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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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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仁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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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世界是充滿矛盾的。當前我們為什麼要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為有諸多社會矛盾特別是錯綜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需要處理，需要協調。正因為有矛盾，才要和諧﹔正因為要和諧，才要協調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我國社會現階段人際關系上的主要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政治生活的主題。正反兩方面經驗表明，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題，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做法，始終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社會就和諧，事業就發展﹔否則，社會就動蕩，現代化建設事業就會受挫折。
一、新時期面臨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在新的歷史時期，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國各種關系基本協調、政局基本穩定、社會基本和諧。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在基本協調、穩定、和諧的前提下，人民內部矛盾也出現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問題，人民內部的一些關系與矛盾趨於復雜和緊張，存在某些不安定的隱患、不和諧的因素，影響了社會協調健康發展。
(一)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過大。
改革開放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拉開了差距，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有了差距，才有競爭﹔有了競爭，才有動力﹔有了動力，才能發展。但是在打破“大鍋飯”的同時，又出現了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的問題。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突出反映在分配領域，集中在社會成員收入差別上。差別即是矛盾，差別持續拉大引發矛盾加劇。有資料顯示，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系數，2000年在我國已達到0.4的國際警戒線，而且每年都有所上升，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現在已經突破了0.45。經濟發展水平與我國大體相當的國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約是1.7倍。2003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3.24倍。如果把農村居民收入被高估的水分擠掉，把城鎮居民享有的各種隱性福利和優惠折算成收入，那麼，城鄉居民事實上的收入差距比上述數字還要大，有人估計在6倍左右。與城鎮居民收入提高較快相對比，一些地區農民負擔過重，收入增長緩慢。從1997年到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連續7年不超過5%，2002年最高增長4.8%，2000年隻增長了2.1%，相當於同期城鎮居民年均增幅的一半。除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外，農村居民、不同地區居民，腦體勞動者、不同所有制職工、不同行業員工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同程度地拉大。
(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等社會差別拉大。
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農村和落后地區發展，雖然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城鄉差別拉大不僅體現在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還表現為城鄉二元結構矛盾越發明顯。首先是城鄉經濟發展差距拉大。2002年，僅佔全國人口25%的地級城市(不含轄縣)實現的GDP佔全國63%，而佔全國人口60%以上的農村實現的農業增加值僅佔GDP的15%。農村出現地力衰竭、生態退化、勞動力素質下降等現象，財富向城市集中。其次是農村居民在就業、社保、教育、衛生、文化、福利、環保等公共事業方面與城市居民差別明顯凸現，社會事業及其基礎設施落后於城市。與此同時，我國區域差別仍在擴大。從1980年到2003年，東部地區佔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區分別由30%和20%下降為24.5%和16.5%。人均GDP的相對差距進一步擴大，東部與中、西部分別由1980年的1.51:1和1.91:1擴大為2002年的2.1︰1和2.61︰1。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且成本較高，老少邊窮地區較多。東部地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區位優勢明顯，經濟實力雄厚，基礎設施比較完善，對外開放程度大，科技教育發達，人才資源豐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等社會差別程度不同地拉大，成為影響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
(三)貧富差距和社會貧困問題突出。
近年來富人收入來源呈多樣化，增殖速度加快，而窮人收入來源逐步萎縮，呈遞減趨勢，形成了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馬太效應。貧富懸殊抑制了消費需求，引起了富者過度儲蓄和窮人緊縮消費等問題。高收入者對一般商品的消費都已滿足，隻對高檔消費品有需求，結余購買力通過各種投資渠道轉化為金融資產。據估算，在金融資產和儲蓄存款中，60%-80%為20%的高收入戶所佔有，80%的中低收入者對消費有較大需求而無購買力。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扶貧工作取得顯著成績，但城鄉貧困人口和困難群體仍佔相當大的比例。據國家扶貧辦公室稱，2003年農村貧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在637元以下)不減反增，增加了80萬人，河南、安徽、陝西、黑龍江四省因自然災害等原因，返貧人口超過200萬人。另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2003年對6萬多農村住戶調查，農民人均純收入在800元以下(按各組收入平均實際隻有540元，月收入45元，低於貧困標准15%)佔總農戶6.7%，僅能維持溫飽，按上述比例估算的貧困農業人口為5100萬人。解決貧富差距和貧困問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迫切問題。
(四)干群矛盾明顯增多。
