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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英：共產黨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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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京兆一書生，愛書愛字不愛名。一飯膏粱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守其白，辨其黑，潔若玉，堅若鐵，馬列之徒，其如斯耶！
共產黨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隻能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沒有欺壓老百姓的權力！人民群眾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人民群眾的疾苦，就是我們的疾苦。
——田家英
[田家英簡介]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屬雞，四川省成都市人（祖籍雙流縣的永福鄉）。1930年進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學就讀。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學就讀。
1934年母親去世，輟學在家中藥鋪裡當學徒，開始嘗試以"田家英"的筆名給《華西日報》等報紙寫稿。
1935年在報刊副刊上發表小說、散文、書評、雜文和詩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績考進成都縣立中學，1936年冬，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海燕社"。
1937年因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被學校開除，在地下黨幫助下奔赴延安，進延安"陝北公學"學習。
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后留校擔任學校總支秘書、中國近代史教員、宣傳科教育干事等。
1939年進馬列學院繼續學習。畢業留校，任中國問題研究室研究員、學院教育處干事和中國現代史教員。
1941年進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調中宣部歷史組工作。
1946年被毛澤東選為毛岸英的老師。
1947年晉西北的土改運動。
1948年8月起任毛澤東秘書。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多年以全部精力參加《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及毛澤東其他著作的編輯、注釋和出版工作，還參與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會開幕詞受到毛澤東和與會代表的稱贊。毛澤東經常派他到各地農村調查研究。在調查中，他堅持實事求是向黨中央、毛澤東反映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提出改進建議。他堅持真理，在整理毛澤東的一次講話時，刪去涉及彭德懷的不實之詞及表揚關鋒、戚本禹的一段話。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受到沖擊。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縊而死。
[田家英的故事]
忠心赤膽為人民
６０年代的那次農村調查，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一次不平常的調查。１９５８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廣大農村刮起了“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造成農村生產力的嚴重破壞，農民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至１９６１年１月８日，黨中央先后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他要求所有省委書記、省委常委、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必須全面徹底調查幾個公社，使１９６１年成為實事求是年。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毛澤東給田家英寫了一封信，要他與胡喬木、陳伯達３人，在３天之內組成３個調查組，每組７人，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調查。每個調查組再分為兩個組，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一個小組調查最好的生產隊。時間１０到１５天。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田家英領導的調查組迅速組成，第二天就離開了北京。１月２２日到達杭州以后，田家英立即向省委領導人傳達了毛澤東給他的信，經過商量，決定省裡也派人參加調查組，在富陽選一個好的生產隊、在嘉善找一個差的生產隊作為調查對象，由田家英統一領導調查工作。這兩個組隨即迅速行動，於１月２４日到達兩個生產隊。
