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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體改委志在改革

陳錦華  2011年05月30日17:27


  編者按:2009年9月,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陳錦華接受中國體改研究會專訪,較為系統地回顧了他在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中國改革的關鍵時期擔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經歷。這是一段改革的艱難歲月,所談的若干大事,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本文是在陳錦華訪談整理稿的基礎上編輯而成,供研究參考。

  從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國家體改委工作了兩年半。時間雖然不長,但這段時間正是中國改革的關鍵時期。當時,國內對改革的爭論很大,國外更是議論紛紛。我受命之初,由於1989年政治風波的關系,體改委的活動實際上處於停頓狀態。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動作。在形勢嚴峻、工作相當困難的情況下,我受命到體改委工作。

  為什麼調我到國家體改委工作?

  小平同志講過,總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國家體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兩任總理兼主任。我上任后,香港報紙反應強烈,認為我的資歷不夠。有的報紙刊登的大標題是“兩華輔佐李鵬”(大意),即一個是鄒家華,任國家計委主任﹔一個是陳錦華,任體改委主任。輿論沸沸揚揚,猜測為什麼把我調到國家體改委工作,有什麼背景,我自己心裡也有點兒納悶。

  1990年5月下旬,國務院召開會議討論上半年的宏觀經濟形勢,李鵬總理主持。會議規模不大,包括總理、副總理和主要部門的負責人,總數不到20人。我當時是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會議通知我參加,我覺得很奇怪。會議開了大約一個星期,各部門都講了相關情況和意見,還進行了討論。散會以后,要我留下來,李鵬、姚依林與我談話。李鵬說:“江澤民同志剛剛從上海過來,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實在忙不過來,我們想把你調來當體改委主任。”我當時很驚訝,根本沒有想到,怎麼會找上我呢?我表示沒有思想准備,怕挑不起這個擔子。我說:“你們看這幾天匯報,大家說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說各的,都是要改革別人,不想改革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作很難做,我擔心搞不好。”姚依林講:“正因為改革當中協調的任務很重,所以我們才想把你調來。”李鵬說:“改革還是要推進,改革中協調的任務確實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協調。”他講得很懇切,並不是講什麼官話。我說:“我考慮考慮,如果我能做就試一試﹔如果不行的話,請你們讓我仍回石化總公司。”李鵬說:“你考慮考慮,兩天以后答復我們。”

  大概隔了兩天,我就答復李鵬,同意試一試。當時,宋平是分管組織部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找我談話。我說:“改革工作很難,現在面臨的形勢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慮我,我也隻好來試一試。如果不行,你們讓我回去。”宋平說:“你可以,我們還是了解你的。”

  當時,我也在想,體改委主任這麼重要的崗位,水平比我高的同志有的是,為什麼要讓我來搞呢?其實我和李鵬並不熟悉。我在上海當副市長的時候,跟他開過一次會,研究華東電網電力的調度問題,當時他是水電部的副部長。僅僅這一次,以后我們沒有往來。我琢磨來、琢磨去,可能是這麼幾件事,讓李鵬對我有點兒好印象。

  一件事是,1989年底,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來到北京,商談在大陸投資建設大型石油化工項目。小平同志會見了王永慶及其家人。在會見之前,小平同志對楊尚昆等陪見人員說,對王永慶回來要採取非常積極熱情的態度,建議李鵬正式表示歡迎王永慶來大陸發展,和他合作、合資辦項目。但李鵬對這個廠子的情況不是很清楚,決定親自到福建廈門去看看,研究一下。當時,我是中石化總經理,石油化工是我們管的,所以他就要我跟他一起去。在專機上,他問我“六輕”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他,“六輕”是“第六輕油裂解廠”的簡稱。輕油就是輕質油,是從原油中提取的石油化工原料。國民黨在台灣建造了五個輕油裂解廠,都是壟斷的官僚資本。從第六個開始,產業開放,允許民營資本進來,於是就有了王永慶的“第六輕油裂解廠”,簡稱“六輕”。李鵬一聽就明白了。我覺得,這件事可能給他一個印象:這麼復雜的事情能用三言兩語就講清楚了,說明我這個人腦子不糊涂。

