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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朝鮮戰爭研究綜述

鄧峰  2011年05月31日10:06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余年,隨著蘇聯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逐步解密,中國學者的研究在充分使用中方及美方文獻的基礎上,開始大量利用俄國解密檔案,朝鮮戰爭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據不完全統計,從1995年至2009年,中國公開出版的有關朝鮮戰爭的專著、譯著及回憶錄等圖書約100余冊,發表學術論文300余篇。朝鮮戰爭研究,在2000年戰爭爆發50周年和2003年戰爭結束50周年達到高潮。特別是,這一時期,中國的朝鮮戰爭研究[1]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注重對國外解密檔案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在十余年來對朝鮮戰爭的研究中,中國學者愈來愈重視對檔案資料的解讀和利用,特別是注重在參照和對比中使用多國檔案。多數學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分析中俄、中美雙邊或中美俄三方檔案的基礎之上的,也有一些學者開始利用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解密檔案進行研究。其結果,在此期的朝鮮戰爭研究領域中,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弱化,而學術氛圍則越來越濃厚。研究者首先關注的是,在解讀、分析和對比檔案文獻及回憶史料的過程中,把歷史事實梳理清楚,引証材料講究嚴謹,分析問題力求客觀,盡量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研究水平正在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凸顯出中國學者在學術研究領域獨立治學、獨立思考的基本特征。

  第二,國際學術交流愈益頻繁。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學者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同其他學術領域一樣,很少與國際學界交流,這種狀況在近10年有了很大改觀。中國是戰爭的重要參與方,首先掌握中方檔案文獻的中國學者自然就佔了先機,而不少中國學者又與國外同行幾乎在同一時間看到了最新解密的俄國檔案,這就為他們深入研究朝鮮戰爭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於是,中國學者以中、俄、美等多國檔案為史料基礎的研究成果很快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中國學者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交流與合作也日益緊密。應該說,在朝鮮戰爭研究領域,中國學者已經可以在國際論壇上與各國學者進行直接的、平等的對話。

  第三,研究范圍迅速拓展,專題研究不斷深入。學者們的研究不再像10年前那樣基本上囿於軍事歷史,而是從外交、政治、經濟、軍事和國內建設等各個角度,對中國與朝鮮戰爭這一主題展開了立體式、全方位的研究,如中國參戰的決策與目標,戰爭期間的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以及中朝關系,中國關於停戰的決策和策略,中國的國防軍事戰略,中國的戰爭動員和社會支持等等,都是學者們關注的問題。

  通過對多國檔案文獻及回憶史料的研讀,中國學者對一些重要史實進行了嚴謹的考証,也對許多國際學術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爭論,現概述如下。

  一、關於朝鮮戰爭的起源

  關於朝鮮戰爭的起源,以往的說法是,朝鮮戰爭是由美國人策劃、李承晚政權發動的。隨著中俄檔案的陸續解密並公開,中國學術界對戰爭起因的研究不斷深入。不少學者跳出了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的局限,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待戰爭的起因問題。總體講,學者們把朝鮮戰爭放在世界范圍的冷戰格局中考察,認為戰爭爆發與美蘇對抗的國際大背景有直接關系,其最深刻的根源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分裂為以美蘇兩國為首的兩大對抗集團的格局。畢竟,美蘇在朝鮮半島劃分勢力范圍直接導致朝鮮民族的分裂,而朝鮮戰爭恰恰是朝鮮民族分裂的產物。三八線把朝鮮半島分裂成兩個互相敵對的區域(或國家)。形成了圍繞三八線展開的美蘇兩國外交爭斗、在遠東爭奪勢力范圍的冷戰局面,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南北朝鮮劍拔弩張的軍事對峙,都是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在朝鮮半島的外在反映。沒有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就沒有朝鮮的分裂,而沒有南北政權的敵對就不會爆發朝鮮戰爭。所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要對朝鮮戰爭承擔最主要的責任。[2]

  這種看法從國際冷戰格局的大視角出發,在強調朝鮮戰爭起源的國際性因素的同時,卻忽略了導致戰爭爆發的本土性根源。鑒於朝鮮國內政治勢力在抗日斗爭中已經分裂的事實,即使二戰后美蘇不在朝鮮劃分勢力范圍、冷戰格局沒有影響到朝鮮,朝鮮本國幾股不同的政治勢力也要為哪個集團統治全朝鮮而一決高下。也就是說,研究朝鮮戰爭的起源,在關注國際冷戰背景的同時,必須要重視朝鮮本國政治勢力的利益吁求和行為的主動性。

  與戰爭起源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蘇聯與朝鮮戰爭爆發的關系。俄國解密檔案証明,是蘇聯領導人為朝鮮戰爭的爆發開放了綠燈。國內外學者都注意到,斯大林在與毛澤東談判中蘇條約期間,改變了蘇聯的遠東政策。具體說,“斯大林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決定是在1950年1月作出,而在4月最終確定的”[3]。

