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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決沒有可以不守法的任何特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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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們全體人民、全體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的口號，是反對任何人搞特權的思想武器。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在法律面前隻有帶頭、模范地遵守法律的義務，決沒有可以不守法的任何特權。對於違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資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勞多大，都不能加以縱容和包庇，都應該依法制裁。
——彭真《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
[背景]
彭真與我國的法制建設
新中國建立特別是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后，彭真就認為，為適應這一歷史性轉變，必須把法制建設提上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他指出，革命戰爭時期斗爭的主要方式是軍事斗爭和群眾斗爭，那時隻能根據黨的政策辦事，根據地的政權也有一些法，但有限，也很簡單。現在，徹底消滅三大敵人殘余勢力的社會改革運動已經大體上結束，今后必須加強法制，完備法律，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國家當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法律。為了加強法制建設，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就親自抓立法工作。結束“文化大革命”后，從１９７９年２月至１９８８年３月，在彭真主持下，立法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進展。我們國家不僅制定了一部好憲法，而且制定了刑事、民事、訴訟程序和國家機構等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法律，以及一批經濟的、行政的重要法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我們國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過去那種無法可依的局面已經有了根本改變。
彭真強調立法工作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實際問題，並且以我們的社會實踐來檢驗。他總是說，立法要吸收古今中外對我們有用的好東西，解放思想，百家爭鳴，但必須立足於中國的實際，根據我國的實踐經驗，基礎是本國的實際。因此，立法必須很好進行調查研究，特別是對重大的、有爭議的問題，更需要充分進行調查研究。彭真強調，立法要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根據，腦子裡要有工人、農民，要面向他們，為了他們。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人們之間也會有這樣那樣的矛盾。有關的立法就是要對這些矛盾劃一個合理解決的界限作為准則，要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對單位、個人在社會生活、經濟生活中發生的矛盾，都要在與憲法、與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抵觸的前提下解決，都要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為依據。
彭真反復講，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是經過十年內亂得出的結論。黨章這樣規定，憲法也這樣規定，這就解決了過去我們國家所沒有或者沒有明確解決的問題，就解決了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這個關鍵問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針對有人提出，是法大還是哪級黨委大、哪位首長大的問題，彭真說，我們的法律是黨和國家的方針和政策的定型化，它是黨領導制定的，是經過全國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按照法定程序審議通過的，是代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黨員服從法律，就是服從黨的領導，就是服從全國人民。堅持黨的領導，遵從人民意志，嚴格依法辦事，三者是一致的、統一的。黨委應當把確保法律的實施提上黨委的議事日程，檢查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特別是要堅決糾正違法行為，這對保証法律的實施具有決定的意義。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保証法律實施的一條基本原則。彭真早在１９５４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發言中，就對這一原則作了深刻的闡述。１９８２年憲法恢復了１９５４年憲法關於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規定。彭真同志反復強調，對於違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資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勞多大，都不能加以縱容和包庇，都應該依法制裁。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法院依法獨立進行審判，隻服從法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不管你是什麼人，都要服從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認任何人有任何特權。１９８０年，彭真同志擔任"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在領導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工作中，他提出必須嚴格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劃清路線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的界限。特別法庭隻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不審理路線錯誤，不解決黨紀、軍紀、政紀問題。黨內犯路線錯誤的，一律都不能判刑。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重調查研究，重証據，徹底查清林彪、江青集團的罪行，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審判。這一舉世矚目的審判，樹立了我們黨和國家嚴肅依法辦案的歷史性的范例，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王漢斌《人民日報》1997.10.27）
[彭真簡介]
彭真，1902年10月12日生。原名傅懋恭。山西曲沃人。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山西省共產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員、書記，共青團太原地委書記，正太鐵路總工會秘書，中共天津地委第一、第二、第三部委（區委）書記，地委職工委員會書記、組織部長。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共順直省委常委、工人部部長、代理書記，唐山市委書記，順直省委組織部長，天津市委代理書記、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晉察冀分局書記，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城工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民主聯軍政委，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政策研究室主任。１９４５年８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９５５年６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１９４９年９月，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之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后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被選為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常務理事。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５５年４月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協商委員會主席。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９６６年５月任北京市市長。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任中央政法干部學校校長。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主任。１９５２年１月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委員。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１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１９５３年１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９５９年４月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秘書長。１９５４年起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９６６年５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９６５年１月任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１９５９年６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１９６５年１月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１９７９年７月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１１月兼任代秘書長。１９８９年４月任全國李大釗研究會名譽會長。１９９０年５月任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第一屆名譽會長。１９９４年１月被推舉為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第二屆名譽會長，同年起任中國黃河文化經濟發展研究會名譽會長。歷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五屆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
１９６２年５月２日，在朝鮮接受朝鮮最高人民會議授予的一級國旗勛章。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５日，被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授予一級沙瓦德拉王家勛章。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８日，被秘魯議會授予秘魯議會大十字榮譽勛章。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６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５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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