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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統戰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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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國統區民主憲政運動的開展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建立
國民參政會是1938年國民黨政府成立的一個咨詢性質的機構,由國民黨一黨所控制。它不是一個真正的民意機關,但它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一個進步,所以中共中央對它採取積極的態度。但到1939年1月,國民黨實施“防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后,國民參政會成為欺騙人民的工具。1939年9月,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上,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人士提出了七個有關民主憲政的提案。中共參政員陳紹禹、董必武等人提出《請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黨派合法地位案》,青年黨參政員左舜生、第三黨參政員章伯鈞等人提出《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救國會參政員王造時、張申府、中華職教社參政員江恆源等人都圍繞實行民主憲政提出議案,其中心主題是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憲政”。經過激烈辯論,最后通過《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案》。蔣介石指定黃炎培、張君勱等十九名參政員組成憲政期成會(后又增加章伯均等六人),協助政府促成憲政。
1939年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表示接受國民參政會決議,1940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民參政會憲政提案的通過,受到全國人民和民主黨派的歡迎。在不少地方開展起促進民主憲政的運動。1939年11月,中共參政員毛澤東、林伯渠、吳玉章等在延安發起成立了憲政促進會。山東、皖南、晉西北、晉冀魯豫等抗日根據地憲政促進會也紛紛成立。1940年12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明確指出,“目前准備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中國現在的頑固派,“口裡的憲政,不過是‘挂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挂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為全國憲政運動指明了方向。
事實確實如此。1940年4月,國民參政會討論由黃炎培、張君勱、羅隆基等提交的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大會的《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案》,爭論激烈。蔣介石指示交國民政府辦理,遂石沉大海。9月,國民黨政府宣布國民參政會延期。這場騙局加鬧劇,就這樣閉幕了。國民黨從此以后,變本加厲地迫害民主人士。
10月,在新疆,逮捕了民主人士杜重遠。12月,扣押了抨擊孔祥熙、宋子文貪污腐敗的馬寅初。1941年初,鄒稻奮被迫流亡香港。所有這一切,使中間黨派進一步醒悟,更加同情、支持中國共產黨。
為了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以1939年11月成立的“統一建國同志會”為基礎,於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參加者有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后改稱為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后改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及部分無黨派人士。大會選舉黃炎培等十三人為中央委員,推舉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梁漱溟、章伯鈞為中央常務委員。推舉黃炎培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0月10日,在香港創辦《光明報》,作為該組織的機關報,並發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綱領”。后來黃炎培因事出國,推舉張瀾為主席。1942年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加入后,“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有“"三黨三派”之稱。其政治主張是貫徹抗日主張,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聯合政權,實現民主政治,加強國內團結。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將名稱改為“中國民主同盟”,由團體會員制改為個人申請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是中國政治活動中的重大事件,標志著中間派的進一步覺醒、團結,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開創了中國多黨合作的新篇章。從此,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就以民主政團同盟為中心開展起來。
(二)積極爭取、團結知識分子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中明確指出:“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隻有這樣,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日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
抗戰初,周恩來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擔任該部第三廳廳長。周恩來通過第三廳,團結了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他和郭沫若、鄒韜奮、陶行知、馬寅初、翦伯贊、鄧初民、侯外廬、沈志遠等人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系。在重慶還出版了《資本論》、《列寧選集》、《論持久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批馬列主義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
