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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來李達研究述評

陳達才  方立江  2011年05月31日10:03


  2010年,是李達誕辰120周年。李達(1890—1966),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和早期領導人之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教育家。他將自己的一生積極投身到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黨的創建、理論研究和教育等方面的實際活動中,除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取得豐碩成就外,在法學、倫理學、史學、教育學、新聞出版、婦女解放以及其他理論領域,也進行了許多開拓性的探索,對現當代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將近30年來李達研究的主要成果述評如下。

  一、主要成就

  1980年李達的冤案平反后,李達的親友、學生率先開始撰寫文章,緬懷李達的生平事跡及其風范,拉開了李達研究的序幕。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一些研究李達的學術性論文,特別是黨史學界從不同的角度對李達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1]。到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1990年李達誕辰10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的舉行,掀起了李達研究的高潮,90年代中期以后李達研究逐步趨於穩定,進入了由此及彼、縱橫交錯、穩步推進、深入發展的階段。近30年來大陸學術界李達研究的主要成就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李達著譯的搜集整理取得了重要成果

  李達一生著作等身,前后共撰寫了數百萬字的文章、專著和譯著,其中著述31種,專著21部,這些著作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2]。收集整理李達著譯是李達研究的重要基礎性工作,但由於李達早期文章分散於當時的報刊雜志、書籍和講義中,筆名較多,加之戰亂時期的顛沛流離遺失了不少重要文獻,“文化大革命”初期又遭查抄,致使李達著譯的搜集整理有相當的困難。隨著粉碎“四人幫”后撥亂反正的深入,人民出版社率先於1978年編輯出版了李達的《唯物辯証法大綱》。1980年到1988年,人民出版社又先后編輯出版了《李達文集》,共四卷,收錄了李達的主要著述。2007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李達著《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辯証唯物主義大綱》。宋鏡明搜集李達著譯達58種[3],丁曉強、李立志也對李達著譯進行了系統歸納,排列出了240種著譯,還發現了毛澤東給李達的一些書信[4],李達在武漢大學的部分有價值的講話稿、信札[5],李達給呂振羽的四封信[6],等等。學界對李達研究的參考文獻也進行了整理,代表性的主要有宋鏡明《李達著作、生平研究參考文獻》[7],集中了1985年以前的李達研究相關文獻﹔丁曉強、李立志對1995年以前出版的李達研究參考文獻進行了歸納整理[8]。這些著譯文獻的發現、整理和發表、出版基本滿足了李達研究的需要,為李達生平和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獻條件。

  (二)李達生平研究有了重要進展

  搞清人物的生平史實是深入研究歷史人物及其思想的基礎。李達1949年重新入黨時撰寫的《李達自傳》和1956年重新寫作的《李達自傳》,一直被學術界作為新中國成立前李達生平史實研究的基本原始資料。目前大陸學術界已公開發表30多篇李達生平回憶和研究文章,從時間看,重點從李達在建黨前后開始,幾乎囊括了此后李達一生的各個主要階段﹔從主題看,主要集中在建黨時期的李達活動、李達脫黨時間、李達脫黨之后的活動、李達與同期歷史人物的交往活動、李達在武漢大學的最后歲月等。這些文章對李達的生平史實進行了詳細考訂,內容廣泛,前后跨越數十年,在一些史實考証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見,為更好地理解李達、研究李達思想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出版和發表的李達生平傳記著作和年表方面,比較重要的有,1980年《黨史研究資料》第8期發表了《李達自傳(節選)》,1983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鏡明、熊崇善著《李達》(《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1卷)》),《李達文集》第1卷也收入了《李達傳略》[9],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鏡明著《李達傳記》,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鏡明著《李達》,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炯華著《李達評傳》,等等。在李達年表的編寫方面,宋鏡明、劉捷發表的《李達年表》[10],比較全面地記述了李達一生的主要活動,提供了李達生平活動的基本情況,這是關於李達的比較完整的第一份年譜。王炯華在其專著《李達評傳》的附錄中也編寫了李達年表。這些生平傳記和年表對李達的整體生平活動進行了相對全面具體的敘述和梳理分析,包括李達一生的各個時期和方方面面,基本厘清了李達一生的主要活動。

