動，包辦學運的方式從此也告了一個段落。
在黨的第五次大會之后，湖南馬變事件發生，汪精衛等國民黨領袖，便開始動搖接受蔣介石的影響而不滿意於共產黨的政策，尤其是對於土地問題與工人武裝表示非常不安。此時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需要一堅決的階級政策應付當時的環境，但是當時黨中央的政策是無條件的退讓，直等於投降資產階級（見黨中央通過之十一條政綱，當通過時團中央因未得通知無代表參加），自動的決定工人糾察隊繳械，公開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
當時團中央對於黨中央機會主義的投降政策是堅決的反對，最重要的有下列幾個問題：
一、土地革命問題：當時的情形，湖南農民已經開始自動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湖北農民也有同樣的要求。國民黨中央既已不滿意於農民的“過火”斗爭，尤其是湖南軍官更無心解決土地問題，但是黨若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的徹底堅決的政策，必將失掉農民當前斗爭的領導地位。而黨惟恐其與那些“左派領袖”破裂，不敢直接領導農民自動沒收土地的斗爭﹔至此還希望國民政府明令頒布土地法令由上而下解決土地問題，主張由國共兩黨中央合組委員會討論土地問題的解決和進行的實際辦法﹔甚至連鮑羅廷同志的提議：
“國際訓會，主張沒收土地是對的，不過實現土地革命必須有長期的過程，現在還沒有到實現的時期﹔當前的任務是應當以極大量的犧牲與忍耐幫助國民政府東征，打下南京以后土地革命自然可以實現。目前應當組織農民訓練班培養一批執行沒收土地的指導人材，加緊土地革命的宣傳以備將來執行這一任務。”（大意如此）也被黨中央政治局所採納！
當時團中央是贊成國際訓令，主張領導農民自發的起來沒收大中地主、豪紳、祠堂、廟宇及反動派的土地﹔但在這一運動發展中如有侵害小地主利益的事實，不能因之而動搖自動手沒收土地的政策。反對黨中央猶豫不決、希望兩黨中央合組委員會討論辦法由國民政府明令頒布執行的主張，認為這是自欺的政策。更反對鮑羅廷打下南京自然可以實現、目前應訓練人材的自殺理論﹔因為即算打下南京，那時右派勢力隻有更加擴大而受東南資產階級影響公開反對工農及共產黨，斷無比當時更好的結果。若東征遭失敗，同樣也將使土地革命難於進行。
二、國民黨問題：當時黨中央對國民黨的關系完全依賴兩黨上層領袖的接洽談判（聯席會議）的形式解決一切“糾紛”問題，完全不依靠群眾的力量，因而對於國民黨不敢批評，並且處處退讓而接受右派影響，毫無獨立的階級政策，彷佛既沒有與之破裂便不應批評，既然合作，便不能單獨有自己的政策，否則隻有退出國民黨。
當時團中央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是：無產階級應有獨立的階級政策與主張，尤須信賴群眾的力量﹔國民黨的各級黨部既然多半在我們黨的影響之下，我們應當利用左派國民黨黨員群眾以民主化的方法去影響國民黨的領袖和政策，直到改組國民黨的中央，而不僅靠與上層領袖的談判來解決一切問題，因為領袖一旦投降反動派則一切隻有失敗﹔國民黨是不應即退出的，退出國民政府在當時（六月中）亦不贊成。
三、其他武裝工農問題，是贊成國際的意見，對黨的十一條是反對的。此外尚有其他不甚重要的問題意見，因當時材料於武漢破獲時損失，無從記憶。
