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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新右派的斗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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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內本已存在著的左、中、右三派，圍繞著繼續堅持還是反對國民黨“一大”的政治綱領，堅持還是反對孫中山主張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展開了日益激烈的斗爭。
1925年6、7月間，自詡為孫中山三民主義“忠實信徒”、以理論家姿態出現的戴季陶，先后拋出了《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小冊子，在理論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不能以其指導中國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否認中國存在階級對立，胡說只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在組織上，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宣揚國共兩黨沒有“共信”（即共同的信仰），決定了兩黨不可能“互信”，也不可能團結﹔提出中國國民黨必須具有“獨立性、排他性、統一性、支配性”。與此同時，在上海、廣州等地建立了“孫文主義學會”，為其實現更大的陰謀開始作組織上的准備。
針對國民黨新右派的反動活動，中國共產黨除了組織文章對戴季陶主義進行駁斥外，中共廣東組織的領導人，還主張通過召開國民黨“二大”，以達到打擊右派、孤立中間派、擴大左派，並給日趨靠攏右派的蔣介石以回擊的目的。但在國民黨“二大”的最后選舉中，由於陳獨秀、張國燾和共產國際代表維新斯基的妥協退讓，設有實現預定的計劃。在選出的36名中執委中，共產黨隻有7人，比原計劃少了近一半﹔在25名中監委中，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合起來才7人，右派佔絕對優勢﹔蔣介石不但沒有受到打擊，反而第一次被選入中執委。在接著召開的二屆一次全會上，他不僅當上了中常委，而且還被任命國國民革命軍總監，即總司令。使這樣一個在國民黨內地位不高的軍長，頃刻之間，成為炙手可熱、權傾朝野的人物，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領袖。
蔣介石為了達到蓄謀已久的反革命目的，加緊了全面篡奪革命領導權的步伐。1926年3月18日，蔣介石指使親信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命令海軍代理局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調派中山艦到黃埔候用。當中山艦開到黃埔后，蔣介石的爪牙大肆造謠，誣陷共產黨陰謀暴動，要炮轟黃埔，推翻國民政府。此時的蔣介石故作“驚異”狀，矢口否認有調令的事。20日，他宣布在廣州戒嚴，逮捕李之龍等50多名共產黨員，扣押了黃埔軍校和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共產黨員，井強迫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這就是“中山艦事件”，或叫“三二O”反革命事件。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主張堅決反擊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周恩來在當天就趕到扣押共產黨員的廣州衛戍司令部，當面質問蔣介石，嚴詞斥責他破壞國共合作。中共廣東區委發表公開信，駁斥所謂“共產黨有推翻國民黨的陰謀”的謠言。蔣介石當時考慮到自己的羽翼尚未豐滿，這次行動多少帶有試探的性質，因此，很快又釋放了被捕的共產黨員，發還了所繳的工人糾察隊的槍支，表示這次事件只是一種“誤會”，“自請從嚴處分”。但同時，又借口加強團結，解散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堅持要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以實現他篡奪第一軍軍權的目的。
陳獨秀等人在軍權上對蔣介石的讓步，並沒有換得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善心。在1926年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借口所謂“消釋疑慮，拒絕糾紛”，提出了“整理黨務案”。其主要內容是：(1)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全體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2)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各部部長﹔(3)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4)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對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須事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等等。對這樣一個排擠共產黨員篡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嚴重問題，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卻表現得嚴重右傾、軟弱，並強迫中共黨團代表簽字接受。結果使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被撤職，所留空缺大部分由國民黨右派分子取而代之。蔣介石也因此爬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並兼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長等要職。從而為他建立反革命軍事獨裁統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也為他伺機絞殺革命，准備了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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