  從整體看,李達生平研究的學術分歧相對較少,主要集中在李達脫黨問題。關於李達脫黨的時間,史學界有1923年秋、1924年初、1924年9月等多種說法,經過研究最終基本一致認可1923年秋是李達脫黨的確切時間[11]。對於李達脫黨的原因,黨史界大多根據《李達自傳》中李達與夫人王會悟的說法,認為主要是李達無法忍耐與陳獨秀、張國燾間的工作矛盾。20世紀90年代后有一些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楊正國認為有李達與陳獨秀在政見上相左、對張國燾的作風不滿、革命低潮形勢下的情緒低落、個人的志趣等四個方面的原因[12]﹔宋鏡明認為主要原因是李達對理論研究與革命實踐關系的片面了解[13]﹔向繼東、王炯華認為主要原因是李達在國共合作問題上與陳獨秀意見不合而又受不了陳獨秀家長式的霸道作風[14]﹔苗體君認為,“李達與陳獨秀、張國燾間並沒有矛盾,從李達的成長過程來看,性格、追求才是使李達退出共產黨的真實原因”[15]﹔王毅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域對第一次國共合作和李達的脫黨原因進行了分析研究,提出“對教條化馬克思主義者黨內合作意見的抵制是李達脫黨的主要原因”[16]。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理論、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等學科視域下,就李達生平史實的研究與同時期其他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研究進行對比,某些方面可能會超越和挑戰過去形成的固有結論和認識。比如,關於李達在建黨前后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論戰中的活動及其效果的對比分析中,有不少學者認為李達是當時馬克思主義陣營中的論戰主將的認識﹔關於李達在中共成立前后的活動的研究,許多論者肯定了李達在創建中國共產黨過程中所起到的主要創建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地位的認識﹔學術界對李達在創辦多種刊物、出版眾多著譯以及從事教育活動的回憶和研究,對他為馬克思主義在當時中國的傳播、發展過程中“播火者”作用的高度評價﹔還有一些學者對李達與同期相關重要人物交往活動及其關系的研究,從對李達思想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關系的發展變化中,從不同側面窺探李達思想發展的軌跡,這對全面理解李達頗多助益,也對相關領域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啟示。這些實証研究,不僅為弄清李達生平史實作了實際性的探索,而且對於還原中共早期的理論、實踐活動,對於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等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價值。

  (三)李達研究的專著不斷出版

  李達研究專著的不斷涌現,有力提升了李達研究的水平與層次。其中重要的有: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鏡明著《李達傳記》,這是以傳記形式出版的第一本研究李達生平史實與業績的學術專著,突出了李達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啟蒙和傳播中的貢獻、在建黨過程中的實踐和理論貢獻、李達哲學思想的突出特點﹔王炯華著《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華中工業大學出版社,1988年),主要闡述了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應用和發展的關系﹔宋鏡明在完善發展原有《李達傳記》的基礎上新著《李達》(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通過追尋研究李達人生及其思想歷程,旨在對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提供如何堅定不移地信奉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啟示性材料﹔丁曉強、李立志的《李達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對李達的學術活動、主要成果、特點、地位等六個方面做了梳理和論述,是一本對李達思想進行比較全面介紹和概括的專著﹔唐春元著《毛澤東與李達——肝膽相照四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吸收了毛澤東和李達交往關系研究的成果,揭示了他們充滿坎坷和傳奇色彩的一生和深厚友情﹔王炯華著《李達評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全書十四章,記述了李達的一生,評述了李達的一些理論著作,通過李達展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風貌、中國革命的歷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追求和奮斗,以及“文化大革命”給他們帶來的空前浩劫﹔蘇志宏的專著《李達思想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將李達思想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置於人類社會發展史以及近代以來國人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文化發展的具體歷史語境中予以分析,以彰顯其中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羅海瀅著《李達唯物史觀思想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為切入點,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達的唯物史觀進行了全面研究。

