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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鄉巨變
作者:周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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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鄉巨變
    (圖為作者周立波)

  《山鄉巨變》作者周立波描繪了湖南清溪鄉農民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巨變,時代特色鮮明,南國的民俗風情賦予了小說特殊的韻味。

  周立波的小說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紹儀,中國現代著名作家、翻譯家。1934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暴風驟雨》、《鐵水奔流》、《山鄉巨變》、報告文學《晉察冀邊區印象》及《周立波選集》(1∼7卷)。他還是肖洛霍夫的名著《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個中文本譯者。

  《暴風驟雨》是與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並駕齊驅的反映土地改革的經典著作。它以東北地區鬆花江畔一個叫元茂屯的村子為背景,描繪出土地改革這場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的畫卷,把中國農村沖破幾千年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展現在讀者的面前,熱情地歌頌了中國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沖破封建羅網,朝著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

  《暴風驟雨》成功地塑造了趙玉林、郭全海、白玉山、白大嫂、劉桂蘭等貧苦農民的可愛形象。熱情、開朗但又愛吹牛、好面子的趕車把式老孫頭的形象尤為豐滿、鮮活。在對這個人物塑造上,作者顯然受到肖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的影響。老孫頭與舒卡爾老爹在氣質、脾氣、性格上,是多麼相似!同樣,對惡霸地主韓老六及其狗腿子韓長脖等反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極有力度,不落俗套。

  周立波是湖南人,到東北參加土改時間並不長,但卻寫出了鮮明的東北地方特色和東北特有的時代氣氛。尤其在語言上,他熟練靈活地掌握了東北鬆花江流域的方言土語。閱讀小說,黑土地的芬芳、民間的風土人情,時刻掀動著讀者的心扉。這是周立波極大的成功。而全書粗獷的格調、恢弘的氣勢,又與關東人的豪爽、開朗的心理與氣質相吻合起共鳴。這又是一般作家所不能。

  從反映的歷史內容和典型意義上來看,《山鄉巨變》是《暴風驟雨》的讀篇。它由正、續篇組成,完整地描寫了湖南省一個叫清溪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發展過程,藝術地展現了合作化運動前后,中國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時的精神風貌和新農村的社會面貌,剖析了農民在歷史巨變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狀態和理想追求,從而說明農業合作化是中國農村的第二次暴風驟雨。如同《暴風驟雨》一樣,《山鄉巨變》同樣具有鮮明的時代感。

  《山鄉巨變》的可貴之處,在於它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又增添了鄧秀妹、劉雨生、李月輝、“亭面糊”、王菊生、張桂秋等一批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別是“亭面糊”這位老農,簡直就是《暴風驟雨》中那個逗人發笑的老孫頭的親兄弟,顯得十分豐滿並富有立體感。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鄉巨變》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每一章集中刻畫一個人物,描寫一件事情。作者善於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通過富有個性的行動,突現人物性格。學習古典小說刻畫人物的技法明顯可見。

  《山鄉巨變》具有濃郁的南國的地方特色,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鄉風水色和當地特有的風情民俗,賦予小說一種特殊的文化蘊涵,並創造出令讀者心馳神往的優美意境。

  周立波是駕馭語言的巨匠,《山鄉巨變》中語言洗練流暢,清麗自然﹔人物對話幽默風趣,含蓄傳神。特別是對湖南方言土語的運用,更見語言大家的功力。

  作品賞析:

  “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6,雖然不是最早用藝術來描寫合作化運動的作品,也不是最具有理論深度的長篇小說,但它有非常鮮明的藝術個性,即從自然、明淨、朴素的民間日常生活中,開拓出一個與嚴峻急切的政治空間完全不同的藝術審美空間。周立波參加過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並有著很好的中外文學修養,他翻譯的蕭洛霍夫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和基希的報告文學集《秘密的中國》,都是名重一時的文學作品。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后,他自覺地放棄原來的文學修養和創作道路,在參加實際的政治斗爭生活的同時,努力深入農村生活,學習來自民間的語言藝術。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以土地改革運動為題材,曾與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同獲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1951年),但這部小說在學習民間方面並不成功,隻是停留在表面層次的地方色彩和方言土話上,與作品的整體風格是脫節的。1955年,他舉家遷移湖南家鄉落戶,深入了解與研究合作化運動中的農民的精神狀態,也許是寫自己家鄉的緣故,《山鄉巨變》成功地顯現了作家獨特的藝術語言和創作個性,在同類題材中是相當引人矚目的。

  在對合作化運動的態度上,周立波毫無疑問是站在時代共名的立場上,鼓勵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小說的基本構思和人物關系,包括對農村階級斗爭的設計,都保持了與主流意識形態的一致性。這一點與柳青的《創業史》有某種相似性,但不同的是,《創業史》的作者對農村階級關系及其沖突更加具備了高屋建瓴的理性把握,因而也就更加具備了思想的“深刻性”和人物矛盾沖突的“尖銳性”。但應該說明的是,這種深刻與尖銳都是從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的立場而言的,《山鄉巨變》所缺乏的正是這兩點,作家是把一場政治運動放在民間生活舞台上演出,回避了思想的深刻性,卻換得了人情的自然、醇美與和諧﹔回避了人物矛盾沖突的尖銳表達,卻散淡地寫出幾個活靈活現的農民性格。“民間文化形態”表現在文學創作上是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孤立地使用“民族形式”和“民間語言”說明不了小說的真正藝術成就。

