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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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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二七”罷工失敗以后，陳獨秀相繼發表了《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兩篇文章，對中國革命一系列基本問題作了完全錯誤的理論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傾錯誤的理論基礎。其主要錯誤是：
（一）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前途作出錯誤的判斷
中國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終極前途，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陳獨秀卻認為，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經濟狀況，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族各階級共同起來謀政治經濟之獨立”的“國民革命”，革命的前途“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他犯下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
（二）否認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
他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說起來，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爭斗之需要甚至於連自己階級的經濟爭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如手工業工人)，也並不是少數。”陳獨秀既然在理論上如此低估和輕視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和作用，那麼，在實際工作中，自然會採取不依靠工人階級和放棄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政策。
（三）低估了農民的革命性和革命要求
他認為：“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被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斷言號召開展農民運動，是“決不能實現的幻想”。他根本不了解農民問題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也就不懂得農民是工人階級最廣泛最可靠的同盟軍，不懂得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隻有領導農民革命，和農民結成聯盟，才能找到推翻舊社會和建立新社會的革命力量。
（四）過高地估計了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
他說：“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的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畢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
中共黨內的右傾和“左”傾錯誤，各自從自己的理論出發，右傾錯誤隻注意國共合作，而“左”傾錯誤隻注意工人運動，但兩者都忘記了廣大的農民階級。所以，他們在資產階級進攻面前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獲得廣大的同盟軍。於是，在蔣介石反革命陰謀的步步逼迫面前，他們束手無策，只是採取軟弱無能的一讓再讓的政策，使蔣介石認為共產黨的領導者是軟弱可欺的，這就大大地助長了蔣介石篡奪革命權力的野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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