  那麼,為什麼斯大林會在1950年初突然同意金日成堅持的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建議?迄今尚缺乏直接的檔案揭示斯大林的意圖。有關斯大林遠東政策改變的原因,學術界存在著非常大的分歧。國外多數學者的看法是,杜魯門在1950年1月5日、艾奇遜在1月12日關於美國太平洋的防御范圍不包括朝鮮半島和台灣的聲明,使莫斯科相信美國不會卷入在遠東的戰爭,從而為蘇聯政策的改變起到某種催化作用。[4]中國學術界不同意這種觀點,而認為斯大林改變遠東政策有其自身的目標。

  有學者從中蘇關系的角度出發指出,中蘇同盟條約的結果是蘇聯必須放棄在中國東北的一切權益,這“使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將受到威脅或者完全喪失,從而才需要改變政策,以保証蘇聯戰后確定的遠東戰略目標繼續存在”。於是,斯大林期望通過在朝鮮半島發生的軍事沖突,來保証蘇聯重新獲得其遠東戰略的基點——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無論戰爭勝負,蘇聯都會達到目的:勝則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包括其南部港口﹔負則繼續掌握中國的旅順、大連乃至長春鐵路。[5]

  有學者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指出如果斯大林僅僅為了獲得太平洋的不凍港而支持朝鮮戰爭,風險和代價太大。斯大林在1950年敢於支持朝鮮戰爭的主要原因是,蘇聯在柏林危機中被迫退讓后,他明顯地感到蘇聯沒有力量與美國在歐洲公開對抗,於是便主動讓中共來承擔指導和援助亞洲革命的責任,幫助蘇聯在亞洲牽制美國的力量,以減輕蘇聯在歐洲和中亞的壓力。該學者還指出,斯大林的亞洲政策自1948年以來一直在逐漸地趨向激進,到1950年1月則徹底完成了方針性轉變,即決定在整個亞洲推動攻勢防御的路線。[6]

  應當看到,上述兩種在國內學界影響較大的觀點都是在合理的邏輯推斷下得出的結論,並沒有確鑿的檔案資料予以証明。前者沒有顧及冷戰對斯大林思想轉變的影響。在對朝鮮戰爭如此重大決策上,蘇聯最高領導人僅僅從小處入手考慮“利益補償”,似乎讓人難以置信。后者乃“轉移視線說”。鑒於斯大林在1950年1月前一直反對金日成發動戰爭且此后繼續持十分謹慎態度的事實,如果單從蘇聯感到壓力而打算轉移美國對歐洲的關注,便推斷斯大林在亞洲採取激進政策,那麼這無疑顯得有些牽強了。無論如何,對斯大林意圖的探討恐怕隻有以美蘇冷戰對抗的背景為基礎,綜合分析諸方面的因素,才能得出較為理想的結論。

  中國與朝鮮戰爭爆發的關系同樣是與戰爭起源密切相關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毛澤東究竟是主動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還是被斯大林和金日成拖進去的?中國在戰爭起源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此,不少外國學者認為,毛澤東從1949年到1950年一直積極支持金日成的戰爭計劃,並表示要給予直接的援助。甚至有外國學者提出是蘇聯、中國和朝鮮共同策劃了朝鮮戰爭,即著名的“共謀論”,或稱“三國同謀論”。[7]這種論點一直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直到俄國政府公布相關檔案后,國內學術界才找到確鑿的証據予以駁斥。

  學者們普遍認為“三國同謀論”並沒有客觀的証據來支持,而純粹出於猜測。根據俄國檔案可以清楚地看出,朝鮮戰爭是在完全排除毛澤東的情況下,在平壤和莫斯科之間醞釀出來的,作戰計劃則是由蘇聯軍事顧問協助朝鮮人民軍制定的。考慮到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毛澤東在新中國立足未穩之際不想讓朝鮮在此時發動一場可能給中國安全造成威脅的戰爭。但是,毛澤東在斯大林已經表態之后,隻能接受既成事實。雖然毛澤東原則上贊成用軍事手段來統一朝鮮,卻並沒有具體參加“策劃和准備朝鮮戰爭”。在朝鮮戰爭策劃過程中,毛澤東完全是局外者,甚至連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也是在戰爭開始后才得知的。[8]

  另外,過去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曾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朝鮮族部隊在朝鮮戰爭前轉入朝鮮人民軍序列,就是中國參與“共謀”的有力証據。但是,中國學者在利用檔案資料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這種說法缺乏依據,因為在中國軍隊中的朝鮮族官兵回國是有歷史根源的,且就毛澤東的動機而言,朝鮮師回國與朝鮮戰爭並無關系。從時間上看,在中國處理朝鮮師回國的問題時,毛澤東是反對金日成向南方發動進攻的,當時斯大林還沒有同意金日成的軍事計劃。因此,中國軍隊中的朝鮮士兵回國,並不能說明中國領導人參與了戰爭的策劃。[9]

  毋庸置疑,在“共謀論’的問題上,中國學術界依據第一手的史料徹底駁倒了那些妄加猜測的國外學者,進而解決了國際學術界這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中國學術界的努力,不僅澄清了基本史實,尤其是揭示了歷史的真相。