  另一件事,就是對王永慶的實力有一點不大放心,當時,王永慶還同時在台灣投資建設“六輕”,規模也非常大。我就委托日本一家銀行幫助做一些調查。日本那家銀行提供了一大厚本資料,對王永慶有沒有能力建這個廠提了很多問題,還提醒我們,王永慶是個家族企業,他本人年紀大了,一旦有變化,家族裡的糾紛會影響投資。所以,在李鵬征求我的意見時,我講了向有關銀行咨詢的情況,表示:“還要再做些調查研究。”因此,有關方面對與王永慶的合作變得慎重起來。這件事情可能也給李鵬留下了印象,認為我這個人比較務實,不是容易昏頭的。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件事。1990年初,李鵬專門主持會議,聽取福建省政府、廈門市政府匯報。福建省政府、廈門市政府把事情看得很簡單,有點兒心急。李鵬讓我發表意見,我就講了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不要低估。當時,福建在泉州與中石化合作建一個很大的現代化煉油廠,福建省和廈門市為了上馬王永慶的項目,要把我們這個項目停掉。我堅決不同意,並強調說:“為了要跟王永慶合作,更要把我們的廠建好,這樣在談判中我們才有實力,有籌碼。”

  我估計,這幾件事可能給李鵬留下了此人辦事還牢靠的印象,促使他決定調我到體改委工作。當然,我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上海中央工作組、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經歷,特別是主持籌辦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的工作,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改革與發展的業績都超過了預期,應該是選用我的業績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僅憑個人機遇,是不可能把我調到國家體改委主任這個敏感而又重要的崗位上的。

  穩定隊伍,恢復工作

  1990年8月18日,中央決定調我到國家體改委工作的通知發出以后,體改委即派秘書長洪虎到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接我上班。我說:“我現在還不能去。要等人大正式通過任命,我才能進體改委機關大門,不然我去了不合適。現在有兩件事情:第一,你給我送一些資料看看,先了解一下情況。第二,我抽個時間去看望安志文同志(當時是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和他談談領導班子和干部的問題。”第二天,洪虎就送來了幾大包資料,內容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對這麼多材料,我真不知道關鍵問題在哪裡。這些材料中,有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要點,有城鎮改革試點、農村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商業改革等等。我翻閱了一下,有點兒無從下手的感覺。后來進了機關在初步聽到一些情況后,我感到除了工作問題外,當務之急是先穩定隊伍,讓體改委盡快恢復正常活動。

  當時,中央專門派出清查組到幾個單位去幫助清查,其中就有國家體改委。我上任的時候,對體改委的清查還沒有宣布結束。因為清查搞了好幾個月,清查組不走,人心不穩,很多工作沒有辦法啟動,體改委基本上處於癱瘓的狀態。我找到清查組負責人高修,他是當時商業部的副部長,資歷很老,我和他熟悉,關系也好。我就問他:“清查工作怎麼樣,問題大不大?”高修說:“不是大問題。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說體改委參與或支持動亂,不能成立。”我建議:“如果問題不大的話,能不能在適當的場合講一講,說體改委沒有發現大的問題,宣布清查工作結束,這樣我們就好正常工作。”高修同意了,向上面作了匯報,清查工作很快就宣布結束了。

  記得當時周小川是體改委委員,他是年輕人這一茬裡比較優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讓他同時兼任外貿部的黨組成員,參加外貿部的黨組活動,推動外貿改革。這也是煞費苦心。可是外貿部這樣一個老部門,派一個人根本不起作用。周小川去了以后,很難有作為。周小川因為得到上面的信任而被重用,現在上面出了問題,他的壓力很大,沒有辦法工作。周小川找過我,我聽了情況介紹后認為他沒有問題,就問了高修,高修也說沒有問題。但體改委不好安排工作,我隻好找中共中央組織部。我說:“周小川是很優秀的,國家需要這樣的人才。”后來,他被安排到中國銀行擔任副行長。

  還有一個陳小魯,他的關系挂靠在體改委,當時要出國,誰也不敢批。別看一個陳小魯,也是體現政策的。如果陳小魯能出去,那就表明對他政治上的信任,跟陳小魯有同樣情況的人,也可以放下包袱了。后來,審批部門找到我,我說:“那有什麼關系,他會跑嗎?我就不相信他會跑!”這樣,就批准他出國了。說實話,當時批准也是有風險的。