黨的各級組織和各級人民政府，在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處於領導地位，也處於社會各種矛盾的焦點和中心。各項大政方針是否正確，社會組織管理是否有效，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人民內部各種矛盾也不同程度地通過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反映出來。這些矛盾主要表現在：一是少數領導干部作風上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嚴重，他們忘記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顛倒了主仆關系，在思想上漠視群眾，在感情上疏遠群眾，在作風上脫離群眾，造成領導與群眾的隔閡。一些地方形式主義嚴重，少數領導干部好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甚至弄虛作假，欺上瞞下。這些理所當然要引起群眾的嚴重不滿。二是黨和國家機關中少數工作人員存在著嚴重的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少數領導干部以權謀私，錢權交易，中飽私囊，甚至腐化墮落，引起廣大群眾的強烈反感。這兩個方面的矛盾，構成了領導與群眾矛盾的主要方面。
(五)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就業形勢決定於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狀況。從供給方面來看，就業主要面臨這樣三個方面的壓力：一是新增勞動力數量，二是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領域和城鎮轉移，三是城鎮的下崗和裁員。從新增勞動力來看，目前我國正處於勞動年齡人口增加最為迅速的時期。從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來看，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越來越依賴於非農就業的工資性收入，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步伐還將進一步加快。從需求方面來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會帶動約0.4%的就業增長，但到了2000年，這一拉動作用降低到隻有0.1%，以后的形勢仍舊不容樂觀。“十五”期間，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人，下崗失業人員1300多萬人，2300多萬人需要就業。復員退伍軍人、大中專畢業生、殘疾人等就業安置難。“十一五”時期，中國的就業形勢不會在短期內得到緩解。
二、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
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比以往錯綜復雜得多，產生的原因也錯綜復雜得多。其中既有客觀和主觀的原因，也有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不少矛盾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許多原因又相互交織在一起。概括地說，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產生人民內部矛盾的總根源。
我國現階段人民內部矛盾歸根到底受社會主要矛盾即社會生產需要之間的矛盾所制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所以會產生和存在大量的有些甚至是很突出的人民內部矛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經濟文化落后，社會生產還遠遠不能充分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實際上，人民內部矛盾正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集中反映。在現階段，人民內部的許多矛盾，歸根到底都是由於生產力落后造成的。
(二)所有制結構和利益結構的調整，是產生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因。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所有制方面，我們破除了“一大二公”的舊觀念，逐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的經濟結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和經濟成分並存，這是適合我國現實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這也帶來了各種所有制之間以及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的種種矛盾，拉大了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決定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改革是一場極其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是全民性利益格局的大調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改革，就是要通過對經濟、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體制的根本改革，尤其是在社會經濟結構重大變化的基礎上，對社會各種利益關系進行重大調整，從而打破過去那種不合理的利益結構。但是，在這一調整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利益的分化，並引發各種利益矛盾。
(三)城鄉結構和地區結構的調整，必然會產生和加劇某些人民內部矛盾。
我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社會，城鄉差別是三大差別之一，城鄉矛盾也一直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黨的十五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實現從農業人口佔多數向非農業人口佔多數的轉變。要實現這一轉變，城鄉結構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加速實施城市化戰略。但是，在實現城鄉結構戰略性調整、實施城市化戰略的過程中，必然會引發大量城鄉之間的人民內部矛盾。近年來，城鄉之間的矛盾已呈明顯化、擴大化趨勢。與此同時，我國還是一個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應該看到，主要是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短期內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尤其是近年來東西部差距進一步拉大，地區之間難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有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甚至有加劇的可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少數民族大多集中於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邊遠貧困地區，因而地區矛盾與民族問題又往往交織在一起，解決起來難度更大。
(四)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與社會轉型期有著密切的聯系。