  同時,這一時期還出版了兩本研究李達的論文集,一是為紀念李達誕辰95周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為真理而斗爭的李達同志》的論文集,其中收錄有關李達的建黨活動、哲學、教育思想等內容的文章48篇,側重評價了李達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和研究方面的重大貢獻,贊揚和肯定了他的學風和開拓精神[17]﹔二是1990年紀念李達誕辰10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結束后,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91年編輯出版了《紀念李達誕辰一百周年——中國現代哲學與文化思潮(續集)》的紀念文集。

  此外,還有不少從不同側面論及李達思想和實踐活動的著作先后面世,對研究和了解李達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主要有:王炯華的《李達》(《當代中國哲學十哲》,華夏出版社,1991年),丁曉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20世紀中國十大學問家》,青島出版社,1992年),何繼良《李達研究》(《中共黨史人物研究薈萃》,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其他可資借鑒參考的專著,有庄福齡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李其駒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哲學人物評傳(上卷)》,王懷超著《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何萍、李維武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論》(人民出版社,2002年),孟醒著《誰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錄》(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等。

  (四)李達思想研究不斷深入

  李達思想歷來是李達研究的重點領域,涉及的主題包括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傳播、李達的早期思想、哲學思想、法學思想、經濟學思想、教育思想、婦女解放思想、社會主義思想、學術思想、道德思想、生產力思想、統一戰線思想,以及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共性和特性研究等領域的問題。其中,研究最多的是李達哲學思想及其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其余依次為李達教育思想、社會主義思想、法學思想、婦女解放思想、經濟思想、道德理論、史學思想等。

  第一,對李達哲學思想的研究。李達的哲學思想是學術界一直關注的熱點問題。廣泛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獨特貢獻,這是李達研究中眾多學者的共識。在此共識下的具體研究視角有所不同,有的研究李達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特點[18],有的研究李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有的研究李達所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特色[19],有的探討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系統化的結合之道[20],有的研究李達開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傳統[21],有的研究李達對此探索的當代意義,也有一些文章對毛澤東與李達哲學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22],還有的就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貢獻及其歷史地位進行評價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李達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著獨特的貢獻,形成了不同於他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指出其突出地表現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考察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方法,李達哲學論著中貫穿著一條紅線,就是致力並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促成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李達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信仰、運用過程中,走出了一條開辟、堅守、拓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系統化的結合之道,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開拓者,即把中國具體情況和“五四”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研究、傳播的理論成果結合起來,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和核心,為實現整體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李達的這種探索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指明了方向,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學者們通過更具體地了解毛澤東與李達的哲學理論關系,認為李達與毛澤東哲學思想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最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學思想體系。李達通過完整准確地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創造了前提條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還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學術界對李達哲學思想的研究,大大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內涵及歷史進程、李達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貢獻、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中的歷史地位等問題的認識,為在更寬廣的層面上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打開了研究的新視角,也是將其研究進一步推向縱深的新起點。

  第二,對李達教育思想的研究。李達早在建黨初期就致力於平民教育、婦女教育,培養黨的積極分子和婦女干部,后期主要以馬克思主義傳播和教育為己任。他長期從事教育事業,並擔任教學和教育行政領導工作,前后長達40余年,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在發展教育方面作出了獨特貢獻,他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就成了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從主題看,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對李達的教育實踐經驗和辦學思想進行的總結[23]﹔對李達教育實踐和思想突出貢獻的評價性研究[24]﹔對李達教育思想特色的分析概括[25]﹔對李達大學管理思想的研究[26]。這些研究都高度認可李達忠於馬克思主義真理、熱愛教育事業、尊重教育規律、尊重知識、尊重教師、愛護人才、鼓勵科學研究、獎掖青年、熱忱對待學生的教育風范,充分肯定了李達致力於人民教育事業應有的教育家的地位。研究者認為李達教育思想的突出特色表現在學校觀和教學法思想兩個方面,李達的教育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李達的大學管理思想對今天發展我國高等教育仍具有啟迪意義。李達的“教育思想是正確的,是經得起實踐考驗的”[27]。