  到體改委以后,我感到體改委是真正的清水衙門。干部住房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有的人長年住辦公室。后顧之憂沒有解決,我心裡過意不去。大家沒有地方住,怎麼安心工作呢?我找國家計委負責基本建設的姚振炎副主任要了一筆錢,買了批房子,以后又利用有色金屬總公司的地皮蓋起了宿舍樓。這樣,干部的住房問題就得到緩解了。當時,有人跟我反映,說有些干部把體改委當“跳板”,到體改委提拔一下,分了房子就跑走了。我說:“這是擋不住的。我們應該辦的事還是要辦。”這一類事情,涉及到機關的人心穩定,這些人的問題要不解決,生活顧慮的包袱就放不下,就沒辦法開展工作。

  再有一件事。原來體改委除了總體規劃以外,還要負責各部委改革協調的事。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體改委征求意見,經過體改委協調以后才能上報。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不讓體改委搞總體規劃了,各部委的協調也停了下來,都不給體改委送材料了。我就找李鵬反映了情況,要求恢復體改委的原有職能,后來國務院專門發文,要各部委給體改委送材料,所有出台的改革方案都要先跟體改委溝通、協調。

  經過三四個月時間,到1990年底,清查結束,干部穩定下來,跟各個部委的關系理順,尤其是跟當時對體改委意見較大的單位也溝通好了。這樣,我們就能甩開膀子大干了。如果這些問題都不解決,就很難開展工作,適應不了改革形勢的需要。鄧小平南方談話時,對改革工作批評得很厲害。如果體改委適應不了南方談話前后的改革形勢,這個單位肯定就很難存在。

  計劃與市場關系看法的突破

  與此同時,我感到方方面面對改革的看法、爭論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計劃跟市場的關系怎麼擺。我想,這個問題恐怕是影響全局的問題。因此,到體改委正式上任以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請洪虎找人整理了兩個資料,一個是國內有關計劃和市場關系的爭論資料,一個是國外關於計劃與市場的綜合資料。我布置這項工作,還有一個背景,在我到任之前,聽說江澤民同志曾經給賀光輝打過電話,要體改委注意對蘇東國家的改革、演變進行跟蹤、分析。因此,也可以說,整理這個資料是為了適應上面的需要。

  這件事情當時很敏感,我就跟他們講,不要傳出去。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有些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就是被市場搞壞了,反對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聲調很高,甚至跟走資本主義道路聯系起來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還沒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資本主義帽子。國外經濟體制司副司長江春澤是多年從事研究國際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學的專家,她跟我講,當時有個同志就勸她不要搞,搞了要出毛病。有個人甚至跟她這樣說:“江司長,你這個材料整理出來以后,人家馬上就會講了,資本主義在哪裡啊?就在體改委的國外司!”她說:“反正領導叫我做的,是他個人看的,不會傳出去。不然要我們干什麼呢?”所以,她就自己一個人搞。

  時隔十多天,即1990年9月30日,根據我布置的任務,江春澤送來了她整理的《外國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和實踐以及對中國的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評論》。我看了后,覺得講得很清楚。計劃和市場最早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來的,當時還沒有社會主義呢。材料還介紹了西方學術界、社會主義國家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過程。這份材料說明,計劃和市場根本就是資源配置的手段,與社會制度沒有關聯。后來蘇聯把它們聯系起來,自己弄個禁錮把自己套上了。我認為,這個材料很好,要給上面送。但體改委沒有印刷廠,文件材料都是送到國務院的印刷廠去印,如果傳出去,影響就太大了。因此,我就拿到中石化總公司的機關印刷廠去,囑咐他們不許傳出去。大概一共印了20來份。我給江澤民、李鵬各寄了一份。

  江澤民看到這個材料后,認為很好,講清了問題。大約在10月下旬,他特地給我打電話說:“那個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兩遍。我今天晚上要到遼寧去,還要再帶上,再好好看看。”后來,他批示給其他中央同志看了。李鵬看了以后,指示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參考。中央辦公廳也打電話來,要我們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當時關於計劃和市場的爭論,不僅是理論界有,也不只是具體實際工作部門有,高層的看法也有分歧。因此,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說法顯得十分迫切。