關於上列問題，團中央曾有兩次正式決議提交黨中央討論。但第二次決議案，后聞被獨秀同志毀滅而未傳到黨中央會議，在六月某日的武昌中央會議中又被主席禁宣讀而毫未發生影響。當時團中央雖與黨中央的政治意見沖突，因恐影響黨的威信故未敢傅到下層團部中去討論，現在看來或許是一種錯誤！雖然黨中央是無條件的退步，但仍不能使國民黨相信，而改變其向工農進攻的政策，並且步步進逼，反動派開始公開搗亂工會，此時乃決定退出國民政府的決議。七月十三公開宣布國民黨及其政府的反動，但還不敢公開指出汪精衛等的反動勾當。十九日團中央發表比黨更激烈的宣言，公開罵汪精衛、唐生智、譚延闿等成為反革命工具（當時黨中央是不贊成指明的），但朱培德未列入（當時少國代表由仁是主張列入的），因恐促成朱的激烈反動，妨礙張發奎（葉挺軍隊包括在內）軍隊南下的計劃（當時張發奎尚表示很左），后即看出是一種錯誤！同時中央指令湖北省委加緊轉入秘密環境的預備工作，從新分配工作同志，解釋對國民黨政策等。
在黨中央七月十三日宣言公布之后，公開的白色恐怖便開始。團中央十九日宣言之后，壓迫更形緊張。不久便捕殺同志與工會領袖，從此革命的武漢，變成反動的中心了。
總括由北伐到武漢反動時期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時期。但因黨始終是退讓沒有獨立的階級政策，不信任群眾力量，不堅決領導土地革命斗爭，以致不能取得小資產階級群眾。蔣介石反動使中國革命受一次打擊，武漢反動更鑄成革命部分的失敗！
團在這個時期雖然有些發展，湘、鄂、贛、粵農村中已建立相當基礎，城市工作也有相當進步，團的數量增加（四次大會時的統計有三萬五千人）質量也有些長進（工人佔百分之四十一，農民佔百分之十八，兵士佔百分之○·二〔派送同志加入軍隊是在大會后開始〕知識分子佔百分之十八，其他佔百分之二十二·八），兒童運動也有顯著的發展（全國合計有十二萬人），但缺點仍多，主要的經濟斗爭與工會工作成績很少，團員缺乏教育訓練、以致反動一到則成潰散狀況。
三 “八七”會議到現在
南京武漢相繼反動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從此告一段落。國民黨由革命戰線退出，而成為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革命的新工具﹔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也在資產階級影響之下而表現反動﹔學生群眾也屈服於資產階級之前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形勢，因階級關系的變更而變更，徹底領導民權革命的就隻有無產階級了。
中國共產黨中央自宣布退出國民政府后，便開始擔負這一新的更艱苦的任務。但當時看出革命的前途還是非常樂觀的。
八月七日黨中央召集中央的緊急會議，從新批評過去政策的錯誤，估量當前的革命形勢，決定新的策略。這一會議的主要精神，就是指出過去政策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今后應當堅決領導土地革命並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團對於緊急會議意見附后）
團中央在黨的“八七”會議后亦曾召集一次駐漢全體中央委員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精神，就是接受黨“八七”會議精神，並且承認團過去工作也犯了很多的機會主義錯誤，決定今后新的工作方針。（見“八一二”會議告同志目前任務及組織農村工作等決議案，附后。）
從此團中央與黨中央在政治方面的意見，大體完全一致。黨在“八七”以后的根本政策，就是領導土地革命，發動農民自動起來奪取地主階級的土地，並決定湘、鄂、贛、粵四省秋收暴動的計劃。
不過當時的團經過國民黨反動后，組織上受一個很大的打擊。因過去下層組織鬆懈，缺少教育訓練，在這白色恐怖之下，許多團員表現動搖畏懼脫離關系，尤其是許多投機的知識分子甚至公開登報聲明退出團體，以圖自己生活之安全。湖南馬變后，省委書記田波揚（？）同志等七人被殺，省委與各地關系停頓，同志減少三分之二﹔湖北武漢三鎮雖事前有比較充分的秘密工作的准備，然反動后，亦由八千同志減為三千，並且繼續減少﹔兩湖城市童子團完全潰散，惟鄉村因白色恐怖較輕，故尚無過大的損失。全國同志數量由三萬五千減到萬人左右，（黨由五萬減到一萬五千余）且干部分子捕殺者極多！這是本團組織上極大的傷痕！
