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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左派的反蔣斗爭、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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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之后，拋棄了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和新三民主義，國民黨內部開始進一步分化。以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繼承了孫中山愛國和不斷進步的革命精神，堅持三大政策的光榮傳統，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和支持下，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一）以宋慶齡、何香凝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的反蔣斗爭
國共合作破裂后，以宋慶齡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繼續高舉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大旗，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國民黨反動右派展開了英勇斗爭。1927年7月14日，宋慶齡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公開宣布退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蔣、汪之流決裂。8月1日，宋慶齡和鄧演達、毛澤東等22名國民黨二屆中央委員發表《中央委員宣言》，指出：“武漢與南京所屬黨部政府皆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自今以后，惟有領導全國同志，誓遵總理遺囑奮斗到底”。號召“全國同志在此期間，均應一本總理創造本黨之精神，與一切假冒本黨革命名義者堅決奮斗”。這一宣言為國民黨左派的反蔣斗爭指明了方向。為完成孫中山臨終的囑托，宋慶齡於8月下旬赴莫斯科考察，行前發表《赴莫斯科的聲明》，再次表明要繼續堅持孫中山的革命綱領和政策，指出叛變革命和違背三大政策的反動勢力必然要走向失敗。她稱頌“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蘇聯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壯大”，“國民黨如能和這兩種革命力量建立正確的關系，就會大大的幫助中國革命，使中國獲得國家的獨立”。
宋慶齡到蘇聯后，考察了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廣泛宣傳了國民黨左派忠於孫中山革命主張和繼續革命的決心，揭露了國民黨右派反動派破壞革命的罪行。在莫斯科，宋慶齡與國民黨左派人物鄧演達、陳友仁等開始探索組建新黨的工作。1927年11月1日，他們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論述了三民主義的真義，揭露了國民黨反動集團已成為舊勢力的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指出，要推翻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反動勢力統治，必須團結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及青年學生，提出革命的動力是受壓迫剝削最深的農工群眾。革命的結果，其政權主要的掌握在工農為中心的平民群眾手上，其經濟建設必超越資本主義的毒害，向社會主義前進。這個《宣言》的發表，對國民黨左派和其他革命者給予很大的鼓舞。在蘇期間，她還通過電報與蔣介石進行了一場激烈的交鋒。她在—封針對蔣介石勸她回國的電報中，堅定地表示：“如果我回國的話，那也只是為了參加工農斗爭，”“我將踏著革命的足跡繼續前進，這是緬懷我們領袖的惟一道路。我在這條路上決不回頭。”何香凝是廖仲愷的夫人，也是一位重要的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她早年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堅決支持新三民主義革命綱領，擁護國共合作。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她憤然斷絕了與蔣的聯系，拒不出席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禮，拒絕擔任他們的証婚人。她指責汪精衛之流的“分共”政策，背叛孫中山先生和廖仲愷先生的聯共主張，表示決不違背孫先生的革命主張，“跟共產黨跳水我也願意”。為表示決不與蔣介石、汪精衛之輩同流合污，她毅然辭去了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職務，回到廣州專門創辦了仲愷農工學校，從事發動群眾的訓練工作。為籌集學校經費，她親赴菲律賓及南洋賣畫。“九一八”事變后，她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回國從事民主運動。
（二）“第三黨”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張
1928年初，在上海的一部分國民黨左派和一部分脫離中國共產黨的人士及一些愛國知識分子，響應鄧演達等發表的《莫斯科宣言》，由譚平山等發起組織成立了“中華革命黨”。會議推選鄧演達、譚平山、章伯鈞、季方、朱蘊山、鄧初民等為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鄧演達為總負責人，在鄧未回國前由譚平山代理。由於中華革命黨的主張既不同於國民黨，又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當時組織工農起義，建立農村根據地的作法，因此被人們稱為“第三黨”。該黨成立后，以上海為中心，創辦了《突擊》和《燈塔》兩個周刊作為輿論陣地，用大量事實揭露和批判了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共產黨的暴行，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張。該黨中央先后委派黨員到北平、四川、江西、山東等地開展活動，建立地方組織。
1930年5月，鄧演達應中華革命黨黨員的要求，回國投身革命。鄧演達認為，要完成國民革命的任務，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主張，進行當務之急的反蔣運動，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而繼續利用國民黨這塊招牌，可以把受過國民黨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別是仍然留在國民黨及其軍隊中的不滿意蔣介石統治的人團結起來。在他的建議下，“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以示繼續以三民主義為指導革命的理論基礎，復興已被中斷了的國民革命。8月9日，鄧演達在上海法租界內秘密主持召開了有十多個省區的三十多名代表參加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會議通過了由鄧演達起草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選舉鄧演達為總干事。該黨在《革命行動》創刊號上，公開發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認為：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雙重支配的前資本主義社會，這決定了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依附他們的反動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是以民族、民權、民生三項任務結合在一起，以社會主義為歸宿的革命。他們認為自己代表的是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平民群眾和工農群眾，斗爭的目的是實現三民主義，復興中國革命，建立以工農為中心的平民政權。在外交政策上，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與各被壓迫民族結成政治聯盟。在對待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上，承認工人階級政黨是革命的政黨，但不同意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建立和發展根據地政權，不贊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而是主張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進行平民革命，通過建立平民政權過渡到社會主義。
中華革命黨及由其易名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是大革命失敗后，由國民黨內部分化出來的左派，為反對國民黨右派的反動統治而建立的政黨。由於他們對中國革命許多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和分析，以及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場，本來有可能同中國共產黨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鄧演達回國后，也曾多次主動找中國共產黨負責人進行商討，希望同中共建立聯合反蔣戰線。但由於中共負責人左傾關門主義，對鄧演達等人組織的“第三黨”採取了錯誤的政策。中共中央於1928年5月作出的《關於對第三黨的認識和態度》的決定和6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決議中，都把“第三黨”看作是沒有獨立性的一部分失意的小資產階級組織的政黨，是蔣介石反革命統治的工具。周恩來同志在總結這一經驗教訓時曾指出：“第三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1930年鄧演達回國后，曾找我們談判合作反對蔣介石，可是我們沒有理睬他，這是不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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