  11月5日到7日,國家體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開了“計劃與市場國際比較研討會”。7日清晨,我約了賀光輝、劉鴻儒等在家的副主任趕到燕化招待所,花了半天的時間,聽取研討會帶總結性的發言。緊接著,當天下午,在京西賓館,我又召開了部分省市體改委負責同志座談會,主要討論“八五”期間經濟體制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務,以及如何使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具體化。同時,我布置江春澤把“計劃與市場國際比較研討會”的成果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將研討會的紀要《蘇東國家與我國在處理計劃與市場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報送李鵬。12月5日,李鵬作了批示:“已閱,寫得不錯。關鍵是改革的目的是穩定與發展生產,而不是套那種自認為合理的體制模式。”

  當時,江澤民總書記到中央工作時間不長,各方認識又不統一,工作難度很大,他需要找些東西統一高層的認識。中國共產黨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統一認識,重大決策前反復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東西,我報送的這兩份材料就起了促進統一認識的作用。這件事體改委做得很漂亮,說明我們研究問題還是有深度的。過去,體改委很少有哪個材料在中央受到這樣的重視,所以這件事情影響很大。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我是安徽省的全國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飯店。4月1日晚上11點,我都睡了。江澤民同志打電話找我,說:“改革的下一步怎麼搞?你們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給中央提個建議。”他還說,他自己也在研究這個問題。

  人代會一結束,我就找了廣東、山東、江蘇、四川、遼寧5個省的體改委主任,在中石化總公司招待所開了三天半座談會。座談會實行了極嚴格的保密措施,到會的不足10人,規定不帶助手,不做記錄,議論的事情不得外傳。當時我主要是擔心傳出去引發不必要的麻煩。我也沒有向大家講總書記給我打電話的背景。會上大家一致的意見是,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個就是要搞政府機構改革。大家主要集中討論了前一個問題。我要求,這個事情大家不要說出去,散會以后不要再講這個問題。

  座談會結束后,我給江澤民、李鵬寫了一封信,直接送他們親收。信是我自己寫的,事先沒有同任何人商量,寫好后也未給任何人看過。我在信裡說,這5個省都是大省,盡管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代表了不同層次的改革開放度,但他們都一致表示,寄希望於黨的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有所突破。5個省的體改委主任一致認為:今后應當明確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還在報告后面附了一張統計表,列舉5個省1978年和1991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出口額、進口額、城鎮居民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等8項宏觀經濟指標,並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長數字作對比,說明市場對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從對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場機制運用得活的地區各項指標都大大領先。

  在給江澤民、李鵬的信后面,還附了基辛格給我寫的一封信,推薦他們一閱。此前,我們有個論壇邀請基辛格參加,他沒有來,但是送來一篇題為《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的論文,講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我仔細看了他的信和所附論文,感到他的論點沒有政治偏見,沒有夾雜意識形態,講得比較客觀,其中一些重要的論點同中國的改革實踐也比較一致。我覺得,他的論文可供參考。

  后來,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問題都講清楚了。這時我又參加了黨的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大報告提出,要根據十四大通過的決議,制定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實施綱要。根據這個決定,體改委專門成立了一個小組,由我和秘書長王仕元負責,研究如何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體化,深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搞了好幾個月,提出一份初稿,工作做得相當深入,但由於一些原因沒能上報。

  1993年3月,我離開體改委到國家計委工作。當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國家計委副主任,知道體改委搞了這個東西就把它要了過去。5月底,為准備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成立了一個文件起草組,溫家寶任組長,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維澄任副組長。文件起草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應該說,1990年到1992年的幾年間,在認識很不統一、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對市場經濟我們思想很明確,而且堅持了我們的看法。從上報研究資料提供高層參閱,到提出政策建議,到我參加十四大報告起草小組,再到我們研究如何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體化,這個過程是相當完整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這個核心問題上,國家體改委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而且被以后的歷史証明,這個作用是積極的、正確的。

  推進股份制改革

  在改革之初,市場是個很敏感的問題。再具體一點說,股份制的問題更敏感。因為許多人認為,搞股份制就是搞資本主義,搞私有化。

  對於股份制究竟怎麼看?我們要不要搞股份制?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鄧小平在對軍以上干部的講話中強調,我們改革開放不能變,還是繼續搞改革開放。我當時想,既然鄧小平講得這麼肯定和堅決,在改革上不能退,要繼續推進,就要高舉改革的旗幟,敢於在改革裡最難、最具焦點性質的問題上去碰硬。否則,改革不是一句空話嗎?所以,我主張在股份制上碰硬。股份制不等於私有化,馬克思都講股份制是對資本主義的揚棄,怎麼是私有化呢?1991年,國家體改委就批了14家企業上市試點,同時搞了規范性的實施意見,還有4個配套的政策。