由“八七”到現在的全國組織狀況，中央組織科另有詳細報告，因此，本報告內不必詳述。不過在團的“八一二”會議關於組織問題的主要精神，就是今后團的組織應當更加堅決的努力建筑在“城市青工”、“鄉村貧農”基礎之上，並提拔新的工農干部分子以強健無產階級指導。
在黨的新政策之下，兩湖有九十月秋暴、海陸豐農暴、江蘇宜興無錫的暴動，直到十二月十一號廣州大暴動。廣州暴動失敗后，又有贛西南和浙江奉化暴動發生。
各級團部在這些暴動中大體都是參加的。湖南九月暴動省委指導雖然非常薄弱，但是安源四百余工人同志是與黨一致參加戰斗的﹔鄂南暴動，中央與省委雖派人前去指導而中途被捕，但鄂南團部也是積極參加（是役死同志甚多）﹔鄂東、鄂北及中部農民斗爭，團表現非常努力（參看湖北省工作專號，“中央通訊”第二十二期）﹔宜興暴動大半是團的力量發動而成（參看“少年通訊”十一期“宜興暴動報告”）﹔瓊崖暴動團亦曾努力參加，海陸豐暴動后的發展很快，惟廣州暴動中，團雖參加，但其力量表現得非常之小﹔贛西南暴動團亦積極參加（失敗時死同志四百人以上）。
在這一暴動政策之下，黨與團對於暴動觀念都是比較模糊，直到廣州暴動方有比較明顯的觀念。有些同志認為在黨的暴動政策之下，一切斗爭必須走到暴動，一切群眾的組織宣傳工作，隻有走暴動的過程中亦有發展的可能，似乎暴動不必估計其結果，亦不必定須奪取政權，把暴動與斗爭混為一致，如是就產生盲動主義的錯誤傾向了。
這一盲動主義的錯誤在有些黨部與團部中都是時常發現的﹔但團這一錯誤表現得更多一點。如在武漢去年十月唐生智潰退時，湖北省委有同志主張“馬上暴動，建立三五天政權也是好的”。有些地方因為團的盲動主義而影響黨的政策。如鄭州的團提出暴動計劃黨也同意﹔江蘇省委在宜興無錫暴動失敗后，還堅決主張蘇州繼續暴動，中央與黨的省委阻止才未發動﹔江西的團也曾有總暴動的計劃提出，黨通過（后來江西省委聲明事實並非如此，乃因技術人員寫報告之錯誤）。當時中央都指正這一些傾向的錯誤，並且在中央通告中指出這種“不顧群眾斗爭情緒與要求和黨的指導力量，簡單的主張暴動﹔這些盲動主義者往往隻懂得暴動在軍事上技術上的意義，而忽視了在組織上與政治上准備暴動的重要工作，這完全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拼命走險心理的表現，直等於玩弄暴動！”
國民黨反動以后，黨與團在城市中的生活比較非常困難：第一，因為白色恐怖的嚴厲，舊有工會的被解散，工人中的干部均不能生存，新的工會很難建立，因在工人的斗爭很難發展﹔第二，就是右派工會——上海工統會、工總會，武漢工會改組委員會等，常用欺騙方法，和緩工人斗爭，幫助反動勢力壓迫工人中革命分子。
在這種情形之下，武漢的團對於城市工人中的工作曾經用過很大的努力。如反對改組委員會，“發現運動”，“保護剪發婦女運動”，以及唐倒時一切工人所表現的斗爭與以后建立赤色秘密工會工作，武漢三鎮的團確實是起了很大的領導作用。（詳細參見湖北工作專號，經工工作。）
上海反對工統會運動中，曾由上海的團組織青工代表會議和停工示威，散發不少的宣言傳單等宣傅品，粉筆隊的活動等，當時在群眾中起了不小的影響。可惜沒有繼續發展這一運動，尤其是沒有努力於秘密赤色工會建立的實際行動，是一極大缺點！（詳細看“少年通訊”第十一期）
蘇州長期的鐵機工人罷工運動，團是站在領導地位的。可惜這一罷工沒有得到很好的結果。鄭州工人曾有幾次罷工，團也是很積極參加領導的。
其他各地的經工工作，顯然是沒有努力發展，客觀上表現放棄城市工人中的艱苦工作，這是極大的缺點！
從武漢反動后到十一月擴大會會議（一九二七·十一·）時期中，團內發生兩種不好的傾向：第一是取消主義，第二就是先鋒主義。