  二、關於中國出兵朝鮮

  對中國出兵朝鮮問題的研究首先涉及東北邊防軍組建的目的。針對一些外國著作所說的,組建東北邊防軍表明中國從戰爭初起時就准備參戰,中國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基本上都認為從戰爭爆發到1950年9月這段時間內,中國組建東北邊防軍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採取的具有防御性質的舉措。只是在美軍越過三八線之后,邊防軍的性質才開始轉變,“志願軍”是出國作戰的稱呼,任務也改為全面參戰。出國作戰是保衛邊防的一種手段,是把國境線推出去,避免在家門口承受過大的壓力。它的立足點仍是更好地保衛邊防。[10]顯然,這種看法否定了外國學者在沒有確鑿証據的情況下對新中國行為的妄加猜測,更破除了他們對新中國行為的一些偏見。

  除了東北邊防軍組建的目的之外,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引起國內學者們的熱烈討論,即為什麼中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必須出兵朝鮮,同世界頭號強國兵戎相見?對於此問題,國內學術界佔主導地位的看法是,美軍越過三八線向北進犯,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迫使中國領導人最終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出兵決策是新中國在緊急情況下進行的第一次危機處理,是中共中央在對各種方案的利弊作充分的比較后作出的。中國領導人國家安全感的不斷喪失與不安全感的不斷加深,使他們對朝鮮戰爭的決策逐步向出兵朝鮮的方向發展,最終由於美軍突破中國領導人心中的安全底線——三八線而導致中國出兵決策的形成。[11]的確,在當時冷戰的緊張局勢下,美國出兵保衛所謂“遠在天邊的防線”,矛頭所指無疑是社會主義陣營,而中國作為該陣營的重要成員,對於鄰邦燃起的熊熊戰火,其領導人肯定會感受到美國的軍事威脅。所以,有的學者認為,美國宣布介入朝鮮戰爭和封鎖台灣海峽導致中國領導人根本改變了對東亞地區安全形勢的判斷。美國對朝鮮的軍事干預,使毛澤東認為這是對朝鮮半島、印度支那和台灣地區的全面干涉,朝鮮戰爭不過是美國發動侵略的借口。這種認識的形成和加深,是中國決心參戰並考慮一切戰爭決策的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原因。[12]

  不過,與上述看法有著較大不同的是,有的學者強調毛澤東決心出兵以及他所用以說服黨內同志的重要理由,不僅僅是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量,而且更多是注重意識形態因素對中國出兵決策的作用:階級情感的本能反應﹔推廣自身經驗和實踐政治承諾的必然選擇﹔向莫斯科証明意識形態正統的重要機遇﹔動員教育民眾和鞏固階級政權的現實需要[13]。另有學者則從分析毛澤東的決策動機入手,指出這位領導人的主要考慮可能有:避免被人指責走上鐵托式的道路,而使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處於孤立地位﹔避免在中國境內與美國進行戰爭,從而引起中國局勢的動蕩﹔避免在美國把戰火引向中國之機,蘇聯利用中蘇同盟條約派兵進入中國東北。而“中國被迫出兵朝鮮的合理動機”在於:由台灣問題引發的對抗美國的革命激情﹔根據國際分工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責任和義務﹔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14]

  事實上,無論哪一種觀點解釋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因,都有其自身合乎邏輯的理由。它們都是對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基本情況予以充分考慮之后所得出的結論,並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影響中國出兵決策的基本因素。

  此外,在中國出兵朝鮮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事情涉及中國出兵的根本立場以及原始檔案的真偽性。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者都知道一份反映中國出兵決策的重要資料,即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引起學者們高度關注和極大興趣的是,關於中國是否同意出兵,在當天存在著兩封內容不同、結論相反的電報。一封為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收藏,另一封則是中國公布的以毛澤東的電報手稿原件為証的文件。有些俄國學者根據俄國檔案認為,毛澤東的電報表明中國領導人對出兵朝鮮表現出“猶豫和缺乏信心”,“中國立場意想不到地改變”了。特別是,他們對中國發表的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15]

  對此,有學者在對中國和俄國檔案進行了細致對比后指出,這兩份文件都是真實的。中國檔案中沒有俄國公布的電報,是因為該電不是中國發出的,而是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直接發給斯大林的,其中轉述了毛澤東對斯大林10月1日要求中國出兵的電報的答復。而俄國檔案中沒有中國公布的電報,則很可能是這封電報當時根本沒有發出去,其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領導人內部還沒有形成統一意見。而且,無論從此前中國方面的參戰准備和中國的態度看,還是從這份電報本身看,都不能得出中國不准備出兵援朝的結論。中國出兵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需要自主作出的決策,而非蘇聯壓力的產物。在這個重大的事情上,斯大林動搖而毛澤東堅定。[16]

  顯然,中國學者對1950年10月2日電報所作的考証,一方面弄清了事實,表明中國出兵立場的堅定性,另一方面亦充分解答了俄國學者的質疑,有力地証明中國所公布檔案的真實性。