社會轉型期是指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到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期，這也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多發期。由於新舊體制並存、交叉和相互碰撞，由於改革措施不配套和政策法規不完善，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嚴重﹔一些領導干部和領導班子思想理論水平不高，依法執政能力不強，解決復雜矛盾本領不大，素質和能力同貫徹落實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還不適應﹔一些黨員干部事業心和責任感不強，思想作風不端正，工作作風不扎實，脫離群眾等問題比較突出﹔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還比較嚴重，等等。這些問題引發群眾的強烈不滿，導致干群矛盾明顯增多。
(五)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勞動力供給總量的高速增長，導致就業形勢嚴峻。
產業結構的調整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使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証。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企業被關、停、並、轉，或者破產，從而出現了一大批下崗和失業人員。造成就業形勢嚴峻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口總量高速增長，與其相應的就是勞動力供給總量的高速增長。中國現有13億人口，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人。按經濟發展速度為7%-8%計算，每年淨增就業崗位800萬左右，勞動力總供給大於總需求。
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經濟成分、利益關系、生活方式、組織形式日益多樣化，我們面臨諸多錯綜復雜、利弊相伴的新問題，遇到不少新的矛盾。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是一個涉及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全局性問題。應該看到，人民內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處理得好，可以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增強人民的團結，促進我們的事業興旺發達﹔處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會變成大事，甚至釀成亂子，就會給我們的社會穩定和事業發展帶來嚴重的損害。因而，對各種人民內部矛盾，必須高度重視並正確處理，以防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
(一)建立健全對各種社會矛盾的反映機制。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情況變化迅速，容易讓人跌入“信息陷阱”中﹔加之體制缺陷和官僚主義作風，有可能使執政者對社會矛盾反應遲緩，或判斷失誤，自我感覺良好，甚至面對危機麻木不仁。對此，要准確搜集反映社會矛盾、社會輿論和社會情緒的科學數據，如表示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失業率、公民對執政黨及政府某項政策的支持率、對某項重大事件反映的民意統計等。數據是中性、客觀的，可以看作社會矛盾的“晴雨表”。除發揮執政黨組織系統和政府有關部門作用外，還要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和相對獨立的社會調查機構的作用，全方位、多渠道地了解社情民意。黨的決策系統、政府執行系統和社會評價、調查系統相對分離，有助於防止主觀主義。在及時、准確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分析社會矛盾的性質、特點、原因及發展趨勢，採取對策。對預示重大矛盾的情況要見微知著，有效防范，力爭消除在萌芽狀態。
(二)在深化改革中加快發展。
經濟快速、高效發展了，我們就能為新增勞動力和下崗職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就能從容地支付改革成本，就能對貧困地區和困難群眾加大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和幫扶力度，就能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利益調節機制的完善提供相應的財力保障。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我們也要加快精神文明的發展。隨著兩個文明的協調發展，全社會人群素質必將空前提高，這樣就會更多地贏得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增強社會的向心力、凝聚力。總之，隻要我們的經濟實力更加強大，社會更加文明進步，人民的生活質量更加提高，社會大局的穩定就會得到更加可靠的物質保証和精神動力支持。
(三)運用好法律這一調控社會矛盾的有力武器。
健全的法律規定公民的民主權利，使公民感到自己能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發表意見，參加“游戲規則”的制定﹔法律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可以規范社會成員的行動，防止極端行為的發生。執政黨解決社會矛盾的能力，經常、大量地體現在依法治國的水平上，要善於制定、實施維護社會穩定和公民權益、促進發展的法律，維護司法公正。當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感到能夠在現有法律框架內解決自己的問題時，執政黨調控社會矛盾就有了有效的“安全閥”。
(四)積極開展思想教育工作。
各級黨政組織、工青婦等群眾團體，以及基層組織的領導班子，要切實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加強作風建設。要引導群眾客觀地分析經濟和社會發展形勢，保持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要引導群眾全面看待改革，既看到改革的光明前景，又看到改革的艱巨復雜，克服懼怕改革的心理和消極應付的心態，從而滿懷信心地把改革推向深入。要引導群眾積極對待下崗再就業問題，努力提高自身素質，積極創造條件再就業，自覺維護社會穩定。要使群眾懂得黨和政府懲治腐敗、解決社會不公、根治社會丑惡現象的決心和行動，從而與黨和政府同心同德，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前進。
(五)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和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等腐敗現象。
黨和國家機關中少數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和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等腐敗現象，往往會激化矛盾，甚至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制造事端。各級黨委要堅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方針，堅決維護黨的紀律的嚴肅性，認真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堅決查處各種違反黨的紀律的案件。對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就當前狀況而言，搞好黨風廉政建設，對於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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