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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運動中的統一戰線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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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開展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三反”運動。隨著“三反”的深入,發現許多貪污分子和社會上不法資本家的違法活動密切關聯、相互勾結。於是,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城市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要求首先在大中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本家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本家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斗爭。當時,大部分私營工商業戶都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為。極少數人嚴重違法亂紀,情節十分惡劣。沈陽一家工廠在加工供志願軍使用的不凍液時,盜走甘油,致使不凍液變質失效,給前線軍事運輸任務造成嚴重損失。天津40多家鐵工廠承制的17.7萬把志願軍軍用鎬、锨,不按合同規定使用原材料,以次充好,致使這些鎬、锨一刨就斷裂,一鏟就卷口。上海大康藥房資本家王康年,先后向25個國家機關的65名干部行賄,騙取國家大量訂貨,把過期失效的藥品賣給志願軍,而前線急需的藥品,卡住遲遲不發貨,造成許多傷員死亡。諸如此類唯利是圖、不顧國家利益的事是不少的。顯然,開展這場斗爭是完全必要的。其意義正如周恩來在政協的一次會上指出的:“如果不加以打擊和鏟除而任其發展下去,則我們革命黨派、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團體日益受資產階級的侵蝕,其前途將不堪設想。”
開展“五反”運動的目的是打擊資產階級的非法行為,劃清合法與非法的界限。運動初期,中共中央明確指出,要注意採取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由於策略正確,因此,在斗爭中迅速形成了“五反”的統一戰線。打擊的重點是極少數五毒俱全、完全違法的不法資本家。在運動后期進行處理時,中央明確的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后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並對私人工商戶按五類劃分,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實行區別對待,把打擊面限制在極少數完全違法戶。據華東等五個大區六十七個城市和西南全區統計,受到刑事處分的隻佔千分之一點五。
“五反”運動的意義是重大的。在思想上,對清除舊社會的污毒方面,起了移風易俗的作用。在經濟上,打退了資產階級的進攻,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在政治上,鞏固了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這場斗爭的勝利,為把資本主義工商業進一步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創造了良好的前提。
在“五反”運動的高潮中,也曾發生過斗爭面過大和逼供信現象。這些情況的發生,同運動初期指導思想上的急躁和限期推開運動,要求各地都作出一個“打老虎”預算的做法是分不開的。這些錯誤傾向,在運動后期的定案處理中,基本上得到糾正。總的說,成績是巨大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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