  三、關於朝鮮戰爭停戰談判

  有關停戰談判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當中國人民志願軍在1950年底至1951年初取得重大戰果后,中國政府是否應該接受1951年1月的聯合國提案。該提案主張“先停戰后談判”。盡管它由聯合國三人委員會所提出,但是在當時美軍節節敗退的情況下,若接受之,的確就有可能使美國保存實力,“並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區和武裝資本,而談判則可無限期地拖延下去”。[17]所以中國政府拒絕接受之。不過,在學術層面上,在朝鮮戰爭研究領域,中國是否應接受聯合國議案是國內學者非常感興趣的問題。特別是,他們圍繞著該問題展開了爭論。這種爭議主要存在於非軍方學者和軍方學者之間。

  在一些非軍方學者看來,對於中國來說,接受聯合國提案是一次實現停戰的絕好機會,無論在政治、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對中國極為有利。從政治上講,朝鮮政權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擔心的引起美蘇直接沖突的遠東危機也煙消雲散,中國履行了其為社會主義陣營所承擔的責任和國際主義義務,而且,有朝鮮作為緩沖地帶,毛澤東對中國安全和主權受到威脅的擔憂自然可以化為烏有。從外交上看,中國可以取得主動權並分化敵方陣營,甚至中國的台灣問題及其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都有可能得到較為有利的解決。在軍事上,如果中國方面接受停火提議,不僅可以把停火線置於漢城以南的三七線,而且可以使部隊得到充分的休整補充時間,包括讓一部分部隊用剛剛運到的比較現代化的蘇式裝備武裝起來。[18]

  那麼,根據這些學者所分析的情況,為什麼中國政府沒有抓住有利時機而拒絕了聯合國提案呢?有學者強調蘇聯對中國決策的影響:蘇聯在聯大發言反對聯合國提案,極大地限制了中國領導人的選擇余地,因為在何時和如何提出停戰條件的問題上,蘇聯的態度幾乎是決定性的。如果沒有蘇聯在聯合國的配合與支持,中國是無法解決和談問題的,況且志願軍要依賴蘇聯的軍事援助。[19]

  這些非軍方學者的觀點只是一相情願地分析了中國方面的狀況,而沒有充分考慮到美國方面的意圖和打算採取的政策,沒有深入分析一旦中國接受提案,美國政府是否能夠真正履行之。鑒於朝鮮戰爭時期雲譎波詭的國際冷戰局勢,美國人很有可能採取令人料想不到的措施,做出對中國不利的事情,從而使接受提案的益處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消失。正是由於考慮到這一點,軍方學者的說法才與非軍方學者的觀點大相徑庭。他們普遍認為中國政府不應當接受聯合國提案,因為從戰場形勢看,侵朝美軍處在失敗后撤的境地,實現停火至少在軍事上對美國有利。況且,美國當局也不會真正贊成這個方案,美國只是想停火,不會考慮停火以外的其他幾個對中國有利的步驟。[20]此外,在朝鮮停戰談判進行之前,美國主導和支持的停戰提案,有著在朝鮮戰爭問題上擺脫困境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尋求停戰,停戰提議不具備實現停戰的可能性。[21]

  至於朝鮮停戰談判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則是談判久拖不決的原因。眾所周知,朝鮮戰爭打了3年,其中停戰談判就耗時2年。交戰雙方為結束戰爭而進行如此長時間的談判,在世界軍事史上實屬罕見。事實上,談判雙方早在1952年春季已經就五項議程中的四項達成協議,僅對戰俘遣返問題存在重大爭議,以至於戰爭因談判的拖延又持續了一年多。遣俘問題成為談判久拖不決的關鍵因素。本來,依據1949年《日內瓦公約》第118條的規定:實際戰事停止后,全部戰俘應立即予以釋放並遣返,戰俘遣返的問題便很容易得到解決。[22]這也是中朝方面堅持的立場。但美國公然違反《日內瓦公約》而堅持所謂“自願遣返”原則,使一個原本簡單的問題變得異常復雜。那麼,到底美國的動機何在?隻有洞悉華盛頓決策層的意圖,才能徹底清楚談判久拖不決的真正緣由。

  國內學術界在這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一些學者看來,美國方面故意利用戰俘問題以便撈取較為具體的政治利益從而導致談判遲而不決。他們認為,由於在前幾項議程的談判中,美國實際上沒有佔到多少便宜,因此,它極力想利用戰俘問題為自己在朝鮮戰場上所受到的挫折,撈回一些面子。美國人在戰俘問題談判中百般拖延,態度強硬,大做文章,使原本簡單的事情發展成政治、軍事、外交等各種因素交織其中的十分復雜的問題,而李承晚政權和蔣介石政權也抓住這個機會,千方百計地插手其中,想在反共宣傳上或充實軍力上為自己撈一些好處。這種情況不能不使談判復雜化並且無限期地拖延下去。[23]

  另有學者則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提出杜魯門政府源於爭奪全球霸權戰略目標的停戰談判政策應當為談判久拖不決承擔全部責任。該學者認為杜魯門政府通過故意拖延朝鮮停戰談判,使戰爭持續進行下去,從而順利獲得國會對巨額軍費預算的批准,以便實現其奪取全球霸權的戰略目標。在此過程中,為避免來自各方面的要求迅速停戰的壓力,華盛頓當局使用各種手段掩蓋其戰略企圖,尋找能引起國內外輿論認可其拖延談判的理由,為僵化的談判政策作辯護。特別是,美國利用戰俘遣返問題故意拖延停戰談判,成為該談判久拖不決的重要緣由。[24]