  第三,對李達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論題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中共成立前與各種反社會主義思潮論戰中反映出來的李達關於社會主義的思想[28]﹔二是對李達早期社會主義觀的分析概括[29]﹔三是李達社會主義觀的形成過程、主要內容、理論貢獻的總體概括和總結研究[30]﹔四是李達關於社會主義與發展生產力的思想研究[31]﹔五是李達關於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理論探索成果的分析評價研究[32]。學術界對李達關於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都考察了李達著述中的社會主義思想,把李達的思想認識放在當時特定的中國現實中,認為李達早期闡述的社會主義思想對於黨的建設、為中國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並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同時,這些研究也表達了研究者們對李達高深的理論水平、勇敢的探索精神的崇敬之情。

  第四,對李達法學思想的研究。李達的法學思想也是學術界比較關注的一個熱點領域。李達的法學專著《法理學大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是研究李達法學思想的主要文獻。張泉林、韓德培、宋鏡明、唐春元、王炯華等認為,李達法學思想的突出特點在於:一是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建立中國式法學理論的基礎﹔二是對以往各派法理學進行了科學批判和評價,劃清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同以往各派法學理論的原則界限,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學﹔三是深刻闡述了法的本質。總的看來,李達“是我國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法學的一位拓荒者和帶路人”[33],“不但正確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明確提出了法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34]。研究者都充分肯定了李達法學思想在我國新法學體系形成中的奠基作用。

  第五,對李達婦女解放思想的研究。李達婦女解放思想的研究,從總體看,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李達婦女解放思想本身的研究,這方面有對李達《婦女解放論》的主要思想的研究[35],有對李達婦女解放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的思考、評價研究[36],有對李達婦女解放思想在中國革命史、中國思想史以及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意義評價的研究[37],有從李達對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婦女解放的必要性、婦女解放的途徑及其重要意義的解讀和思考[38]。這些論題相對新意不足,內容重復多。二是以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李達等為代表的回國留學生群體為對象,認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與本土化的過程中包含著知識分子特別是具有留學經歷的知識分子主觀努力傳播的成果[39]。盡管李達在“五四”前后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時間不長,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於婦女解放問題形成了許多富有重要價值的理論觀點。[40]

  第六,對李達經濟思想的研究。李達從宣傳馬克思主義始,就把經濟學作為一個重要方面,不但翻譯出版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而且自己潛心研究經濟問題,《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經濟學大綱》、《貨幣學概論》等著作是其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成果,因此李達被稱為中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經濟學教授,李達在當時的經濟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學術界認為李達經濟思想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從經濟學角度,論証了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其二,研究和探討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是為現實服務﹔其三,最早系統、准確地闡述了《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其四,初步探討了社會主義經濟及其科學體系[41]。

  第七,對李達道德思想的研究。學術界對李達著作中闡述的道德思想進行了挖掘和概括,指出,李達雖然沒有專門的道德理論專著,但在其著述中,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觀點,將道德看做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將道德起源的根源歸於人類生活[42],對道德的本質和作用、道德的起源和演變、道德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人類各個歷史時期的道德特點、以及無產階級新道德等方面,都有創造性的論述[43]。學者們對此作過比較具體的研究,比如,李達以人類制造工具的實踐活動為出發點,論述了道德是規范性與內心性的統一,道德的基礎是社會生活的客觀要求與內在精神傾向的統一[44]﹔闡述了道德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是維護人類社會存續的特殊的行為規范,其作用是維持並改進社會經濟關系等觀點,從而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倫理觀劃清界限,對黨的思想建設起過積極作用[45]。

  第八,對李達史學思想的研究。侯外廬,呂振羽等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都曾撰文深情回憶李達當年對他們的巨大影響[46]。學術界認為,他是繼李大釗之后最早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重要代表,並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了世界史和中國史的許多課題,取得了重大成果,寫了不少論著,為創立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做出了卓越貢獻,李達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拓者之一[47]。學術界將李達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全面系統地宣傳唯物史觀,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48]﹔其二,著重進行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李達在中國近代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農村社會性質的研究方面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49]。也有專論對李達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主要成果進行了梳理[51]。

