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十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
|
|
|
 |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１９５９年１月７日，在北京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這是在１９５８年７月全國統戰工作四級干部會議之后，專門召開的一次討論民族、宗教工作的統戰會議，是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主要要求糾正“左”的思想的形勢下召開的。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爭以后，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的斗爭，這場斗爭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使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錯誤傾向發展起來。這次會議的報告和文件中盡管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一些“左”的東西，如：全盤肯定了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斗爭﹔提出了“有些自治縣已經或即將和鄰近的縣合並”是“必然趨勢“等。但是，會議的主導精神是貫徹黨的八屆六中全會的精神，是在統戰、民族、宗教工作上反對“左”傾思想的。李維漢同志當時正在外地調查，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他對這次作了肯定的評價，他說：“第十一次統戰工作會議開得好，特別是汪鋒同志，對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全面辯護，我表示感謝。”
會議於１２月１８日開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工委）統戰部或副部長，民委主任或副主任（黨員），主管民族、宗教工作的局、處長（黨員）及自治州與自治區內的地委書記（州委書記）或統戰部長，自治縣縣委書記以及中央各有關單位的人員，共四百六十六人出席、列席了會議。
會議聽取了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汪鋒同志關於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傳達，學習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討論了汪鋒同志《關於少數民族整風情況和今后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任務》的報告，《全國民族工作規劃大綱（草案）》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同志《關於漢族地區宗教問題》的發言。會議結束時，汪鋒、張執一同志分別作了總結性發言。最后，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同志對當時階級斗爭形勢和１９５９年工作安排的問題講了話。
會上，有二十二位同志作了大會發言，八位同志做了大會書面發言。在發言、討論和座談中，與會同志結合學習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對黨的民族、宗教理論和政策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一些同志在發言中，反映出不少在民族、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
在民族工作方面，黨內有些同志認為，經過整風、反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民族問題已經解決了，今后在工作中可以不再注意民族問題和適當照顧民族特點了。個別同志懷疑黨過去民族工作中實行的某些政策是否貫徹了階級路線，如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和平改革的政策，在牧區提出的“不斗不分、不劃階級”和“牧工牧主兩利”政策等。還有些同志把“自治機關民族化”的口與干部共產主義化這個原則對立起來，認為提出“自治機關民族化”是不對的等等。
在宗教工作方面，有些同志認為經過整風、反右和改革宗教中的封建剝削壓迫制度，宗教很快就可以消滅了，可以不再認真宣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了。有些同志懷疑黨提出的宗教具有五性（國際性、民族性、長期性、群眾性和復雜性）是否正確。有些同志提出當時可以在教徒群眾中廣泛進行無神論的教育和辯論。
汪鋒、張執一同志在總結發言中對這些問題分別作了回答。
