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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在工人、農民和國民黨軍隊中的統一戰線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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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展工人階級內部的統一戰線工作
大革命失敗后，工人運動遭受極大的挫折，工會成員從大革命時期的300萬驟降至3萬左右，大部分工人領袖和積極分子慘遭殺害和逮捕，工人處於毫無政治權利和經濟保障的狀況。當時，除共產黨領導的工會以外，還有四種類型的工會組織：(1)由工人自發起來為保障自己的經濟利益而組織的工會。其特點是：具有兩面性，有相當的群眾基礎。他們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防范資本家的進攻，但不反對國民黨，甚至形式上還有某種聯系。(2)國民黨“御用工會”。政治上受國民黨指揮，從維護工人利益上去調節勞資糾紛。(3)借工會之名，行政治壓迫之實的假工會。是由國民黨指定的所謂“忠實同志”組織起來的，隻有上層機關而沒有下層組織，其職能是為了控制和壓迫工人斗爭。(4)由工人貴族把持的工會。與國民黨關系極深，同我黨領導的工會作對。在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成立的中共國內留守中央，正確估計了國內形勢，決定在城市群眾和工人群眾中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留守中央在《中央通告第四十七號》中指出：“中央現在的策略，黃色工會如果是有群眾的時候，我們必須加入到裡邊去活動，以公開的地位接近其群眾，領導他們作日常斗爭，從斗爭中揭破黃色工會的假面具，獲得其群眾。至於宣傳方面，我們當然要公開地批評黃色工會的欺騙，但是不能簡單地站在群眾以外籠統地提出打倒或反對黃色工會的口號。”
1928年6月，中央又發出第54號通告，明確提出了“工人統一戰線”問題。要求“深入群眾運用工人統一戰線的策略”，“有黃色工會或反動工會的地方，並且要注意運用工人統一戰線打入他們的群眾中去。”同年7月，黨在《中央關於城市農村工作指南》中，對“建立工人群眾統一戰線”作了重要指示。要求積極深入到各類有群眾的工會，進行廣泛的宣傳，根據他們的要求提出綱領，爭取右派工會的群眾。可以用結拜兄弟姊妹等方法組織左派運動，推動其群眾左傾，監督其領袖分子的行動。當他們領導的斗爭爆發時，我們的工會就站在工人階級的利益上，號召工人起來援助，而對於其領袖表現出妥協、畏縮和出賣工人利益的活動，要向群眾揭露其欺騙黑幕以取得其群眾。中央決定派一些身份沒有暴露的共產黨員加入工會，設法在工會中建立黨的組織。
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工人群眾統一戰線的口號和策略方針是基本正確的，對城市工人運動的恢復起了重要作用。從大革命失敗后到1929年，全國產業支部已發展到100多個，黨領導的重要罷工有47次，參加罷工的群眾達34萬多人。在1928年5月，上海總工會組織領導了上百個工會團體和學生組織，聯合組成“反日會”、“濟案后援會’’等反日組織，舉行了“五卅”三周年、“濟南慘案”一周月紀念日等大型示威游行。在此后的兩個月裡，上海爆發了大小近40次的工人經濟斗爭，大多數都取得了勝利。此外，在廣州、天津、武漢、廈門、無錫、蘇州等地都爆發了由我黨領導的城市工人運動。在斗爭中，反動的黃色工會遭到失敗，我們黨領導的工會組織在群眾中擴大了影響，樹立了威信。
（二）土地革命的開展，工農聯盟得到鞏固和發展
從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中，中國共產黨開始認識到農民是無產階級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軍，中國革命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根據“八七”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的總方針，中國共產黨開始深入農村，發動農民，武裝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為統一戰線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1929年春，毛澤東和朱德率領工農紅軍第四軍進入江西南部，發動群眾，展開游擊戰爭，開辟了贛南革命根據地。隨后，以江西根據地為中心，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廣西、廣東等省先后建立了大小15個革命根據地。按照“六大”規定的土地革命綱領，各個根據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經過毛澤東多年的探索，到1931年2月，已制定出一條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線。在這條正確路線指引下，各根據地的土地改革得到蓬勃發展。
農民問題歷來是國共兩黨兩條路線根本分歧的實質所在。由於中國共產黨重視了農民問題，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當作民主革命的關鍵，採取了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滿足了農民的經濟利益，掃除了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系。因此，農民積極起來保衛革命根據地，支援紅軍的作戰，粉碎敵人的圍攻，從而壯大了紅軍力量，擴大了革命根據地。工農聯盟得到鞏固，統一戰線有了向前發展的立足點。
（三）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統戰工作
“八七”會議后，中國共產黨發出一系列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統戰工作的決議和指示。1930年6月，《中央特別通告》發出“組織兵變為兵運的中心策略”，要求在一些兵變成熟的地方，黨要適時抓住時機，直接領導士兵起義。提出在組織兵變時要有鮮明的旗幟和口號，要為創建紅軍和土地革命服務。兵變成功后，要對舊軍隊改造，使之轉化為人民的軍隊。
在黨的正確政策的指導下，經過共產黨員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從1928年以后，國民黨軍隊不斷出現嘩變、起義事件。1928年5月，共產黨人劉志丹、謝子長等在陝西渭南、華縣一帶率西北軍中由共產黨人許權中掌握的一個旅，配合當地農民舉行了武裝起義，成立了西北工農革命軍。1929年10月，共產黨人羅炳輝在江西吉安地區領導了國民黨靖衛大隊士兵起義，參加工農紅軍，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五團。1929年底和1930年初在廣西的百色和龍州，由共產黨人鄧小平、張雲逸、韋拔群和李明瑞等，分別領導了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和第五大隊的武裝起義，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第八軍。
1931年3月，由馮玉祥舊部改編的第二十六路軍，被蔣介石調至江西“剿共”。這個曾受共產黨影響較深的“雜牌軍”到江西后，對蔣情緒日益不滿。中共利用這一時機，於6月派袁血卒等三名共產黨員，同原隱伏在該軍的共產黨員一道，積極而謹慎地開展工作。不久就發展了包括指揮部參謀長趙博生在內的20多名官兵為共產黨員，后又由趙博生爭取了所屬的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同時，還在士兵及下級軍官中積極進行教育和宣傳工作，為起義准備骨干力量。1931年12月14目，由趙博生、董振堂率領的二十六路軍約1萬7千余人，攜帶2萬多件武器，在寧都宣布起義，投奔工農紅軍(又稱“寧都起義”)。二十六路軍的起義，是中共對國民黨軍隊統一戰線工作的一次重大勝利，為紅軍增添了一支生力軍。對尚處於革命低潮的革命者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對國民黨反動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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