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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對統一戰線的嚴重破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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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又通過了根據毛澤東意見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全面發動起來。在這場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浩劫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被摧殘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
1、統戰部、人民政協陷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首先向中央統戰部發難，圍攻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他們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巨大成績，誣蔑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執行了“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是“牛鬼蛇神的庇護所”、“資本主義的復辟部”，並將統戰部同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聯系起來，為他們蓄意破壞統一戰線、摧殘統戰部門制造借口。隨后，廣大統戰干部被攻擊為“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遭到了殘酷的打擊和迫害。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被揪斗，后被關押，1972年在獄中含冤死去。各地的統戰干部有的被關押、勞改，有的被迫害致死。
與此同時，人民政協機構也被戴上“投降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被誣蔑為“政協是牛鬼蛇神的黑窩子”。在“人大、政協不要了”、“政治豈能協商”的壓力下，政協全國委員會機關從1966年8月起被迫暫停辦公。各地政協組織也普遍受到沖擊，事實上也停止了活動。1968年8月，康生、謝富治等人炮制了《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政治情況的報告》，把159名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的74人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務嫌疑”、“國民黨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
2、各民主黨派、工商聯被迫停止活動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中學紅衛兵向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發出“最后通牒”：限令在72小時之內自動解散一切組織。25日，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分別貼出公告，自即日起停止辦公。民主黨派的各級地方組織也被迫停止了活動。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的領導人及其成員多數都遭到誣陷和迫害。據統計，各民主黨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被揪斗和查抄的佔36．5％。
3、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遭到打擊迫害
民族資產階級分子被看做同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樣予以打倒，許多人的存款被沒收，高薪被扣減，私人房屋被佔用。一些在企業中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人，被下放到車間從事體力勞動。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升學、就業、參軍、提干等方面受到歧視。據上海市民主建國會、工商業聯合會的統計，在上海市的248名市委委員中，被查抄的有236人，佔95％。
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要“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在這種錯誤的理論和政策的指導下，知識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不僅把從舊社會過來的一大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教授打倒了，甚至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卓有成就的一些老革命、老共產黨員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權威”。教科文衛界大量的知識分子遭到迫害，文藝界一些著名的人士，如老舍、趙樹理、周信芳、蓋叫天、潘天壽等被迫害致死。1971年4月，張春橋、姚文元炮制的《全國教育工作紀要》，不但全盤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我國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而且把解放后培養出來的一大批年輕知識分子，也打入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行列，置於受歧視、受壓制、被改造的地位。
4、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遭到肆意踐踏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混淆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與階級斗爭問題，在少數民族地區人為地制造和擴大階級斗爭，殘酷打擊和迫害大批的少數民族干部和群眾，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其中，由康生等人在內蒙古自治區制造的“"新內人黨”一案，就使30萬名干部和群眾遭到迫害。
他們還歪曲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問題的科學論述，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宗教工作的正確方針，破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大量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廣大信教群眾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宗教教職人員被強迫還俗，全國各地的寺、觀、教堂等被關閉或破壞。五個全國性的宗教組織和若干宗教社會團體與地方組織都被迫停止了活動，全國僅有的十所宗教學院被關閉。
此外，黨的僑務政策、起義投誠等政策也遭到破壞，許多海外華僑和起義投誠人員，被強加“裡通外國”、“叛徒”、“歷史反革命”等罪名，遭到迫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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