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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盡心竭力保護愛國民主人士，統戰工作步履維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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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雖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但他還是多次講到“政協還是要的，民主黨派還是要的”﹔也保護過一些黨外著名人士。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雖也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但他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忍辱負重，殫精竭慮，在可能的范圍內，保護愛國民主人士，把統一戰線領域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
1966年8月29日，毛澤東接到章士釗被紅衛兵抄家批斗、請求保護的信。第二天，周恩來在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及章士釗的信后，當即部署了保護措施：(1)把抄走的東西全部送還章士釗﹔(2)派警衛部隊到章士釗家，負責保衛工作，勸阻紅衛兵不再抄家﹔(3)要秘密地將章士釗送到解放軍三O一醫院，以保護人身安全。周恩來並由此聯想到與章處境相同的黨內外干部和朋友也需要保護，便又親自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的名單”：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沙千裡、張奚若、李宗仁﹔還有人大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部長、副部長，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名單開列后，周恩來立即讓公安部有關負責人把這份名單交給統戰部，要求照名單劃定的范圍，把黨外人士的名單開列出來。對名單上已列出的13名黨外人士，周總理則一一親自把他們保護起來。開列名單的同一天，周恩來給解放軍三○一醫院下達命令，要他們准備接收一批特殊“病人”，他們是：張治中、章士釗、程潛、傅作義、蔣光鼐、李宗仁、邵力子等。他們到醫院后，由解放軍負責警衛工作，安排醫院人員特別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對郭沫若等人，或採取派人護送到外地躲避，或派公安便衣人員臂戴紅衛兵袖章到住處周圍巡查。在周恩來的如此精心關懷和保護下，這一批高級民主人士都安全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周恩來不但保護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免受劫難，並且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仍然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這方面的事例可說是不勝枚舉，現僅舉數例，以見一斑。
1966年9月，周恩來就明確指示中央統戰部：對統戰政策不要動搖，不要撒手不管，統戰工作要堅持下去。
“文革”期間，宋慶齡父母的墓地被人盜掘，宋慶齡得悉后非常痛心，她請廖夢醒向鄧穎超反映情況，鄧穎超立即轉告了周恩來。日理萬機的周恩來馬上給上海挂長途電話，指示此事一定要妥善處理。1967年，上海民政局根據指示重修了宋氏墓地。宋慶齡對此十分感激，覺得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做到這一步已實屬不易。
1969年2月、1970年12月，李宗仁和曾任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的黃琪翔先后病逝，周總理指示有關方面安排他們的喪事，並親自出席了李宗仁的追悼會。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的暴露和被粉碎，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11月，周恩來用兩個半天的時間，親自向在京的全國人大常委、政協常委中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傳達、說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問題，並組織了座談會討論。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第一次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親自傳達講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國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當時條件下所能進行的一次重大的統一戰線活動。黨外人士把它看成是對統一戰線的恢復，因而，備受鼓舞和安慰。其后，中央統戰部經請示周總理批准，1972年下半年在更大范圍內向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作了傳達，並組織了座談討論和去外地的參觀考察。
1973年2月28日，經周恩來批准，全國政協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26周年座談會。全國政協副主席傅作義主持會議並發言。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以全國政協的名義公開並見報的一次會議。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總理抱病出席會議，並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團結其他勞動群眾和廣大知識分子，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愛國民主黨派、愛國僑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統一戰線。我們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共同奮斗。”周恩來所重申的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使各民主黨派和各族各界愛國人士繼續堅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決心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去爭取光輝燦爛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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