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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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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
西安事變對蔣介石是個極大的震動，使他感到對內反共打內戰，對外對日妥協退讓的政策不能繼續下去了。為了討論、制定對共產黨、對日本的政策，國民黨決定於1937年2月15日召開五屆三中全會。
中共中央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在1937年2月10日致電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証。五項要求是：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准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國民黨能夠實現上述五項要求，中國共產黨願意作出如下四項保証：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在特區政府區城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四項保証是中國共產黨從抗日救亡的全局出發，在對紅軍和根據地保持絕對領導權的前提下，對國民黨作出的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其目的在於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以利於組成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致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中共的主張得到了國民黨內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人的贊同，他們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來，中國共產黨多次致我黨中央委員會書函通電，屢次提議國共合作，聯合抗日，足証團結御侮已成國人一致之要求，呼吁“應乘此機會恢復總理三大政策，以救黨國於危亡，以竟革命之功業。會上，國民黨民主派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斗爭，最終通過了一個實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提議的決議案。表示“整個的民族利益將超出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益之上”，承認“和平統一為全國共守之信條”，在對日政策上，“如果讓步超出了限度，隻有出於抗戰之一途”。這表明國民黨的政策已經由內戰轉向抗日，由反共轉向聯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初步形成。
（二）國共兩黨為聯合抗日繼續談判
國共合作的格局雖然基本確定，但怎樣實現合作，尚有一系列具體問題亟待解決。從1937年2月至3月，以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組成的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在西安就一些具體事宜進行了談判。3月8日，雙方商定由周恩來把近一個月談判大體趨於一致的意見寫成條文，即：“三八協議”，主要內容是：（1）紅軍現駐在地區改為陝甘寧行政區，執行中央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請中央任命﹔(2)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軍事委員及蔣委員長之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按照國軍同等待遇，其各級人員由自已推選，呈請軍委任命，政訓工作由中央派人聯絡﹔（3）在紅軍改編的三個師以上設某路軍總指揮部，其直屬隊為特務營、工兵營﹔等等。兩天后，賀衷寒提出—個修改方案。限定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后，每師隻能1萬人，政訓人員和各級副職由南京政府派人參加，“陝甘寧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直屬所在省。將“改選推薦”改為：地方推薦”，刪掉“民選制度”。這種以“談判”、“改編”為名，行“收編”、“招安”之實的無理要求，為中共代表嚴詞拒絕﹔3月13日周恩來向顧祝同提出：“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來與蔣介石在杭州繼續進行談判。周恩來重申了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和立場，蔣介石基本上同意了中共代表提出的有關邊區政府和紅軍改編的意見，並提議由周恩來起草一個兩黨合作的共同綱領。周恩來返回延安后，中央政治局召集擴大會議，。聽取周恩來匯報杭州談判的情況。6月，由周恩來攜中共中央草擬的《關於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在廬山，蔣介石又推翻了在杭州的許諾，提出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國民革命同盟會”，由國共派出同等數量人員組成，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共4．5萬人，副職由國民黨員擔任，並要毛澤東、朱德離開部隊，陝甘寧邊區的正職官長也要由國民黨政府指派等無理要求。中共對蔣介石企圖通過談判來達到收編紅軍、取消陝甘寧邊區政府、溶化共產黨的企圖進行了揭露和斗爭。同時，我黨從大局出發，重新擬定了同國民黨的談判方案，在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以及邊區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讓步。正當國共兩黨廬山談判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七七事變，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爆發，國共兩黨加快了談判的步伐。
（三）蘇區代表會議的召開及其主要精神
西安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為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早日實現抗戰，於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由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毛澤東先后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兩個報告。毛澤東這兩個講話，主要闡明了以下幾個問題：
1.我黨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依據。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完全征服中國的政策，使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中的中日之間的矛盾變得特別突出特別尖銳，把若干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地位，從而擴大了日本帝國主義同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因此，便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
2.黨在當前階段的任務。當前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利，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爭取民主，“…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
3.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與實行三民主義的關系。毛澤東指出：“現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國民黨已不能照舊不變地統治下去，因而全國人民和國民黨中的愛國分子，又有兩黨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頓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對外爭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實現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和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之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毛澤東同時又強調說：“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
4.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是革命成敗的關鍵。毛澤東在回顧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教訓時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夠完成。”在當前，“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毛澤東還從原則上提出了實現政治領導的方法：(1)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行動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2)必須依靠和發揮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使黨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3)共產黨要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聯盟，要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下，發展和鞏固這種聯盟。(4)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保持全黨在思想政治上高度的一致性和紀律上的嚴格性。最后，毛澤東號召全黨要以艱苦卓絕的努力，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接著，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還召開了白區黨代表會議。總結了黨在白區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批判了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傾向，進一步明確了我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和斗爭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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