  舉一個例子。小說所寫的時間背景,正是1955年毛澤東批判了鄧子恢整頓、收縮合作化的方針,把合作化運動推向“高潮”的時候,對於這段歷史,有不少作家編成“批判黨內右傾路線”的情節寫進作品裡,連《創業史》都擺脫不了這個影響。

  到了70年代,還有作家根據這段歷史編造了反對“黨內走資派”的《金光大道》。

  周立波當然不可能超越歷史環境來辨別中共高層領導中間的分歧,他在小說裡也寫到了黨內右傾的錯誤。但是,他從實際的農村工作狀況出發,本能地意識到這種“右傾”恰恰是農民所需要的。小說裡的清輝鄉黨支部書記李月輝,是個“男兒無性,鈍鐵無鋼”的“婆婆子”。他響應整頓合作社的方針,“收縮”了唯一的合作社,結果被指責犯了右傾錯誤,但他很坦然,隻認定一條理:“社會主義是好路,也是長路,中央規定十五年,急什麼呢?還有十二年。從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

  對於別人批評他是右傾“小腳女人”,他理直氣壯地反駁:“我隻懶氣得,小腳女人還不也是人?有什麼氣的?”作家沒有越俎代庖地宣傳當時的反右傾路線,而是通過這樣一個理論覺悟“不太高”的農村基層干部曲折地說出了不同的聲音。李月輝和合作社社長劉雨生都是小說裡的主要農村干部,合作化運動的領導者,但他們身上沒有同類題材小說裡經常出現的人為拔高的英雄人物“氣味”,都是平平凡凡的泥腿子。李月輝說:“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脫離群眾,不要說工作沒辦法推動,連打扑克也沒得人跟我打了。”他愛打牌,自己也說,“解放前,我也算是一個賴皮子,解放后才成正果。”他出身於破落戶,讀過書,做過小買賣,后來當了干部,所以對種田並不內行,隻是靠有人緣、恤民情才得到農民的信任。這非常符合農村基層干部的實際狀況。而劉雨生不僅通過他的勞動,還通過他因公忘家,被迫與發妻離婚的內心痛苦來表現心靈的淳朴與善良。由於這兩個基層干部的本色和富有民間的人情味,使合作化運動中左傾盲動、傷害農民感情的政策和做法(以區委書記朱明為代表)得到了稀釋,國家意志與民間生活中間有了一座互相溝通的橋梁。

  並不是說,周立波筆下的農村基層干部形象就是生活本來的面貌,事實上,從農村的“賴皮子”當上基層干部,進而魚肉農民,迎合上級好大喜功的需要而不顧民情的事例大量存在,關於這一點,深深扎根於民間的趙樹理寫出來的作品要深刻得多,也尖銳得多。但周立波作為一個站在時代共名的立場上的知識分子,能塑造李月輝和劉雨生這樣的干部形象而不是那種“高大全”的新型農民和當代英雄,不僅表現出他對自在自然的民間文化形態的尊重,也反映了作家個人身上善良、寬厚、天真的美好品格。出於這樣一種美好的主觀願望,小說主要畫面裡沒有劍拔弩張的階級沖突(除了硬加的龔子元夫婦等“階級敵人”的故事,是明顯的敗筆),盛佑亭、陳先晉、王菊生等老農民形象都被刻畫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作家首先從勞動的態度上熱烈地贊美了這些農民身上的優秀品質,他們幾乎都是在非人的勞動強度下開荒耕種,甚至付出了幾代人的血汗與生命,剛剛獲得一點微薄的土地,現在政府突然要求他們把田地、山林、家畜一律加入合作社,精神的斗爭與感情的痛苦都是非常自然的。作家雖然出於政治立場不可能更深刻地寫出這種精神斗爭的殘酷性,但也沒有從精神上人格上丑化他們侮辱他們,反而是從民間的角度寫出了他們身上淳朴的人情美,給以他們善良的同情。后來理論界把這些農民的藝術形象稱作為“中間人物”,其實在那個片面夸大階級斗爭的時代裡,文學創作中隻有這些“中間人物”才或深或淺地傳達出民間真實的聲音。

  人情美、鄉情美和自然美,是這部小說所展示的主要畫面,也可以說這裡隱藏了沈從文筆下的湖南大山深處民間社會的菁華。大量的民間傳說、鄉村風俗、自然風光都恰到好處地穿插在故事情節當中,看似閑筆,卻在豐厚的民間文化基礎上開闊了小說的意境,使合作化的政治主題不是小說裡唯一要表達的東西。小說第一章寫了縣工作組下鄉推動合作化運動,女干部乘小船隨著緩緩流水進入山鄉,隱含了外來政治風雨將席卷自在民間社會的征兆。小說敘事處處將兩付筆墨重疊起來,政治是一景,鄉情也是一景,而且是更加美好和本色的景致。如那個深深墜入情網中的胖姑娘盛淑君,對愛人的火辣辣的熱戀和復雜細膩的心理﹔如桂滿姑娘因吃醋與丈夫大鬧,鬧到丈夫服毒自殺,她還在一旁亂發脾氣的蠢相﹔如盛佳秀被丈夫遺棄后的患得患失,重新有了愛情后又變得溫順體貼等等,人生眾相,千姿百態,即便沒有合作化運動的穿針引線,也同樣展現了民間生活的豐富蘊涵。”

  摘自《中國當代文學史》第二節民間藝術空間的探索:《山鄉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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