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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破干部終身制的大背景下，“誰來監督退休高官”，的確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王亞忱案的發生，又給這一問題增添了緊迫性。不過，在筆者看來，退休高官的監督問題，不乏特殊性和規律性，應予高度重視，認真對待，但卻不宜簡單地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本質上講，權力異化、缺乏監督或監督虛置、違法成本低，是各類官員腐敗的共同根源。退休官員腐敗往往來源於現任官員腐敗。因此，規范現任官員的權力，消除權力腐敗空間，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嚴格規范監督現任官員權力：壓縮退休高官“權力磁場”的前提
就王亞忱案而言，嚴格規范和監督現任官員權力，需要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權力行使尚存巨大的尋租空間，權力規范行使的程序和監督機制虛無或虛置，濫權、亂權甚至違法行使權力現象比較普遍。已經退休多年的“王書記”可以輕而易舉地將他人送入監獄，可以“指鹿為馬”將他人企業據為己有。王亞忱案涉及諸多政府部門，一些政府工作人員竟然僅因為“王書記讓這麼辦”就違規為其辦理了一些手續。
那麼，為什麼這些違法行為都能夠順利實施，沒有被社會公眾和監督部門及時發現呢？顯然，這與政府權力行使的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監督缺位有著極密切的關系。既然權力不能在陽光下運行，那麼必然藏污納垢，違法行為不易被發現、被懲處，給官官相護提供了有利土壤。在王亞忱案中，除了其幾個子女因為觸犯刑律而受到懲處，我們還沒有看到哪個部門的哪個工作人員，因為濫用權力而受到懲處的報道。權力違法而得不到懲罰，甚至還可以從違法中得利，無異於支持和慫恿這種行動。
當然，談到現權尋租，我們也不能不提及王亞忱在位時的權力監督問題。據報道，王亞忱退而不休，在阜新一言九鼎，和他在阜新為官多年、人脈深厚密不可分，也和他兒女身居要位有直接關系。王亞忱在阜新市做了多個機關的“一把手”，親手培植和提拔了不少的“自己人”，特別是把自己的子女放到關鍵部門的關鍵位置上。為什麼當初王亞忱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插“自己人”，隨心所欲地布局自己的家庭勢力，首先與現行監督制度面對高官時的“軟骨症”不無關系。
二是地方高官特別是“一把手”，在缺乏有效監督的同時，毫無限制地在一地長期任職，有利於其安插“親信”，營造人脈關系，助長了其飛揚跋扈、說一不二的氣焰，給本來就薄弱的監督帶來更大難度。事實上，王亞忱的子女身居阜新市政法部門要職的便利，恰恰成就了與其父的利益共同體，也為王家徇私枉法、打擊報復提供了條件。
三是我國對官員權力的監督還缺乏一套釜底抽薪的制度，這就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因為沒有這一制度，所以我們無法掌握官員財產的來源及其增減，致使腐敗官員通過權力尋租獲得的財產無法被及時發現並制止，必然助長權力尋租之風。而在法治健全的國家，這方面的制度是非常完備的。比如在美國，1965年頒布的《政府官員及雇員道德操行准則》，對各類高級官員及其配偶、子女的財產申報作了規定。1978年國會又頒布了《政府行為道德法》，規定在聯邦政府各系統內建立個人財產申報制度，並對政府官員離職后的從業行為作出了詳細規定。1989年，政府對該法進行了修訂，頒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將官員離職后從業行為受限的范圍，擴大到國會議員和國會高級官員，對行政部門官員離職后行為的限制條款也作了修改，還規定中下級官員也要申報個人及親屬的財產。這就使官員的不當利益無處遁形，使官員不敢貪、不能貪。而反觀我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卻是“千呼萬喚不出來”，使我國反腐敗工作受困於無兜底制度，也使個別貪官斂財肆無忌憚。
總之，高官退休后，“人走茶不涼”，主要是我們還沒有把現任官員的權力行使規范好、監督好，在許多方面還存在真空。將現權腐敗壓到最低限度，才能最有效地壓縮退休高官的“權力磁場”。
治本之策：完善退休官員從業限制制度，充分消解“權力磁場”
不可否認，規范官員權力行使，增強其抗干擾能力，是防止退休高官利用“權力余威”，謀取不當或非法利益的重要環境因素。換句話說，如果現任官員都能夠嚴格依法辦事，拒絕私情，違法必究，就會在退休高官與現任官員之間構筑一條隔離帶，有效減少退休高官腐敗。但這多少帶有理想化的成分。因此，防止退休高官腐敗，不僅要從現任官員處著手，而且還要切實約束退休官員的腐敗欲望。最佳方式就是建立健全退休官員從業限制制度，讓不同級別的高官在退休后受到與其權力范圍相適應的從業限制，以充分消解“權力磁場”。
在這一點上，《公務員法》已有相關規定。但仔細研究后就會發現，《公務員法》第102條的規定有著非常明顯的缺陷和不足，不僅由於對象范圍不明，無法規范像王亞忱這樣的“一把手”退休高官，也因為執法主體的弱勢而無法將這一規定真正落到實處。《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3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2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后有違反前款規定行為的，由其原所在機關的同級公務員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該人員從業期間的違法所得，責令接收單位將該人員予以清退，並根據情節輕重，對接收單位處以被處罰人員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
顯然，法律條款並沒有專門針對地方“一把手”官員進行從業限制，現有法規很難適用於類似王亞忱的大批退休高官。因為對這些官員來說，我們很難判斷某些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是否“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相關規定必然形同虛設。而法律在規定從業限制監督主體的時候，更沒有考慮到糾正退休官員違法從業工作的艱巨性。讓“原所在機關的同級公務員主管部門”即讓人事管理部門責令改正，這似乎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從性質上說，這已不是官員任用不當問題，而是直接涉及到社會公平能否實現的嚴重違法問題，必須由政府監察機構甚至是法律監督機關來具體執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現行法律的缺陷，給王亞忱之流的退休高官腐敗留下了可乘之機。因此，當務之急是進一步完善退休官員從業限制制度，擴大從業限制的范圍，合理確定執法監督主體，從而避免類似腐敗案件的再次發生。
（作者為山東政法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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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高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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