  當然,還有學者從考察對日和約與停戰談判的關系入手,探討美蘇關於對日和約方針的轉變及結果對談判的影響,從而揭示談判久拖不決的復雜原因。在其看來,朝鮮戰爭的爆發迫使美國最終確定了單獨媾和的對日和約新方針﹔盡管已經感到必須結束戰爭,而且中方也一再作出讓步,但美國為了阻止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採取了拖延談判的策略﹔舊金山會議后美國急於停戰,但蘇聯因對日和約在遠東陷入困境和被動局面,所以決心在停戰談判中堅持強硬的和不妥協的立場,以便在朝鮮戰場吸引和消耗美國的力量。這樣,對日和約簽訂的方式和結果,成為朝鮮停戰談判一再拖延諸多原因中的一個重要因素。[25]

  根據這位學者的看法,談判之所以一再拖延,在舊金山對日和會之前應歸咎於美國的拖延政策,而在和會之后應緣於蘇聯所堅持的強硬立場,美國則急於停戰。如果從華盛頓決策層在停戰談判期間的表現來看,在對日和會前美國確實採取了拖延談判的政策。但是,若說美國在和會后改變拖延政策而急於停戰,那就值得商榷了。一方面從1951年夏季直至整個秋季,對國際國內政治情況的考量,使得杜魯門非常需要通過拖延朝鮮停戰談判使朝鮮戰爭持續進行下去,從而利用戰爭造成的緊張局勢迫使國會通過龐大的軍事預算,以順利推行與蘇聯爭奪全球霸權的大戰略。所以,在此期間,杜魯門一直在醞釀利用何種手段才能最有效地達到拖延談判的目的。最終,他所領導的政府在1952年2月決定在遣俘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導致談判無限期拖延。[26]另一方面,應當看到的是,蘇聯在談判中的強硬立場必須不能離開中國所採取的不妥協政策。這裡有一個孰先孰后的問題,即中國堅持全部遣返的原則在先,而斯大林只是隨后予以強力支持。盡管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中國處於被領導的地位,但是鑒於各方面力量對和平的要求,如果美國急於停戰而願意向中國的立場作出讓步,那麼,無論蘇聯如何強硬,都不能阻擋談判雙方迅速達成協議。再說,斯大林希望拖延和談以便吸引美國的力量並使其消耗在遠東的觀點缺乏確鑿的証據。

  四、朝鮮戰爭與中美關系、中蘇關系

  就中美關系而言,由於杜魯門政府在解放戰爭時期對蔣介石政權給予支持和援助,所以新中國成立后兩國之間實際上處於一種彼此敵視的狀態。只是這種情況並未導致雙方關系的崩潰。及至朝鮮戰爭爆發,華盛頓決策層旋即改變了對全球冷戰對抗局勢的看法,決心通過卷入戰爭而在朝鮮半島實施遏制戰略。但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對美國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究竟有沒有影響?國內外學術界存在諸多爭論。首先,國外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幾乎一致認為朝鮮戰爭是中美關系史上的一道“分水嶺”。正是由於朝鮮戰爭,美國才視中國為其在東亞的戰略死敵,其對華政策迅速轉上全面遏制中國的軌道,並以推翻中共政權為其對華的長期目標。[27]對於這種“分水嶺說”,有國內學者持類似看法,認為朝鮮戰爭的爆發對美國確立敵視中國的政策具有決定性影響。朝鮮戰爭爆發前,美國對華政策尚有一定的靈活性,是在選擇敵視與非敵視之間徘徊,因而不屬於遏制范疇。朝鮮戰爭爆發及中國出兵朝鮮,導致美國重新評估中蘇關系性質及中國的實力,美國開始視中國為其在遠東的主要敵手,選擇了對華遏制政策。[28]

  也有中國學者在詳細考察美國對華政策淵源的基礎上提出,朝鮮戰爭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無足輕重。美國對中國的敵視政策由來已久,無論中國是否在朝鮮與美國交戰,美國對中國的敵對政策都不會改變。杜魯門政府在1949年和1950年對新中國實行的是近乎徹底的敵視政策,這項政策既是出於對利益的權衡,也是由感情和意識形態的驅使。因此,“美國政府試圖同新中國和解”的取向是根本不存在的,朝鮮戰爭只是加劇了美國對新中國的敵視態度。[29]這種看法有些過於強調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姑且不論杜魯門政府企圖分化中蘇關系的“楔子戰略”,僅僅從解放戰爭后期美國並未像干涉朝鮮戰爭那樣卷入中國內戰以及其“等待塵埃落地”的觀望政策,就可看出它的對華政策並非沒有一些緩和的余地。

  其次,朝鮮戰爭與美國對台政策之間的關系也是冷戰史和中美關系史研究中的熱點,國際學術界在討論中分歧較大。核心的問題是,美國何時轉變對台政策?中國未能完成統一大業的主要原因是否就在於朝鮮戰爭的爆發?

