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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權：我一切為黨工作，為黨的路線斗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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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切為黨工作，為黨的路線斗爭，雖由於我之能力低微，無所建樹，在工作中還有不少的弱點，但自問對黨是真實的，對工作是負責的積極的……我沒有灰心與餒氣……總以真金不怕火煉，黨有工作給我做，在斗爭中工作中去表白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來安慰自己。
——左權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致中央的一封信
[背景]
左權對黨的事業忠誠，還表現在個人處於逆境時毫不動搖。１９３１年，王明取得了黨中央的領導權，造成了我黨土地革命時期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統治。在組織上，王明等人實行極端的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打擊革命同志，大搞肅反擴大化。１９３２年肅反中，左權被誣陷參加過托派組織，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當時他曾一再向黨聲明，卻不為當時的中央所相信。但他並沒有因此而責怪黨，也沒有動搖過對黨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始終如一地為黨努力工作。作為他的下級，我們許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也感覺不出他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受過委屈的人。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左權才給中央寫信說：“回溯我１９２５年２月在廣州入黨，那年冬即赴莫斯科。１９３０年６月回國，同年９月入蘇區，直到現在將近十七年了，在這過程中，我未離黨一步，一貫受黨的教育與培養，在黨內生活，做黨內工作。”“其中沒有犯過有損於黨的過失，也沒有在任何斗爭情況下動搖過，也沒有在艱難困苦面前低過頭，我沒有苟安，也沒有消極，我一切為黨工作，為黨的路線斗爭，雖由於我之能力低微，無所建樹，在工作中還有不少的弱點，但自問對黨是真實的，對工作是負責的積極的……我沒有灰心與餒氣……總以真金不怕火煉，黨有工作給我做，在斗爭中工作中去表白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來安慰自己。”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考驗，受得住委屈，襟懷坦白，忠實積極，顧全大局。在這方面，左權以他崇高的黨性，作出了榜樣。
——摘自耿飚《光明日月 浩氣長存》，《人民日報》1982.5.25
[簡介]
左權，原名左紀權，幼名自林，號叔仁，1905年生於湖南醴陵縣。他幼年喪父，家境貧寒，深受母親堅強和勤勞的品質影響，形成了剛毅倔強的性格。他自幼聰慧過人，8歲讀私塾，10歲便能寫詩作對，14歲轉入“北聯高小”學習，成績名列前茅。袁世凱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時，他身背“毋忘‘五 七’國恥”標語，在村裡譴責其賣國罪行。升入醴陵中學后，他在宋時輪介紹下參加了社會科學研究社，受到五四運動影響，決心外出追求進步。
1924年，左權考入廣州陸軍講武學堂，同年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斗。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實際戰斗。周恩來曾說：“左權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11月間，他所在的講武學堂並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在陳賡的引見下，他結識了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與組織和領導青年軍人聯合會，創辦進步刊物，在廣東革命政府東征的幾次戰役中有突出表現，被稱為“黃埔新星”。1925年夏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冬又進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在那裡，他與劉伯承相識並共同探討革命問題和軍事理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翌年秋，他們都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在留蘇四年多期間，左權博聞強識，掌握了豐富的軍事理論，成為一名訓練有素的軍事指揮員。
1930年6月回國后，左權先在上海與劉伯承一起翻譯蘇軍條令，隨后被派往閩西革命根據地擔任紅軍學校第一分校教育長。此后，他擔任過新十二軍軍長和新十五軍的軍長，參加了歷次反“圍剿”斗爭。他在莫斯科學習期間，因不滿一些過“左”的主張，被有些人誣稱有“托派”傾向，使他一度因所謂政治問題被調到瑞金紅軍學校當軍事教官，但他仍兢兢業業為黨工作。1934年10月，左權作為紅一軍團參謀長參加長征，途中參與指揮了四渡赤水河和飛奪瀘定橋等戰斗。到達陝北后，他代理紅一軍團長，率領這支中央紅軍的主力，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等戰役。
全面抗戰爆發后，左權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彭德懷指揮八路軍挺進華北敵后。此后他長期戰斗在太行山上，創建抗日根據地，參與指揮了粉碎日軍對晉東南的九路圍攻、百團大戰和黃崖洞保衛戰等著名戰役。1942年5月，日軍向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遼縣（今左權縣）麻田進犯，左權在指揮部隊掩護后方機關突圍時，被日寇的炮彈擊中而壯烈犧牲，年僅37歲。
朱總司令寫了悼念左權同志的詩：
名將以身殉國家，
願拚熱血衛吾華，
太行浩氣傳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周副主席為《新華日報》寫了代論：“遙望大河以北，……萬千個左權同志的化身繼著起來，千百萬的人民和軍隊將踏著他的血跡前進”，“行見太行之巔，高樹起左權同志的勝利旗幟，數十萬八路健兒，北下平津，東出榆關，那便是我們的復仇期了。”朱總司令和周副主席的詩文，概括了左權同志光輝燦爛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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