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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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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是雙方各有政權、軍隊的合作，是具有廣泛民族性、曲折復雜性的合作，是沒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和協商一致的共同綱領的合作。這些特點，表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共同的民族敵人，又存在著復雜的階級矛盾。中共中央洛川會議在1937年8月25日通過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就科學地預見到：“在今后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的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根據當時的形勢，毛澤東指出：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黨內主要危險是左傾關門主義。“在盧溝橋事變以后，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主要表現是對國民黨無原則的遷就，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喪失警惕，議會主義傾向，八路軍新軍閥主義傾向，等等。產生這些錯誤傾向的主要原因，從國民黨方面的影響來說，是當時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所謂“停止階級斗爭”、“共產黨投降”等反動宣傳，國民黨統治共產黨的企圖和削弱共產黨的陰謀，對中共的軍隊和抗日根據地的限制與削弱政策，以及對共產黨干部的收買腐蝕。從黨自身來說，共產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不願再過艱苦生活﹔黨內理論水平不平衡，許多黨員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國共合作的經驗，等等。
針對以上情況，毛澤東尖銳提出：是“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國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從蘇聯回國。他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之一，並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寫的《挽救時局的關鍵》等文章中，反對洛川會議決議，反對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
1.在統一戰線中，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他否認統一戰線中存在著階級、階級斗爭的客觀事實，反對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中存在左、中、右三種不同成分的正確論斷，認為國共兩黨都是“進步青年的總匯”，蔣介石“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國民黨政府是“領導抗戰的中樞”，因此，反對我黨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錯誤地提出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2.在依靠誰抗戰問題上，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正規軍身上。他不相信人民的武裝，輕視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反對毛澤東提出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迎合蔣介石的“軍令統一”的要求，提出了“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的七個“統一”。這實質上是一條軍事上的投降主義路線，正中蔣介石妄圖“收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下懷。
3.在組織紀律上，不服從中央統一領導﹔其在長江局工作期間，不經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發表宣言、決議和與中央方針相違背的言論，嚴重地破壞了黨的統一和紀律。
為了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克服錯誤傾向，統一全黨思想，確定共產黨在新階段的基本方針任務，中共中央於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到會的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王明、張聞天、王稼祥、項英等十七名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這是黨的六大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1)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2)毛澤東、朱德等人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3)中共中央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理論﹔(4)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他十分明確地提出：“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斗爭服從於今天抗日的民族斗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就是沖破國民黨的一切限制，放手發展自己的力量，進行人民戰爭。現在中國的實際，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平等權利，“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根據具體情況，在策略上，我們可以採取“先奏后斬”、“先斬后奏”、“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等方式，既不可破裂統一戰線，又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
犯右傾機會主義的同志，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因此，對於黨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上的方針，也採取了懷疑和反對態度。為著克服這種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強調指出：“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全面地闡明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路線和政策，肯定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由周恩來負責的南方局和劉少奇負責的中原局。這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証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為更好地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奠定了思想理論和組織建設的良好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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