汪鋒在總結發言中，針對某些同志懷疑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某些政策是否貫徹了階級路線，明確回答說，應該肯定，黨的民族政策，包括黨提出的在解決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改革問題上的方針政策在內都是正確的，都是從無產階級和廣大少數民族人民群眾的現實的和長遠的利益出發的，因而是充分體現了階級路線精神的。以少數民族上層統一戰線為例，黨從來就認為必須在不斷鞏固和發展工農（牧）聯盟的基礎上來進行上層統一戰線工作，而不是離開這個基礎去進行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上層統戰工作是為廣大勞動人民徹底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做好了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爭取、團結、教育、改造工作，就有利於安定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秩序，有利於鞏固祖國的統一和增強民族團結，就便於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徹底解放勞動人民，同時也有利於少數民族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少數民族的繁榮發展。這正是高度地體現了黨的階級路線。我們在進行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時候，必須同充分發動和組織廣大勞動人民的工作聯系起來，並且依靠基本群眾來實現少數民族地區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完成對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根本改造工作。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高潮的新形勢下，某些地方或多或少存在著忽視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傾向，應當引起我們注意，並加以克服。
關於在筆區不劃階級的問題，汪鋒同志說，黨在牧區採取“不斗不分、不劃階級”的政策，是根據當時牧區的實際情況和畜牧業經濟的特點制定的，畜牧業經濟一般是個體的私有的小生產經濟，畜牧業生產主要靠牲畜的自然繁殖，受自然條件影響極大，措施不當，就很容易遭受人為的破壞。黨在牧區實行“不斗不分，不劃階級”的政策對穩定和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牧業生產起了積極作用，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在牧區不劃階級，並不是說牧區沒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對牧區干部、群眾可以不進行階級教育。黨向來是重視對牧區干部、群眾的階級教育，不斷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的。
談到少數民族地區機關民族化的問題時，汪鋒同志說，少數民族地區機關民族化的提法是正確的。因為：（１）黨在提到自治機關民族化時，並不是離開黨和國家對民族自治地方的統一領導，離開漢族或其它民族干部積極參加自治機關的各項工作來講的。相反，黨在提出自治機關民族化的同時，強調了黨和國家對民族自治地方的統一領導，強調了漢族或其它民族干部積極參加自治機關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２）黨在提到少數民族地區黨的機關民族化時，並不是離開少數民族黨員干部共產主義化這個原則來講的，恰恰相反，是要求在共產主義化的基礎上來逐步實現黨的機關民族化的。（３）黨在提出這個問題時，在絕大多數少數民族中，少數民族出身的黨員干部還很少，特別是缺乏老黨員、老干部，因此，提出自治機關民族化，強調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發展少數民族黨員是完全必要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幾年來，民族干部迅速大批成長的事實也証明了黨提出的民族化政策的正確，必須加以肯定。
講到民族融合和照顧民族特點的問題時，汪鋒同志說，民族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有它自己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定時期，隨著社會主義生產和文化的高度發展，各民族之間的差別將要逐漸消失，融合成為一個整體。這是民族發展的客觀歷史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國各民族現在就要融合成為一個整體了，也不是說社會主義建成以后就沒有民族差別存在了，更不是說階級消滅了民族也就沒有了，甚至由此得出結論，認為今后我們在民族工作中就可以不再注意照顧民族特點了。應該看到，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國各民族之間在經濟文化的發展、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以及心理素質等方面的差別，還會繼續存在。階級消滅了，民族還會存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成了，各民族之間之間的差別也不會完全消失。因此，我們在今后的民族工作中，仍然必須注意繼續適當地照顧各民族的特點，以便團結各族人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
講到是否還要繼續反對大漢族主義問題時，汪鋒說，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曾明確指出：“今后也仍然要繼續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這是黨的一條堅定不移的方針。我們絕不能忘記毛主席的指示：要搞好我國民族關系，關鍵在於反對大漢族主義。對於大漢族主義，採取任何忽視態度，都必將給黨的事業造成損失，也隻有經常注意防止和克服漢族干部中的大漢族主義，才更有利於防止和克服少數民族干部中的地方民族主義。各少數民族地區的黨組織，都必須經常警惕所屬漢族干部中的大漢族主義傾向，及時加以批判和克服。
講到宗教的五性問題時，汪鋒同志說，宗教五性的提法是正確的。從道理上講，五性是客觀事實，不能不承認﹔從實際工作上講，可以防止和克服用行政命令或強迫禁止的辦法來對待宗教信仰的偏向。