先鋒主義的傾向，就是認為黨還是沒有改變舊的機會主義錯誤政策，不信賴群眾力量而畏縮退后，黨既一樣沒有力量並且妨礙團的活動，團便應當起來領導一切斗爭（浙江）﹔主張更改團的名義為青年共產黨，入團年限提高到二十五歲，甚至二十八歲（上海區委書記聯席會議通過向擴大會正式提議）。
這種先鋒主義發生的原因：（一）有一部分下級黨部表示畏縮退后，沒有脫離機會主義遺毒（如宜興黨部），致使團輕視黨的力量與作用。（二）黨內民主主義成分的缺乏，團沒有廣泛討論黨內問題的機會，黨不重視團的意見與提議（在團部弱的地方這種現象很普遍）。（三）團在反動壓迫之下沒有找到做下層青年群眾的方法，而著重沒有深入群眾的政治斗爭。因此，在反機會主義口號之下而形成反對黨的傾向。盲動主義多半就是由於這種傾向而容易產生。
取消主義有兩種不同的形式：第一種形式就是認為團在中國沒有特殊工作，主張取消團的組織，完全歸並於黨，仿照國民黨的辦法在黨內設一青年部，管理青年運動（湖南省委的有些同志），第二種形式就是認為目前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就是黨趕不上客觀環境，因此必須強健黨的組織，主張將團的干部分子分化給黨，並且降低入團年限到十八歲，團可以專門做文化運動和兒童工作。這樣可以使團真是“青年”化了（南方局與廣東省委中有些同志的主張）。
這種傾向表現的原因就是因為：（一）遇著白色恐怖的嚴重壓迫，沒有找到青年工作的出路﹔（二）因為過去青年運動中機會主義遺毒“黨做工農運動團做學生運動”的影響，（三）黨對於團的工作沒有積極的指導和幫助，且常調動團的干部，因此覺得團的工作沒有辦法。
這兩種傾向在去年十一月擴大會議中曾有很詳細的討論，“認為上列各種傾向與觀念都犯了取消主義的危險，同是團內工作遇到恐慌的表現……要有極大的決心與這些錯誤傾向與理論奮斗。”
這次擴大會議根據團的現狀與各種錯誤傾向，指出以后的出路就是“特別注意青年工農下層群眾的工作”。認為過去一切先鋒主義取消主義，都是因為以前（與國民黨合作時代）做慣了號召式的工作，一到階級分化劇烈，反動壓迫嚴重，沒有找到群眾工作方法的表現。並且提出“布爾什維克化”做這次大會的中心口號。決定團員入團仍舊恢復到二十三歲。
在這一“群眾工作”原則之下，擴大會議曾討論到如何利用公開機會與方法，組織青年群眾的問題。根據這一問題，乃決定在農村中組織“少年先鋒隊”。其他改造組織、發展士兵運動、經濟斗爭與農村工作均有詳細的決議。（附擴大會議決議案）
關於少年先鋒隊問題，在擴大會議以后，中央曾有幾次言論，爭論的中心就是城市青年工人中是否應有此種組織。多數同志是主張有城市亦可發展此種組織，但因黨中央堅決反對，同時中央亦認此種組織是有妨礙赤色工會發展之危險而否決。
在這次擴大會議以后，先鋒主義的傾向漸次減滅。取消主義雖然沒有發展的現象，但在組織上的影響非常之大，這尤其是表現於廣東團的各級組織中，直到廣東暴動以后，這一傾向才漸次消滅。
擴大會議后的不久，廣州暴動在黨的領導之下而產生。在這次廣州暴動中，團的工作就是組織五十人的“少年先鋒隊”（臨時由學生同志編成的）於暴動后的次日，沒收了一些商店的紅紙紅布寫了許多標語，並佔領了九處印刷局印了不少的傅單，再則就是殺了幾個反動的C．Y．分子。因此，表面上彷佛廣東C．Y．的傳單、標語非常之多，實際則沒有起一點領導青年群眾的力量。
中央批評廣州團不能起作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過去取消主義的影響，沒有切實進行經工工作與士兵運動等的結果。但是廣東省委在暴動以前，就決定“非必要時不必參加直接攻打軍警機關”等決議表現，省委事前就沒有如何籌備參加暴動的直接行動是極大的錯誤，同時在暴動發動時黨與團的關系完全斷絕，黨並未事前通知團所決定的暴動時刻，這也是黨應負的錯誤！