  很多外國學者認為,戰爭爆發導致美國轉變對台政策,重新介入台灣事務,阻止了中國的統一,如果沒有這場戰爭,美國政府不會重返台灣,中共軍隊或許將渡過海峽,消滅蔣介石政權,從而統一國家。國內有部分學者持比較類似的看法,認為戰爭爆發和美國介入中國台灣問題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美國從反共的全球戰略出發,在戰爭爆發后改變對台政策,重新扶植蔣介石政權,人為地制造了‘台灣問題’﹔美國對朝鮮和台灣的干涉,導致中國的戰略重點被迫轉向東北地區,最終不得不在事實上放棄了解放台灣的作戰計劃。[30]

  另一些中國學者則持有不同看法。他們指出,由於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和公布,美國在戰爭爆發前已經傾向於改變對台不干涉的政策。雖然有一段時間美國奉行棄蔣政策,企圖離間中蘇關系,但是棄蔣並不意味著棄台,當棄蔣的目的和意圖落空后,美國必然要改變政策,阻止中共對台灣的進攻。即使戰爭不在那時爆發,美國也一定會改變政策,干涉台灣事務。戰爭的爆發不過是為杜魯門政府宣布“台灣地位未定論”和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提供了機會和借口。[31]盡管這些學者剖析了美國覬覦台灣的潛在意圖,但是他們忽略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次。畢竟,美台關系必然要從屬於美國與新中國的關系。若戰爭不爆發,則美國是否願意介入台灣事務、干涉中國內戰,當然視它與新中國關系的走向而定。即使這種關系因中蘇結盟而不會有太大的起色,然而在戰爭不爆發的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方面情況的變化,中美關系也許會出現某種程度的緩和。而隻要此種可能性存在,美國人不會顛倒主次利益的順序,會在台灣事務上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就此而言,杜魯門政府在戰爭爆發前就已經轉變對台政策的觀點,並不能令人信服。

  最后,在朝鮮戰爭與中蘇關系的問題上,以往的研究幾乎都認為朝鮮戰爭推動了中蘇關系的發展。新的研究繼續拓展了這方面的論點,認為戰爭在中蘇關系的發展中起到了積極作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指出,志願軍入朝作戰使中國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更增加了蘇聯在遠東對中國的倚重程度。“抗美援朝”實際上也是抗美援蘇,從道義上使中國領導人獲得了一種對蘇聯真正的平等感,甚至是某種優越感,斯大林也更願意在重大決策上與中國領導人協商或征求意見。戰爭使得蘇聯向中國提供全面援助,鞏固了中蘇同盟的政治和經濟基礎。[32]

  不過,在看到中蘇關系良性發展的同時,有學者提出戰爭也對中蘇關系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雖然戰爭加強了中蘇之間的政治和軍事同盟,但雙方在戰爭目標和基本要求方面存在著分歧和矛盾,特別是蘇聯在戰爭中的一些利己主義行為,也為雙方關系中本來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協調因素的發展,甚至為后來的關系破裂留下了隱患[33]。引人關注的是,有學者進一步把中蘇關系中的這種隱患與后來出現的中蘇大論戰聯系起來,明確提出,正是在朝鮮戰爭中雙方存在的矛盾隱患,加之中國因參戰國際地位提高從而增強的對蘇獨立性,導致了蘇聯對中國的恐懼和猜疑。其直接后果便是促使蘇聯有意無意地抑制中國這種獨立性的發展,埋下了此后雙方發生碰撞的更為深層的隱患,即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並構成了后來中蘇大論戰的直接原因之一。[34]

  任何國家之間的關系都符合一個原則:“沒有永久的朋友,隻有永久的利益。”這是一條規律。中蘇關系亦不例外。新中國成立前,中蘇兩黨關系的基礎就不牢固,這自然影響到以后兩國間的關系。盡管朝鮮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改善了這種關系,然而雙方在戰爭中的矛盾,歸結到一點,就是國家利益之爭。當維系雙方關系的戰爭紐帶消失后,原先的國家利益之爭必將進一步擴大,並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從而導致關系破裂,最終發展為普通國家間的常態關系。因此,朝鮮戰爭對中蘇關系的積極影響只是暫時的,而潛藏的負面影響更大一些。

  五、關於朝鮮戰爭的后果和影響

  朝鮮戰爭無疑是亞洲冷戰、乃至全球冷戰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對國際政治、大國關系,乃至相關國家的發展等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不過,國內學術界重點關注的是戰爭對中國的影響,且在該問題上存在著非常大的爭議。最主要的分歧點在於如何評價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得失。對於個別學者所持的戰爭給中國帶來較多消極影響的看法,[35]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他們堅持認為,戰爭對中國的積極意義要遠遠大於其消極影響﹔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洗刷國恥的戰爭,符合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對新中國的鞏固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戰爭對於支援朝鮮人民抗擊侵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保証中國和平建設的環境,鞏固中國的國防,加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世界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特別是消除“恐美症”,甚至對后來的中美建交,對於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都具有極大的積極意義。[36]

