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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星海：我們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類為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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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大時代裡，我們要把自己所能的貢獻給民族，一切貢獻給黨，不要時常挂懷著自己的幸福，因為我們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類為目的。
——冼星海致家書
[冼星海簡介]
冼星海，曾化名“黃訓”，原籍廣東番禺縣，1905年生於澳門貧苦的船工家庭。他出生前父親就已去世，靠母親做佣工和祖父接濟生活。他6歲進私塾。祖父病逝后，他失學而隨母親去了新加坡。
他於1918年回國，因交不起學費而入了廣州的嶺南大學基督教青年會所辦的義學，參加了學校的管樂隊。此時，他已經表現出音樂方面的天賦，擅長吹奏單簧管（也稱黑管，民間稱“洋簫”），故有“南國簫手”的美譽。1926年春，他賣掉了心愛的小提琴，在朋友的資助下來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靠在學校圖書館任助理員維持生活。他師從蕭友梅博士和知名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諾夫。翌年，冼星海進入上海國立音樂學院，主修小提琴和鋼琴，后因參加學潮被迫退學。
1929年，冼星海來到素有世界音樂文化中心的法國巴黎學習音樂。他靠在餐館跑堂、理發店雜役等維持生活，在塞納河畔梧桐樹下幾次暈倒，險些被法國警察送進陳尸所。后來，他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師從著名提琴家奧別多菲爾和著名作曲家杜卡斯，寫下了早期作品《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風》等。1935年夏，他謝絕了巴黎音樂學院的挽留，回國投入抗日救亡。 抗戰爆發后，他參加了洪深領導的上海演劇第二大隊，深入田間地頭、工廠礦井，宣傳救國救亡。不久，他又到武漢，進入周恩來、郭沫若領導下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他創作的《游擊軍》、《到敵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深受人民喜愛。1938年冬，冼星海放棄優厚待遇，奔赴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並在延安“女大”兼課。在魯藝，他負責音樂理論、作曲的主要課程，還教授音樂史及指揮。在延安的一年半，他進入創作的巔峰期，譜寫了《軍民進行曲》、《生產運動大合唱》、《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進步，於1939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１９３９年３月，冼星海聽到詩人光未然激情地朗誦《黃河吟》那火熱的詩句，他一把抓過詩稿，說：“我能寫好它！”隨即，他把自己關在土窯洞裡，夜以繼日，把滿腔的熱血化作旋律，僅用了６天的時間，這一歷史的巨作就創作成功。４月１３日首演時，樂隊隻有二三把小提琴，２０來件民族樂器﹔低音弦樂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擊樂器由臉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磁缸子裡搖晃造成效果……這支原始的樂隊烘托著４０多位熱血青年放聲高唱，《黃河大合唱》從此傳遍了延安，傳遍了中國，也傳到了海外。
1940年5月，冼星海赴蘇聯，為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進行后期制作與配樂。臨行前，毛澤東在家中請他吃飯並餞行。翌年，蘇德戰爭爆發，該片制作停頓。他想經新疆回延安，卻因當地軍閥盛世才反共、交通中斷而未成，被迫羈留於哈薩克的阿拉木圖。在供應十分困難的戰時條件下，他相繼完成了《民族解放交響樂》（“第一交響樂”）、《神聖之戰》（“第二交響樂”）、管弦樂組曲《滿江紅》、交響詩《阿曼該爾達》和以中國古詩為題材的獨唱曲。因勞累和營養不良，他的肺病日益嚴重。戰爭結束時，他雖回到莫斯科治療卻未能愈痊，於1945年10月在克裡姆林宮醫院病逝，他的骨灰便留在蘇聯。1983年，蘇中友好協會應冼星海家屬的請求將其骨灰移交給中國。1983年1月25日，冼星海的骨灰由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派專人護送回北京。
