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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戰線工作中“左”傾錯誤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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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的根源。”會議期間,康生指責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得到毛澤東的首肯。因此,曾經支持過這部小說寫作的習仲勛等人被羅織成為高崗翻案的“反黨集團”。彭德懷因於這年6月向黨中央、毛澤東遞交了申訴書,要求平反,於是大會決定成立兩個專案委員會,分別對彭德懷、習仲勛同志進行審查。也有人在會上批評中央統戰部“要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領導核心”,李維漢被迫作了自我批評,並表示將回到中央統戰部進行檢查。
1962年10月,中央統戰部在學習和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時,以所謂“政策理論檢查”的名義,對李維漢自1956年以來在政策研究過程中提出的一些理論政策性意見,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歷時半年多。不少與會干部不贊成對一些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理論簡單地予以否定,對指向李維漢的批評抱有疑問和不理解。
1963年4月19日,中央派人出席了中央統戰部的部務擴大會議,作了一個會議的總結。這個總結指出:中央統戰部開了35次會議,仍然沒有解決問題,原因是會議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即消滅階級的問題,就是階級觀點不明確。此后,在中央統戰部又召開了五次部務擴大會議,進行檢討和批判,最終形成了《關於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報告》(簡稱《專題報告》)。《專題報告》接受了八屆十中全會的階級斗爭論斷,對1956年以來李維漢在統一戰線政策、理論方面形成的一些正確的論斷和意見,進行了全面的否定,顛倒了統一戰線的政策理論是非。5月27日,中央統戰部將《專題報告》報送中共中央。1964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一報告,並要求各地加以研究,檢查近年來統戰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並在一次講話中,點名批評了中央統戰部。他說:“統戰部是同國內資產階級打交道的,但是裡面卻有人不講階級斗爭”,“要把資產階級的政黨變成社會主義政黨,並且定了五年計劃,軟綿綿地軟下來了,就是要向資產階級投降。”根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毛澤東的批評,中央統戰部從8月開始,召開部務會議,對李維漢進行了點名的第二輪批判。
經過幾次會議后,中央統戰部於1964年12月26日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中央統戰部李維漢同志的問題的報告》,給李維漢羅列了八條罪名。12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李維漢的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隨后不久,在三屆全國人大和三屆政協全體會議上,又撤銷了他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常委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常委的職務。
對李維漢的兩場批判,涉及統一戰線政策理論的多方面問題,集中起來,就是所謂的“五社一短”,即: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合作共事關系、社會主義民族、社會主義宗教和短期消滅資產階級。這些就是當時強加給李維漢的所謂修正主義綱領。事實上,“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合作共事關系”等提法,雖是由李維漢最早提出的,但當周恩來指出或本人覺察到理論上的不完整后,就放棄使用了﹔而“社會主義宗教”,李維漢從來沒這樣講過,完全是批判中強加於他的﹔李維漢雖曾在1957年底起草《改造資產階級分子工作綱要》過程中,提出了“在5年或者5年多一點時間,實際上達到消滅資產階級的水平”的想法,就是為了使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與1962年取消定息時的要求相適應。應當說,這個想法並沒有錯。至於“社會主義民族”,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實踐上講都是正確的。
對李維漢的兩次錯誤批判,不僅使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事業的發展壯大作出過重大、突出貢獻的卓越領導人,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使一系列重大的統戰理論政策的是非完全顛倒了,造成了統戰工作中極大的思想混亂。把這種批判推向全國,更使不少統戰、民族、宗教干部受到株連、迫害,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使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遭受到嚴重損失。這兩場錯誤批判,實際上是“文化大革命”在統一戰線系統的預演和前奏,導致了嚴重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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