調查組進村之前，田家英向全體調查人員提出要求，必須實事求是。他說，調查研究有兩種，一種是科學態度的調查研究，一種是主觀主義的調查研究，我們主張科學態度的調查研究，這就是要了解真實情況，並且如實反映﹔而主觀主義的調查研究，比不調查更可惡，因為它是摘取片斷的材料來証明自己的觀點，或者是迎合上級，不敢講真話。他針對當時基層干部和部分群眾還有些顧慮的情況，提出要“打開腦筋，打破思想框框，敢於和善於發現問題。”他要求調查組的同志在生活上和群眾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調查，而不搞那些流於形式的勞動﹔同時，在調查組內部提倡“敢想敢說”，“敢於提出問題和不同意見”，但是這些意見應該通過組織向當地領導提出，不許向外亂說，不准對基層干部指手畫腳，以免干擾地方工作。他非常注意同基層干部搞好關系，強調要耐心地教育他們，辦事同他們商量，體諒他們的困難，不能有任何居高臨下的態度，這樣才能增強調查組和基層干部的團結，“同心同德，憂國憂民”。兩個調查組在田家英的正確指導下，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田家英先在嘉善縣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調查了一個星期之后，接著又到富陽縣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進行了同樣的調查，經過一段工作，這兩個隊的基本情況、特別是“五風”造成的嚴重危害基本上搞清楚了。和合生產隊地處杭嘉湖平原東部，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歷來是魚米之鄉。解放后頭幾年，農村經濟迅速恢復發展，每年為國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糧。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上面的高指標逼出了“浮夸風”，這個生產隊的早稻畝產從２００公斤報到３００公斤、４００公斤、５００公斤，實收隻有２１９.５公斤。１９５９年，“反右傾”一來，包產指標訂到４８９．５公斤，實收隻有２１８公斤。１９６０年，公社黨員干部宣誓大會上訂的糧食生產指標是保証９００公斤、爭取１２００公斤，而實際隻收了１４５．５公斤。由於高指標帶來了高征購，挖了農民的口糧。１９６１年春天，每人每天隻有半斤米，隻能吃三餐稀粥﹔有的小隊甚至斷糧，出現了餓、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一天黃昏，調查組的同志聞到一陣煙味，“農村已經食堂化了，誰家還在燒飯，難道老百姓家裡還有余糧嗎”？他循著煙味進入幾戶農家，揭開鍋蓋一看，鍋子裡是羊頭草、胡蘿卜加上從食堂打回來的稀粥。事實說明這裡的農民已經無米下鍋。從調查中還了解到近三年來，這裡的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破壞，豬、牛、羊大批死亡，農具大量損壞，土地肥力下降，勞動者體質變弱﹔社員一年收入隻有２１．２７元，辛勤勞動一年，到頭還成了“倒挂戶”。對於出現這些嚴重問題的原因何在？許多基層干部講不清楚。田家英在同嘉善地縣委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從和合生產隊來看，生產破壞是嚴重的，為什麼生產年年下降呢？怪天，沒有災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麼民主革命不徹底，病根子是‘五風’問題。”田家英一語道破了當時農村問題的症結所在。其實，長期在基層工作的同志，對此並非一無所知，只是因為怕反“右傾”、“拔白旗”，悶在心裡不說而已。田家英說出了他們不敢說的真話。這不僅是尊重事實、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也是他對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高度負責的表現。
經過１０天的調查研究，２月６日在杭州，毛澤東聽取了田家英的匯報，在場的還有當時浙江省委的江華、霍士廉、林乎加、李豐平和薛駒等。田家英如實地匯報了所見所聞，懇切地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建議中央搞一個人民公社條例。田家英的匯報震動了毛澤東，他當即就糾正“五風”問題、退賠問題、生產隊規模和體制問題、自留地問題、食堂問題、干部問題提出許多重要意見，並且採納田家英的建議，准備起草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由３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制定。
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以后，大批領導同志深入基層，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不僅促進了干部作風的轉變，而且集中了群眾干部的智慧，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實際的政策辦法。《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六十條”），就是調查研究的一個主要成果。這是廣州會議的最大收獲。
田家英在浙江的調查，從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日開始到５月５日結束，歷時整１００天。他在調查研究和制訂“六十條”中所作的貢獻，對黨中央糾正１９５８年以來農村工作中的錯誤，扭轉農村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局勢起到重要的作用。盡管“六十條”還有不少缺陷，沒有突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公社體制，但它的歷史作用仍然應當充分肯定。田家英功不可沒。
１９６１年６月在北京，田家英曾經在他家裡，給我們展示他的藏硯，其中有一方端硯的銘文是：“守其白，辨其黑，潔若玉，堅若鐵，馬列之徒，其如斯耶！”這銘文是他自己起草並請其他同志為他書寫和刻石的。他還對我們解釋說：“共產黨員就是要這樣子做人。”當時我們還不甚理解，現在回憶起來，這銘文正是他的自畫像，是他心境的自白，寫出他的是非分明，愛憎鮮明，高潔的品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也刻畫出他的骨氣和風格。即使在３０年后的今天，他的光彩形象依然是一身正氣留在人間。
（林乎加 薛駒文 載《人民日報》1996.0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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