冼星海逝世后，延安各界為他舉行了追悼會，毛主席親筆寫的挽詞“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幾行大字赫然在目﹔接著是敬愛的周總理1939年7月回延安時給星海的親筆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1998年10月7日，阿拉木圖市長頒發市長令，決定將符拉基米爾大街重新命名為“冼星海大街”，並為冼星海豎立紀念碑。由蓮花瓣組成的紀念碑於澳門回歸祖國的1999年落成，這對出生在澳門的冼星海來說無疑是一種特殊的慰藉。江澤民主席訪哈時還到冼星海當年的故居憑吊，表達了中國人民對這位音樂家的永久懷念。
[冼星海與《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的故鄉在延安。它的誕生充滿著激動人心、值得回味的故事。
１９３９年２月，詩人光未然（即張光年）因行軍墜馬受傷，結伴抗戰演劇隊第三隊到延安治療。當時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的冼星海趕赴邊區醫院看望。在兩人親切交談共議抗日宣傳中，商定再合作一次音樂創作。早在武漢、安陸相處期間，他們就是熾熱的老搭檔，曾合寫過不少抗日歌曲，如《新時代的歌手》、《拓荒歌》、《保衛東方的馬德裡》、《戲劇抗戰》等等。此次好友相逢，再次合作，自然興致更濃。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口授予三隊胡志濤筆錄。他一鼓作氣地將他兩次橫渡黃河以及沿河行軍的切身體會和由此激發出的民族自豪感與抗日救亡情緒，奮然寫成長篇歌詞。詞寫成后，立即請來星海在西北旅社窯洞裡開了個小小朗誦會。星海聽后，極為興奮，當場表示：“我有把握把它寫好！”接著，光未然每天早上派田沖、鄔析零去探問晚上熬夜的成果，而每次必帶回一支新曲。星海還再三囑咐：“可以隨便地改。”其中像《黃河頌》、《黃河怨》經他們“挑剔”幾乎重新改寫。歷時六天（３月２６日至３１日）的突擊耕耘，終於使這部抗日戰爭時期被公認為最優秀、最雄偉的大合唱在革命聖地延安誕生了。
５月１１日，在魯藝周年紀念晚會上，星海親自指揮百余人首次公演《黃河大合唱》，獲得極大成功。他當晚激動地寫下一則日記：“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國空前的音樂晚會。裡面有幾首非常感動人的曲。”“當我們演完時，毛主席都跳起來，很感動地說了幾聲‘好’。我永不忘記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嚴格地、熱情地去指揮歌唱隊的。”７月８日，周恩來副主席在延安各界歡迎他從重慶歸來的晚會上，聽了《黃河大合唱》十分振奮，親筆給星海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延安每逢舉行各種群眾集會，幾乎無處不響徹“怒吼吧，黃河”的激越歌聲。９月１０日，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總團長張繼和全國文協總會代表老舍一行路經延安，在盛大的歡迎晚會上，他們深為《黃河大合唱》所激動，連連贊許冼星海指揮的合唱隊“好熱情”！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４日，重慶中國電影制片廠西北電影隊為拍攝《塞上風雲》途經延安時，隊長應雲衛和盛家倫、周伯勛、吳茵、舒繡文、黎莉莉等三十余人，在聽了有五百人參加的壯觀演唱后，甚為驚嘆，一擁圍住星海說：“偉大！感動！”冼星海撰文稱：像這樣的大型演出“是突破全國音樂界紀錄的”。
《黃河大合唱》反響如此強烈，震撼人心，因為它唱出了民族解放斗爭的吼聲，反映了全國人民抗日的決心。郭沫若說得好：“《黃河大合唱》和黃河之水天上來一樣，從北方吼唱起來，這是人民的聲音，使得好些人民的叛徒們聽見了發生了戰栗。”周總理說：“我們多少同志正是在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參加了抗日，到前線進行斗爭的。”《黃河大合唱》確實像一支永遠震響的號角，鼓舞人們在新的征途上奮飛。
（艾克恩《永遠震響的號角——《黃河大合唱》誕生前后的故事》《人民日報》1985.0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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