在廣東暴動失敗后，中央曾發布“廣暴的意義與教訓及團的任務決議案”，指出群眾工作的嚴重意義，“若是團的工作不能深入青年工農群眾，團的危機必更擴大，廣州的團不過是先於各地暴露自己的破產狀況……。”（詳細看“少年通訊”第三期）對於廣東的工作當時有詳細的指導（見致廣東信）。
廣州暴動開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的階段——蘇維埃革命即工農專政的階段。全國各地的革命斗爭不獨沒有認為廣州暴動失敗而使各地斗爭消沉，並且推動了全國斗爭的發展。此時黨中央通過湘、鄂、贛、粵四省直接奪取政權的方針。當時團根據黨的決定亦有下列各省工作方針的決議，關於各省工作情形亦在這一決議中說明，不另詳述。
“（已有英文翻譯）……………………。”
在這一方針之下湖南造成了割據局面，醴陵割據有更大的發展，鄂東北及中部農村中的斗爭有劇烈的發展，贛西南之萬安遂川發生暴動，廣東海陸豐亦有極大的發展，團在這些斗爭中的發展亦甚迅速。
現在要說明的一點，就是團內發展及其成分的變更，及改造組織的大概情形：
在第四次大會時（一九二七年五月），全團有同志三萬五千，此時工人同志佔百分之四十一，知識分子佔百分之三十八，農民佔百分之十八，但各級指導機關負責同志知識分子佔百分之七十。武漢反動以后，在“漢全會議”團員數量降到一萬五千余人，十一月擴大會時又增到二萬以上。這個時期以內，因農村斗爭的發展，團在農村中的發展也比較迅速（海陸豐與瓊崖割據擴大其發展尤快），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已增至四萬五千同志（但廣東是照一萬三千人統計的，最近報告已增至四萬五千，則合計有七萬八千以上）。此時團的成分：工人佔百分之二十三，農民佔百分之五十二，知識分子百分之二十二，店員百分之○·三，兵士百分之二，其他百分之○·七。如廣東以四萬五千同志計算則農民同志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從上列情形可以看出團在武漢反動以后的發展，是非常迅速，但是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
（一）農村發展比較城市迅速，且農村團的成分，自耕農佔很重要的成分，因此團有由小資產級的學生為主要成分的團（尤其在“五卅”前學生同志約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轉變到以小資產農民為主要成分的團，這足以影響團的布爾什維克化。盲動主義與先鋒主義多半就是農民意識的表現。（二）隻有粵、湘、鄂、贛等區域有極大的發展，尤其是廣東一省的團員佔半數團員以上，而廣東的團又多半是在政權奪取以后的蘇維埃割據區域以內的發展最快（在海陸豐及瓊崖約佔廣東團員百分之七十以上），由此証明團的發展是非常不均衡的。
改造組織提拔工農分子是“八一二”會議以后，所最注意的問題，尤其是在擴大會議后，特別重視此種工作（見中央組織通告），執行的結果，大體是有進步的。根據各地新近改組報告統計，各省省委和負責同志如下：工人百分之三十五，農民百分之二十五，知識分子百分之四十，工農分子合共佔百分之六十。候補委員成分：工人百分之四十五，農民百分之七，知識分子百分之四十八，工農合共佔百分之五十二。這証明省委負責同志的成分是有很大的進步，但是有極大的缺點就是：實際擔任常委工作的還是以知識分子為多。
海陸豐蘇維埃區域團的工作情形已由中央赴粵巡視員詳細的書面報告，萬安與醴陵情形亦另有報告，茲不贅述。中央對於蘇維埃區域工作的指示，大體如致廣東省委信所述。（下略）
——“中國共產青年團的過去與現在”一書 1928年出版
（中共中央秘書局藏）
來源：中國共青團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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