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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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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事變的爆發
西北聯合抗日的局面形成后，張學良、楊虎城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然而蔣介石不但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隊入陝，並於1936年12月4日，親自率領陳誠等十幾名軍政要員再赴西安，催逼張、楊加緊“剿共”，否則即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到安徽。張學良對此設想了兩個應對方案：繼續勸說蔣介石改變打內戰的政策，如果勸說無效，准備硬干。12月7日，他到臨潼去見蔣介石，聲淚俱下，慷慨陳詞，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不但毫無回心轉意的跡象，反罵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拍著桌子大聲喊叫，“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決定對蔣實行“兵諫”。1936年12月12日，張、楊扣留了蔣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衛立煌等10多人，並立即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八項主張：(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確實遵行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隨后，張、楊又採取了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由張、楊擔任正副委員長的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解散國民黨省黨部，成立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等重大軍政舉措。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后，引起了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應，形成了極其錯綜復雜的緊張局面。日本帝國主義力圖借此挑起中國內戰，以乘機大肆侵略中國，英美為使其在華利益不受損害，主張與張、楊妥協，繼續保持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中，以汪精衛、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立即調遣軍隊，進攻西安，擴大內戰﹔親英美派的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決事變，並派出代表赴西安談判。
愛國救亡團體和民主進步人士對事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救亡團體發表通電，竭誠擁護張、楊的救國行動和八項主張，呼吁全國人民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挽危亡，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宋慶齡提出建議：在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並表示願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國民黨內的馮玉祥、李濟深分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和國民黨政府，支持張、楊主張，反對武力“討伐”，力求和平解決。
（二）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了西安事變發生后的政治形勢及我們應採取的方針。經過反復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義為重，從抗戰全局出發，提出了解決事變的基本方針：堅決反對新的內戰，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聯合南京的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揭露並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利用擁蔣的口號，發動內戰的陰謀﹔給張、楊以積極實際的援助，使之徹底實現西安事變后提出的抗日主張﹔作軍事防御准備。防止親日派的“討伐”進攻。為此，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表明中國共產黨支持張、楊抗日主張及和平解決事變的立場，建議召開由各方面代表參加的和平會議，商討解決事變問題和抗日救國大計。為制止親日派發動內戰，紅軍主力集中到邊關附近的三原、涇陽等縣，准備配合東北軍、西北軍。同時，中共中央致電上海的潘漢年，告知我黨和平解決事變、避免內戰的方針。中央還致北方局劉少奇電，指示白區的黨員應充分發動群眾，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
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中共中央於17日派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與張、楊共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大計。周恩來到達后隨即分別和張學良、楊虎城進行了會談。周恩來向張學良分析了對蔣兩種不同的處置方法可能導致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二是宣布其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后殺掉，就會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歷史的責任要求我們爭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放他回去。周恩來的一番話，更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周恩來在與楊虎城會談時，楊擔心輕易放蔣，一旦蔣翻臉，他的處境就與共產黨有所不同了。周思來對楊的顧慮表示理解，並做了許多解釋。楊聽后感慨地說：共產黨置黨派歷史深仇於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員的，現在更願意傾聽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我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間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証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
12月23日，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舉行談判。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雙方停戰，中央軍撤至邊關以東﹔改組南京政府，肅清親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証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實行合作。如蔣接受並保証實行上述六項，中共、紅軍贊助他統一中國，一致對外。經過以后的幾次談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這些主張，於24日達成了以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為基礎的協議。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尖銳地指出，目前的形勢是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必自速其亡﹔隻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什麼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的問題，東北軍高級將領中爭論很激烈。張學良認為事態嚴重，惟恐夜長夢多，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發動與和平解決，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勝利﹔使面臨危亡的中華民族，終於實現了由內戰到團結抗戰的歷史轉變。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作為西安事變發動者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是功不可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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