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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提出和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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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提出
日本帝國主義經過長久的蓄謀和准備后，於1931年9月18日發動了對東北的大規模侵略。由於蔣介石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東北三省全部淪於日軍敵手。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積極准備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把目標指向華北，妄圖制造第二個“滿洲國”，進而吞並全中國。1932年和1933年，國民黨政府又先后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日本為實現把中國變為它獨佔的殖民地的野心，於1935年6月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對華北統治權的要求。國民黨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按國民黨政府的訓令，全部接受日方無理要求。這就是所謂“何梅協定”。6月27日，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純受命處理所謂的“張北事件”，又與日本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以換文方式達成協議，通稱“秦土協定”。
按照這兩個協定，中國在河北、察哈爾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隨后，日本帝國主義公然策動漢奸制造了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企圖使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五省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接著，日寇又在河北通縣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與此同時，日本加緊了對華北的經濟侵略，進行武裝走私和非法掠奪，日貨傾銷中國市場，嚴重影響了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民族工商業也面臨絕境。
在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面前，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熱潮。國民黨內的一部分愛國將領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舉起抗日反蔣的旗幟，對日本侵略軍進行了奮勇的抵抗。在北方，國民黨愛國將領馮玉祥、方振武和共產黨員吉鴻昌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給進犯日軍以沉重打擊，收復了大片失地。在南方，蔣光鼐、蔡廷鍇等領導的十九路軍進行了淞滬抗戰，給日軍以重創。隨后，他們聯合國民黨內愛國分子李濟深等在福建組織抗日人民政府，和紅軍合作抗日反蔣。國民黨左派人物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人在1932年12月發起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公開揭露和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政策和專制獨裁統治。他們與近30個工人、學生、知識分子、商人等進步團體組成國民御侮自救會，開展民眾救亡活動。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收復東北、熱河失地，武裝民眾抗日，給予人民一切政治自由。這些活動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反蔣斗爭。
1935年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北平學生數千人高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愛國示威游行，宣布總罷課。杭州、廣州、南京、天津、上海、長沙等地學生也先后響應，支援北平學生的愛國斗爭。“一二·九”運動由學生界迅速擴展到其他社會各界，形成全國范圍的愛國救亡運動。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全國工人聲援學生的愛國行動。上海工商界聯合會所屬14個團體發出通電，要求國民黨政府對學生要求作出答復。上海、北平的文化、婦女界也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武裝民眾，抗擊日本侵略者。
上述情況表明，華北事變后，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採取滅亡中國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這促使國內階級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有了明顯抗日的傾向﹔國民黨營壘進一步分化，一部分愛國將領和左派領袖舉起了抗日反蔣的旗幟﹔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親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損害，他們也借反對親日派來抵制日本。因此，”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
列寧逝世后，1934年5月，保加利亞的季米特洛夫擔任了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並於1935年7月，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了關於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任務。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聯合中國境內所有那些願意為救國救民而真正斗爭的有組織的隊伍，為建立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的非常廣泛的統一戰線而斗爭。”參加大會的中共代表根據這一方針，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經共產國際同意，於8月1日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這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正確分析了國內形勢，揭露了蔣介石集團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實行不抵抗的賣國政策，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宣言呼吁：“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宣言》呼吁：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聯合起來，組成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抗日聯軍，共同進行抗日救國斗爭。同時還提出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宣言》首次比較完整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擁護和響應。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表示衷心擁護。在上海從事救國運動的各界人士相互秘密傳閱，奔走相告，一致認為《宣言》說出了他們的心裡話，反映了他們的願望和要求。“第三黨”根據《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自己的黨綱，制定了同共產黨合作，實行聯共抗日反蔣的總方針。
（二）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為了徹底清算黨內仍然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制定黨在新形勢下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會議。會議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等問題，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當前國內形勢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准備並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以及武裝勢力，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著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頭子蔣介石”，“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開始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戰線上去。”《決議》還批判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分析了產生關門主義的根源，提出要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會議決定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瓦窯堡會議是第二次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轉折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策略方針，為全黨和全國民眾指明了抗日救國的方向。
瓦窯堡會議后，毛澤東根據此次會議的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作了進一步闡述。主要內容是，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論述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從而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復雜性和殘酷性，就必須打持久戰。要戰勝強大的敵人，就必須“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毛澤東從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一“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出發，充分估計了組織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分析了處於民族生死存亡危險時刻各階級的態度，指出：工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在中國殖民地威脅的新形勢下，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可能站到抗日方面來，但他們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在二者間動搖著，半殖民地和多個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地主買辦階級內部是不統一的，在新的形勢下，政治態度可能發生變化，“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策略》尖銳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指出關門主義的主要錯誤，一是不承認組織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認為反革命營壘是統一的、固定不變的，他們要求打倒一切，其結果隻能是什麼也打不倒，看不到反革命勢力還暫時大於革命勢力的現實，想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戰勝強大的敵人。“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隻博得敵人的喝採。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性文獻，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抗日力量的發展壯大和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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