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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逼蔣抗日”策略的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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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採取了下層統一戰線與上層統一戰線同時進行的方針，一方面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另一方面著重加強了對愛國民主人士、民主黨派領導人、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及蔣介石等上層人物的統一戰線工作。
（一）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領導和組織群眾性救亡運動
1936年春，為了加強黨對白區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中共中央派劉少奇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為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使群眾了解黨的主張，劉少奇同志先后發表了《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中共中央北方局為抗日救國宣言》等文章，系統地闡述了黨在白區的工作方針，強調要長期深入群眾，做艱苦細致的工作。廣泛的團結和爭取群眾，積蓄和保存自己的力量，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北方局黨組織利用公開、半公開刊物和左派刊物發表文章，出版小冊子等，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在北方局的組織和領導下，成立了由工人、農民、學生、知識階層、工商業者及婦女參加的華北各縣救國聯合會、學生救國會等抗日救國組織。這些組織深入到工廠、農村，開展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組織群眾進行抵制日貨，舉行示威、請願、罷工、罷課等形式的救國運動。在南方，中共中央派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正式成立並發表宣言，提出了根本改變目前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內戰，迅速建立起民族統一戰線，保障集會、結社、出版絕對自由、釋放政治犯等八項要求，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2月23日，上海國難教育社建立。
（二）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爭取工作
根據中國實際存在地方武裝割據的特點，爭取地方軍閥勢力走上抗日道路，不僅會壯大抗日力量，而且對促進蔣介石集團“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也有重大作用。從這一認識出發，中共在發動群眾起來抗日的同時，也積極開展了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爭取工作。
1.對兩廣地方實力派的爭取工作。1936年6月1日，國民黨廣東軍閥陳濟棠和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發動了“兩廣事變”，將所屬軍隊改稱為“抗日救國軍”，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形成對峙之勢。中共中央積極支持了這一事變。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朱德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稱贊他們“高舉抗日義旗，出師北上”的舉動，表示“願意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共同奮斗”。后來由於陳濟棠部的李漢魂、余漢謀叛變投蔣，蔣介石重新控制了廣東，並對廣西形成重兵包圍、討伐之勢，李、白也准備破釜沉舟，決一死戰。中共從有利於抗戰出發，派雲廣英同志前往廣西，建議李、白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這一沖突。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團結抗日的輿論壓力下，事件得以和平解決。李宗仁、自崇禧深感中共抗日的誠意，贊成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派代表到陝北與我黨共同訂立了《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確定了雙方的合作關系。
2.對閻錫山的爭取工作。1936年5月，紅軍東征回師后，我黨分析了在山西與閻錫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決定把爭取與閻錫山的合作作為一個突破口，實現山西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以推動華北乃至全國的合作抗日局面。毛澤東親筆寫信給閻錫山，陳述紅軍的抗日誠意，表示願意聯合一致，共同抗日。同時，中共中央委托“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負責人、閻錫山中學的老師朱蘊山入晉會見閻錫山，勸其走聯共抗日的道路，並通過張學良、楊虎城敦促閻早下決心。閻錫山雖未對聯共明確表態，但表示願意抗日，並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國的限制。7月，日軍進犯綏東，威脅山西。閻錫山權衡利弊，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統治，確定了“聯共擁蔣”“守土抗戰”的方針。中共中央相繼派南漢宸、彭雪楓、周小舟等與閻錫山磋商聯合抗日事宜，並在太原設立秘密聯絡站。中共北方局選派了大批優秀干部和“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骨干到山西，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8月下旬，閻錫山邀請山西籍的中共黨員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晉大業”。10月，中共派出由薄任書記和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共同組成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員會，進行公開合法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閻錫山任命薄一波以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辦公室秘書的名義擔任“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的工作。薄一波等人本著“站穩腳跟、抓住實權”的方針，重組了犧盟會領導機構，有原則地使用閻錫山提出的或他能夠接受的進步口號和工作方式，大刀闊斧地發展組織，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並組織了一支具有戰斗力的抗日武裝——山西新軍(亦稱“抗日敢死隊”)。
為早日實現華北聯合抗戰的局面，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統一戰線”的任務，加快了對爭取閻錫山工作的步伐。11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楓秘密到達太原，開始了同閻錫山的正式談判。雙方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則下達成協議，決定互設通信站，建立電台聯系。至此，我黨與閻錫山的合作關系正式確立。
3.對張學良、楊虎城的爭取工作。紅軍到達陝北后，為解除國民黨軍隊對陝北根據地的威脅，實現西北地區“三位一體”的抗日局面，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領導的東北軍、西北軍做了大量的爭取工作。
瓦窯堡會議后，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葉劍英為副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聯名發表《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將士書》，揭露了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惡和企圖瓦解、消滅抗日的非嫡系的東北軍的陰謀，表示願意與東北軍聯合起來，組成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共同抗日，提議雙方互派代表共同協商抗日的具體辦法。被紅軍俘虜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在我黨政策的感召下，主動回到東北軍勸說張學良同紅軍聯合抗日。張學良表示同意與紅軍方面的代表正式商談。之后，中共中央派聯絡局長李克農赴洛川與張學良及其軍長王以哲談判，雙方就聯合抗日的問題達成口頭協議。4月9日，應張學良的要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來到西安，與張學良進行了會談。雙方對國內形勢和爭取蔣介石參加抗日的可能性等問題交換了意見。對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進行了討論，初步訂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經濟通商等協議。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張學良認為蔣尚有民族情緒，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如果蔣介石確要降日，他一定棄蔣決裂，但如果他在裡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有可能促使蔣介石改變錯誤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
我黨慎重地考慮了張學良的意見后，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決定把“反蔣抗日”的方針改為“逼蔣抗日”。這一重大策略的轉變，不僅團結了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的廣大官兵，而且得到社會各界和其他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廣泛支持。6月20日，黨中央發出《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的指示，對爭取東北軍的工作方針、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確指示，強調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應該上層和下層同時並進。根據這一指示，紅軍部隊和地方黨政機關，都專門設立了爭取東北軍的工作機構。黨中央派出葉劍英為首的軍事代表團常駐西安，在東北軍、西北軍中開展抗日宣傳和干部訓練，為兩軍的團結合作，打下了基礎。9月，我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共同結成反日聯盟。
我黨在大力爭取張學良及其東北軍的同時，積極開展了對楊虎城及其西北軍的爭取工作。楊虎城在大革命時期曾一度與我黨合作，他長期任用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如南漢宸、杜斌丞等人被委任要職。1935年秋，中共北方局通過南漢宸向楊虎城轉達了我黨《八一宣言》和願與西北軍聯合抗日的六條意見，楊虎城表示基本同意。同年12月，中央派原陝西省委負責人汪鋒，帶去毛澤東給楊虎城的親筆信，向他闡明當前抗日的形勢，提出了以西北大聯合推動全國聯合抗戰的主張。楊虎城消除了疑慮，決心走聯共抗日的道路。經與我黨初步協商，雙方達成了四項協定，兩軍各守原防，互不侵犯﹔雙方互派代表，加強聯系，設立秘密交通站、運輸站，掩護紅軍運輸和人員往來﹔為聯合抗日做准備工作。1936年春，共產國際派王炳南到楊部工作，進一步密切了我黨同楊虎城的合作。
我黨與東北軍、西北軍合作關系的確立，促成了西北地區局部抗日局面的形成，這對全國范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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