通過中共的工作,還把大批電影、戲劇工作者組織起來,成立“中華劇藝社”,上演了《屈原》、《天國春秋》、《南冠草》、《法西斯細菌》等一大批進步戲劇。當郭沫若因創作《屈原》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種種攻擊和迫害時,周恩來挺身而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道義上給郭以支持,在安全上進行保護。周恩來把為郭沫若五十大壽作為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斗爭來抓。為郭沫若創作二十五周年舉行紀念會作為一場重大的文化斗爭來對待。他指定陽翰笙為籌備組負責人。他在紀念會上說:郭老是革命的戰士,燃燒著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對祖國、對民族的熱愛,是特別值得我們效法的。他在為《新華日報》寫的社論裡說:魯迅自稱是“革命軍中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的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他最值得大家學習的是:豐富的革命熱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斗爭生活。馬寅初因抨擊孔祥熙、宋子文的腐敗而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當他在獄中度過六十生辰時﹔周恩來等人專門聯名書寫“桃李增華坐帳無鶴,書琴作伴支床有龜”的壽聯相贈,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堅持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的贊揚。此后,又領導南方局和其他愛國人士一起營救,終於使馬寅初被釋出獄。
“皖南事變”后,南方局對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採取了保護措施,把大批作家和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香港頓時成為一個文化活動中心。出版了《筆談》、《時代文學》、《華商報》、《大眾生活》等進步刊物,拍攝了《民族的悲劇》、《流亡之歌》等進步影片。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佔領了香港時,周恩來指示有關同志要盡快將留港的文藝工作者,用一切辦法把他們轉移到安全地帶。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知識分子的尊重,無微不至的關懷,團結了一批進步知識分子,進一步鞏固了黨在文化戰線上的陣地,使國民黨更加孤立。
(三)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地方實力派
在抗日期間,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大發國難財,壟斷金融,吞並民族資本工業,官僚資本急劇膨脹,民族工業陷於危機。周恩來、董必武在重慶期間,十分重視民族資產階級工作。多次同康心如、余銘玉、吳晉航、盧作平等民族資本家交往。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鼓勵他們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支持他們堅持抗日、民主和發展民族工商業的要求,希望他們為國家、為民族作出自己的貢獻。為了促進民族資本家的聯合,擴大革命統一戰線,周恩來在曾家岩50號會見重慶聚興誠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高興亞,向他闡釋了我黨對民族資本家的政策,懇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把西南地區的民族資本家聯合起來,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相對抗。高興亞根據周恩來意見,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周恩來很重視做地方實力派的工作。1941年,他派華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川康地方實力派劉文輝聯系,做他的工作。1942年2月,他同劉文輝會面,向劉分析抗戰形勢,指出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關鍵,在於堅持民主,反對獨裁。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產黨配合,並表示願意在政治上對他們給予支持。經過這次會晤,劉文輝同中共的關系,開始進入實際配合的階段。劉文輝后來還秘密參加了民盟、民革,積極從事反蔣民主運動,1949年起義。周恩來對雲南地方實力派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12月,周恩來派朱家璧到雲南盧漢的第一集團軍做統戰工作。1942年9月,南方局又派張文澄、方文影、楊才組成的調研小組去雲南,在龍雲的幫助下,建立了與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專門聯絡的電台。1943年3月,南方局又派華崗到雲南,直接與龍雲接觸,並與盧漢等人加強了聯系,促進了龍雲等人的思想變化,推動了他們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內戰、獨裁的斗爭。龍雲還秘密參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爭得以廣泛開展,使這座春城被譽為“民主堡壘”。另外,對貴州、廣東、廣西等省的地方實力派,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爭取、團結和教育工作。這些工作,削弱了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力量,有利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取民主、堅持抗戰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加強和國民黨上層進步人士的團結和合作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馮玉祥、李濟深、王昆侖、朱蘊山、朱學范、李德全等進步人士經常交往。和在國民黨內擔任要職的張治中、邵力子、賀耀祖等人也經常往來,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系。
僅以共產黨和李濟深的合作抗日為例,就可略見一斑。李濟深是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1940年6月,李濟深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就職,支持八路軍,主張抗日。1943年底,蔣介石宣布撤銷桂林辦公廳,讓李濟深到重慶任挂名的軍事參議院院長,李推辭不就,一直在桂林從事抗日與民主活動。宋慶齡、陳嘉庚等募集的醫藥等物資到桂林,李濟深盡力幫助運往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皖南事變”后,一部分共產黨人和民主黨派領導人撤往香港﹔太平洋戰爭后,又撤回內地。這些人進出途經桂林時,大都得到李濟深的幫助。
1944年8月,衡陽失守,桂林危急。李濟深和柳亞子、黃旭初等倡議,正式成立抗戰動員宣傳委員會,響應共產黨“保衛大西南”號召,在蒼梧建立了“人民自衛自治活動委員會”,組織抗日活動,響亮地提出“自衛自治”、“保衛家鄉”的口號,發動廣大人民組織起來進行抗戰。同時,還派人到廣東與蔡廷鍇及老部下張炎進行聯系,敦促他們在廣東各地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李的抗日行動,立即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南方局派人化裝成商人到李濟深家中,向他轉達中共對他抗日行動的敬意,表達今后加強合作的意願。李甚為高興,並與來人商談了與中共合作的辦法。以后,他在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起到了積極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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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紀念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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