  與此同時,參與這一討論的更多學者主張應該冷靜地看到事物的兩個方面。有學者指出,一方面戰爭的確使中國在世界上恢復了大國和強國的形象——中國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都發揮了核心作用,由此開始的進程消除了長期埋藏在中華民族內心的屈辱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統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鞏固。另一方面,中國的參戰,特別是在1951年初對停火採取強硬的拒絕立場,引起亞洲一些周邊國家的憂慮和擔心。同時,中國“被牢牢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甚至由於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沖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這無疑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37]

  學者們還探討了戰爭對美國的影響。大多數學者強調戰爭給美國帶來了比較大的消極影響。因為戰爭遏制了美國在二戰后的爭霸勢頭,使其對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戰立場,其結果不僅讓美國最終背上了蔣介石這個它曾經一再想擺脫的包袱,還迫使美國不得不拉長戰線,同時遏制蘇聯和中國,不斷加強軍備,擴大其在經濟和軍事上所承擔的義務,並由於實施對華遏制方針而邁出了通向越南戰爭的第一步。[38]

  還有學者則認為美國在戰爭中獲得諸多收益。在全球戰略部署方面,美國重新駐軍韓國,它的戰略前沿推進到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從意識形態對抗而言,它將視為洪水猛獸的共產主義遠遠地擋在了家門口外。美國參戰使得亞洲許多國家更加依賴美國,而美國在這種依賴關系中乘勢將自己的影響滲透到東南亞並獲得各種利益。[39]

  不管怎樣,任何一場戰爭對參與國的影響都是多方面的和長時期的,並且這種復雜的影響往往表現在政治、軍事和經濟等諸多領域。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的視角來考察參與國在戰爭中的得失,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總體說來,近10余年中國學術界在朝鮮戰爭領域中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但也必須看到存在的不足和問題。

  其一,研究的范圍還有待進一步拓寬。盡管研究范圍較10年前有了很大的拓展,但研究還是比較集中在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以及中國參戰的過程及其結果等方面,而對於戰爭所涉及的其他一些重要國家的情況,研究還很薄弱,特別是對朝鮮、韓國、日本、印度等一些與中國參戰關系比較密切的國家,甚至尚未觸及。

  其二,研究的深度還有待進一步挖掘。對於朝鮮戰爭研究領域中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包括在國際學界已經引起重大爭論的問題,中國學者還沒有進行深入討論,如美國究竟是否使用了細菌武器,交戰各方對戰俘是如何進行管理和甄別的,戰爭爆發時蘇聯代表為什麼沒有及時回到聯合國,中國領導層到底有沒有得到美國傳遞的有關使用核武器的信息等等。

  其三,研究的隊伍還有待進一步擴大。中國學術界參與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者數量相對比較少,而能做到對檔案文獻進行深入分析且提出有影響觀點的學者更不多。在冷戰史學科方興未艾的今天,面對研究領域中眾多未開墾的處女地,需要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加入朝鮮戰爭的研究行列。

  解決這些問題當然有賴於中國以及俄國、韓國、朝鮮等有關國家不斷開放和解密檔案文獻,進一步解除意識形態的禁錮,營造一個和諧而寬鬆的學術環境,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學者自身的努力,提高理論素養,加強問題意識,特別是要踏踏實實地去搜集檔案文獻、解讀原始文件,把研究建立在充實、客觀的基礎之上。

  (本文作者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長春 130024)

  注:

  [1]本文評論的范圍限定在中國內地和香港正式出版的學術研究論著。

  [2]沈志華:《朝鮮戰爭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朝鮮戰爭研究綜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6期﹔顏聲毅:《朝鮮戰爭:俄羅斯公布秘密檔案》,《國際展望》(2000年第19期)。

  [3]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6頁。

  [4]持這種觀點的代表性著作為:Robert T.O liver,Why War Came in Korea,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50,p.8﹔David Rees,Korea:The Limited War,New York:St.Martin’s,1964,p.9﹔Glenn D.Paige,The Korean Decision:June 24-30,1950,New York:Free Press,1968,pp.6 6~67﹔Edgar O’Ballance,Korea:1950-1953,Hamden,CT:Archon,1969,p.28.

  [5]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176~177頁。

  [6]楊奎鬆:《斯大林為什麼支持朝鮮戰爭?》,(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4年2月號。

  [7]Mineo Nakajima:“The Sino Soviet Confrontation: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Jan.1979,No .1.

  [8]持這種觀點的代表性著作為楊奎鬆:《關於朝鮮戰爭爆發的中國因素問題》,參見作者個人網站(http://www.yangkuisong.net)﹔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185~187頁﹔《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二十一世紀》(2000年2月號)﹔[韓]金東吉:《“三國同謀論”分析:朝鮮戰爭起源的再思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9]沈志華:《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二十一世紀》2000年2月號﹔《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188~189頁。沈志華還在研究俄國最新解密的檔案以及中國檔案文獻的基礎上,搞清了1950年春季第二批朝鮮族部隊回國的經過。他認為,對這一歷史過程的考察說明,無論是北京還是莫斯科,其目的並非為了發動一次進攻,而只是出於一種革命的道義。參見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根據俄國檔案文獻的最新証據》(《史學集刊》2007年第5期)。

  [10]沈志華:《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5期﹔劉國新:《中國抗美援朝研究若干問題辨析》,《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10期。