  1992年2月初,體改委在深圳專門開了一個關於股份制試點的會議,由我主持,討論《股份制企業組建和試點工作暫行辦法》和4個配套政策。當時,有人想搞股份制,但又不知道怎麼搞,需要引導。我在會上講,對股份制當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不放心,究竟對不對,究竟好不好,那你得試一試,不試怎麼知道是對是錯啊?所以,我們主張積極地搞試點,要求各省體改委在這些問題上敢於碰硬。實際上,當時我們也有點冒風險,尤其是政治上的風險很大。因為一些人把股份制跟私有化聯系在一起,我們支持搞股份制試點,就有人指責體改委在鼓動私有化。當然,搞這種事我們自己心裡有數,股份制讓職工參股,集中社會資金,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確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揚棄。

  會后不久,《深圳特區報》陸續發布了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精神。開始,大家也不知道,后來一傳達,全國就熱起來了。股份制成了最熱點的問題。到處要搞股份制,要搞証券交易所。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個怎麼引導的問題,不能亂搞。我跟江澤民講了我們在深圳開了會,介紹了討論的情況。后來,他打了好幾個電話,一個勁兒地催趕緊制定配套政策,趕緊發下去。朱?基也不止一次給我打電話,問配套政策怎麼還不下去。配套政策由劉鴻儒、洪虎負責,主要是劉鴻儒在搞。1992年下半年,這些配套政策就陸陸續續地下發了,引導股份制走向規范化。另外,各地關於股份制的規范文件都要經過體改委審批。當時,上海、深圳、天津、北京、沈陽、西安、武漢等地都要成立証券交易所,國家體改委明確建議,証券交易所隻在上海和深圳搞,其他地方不能搞。

  關於股份制,體改委搞得還是很不錯的。我們開始搞的那年才14家啊,到2009年7月份,中國境內的上市公司已有1628家了,市值達到24萬億元,差不多相當於中國GDP的80%。境內的上市公司累計融資5.4萬億人民幣,多大的數字啊!同時,還批准了154家公司境外上市,籌集了大量的資金。2000年,中國石化總公司通過在紐約、倫敦和中國香港上市,籌集了35億美元,資金雄厚,企業越做越大。這個公司到2009年才成立26年,當時是我負責籌辦的。公司成立的時候,連開辦費都沒錢,是跟下面的企業借了20萬元錢才開辦的﹔辦公沒有地方,就在工人體育場看台下面辦公﹔機關沒有車,我跟上海辦事處借了一台老的上海轎車。2009年公布的世界500強裡面,中石化是第9名!這充分說明,多一點股份制有什麼不好?!如果沒有股份制,不可能發展這麼快。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確是有道理的。

  國有企業改革

  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企業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關鍵環節。如果企業改革不能推進,其他改革都會受到影響。所以歷年中央下發的改革文件都強調,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改革的中心環節。可是,企業改革在相當長時間裡沒有找到很好的路徑。很長時間裡搞承包,老實說,承包是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但另外一方面,它是靠國家讓利,國家稅收減了,企業才有錢。雖然企業得利多了,國家稅收卻越來越少。所以承包的辦法難以持續。

  1985年,彭真同志親自主持,組織了一幫人在全國調查研究,花幾年時間搞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1988年人大會上正式通過。這個法明確規定,企業要成為市場主體。實際上呢,盡管企業法頒布了,由於政府管理企業的體制沒有變,一個企業上面幾十個“婆婆”,誰都可以指揮它,誰都不對它的生產負責任,企業怎麼能夠成為主體呢?不可能。企業想做的事情做不成,不想做的事情被人家強迫去做。

