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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長征》：1934-1936 中共軍事政治斗爭始末(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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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負責秘密准備 “三人團”中，周恩來負責“大轉移”的具體事宜。從五個方面做了准備工作。 組織上的准備： 為了適應主力紅軍戰略轉移中行軍作戰的需要，1934年9月、10月間，中央軍委命令各軍團成立后方部，規定： “在各軍團內組織野戰后方部，凡軍團醫院、兵站運輸隊、教導隊、補充團、修械所均包括在內。” “這些后方勤務機關，由軍團司令部實現其領導，在軍團干部中任命一后方部長，統一指揮后方機關的工作，並於其轉移中及配置中，負責管理。” 命令具體規定：1軍團、3軍團的后方部下應有“包括4個所的軍團醫院……共7個所，其收容總數為3500人”﹔“一個中站三個小站”﹔“軍團運輸隊360名”﹔“兩個充實的補充團(10月1日編入)，新戰士共2800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10名”等。 命令要求：“軍團后方機關應於10月1日組織好。” 這一由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簽發的命令最后強調：“這一命令完全是秘密的，隻限於給軍團首長，軍團首長應依此命令下達個別命令，分別施行。” 兵員上的准備： 1934年夏秋，中央蘇區再次掀起猛烈擴大紅軍的運動，從5月至9月，召集了紅軍新兵近10萬人。 1934年5月18日，中央軍委發出宣言：“武裝起來，到紅軍中去”，號召青年踴躍參加紅軍。 9月4日，在“大轉移”前夕，中央軍委為擴大紅軍發出緊急動員令，並宣布成立獨立第21、第22、第23三個師，組成了紅8軍團。軍團長周昆，政委黃蘇，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羅榮桓。 物資上的准備： 為確保紅軍“大轉移”，后方趕制了彈藥、被服，籌集了糧草，趕做草鞋，准備了大量軍用品。 葉季壯時任紅一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兼政委，他回憶說： 在長征前幾個月當中……特別是整理了兵工廠，造炸彈(每月5萬發)，翻造手彈(每月達70萬粒)，修理迫擊炮彈(共3000發)等，保証了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彈藥及長征前得到比較充分的補充，成了紅軍有史以來兵工廠空前的成績。8月9日《紅色中華》報道：“福建勝利完成了借谷運動，完成7.5萬余擔”，“中央各機關號召募集20萬雙草鞋慰向紅軍。9月15日前完成10萬雙。” 1934年春夏，中央銀行行長毛澤民，同毛澤東的警衛員吳潔清從瑞金附近大山裡，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裡的100余萬塊銀元，搬回瑞金。長征前夕，這些銀元都被分發給各軍團。 軍事上的准備： 1934年5月，周恩來派程子華赴鄂豫皖，領導紅25軍突圍轉移。 8月，任弼時、王震、蕭克、王首道，率紅6軍團離開湘贛蘇區，轉移到湘鄂西，與賀龍、關向應的紅2軍團會師。 9月，尋淮洲、粟裕率紅7軍團北上抵贛東北與方志敏會合。 這些軍事計劃，都是為了配合紅一方面軍的戰略大轉移，因而成為長征的前奏曲。 同時，對紅軍主力轉移后中央蘇區的斗爭，從軍事上也著手部署。5月17日中央軍委命令，重新劃分了江西、福建、粵贛、贛南軍區及所屬分區，明確其目前任務分兩個方面：一要在敵遠方創造、擴大游擊區域，開始游擊戰爭，牽制吸引敵人高度兵力於自己方向……二要在敵近后方翼側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強有力的作戰分區。新成立的贛南軍區，由項英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及軍區司令員，指導黨政工作。 輿論上的准備：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紅軍以“北上抗日”為基本口號，深入進行了思想動員。 7月4日黨中央《關於蘇區紀念“八一”的決定》，要求提高部隊的戰斗情緒及加強部隊政治與軍事的訓練。每一個赤色戰士都要深入地了解工農紅軍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時期是更加迫近了。 7月8日，博古在瑞金演講時指出：“目前的階段中，我們已不能滿足於宣言與協定。時機已經成熟，工農紅軍已經必須，而且能夠分撥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在這方面作了相應的決定。” 由紅7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於7月15日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鄭重宣稱：“隻要進攻蘇區的武裝隊伍接受我們提出的三個條件，那我們工農紅軍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隊之后，全部出動，同全中國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8月1日在瑞金舉行了閱兵典禮，紅軍總司令朱德親自率領受閱紅軍舉行了抗日宣誓。毛澤東講話宣稱：“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下令全國紅軍隨時准備隨著先遣隊出發。” 這些輿論實際上作了紅軍主力准備離開中央蘇區的思想准備。 根據“三人團”的計劃，“大轉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實施。由於蔣介石已發覺紅軍有轉移的意圖，命令各路軍加緊進攻，前線戰局急轉直下，紅軍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圍，不走不行了。於是，“大轉移”提前了近一個月。 蔣介石獲得我軍情報 蔣介石獲悉中共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將突圍出中央蘇區的情報，是在破壞中共上海局以后。李德這樣回憶： 當時上海局的領導人李竹聲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槍殺或者叛變二者必居其一的情況下，選擇了后一條路，投靠了國民黨秘密警察。他們供出他們一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況，導致了白區很多領導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黨的組織被摧毀，很多重要文件被丟失。 蔣介石很可能就是這樣知道了紅軍的突圍意圖，幸好隻是一個大體輪廓，因為具體的細節，特別是突圍路線和日期，當時尚未最后決定，所以也沒有告知上海局。從很多情況來看，蔣介石其實已經得到一些關於紅軍基本決定的情報。 李德制定的紅軍8至10三個月的作戰計劃，依然命令紅軍全線抵御，分兵把守，但前方接連而至的失利，令其驚慌失措。 林彪、尋淮洲、羅炳輝的紅1、紅7、紅9軍團，在福建建寧與敵蔣鼎文、湯恩伯第2路軍6個師拼殺一個星期，無力抗衡，失守建寧城。 彭德懷紅3軍團與敵劉和鼎第9縱隊4個師交戰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敵南路軍陳濟棠部佔領會昌筠門嶺要塞。敵李延年第4縱隊佔領福建連城。敵薛岳、吳奇偉等6路軍佔領江西永豐龍崗。 8月，彭德懷、董振堂紅3、紅5軍團仿佛又打了一場“廣昌戰役”。紅軍傷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達600余人。最終廣昌以南陣地全部失守。 10月6日，石城淪陷。 10月14日，興國縣城失守。 中央蘇區僅剩瑞金、會昌、於都、寧都、長汀等狹小地區，人力物力資源瀕臨枯竭，中央紅軍的處境十分危急。 突圍──隻剩下這一條路，且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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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文匯報》 | （責任編輯：董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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