  [11]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2~24頁﹔章百家:《從危機處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決策》,《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6期﹔《“抗美援朝”與“援越抗美”——中國如何應對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3期﹔盧寧:《也談影響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因素》,《當代中國史研究》005年第5期。

  [12]牛軍:《越過三八線——政治軍事考慮與抗美援朝戰爭目標的確定》,《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3]楊奎鬆:《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意識形態因素》,參見作者個人網站(http://www.yangkuisong.net)。

  [14]沈志華:《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1期﹔《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

  [15]亞歷山大·曼紹洛夫:《斯大林、毛、金與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來自俄國檔案館的新証據》(Alexandre 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to Enter the Korean War,Sept.16-Oct.1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5,107~108﹔尤金巴扎諾夫:《評價朝鮮戰爭中的政治,1945-1951》(Evgueni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the Korean War,1945-1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89.

  [16]沈志華:《毛澤東派兵入朝作戰的決心——就10月2日電報答俄國學者的質疑》,《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2期。齊德學:《志願軍赴朝作戰是中共中央的自主決策》,《軍事歷史》2000年第4期。此外,沈志華利用俄國公布的新檔案,闡述了中國在出兵朝鮮問題上所面臨的困境和毛澤東下定決心的背景。他指出,在蘇聯已經表明不能及時出動空軍,中蘇領導人也已經一致決定放棄北朝鮮的情況下,是毛澤東個人作出了不惜與美國人孤軍作戰的“決定”。參見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根據俄國檔案文獻的最新証據》(《史學集刊》2007年第5期)﹔沈志華:《中蘇關系史綱》(新華出版社,2007年,第114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17頁。

  [18]沈志華:《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青石:《朝鮮停戰內幕——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百年潮》1997年第3期。

  [19]牛軍:《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停戰談判決策研究》,《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20]齊德學:《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齊德學、劉穎偉:《朝鮮停戰談判時機問題辨析》,《軍事歷史》1998年第2期。

  [21]王建豐、杜偉偉:《試析朝鮮戰爭正式停戰談判前的兩次停戰提議》,《軍事歷史》2009年第4期。

  [22]中國領導人一開始也認為依據《日內瓦公約》,在談判中最容易解決的就是戰俘遣返問題。直到談判開始后好幾個月的195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致斯大林的電報中仍然認為“按雙方遣返全部戰俘的原則”交換戰俘,“該問題不難達成一致意見”。參見沈志華主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102~1104頁。事后看來,美國人的確應該為談判的長期拖延承擔責任。他們在遣俘問題上自始至終都堅持十分頑固的立場。如果不是中國方面為盡早推動朝鮮半島邁向和平而調整談判政策,提出靈活的妥協方案,那麼談判必將繼續拖延下去,不知戰爭何時才能結束了。

  [23]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7頁﹔孟慶龍:《朝鮮戰爭中的美國停戰談判決策》,《世界歷史》2004年第6期。

  [24]鄧峰:《追求霸權:杜魯門政府對朝鮮停戰談判的政策》,《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5]沈志華:《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對日和約與朝鮮停戰談判》,《史學集刊》2006年第1期。

  [26]對杜魯門政府為何要拖延停戰談判的詳細論証,參見鄧峰《追求霸權:杜魯門政府對朝鮮停戰談判的政策》,(《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7]關於朝鮮戰爭是美國敵視中國政策的“分水嶺”之說的詳細論述,參見林利民《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系》(時事出版社,2000年,第1~11頁)。

  [28]林利民:《朝鮮戰爭與美國對華遏制政策的確立》,《史學集刊》2000年第2期。

  [29]時殷弘:《敵對與沖突的由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2~157頁﹔羅志田:《讀〈敵對與沖突的由來〉》,《歷史研究》1996年第4期﹔李捷:《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研究中的三個問題》,《高校理論戰線》2000年第11期。

  [30]李世安:《評朝鮮戰爭初期英國艾德禮政府的對台灣政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楊奎鬆:《1950年解放台灣計劃擱淺的幕后》,《百年潮》1997年第1期﹔喬兆紅:《朝鮮戰爭與中國的台灣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5期。

  [31]沈志華:《50年代初美國對台政策的醞釀和武裝侵佔台灣的決策過程》,《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5期。卜萬平:《是朝鮮戰爭援救了蔣介石嗎?》,《軍事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32]沈志華:《中蘇關系史綱》,新華出版社,2007年,第113頁。楊奎鬆、陳兼:《毛澤東與中蘇同盟的興衰》,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33]張小明:《冷戰及其遺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69頁。沈志華:《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4]蒲國良:《朝鮮戰爭與中蘇大論戰的起源》,《國際論壇》2003年第4期。

  [35]袁晞:《真相》,《隨筆》1999年第6期。

  [36]齊德學:《〈真相〉是真相嗎?》,《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秦愉慶、余非:《抗美援朝戰爭的真相不容歪曲——與袁晞同志商榷》,《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37]沈志華:《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

  [38]黃正柏:《美蘇冷戰霸史》,華中師大出版社,1997年,第77~78頁﹔沈志華:《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

  [39]倪樂雄:《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第一部分“國際軍事評論”,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

  (《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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