  1991年1月,我就想抓企業的問題,因為中央強調改革重點是企業改革。我認為,企業法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就是因為缺少具體化的東西,不能操作,企業的經營自主權落實不了。我就給李鵬寫了一個請示,要求搞一個落實企業法的具體實施細則,擺脫干擾企業的“婆婆”,讓企業真正有自主權。很快,李鵬就批了,並指定由朱?基和我主持。朱?基找我研究,我們開了很多座談會,做調查,研究落實企業經營自主權的阻力在哪裡,怎麼來消除這些阻力。當時,我們匯總了一下,大概企業需要14個方面的自主權。可是,管理企業的“婆婆”有幾十個,甚至包括解放軍的總政治部,為什麼呢?因為每年復員轉退的軍人,都要企業消化。還有殘疾人聯合會,殘疾人在社會上找不到工作,企業要幫助安排。

  我們找了這些“婆婆”,商量找個具體辦法把它們的權力界定清楚,讓企業少受干擾。國務院那邊,朱?基主持討論了17次﹔國家體改委這邊,我主持討論了21次。當時,真是一個字一個字摳啊,寸步不讓。因為文件寫上去以后,“婆婆”將來就不好辦了,他們要管,我們就不讓他們管。我們前前后后搞了10個月,重大的修改搞了7次,小改無數次。到1992年6月,國務院第106次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當年9月,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下發了這個文件,強調這是落實企業法的重大步驟,是落實鄧小平南方談話的重大舉措,要各地認真執行。

  朱?基對這個文件有個評價,說:“這是歷年最好的有關企業改革的文件之一。”這個文件講的是工業企業的轉換經營機制問題,那商業企業怎麼辦?幾個月以后,商業部、國家體改委等部門參照《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搞了一個《全民所有制商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企業改革是一步一步到位的。要是沒有這些工作,現代企業制度恐怕現在都不完善。

  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問題是國計民生當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也是解決起來難度最大的一個問題。以前,是“福利分房”,哪個單位住房解決得好,大家都願意到這個單位工作,這些單位都是有權有錢的﹔而一般的清水衙門解決不了住房問題,人們就不大願意去。福利分房制度引起的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難以解決。根據國內外的成功經驗,必須逐步地把福利分房制度變成商品房制度,有錢都可以到市場上買。

  我到體改委以前,國務院有個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是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我到體改委以后,國務院決定,由我擔任住房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我覺得,住房改革要趕緊起步。因此,每年都要開一次住房制度改革會議,都要發一個文件來推動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難度大,弄不好費力不討好,體改委為什麼要碰這個事?當時有這麼幾個考慮。第一,各方面對福利分房意見很多。有關系的人,可以拿到幾套房子﹔沒有關系的人,一套都拿不到﹔福利分房變成了分配不公、滋生腐敗的溫床。有人講了,體改委改這個,改那個,為什麼住房這樣的事情你們就不敢碰啊?當時我們想,既然這件事反映這麼強烈,而且又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當中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就碰一碰吧。鄧小平1980年就提出,要搞商品房,但是一直沒有落實。第二,有人批評體改委太虛,我們想做些實事。一天到晚規劃來規劃去,都是空的,老百姓都看不到。體改委的工作要務實,不能成天都是講道理、講大話,搞住房制度改革也可以轉變體改委的作風。第三,就是上海經驗的啟發。在我接手房改工作后不久,聽說朱?基任上海市市長時,因為上海的住房矛盾非常尖銳,老百姓反映突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曾經專門考察過新加坡、香港的住房建設和住房制度。后來,朱?基大力推進上海住房制度改革,講過新加坡的經驗。我印象最深的是兩件事,一件是建立住房公積金,一件是房地產開發商必須拿出10%到15%的投資用於蓋廉租房,給沒有錢的人住。這就從機制上解決了問題。

  后來,上海市率先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朱?基找我,要求國務院批准上海市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以加強推廣力度。我找了李鵬,他同意由國務院辦公廳正式轉發。這件事在全國影響很大,后來各地的房改都大體參照了上海市的做法。在國務院批轉上海、北京房改方案以后,各地紛紛要求仿效,但國務院考慮,不宜一一由國務院批准,決定停止轉發。天津市市長聶璧初聽到這個決定,親自給我打電話說:“房改事關重大。上海、北京都經國務院批了,天津不批,我這個市長當不下去了,干脆,我給你辭職吧。”我隻好答應他做工作去爭取。后來,我同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商量,並請示國務院領導同意,批轉了天津的房改方案。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先后聽取了北京、天津房改方案的匯報,並向全國轉發了北京、天津的房改方案。實踐証明,抓住京、津、滬三大直轄市房改的示范帶頭作用,就抓住了大城市房改的示范龍頭,帶動了全國房改的全面起步。

