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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派的歷史性轉折，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空前鞏固和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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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條道路的破產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直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一條是以國民黨反動派為代表的獨裁、賣國的反革命道路﹔另一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的道路。民主黨派中的少數人鼓吹中間路線，企圖在國共兩黨之間“嚴守第三者立場”，幻想走第三條道路，即用和平改良的辦法使國民黨政府“刷新政治”。1947年4月，張東蓀在文章中提出和平的死因是“國民黨為右，共產黨為左”，為挽救時局，中間派的責任就是“把他們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轉，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轉，這樣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國得到一個和諧與團結並由團結得到統一。”中國共產黨一直以團結、批評、教育的方法對待民主黨派中出現的第三條道路的主張。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革命高潮的到來，以及國民黨反動派對民主黨派的壓制、迫害，使他們打破了走資本主義道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幻想，認識到隻能在靠近共產黨或靠近國民黨中作出抉擇，其中絕大多數人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轉向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從而使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中有過影響的"中間路線"(即第三條道路)的政治主張，迅速走向破產。
（二）民主黨派在斗爭中前進
在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后，國民黨當局為了維護自己搖搖欲墜的統治，進一步加強了對廣大人民的壓榨和對愛國民主力量的瘋狂鎮壓，對民主黨派進行迫害。
繼槍殺李公朴、聞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殺害，民主同盟的許多成員被逮捕、綁架，所辦的幾家報社被搗毀或遭襲擊。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明令對該盟及其成員的一切活動“嚴加取締”。11月，民盟總部在上海被迫發表公告，通告盟員：“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動，本盟總部同人即日起總辭職，總部亦即日解散”。國民黨對各民主黨派的殘酷鎮壓，使得各民主黨派處境日益艱難，被迫相繼轉入地下秘密活動。在這困難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黨派伸出援助之手，幫助民盟等一部分領導人轉移到香港活動，努力開展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團結工作。
1948年1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宣布不承認蔣介石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之無理而又狂妄的舉動，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決定，並恢復民盟總部。會議總結了民盟斗爭的歷史經驗，清算了中間路線，制定了聯共反蔣的政治路線。會議明確主張：徹底推翻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贊成土地改革和沒收官僚資本﹔放棄中間立場，支持武裝斗爭，與中共攜手合作，為建立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斗到底。這次會議，標志著民盟轉向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正如民盟領導人史良所說：它“以民盟歷史上的政治轉折點而載入史冊。從此，民盟走上與中國共產黨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實際上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國民黨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召開了兩次會議，為聯合創建國民黨革命派組織進行准備。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正式成立，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民革成立后，民聯和民促仍作為一個組織繼續存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是當時中國政治斗爭中的一件大事，標志著實現了國民黨民主派的大聯合，表明了國民黨內部的民主派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徹底決裂，完全站到人民民主等方面來了。從而更擴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進一步孤立了反動頑固派。
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確表示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更加鞏固與擴大。
1948年1月后，在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民聯、民建、民進、農工黨、致公黨、救國會等民主黨派的總部和主要領導人，領導本組織的成員開展了大量而很有成效的反美反蔣活動，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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