在講到要不要在群眾中進行無神論教育問題時，汪鋒同志說，對要不要組織群眾進行無神論的辯論，存在不同的看法，究意怎樣做有利，由各有關黨委決定，各地可以有所不同，但有以下幾點必須注意：（１）不要形成人人檢討過關，表示不再信教的局面，這樣容易造成假象，不利工作。（２）不要發動不信教的群眾去斗爭信教的群眾。不能歧視，更不能打擊保持宗教信仰的群眾，以免形成信教群眾同不信教群眾間的對立。
張執一同志在總結發言中，主要講了宗教的前途和宗教工作中的幾個具體問題。他批評了有的同志認為很快就可以消滅宗教的想法，明確提出必須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說，這樣做就更有利於團結、教育廣大的教徒群眾和大多數的宗教職業者。他還提出對宗教職業者和教徒要求還俗退教等，均應給予支持，但不應號召教徒退教。同時應有意識地保留一些進步的宗教職業者和教徒，教育他們不要脫離群眾，繼續進行工作。在教牧神職人員中，不要組織他們批判聖經和辯論有關宗教信仰的問題，不要在他們內部直接去進行有神和無神的辯論。
在會議結束時，徐冰同志就當時階級斗爭形勢和１９５９年工作安排問題講話，他強調地指出，１９５８年以來階級斗爭的形勢不是尖銳，而是緩和下來，黨對資產階級人們和知識分子的改造，應當實行弛的方針，也就是緩和的方針。有的同志認為人民公社化后，革命深入化了，階級斗爭也就更尖銳了，因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已是敵我矛盾了，最好把資產階級分子組織起來送去勞動改造，這種看法是不對的。１９５８年春天以后，階級斗爭不是尖銳，而是緩和下來，直到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會議后，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范圍掀起，又引起一個時期的階級關系的緊張。但這種階級關系的緊張並不等於階級斗爭的尖銳。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發表后，人心安定了，一個時期較緊張的階級關系又緩和下來了。在這段時期，我們看不出有階級斗爭尖銳的因素。從資產階級方面，並沒有爆發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公社的運動來與黨搞對抗﹔從黨的方面來說，也沒有改變對資產階級和平改造的方針政策，沒有象對待地主階級那樣採取沒收並剝奪其公民權的辦法。資產階級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對他們還是繼續貫徹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怎麼也得不出要實行勞動改造的結論。再從理論上看，說“革命越深入化，階級斗爭越尖銳”，這種認識既不符合實際，也不符合馬列主義原則。階級斗爭發展的規律是曲線的，有起有伏的，一張一弛的，而不是直線上升的。我們應該保持階級斗爭的警惕性，但是不能警惕到每天緊張，主觀認為階級斗爭尖銳了，資產階級是敵人了。這與我們的政策不符，與實際情況不符，對改造資產階級也不利。目前，階級關系緩和了，階級斗爭也會跟著緩和一些。但緩和並不是沒有斗爭，而是要根據這一緩和的形勢採取和風細雨的、耐心的、正面的、如情如理的說服教育的方法，促進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
徐冰同志闡述了中央提出的“五不變”的政策，他說，我們黨對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定息政策不變、高薪的辦法不變、學職學銜不變、適當的政治安排不變，同時對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改造政策不變。其中，定息不變還有一句領不領聽其自便，這主要是照顧到一些小業主和其他方面的情況。但我們絕不鼓勵放棄定息，作為黨和政府來說，完全沒有一方面說定息政策不變，另一方面又鼓勵他們放棄定息的意思。
現在的問題是，盡管五不變，他們對社會主義改造仍有抵觸情緒，有些厭倦改造。那怎麼辦？如按我們原來那樣繼續進行批評斗爭，大鳴、大放、大字報這一套，結果會使厭倦情緒更大，抵觸情緒更大，繼續發生頂牛狀態，對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好處，反而有妨礙。所以我們要考慮一下策略和方法的問題。最近，毛主席同陳叔通談話說：對資產階級可以一張一弛，可以緊幾個月，也可以鬆幾個月。就是說，他們厭倦改造，就給一點休息的時間，問題解決不了可以放一放。在這段時間裡，給他們更多的工作機會，使他們多做一點事情，在生產勞動中，在以企業為基地裡面，在工作中，進一步幫助他們，教育他們。我們對他們的社會主義教育、改造不是一錘子買賣，一家伙砸破，那不行。而是有間歇、有曲折、有等待、有策略的搞。我們對他們不能總是批評，總是斗爭，要使他們慢慢提高。我們今天對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工作重點不應放在不斷斗爭上。我們要搞正面說理，搞和風細雨、耐心教育。要他們多做工作，幫助他們做出成績，在工作中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並在服務中進行改造。在全國統戰會議結束后，徐冰同志又在１９５９年１月８日省、市、自治區統戰部長座談會上進一步就當時對資產階級採取弛的方針的意義和必要性，作了深入論述。
１９５９年５月，為著繼續貫徹弛的方針，中央統戰部召開了各省、市委統戰部長座談會，著重討論了當時階級斗爭形勢和統戰工作的方針任務，會議提出了“貫徹政策，調整關系，調動服務，繼續改造”的方針。會后，中央統戰部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各省、市委統戰部長座談會向中央的報告》。１９５９年６月２日，中央原則上同意這個報告，並轉發各省、市委，請他們參酌辦理。 |
|
|
|
|
| 毛澤東紀念館 |
周恩來紀念館 |
|
|
| 劉少奇紀念館 |
朱德紀念館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