  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是住房制度改革始終倡導的做法,但由於涉及部門權益調整,進展情況並不理想。朱?基在上海提出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我們全力支持上海的改革思路,並在全國住房制度改革會議上予以介紹和推廣。到2001年,全國住房公積金已經搞到5600多億,發放的購房貸款不到一半,解決了320萬困難戶住房問題。

  現在,住房改革成就很大,但問題也很突出,老百姓意見不小。這是我們當初沒有想到的。我想,按照我們原來的思路,用公積金的辦法融資,用分攤15%的份額解決公平問題,繼續實踐,並保証政策不走樣,不失為一種權衡兼顧的舉措。安居才能樂業,商品房市場,不能背離社會,背離民心。

  對體改委工作的總體回顧

  我這個人有個長處,就是交給我的事,我一定認真去做,一定不負重托。另外一條,我注意尋求工作支持,特別是像國家體改委這樣的單位,如果沒有政治上強有力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好工作的。李鵬調我去,李鵬肯定支持我,姚依林在談話時也表示支持,江澤民也支持。我在體改委這段時間,江澤民、李鵬、姚依林,后來的朱?基都是有事直接找我,有時還直接往我家裡打電話。我有事也主動找他們請示匯報,時刻注意把自己的位置擺恰當。體改委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在中央領導下工作,遇事一定要多請示、多報告,不能以老大自居。我沒有包袱,該找誰找誰,江澤民、李鵬、姚依林、朱?基都非常支持我,有事找他們,都是有求必應。而且,我還延續了以往的做法,請李鵬的秘書列席體改委的黨組會,會上討論的重大問題,或者有些什麼重要決定,請他及時跟李鵬匯報。我覺得,在我們這個制度體制下面,事在人為,做好工作有很大的空間。

  我曾聽別人說,體改委有的同志有點兒放不下架子,不大願意去找人,去請示,去匯報。這樣,體改委的工作就很難開展,下面各省體改委的工作也就很難做了。后來,體改委被撤掉,我不知道是否與上下溝通不順有關系。

  我認為中央決心設立體改委這個機構是正確的。因為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調整。有權力、有利益的部門都不想讓步,都要別人改,自己不改。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需要一個超脫權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門來研究、協調、仲裁、推動。我的體會是,這個機構的作用不應當低估。

  國家體改委集中了一批人才,也鍛煉了一批人才。有些人還是很不錯的,很有改革意識,對現代經濟也比較了解。現在的人民銀行、建設銀行、証監會、銀監會裡的干部,不是有體改委去的人嘛?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郭樹清等人都是。郭樹清當時在計委下面的一個研究所裡,體改委想要他,他自己也願意到體改委來,我找計委副主任房維中要人,主管副主任不放,一直壓在那裡。等我當了計委主任,就放他走了。在體改委經歷一段,他們的思維、意識、全局觀念,都不一樣了。

  體改委有很多工作都是比較超前的,的確有改革意識。比如說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到20年就發展到1600多家,最初隻有14家啊。期貨也是體改委提出來的。還有綜合改革配套試點、縣級改革試點,體改委都抓得很超前,而且誠心誠意地支持。我記得,當年體改委隔兩年要開一次縣級綜合改革會議。1992年4月,確定在常熟召開全國縣級綜合改革的會議,是賀光輝主持的,他跟我說了。我感覺這件事情不能小看,就跟李鵬報告了。他說:“我去。”李鵬到了常熟,在會上講了話。那時,正好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不久,小平同志講得很凶,不搞改革要下台,話裡話外透著對改革進程的不滿意。李鵬抓住了全國縣級綜合改革會議的機會,大講了一通改革,影響很好。我深感體改委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很強,重大的事情不能及時把握,就會錯過機遇,影響工作推進。

  國家體改委機構撤銷,人員沒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沒有繼續深化下去。體改委消亡有點兒過早了,中國還不到這一步。前兩年,曾有人對我講,建議恢復體改委。我說現在談不上了,已經到了這一步,怎麼恢復啊?!

  (摘自《百年潮》雜志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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