  對於李達的其他思想,學術界也有研究。比如,對李達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思想的研究,認為李達突出的貢獻有三個方面:一是重視和強調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科學性﹔二是系統地闡發歷史唯物主義國家觀﹔三是突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一些重大問題。[52]對李達的統一戰線思想,認為李達較早認識到了革命統一戰線對中國革命的重大作用,他在理論上闡明了建立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大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統戰理論在中國的傳播、運用和發展,對於黨制定正確的統戰政策具有指導意義。[53]對李達的真理觀,認為主要表現在:隻有實踐才能証明認識的真理性﹔關於客觀真理、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之辯証法的理解﹔真理的具體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永遠沒有完結﹔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真理在斗爭中發展。[54]對李達的學術思想,認為李達的理論活動注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嚴肅、認真、准確地研究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在斗爭中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55]還有學者對李達的學術思想淵源進行考察,著重探討了湖湘地域傳統文化對李達個人學風、方法論和思想情感方面的重要影響和作用[56],也有論者從中國傳統哲學與李達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途徑以及李達的學術交往進行分析,認為除了中國傳統哲學外,日本、歐洲和蘇聯以及國內與李達同時代的學者也對李達的學術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57]。

  總之,學術界通過對李達思想的深入研究,認為李達作為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思想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國現代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李達在實踐和理論上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法學、史學等領域獨特的建樹是留給我們的重要遺產[58],而且他身上表現出來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堅定信念、富於開拓和敢為真理獻身的精神風范,也是值得后人敬仰和學習的重要遺產。

  二、問題與建議

  30年來,李達研究確已取得較大進展,但我們也感到,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較為突出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研究成果的學術含量還不夠。從研究成果來看,除去部分上乘之作,低水平重復前人研究也非特例,整體研究成果還不夠豐富,李達研究中學術爭鳴風氣不濃厚,研究水平尚待進一步提高。另外,李達研究中存在著一定的過度溢美傾向。由於李達一生的遭遇,特別是晚年受迫害致死的悲慘境地讓人同情,加上過去遺留下來的對正面人物評述研究中的渲染傾向,以及研究者個體潛在的以研究對象為榮的心理,對李達有一定的溢美傾向,影響了李達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客觀性。二是對李達著述的研究還欠深入廣泛。盡管30年來研究者們充分挖掘李達著述資料,並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大大深化了對李達在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法學、社會學等方面著述的研究。但是,除去其主要代表作以外,其他著作的研究還很不夠,特別是對李達譯著的研究涉獵更少。三是研究領域和研究視角相對單一。30年來,李達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地得到拓展,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化,我們認為還有一些領域亟需進一步耕耘,還有一些視角亟須進一步拓展。

  針對這些問題,筆者認為,在加強著述研究(特別是譯著研究)、促進不同學科間的交叉滲透研究、促進不同學科學人之間的合作研究,整體推進李達研究深入的同時,更應著眼“資政育人”和服務社會現實,在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上下功夫。這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李達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視域有待擴展。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深入開展,給李達研究帶來了新的研究視域和啟示,但是學界對李達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貢獻上,這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李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中居於開創者的地位,他與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人一起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雖然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已遍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它對這些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涉獵還遠未達到微觀個案研究應有的水平,更未展開他們之間的比較研究。就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來說,人們一般都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集體智慧,至於毛澤東思想中哪些內容是毛澤東本人的獨立創造、哪些內容是其他人的理論貢獻,則並沒有引起人們的充分注意”[59]。李達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還有很多具體工作要做,我們完全可以把李達研究納入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范疇,納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的研究范疇,對一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進行歷史總結和理論概括。李達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對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探索等,既需要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整體角度,也需要從個案的微觀角度繼續深入研究。目前,專門論述李達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著作還很缺乏。陶德麟教授對此曾指出,“無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這總是一個很大的缺陷”[60]。

  第二,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研究有待拓展。李達一生主要從事理論工作,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他就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介紹和宣傳。國民黨統治時期,他除了繼續翻譯馬克主義理論著作外,還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撰著了許多有廣泛影響的著作,並有很多創見。新中國成立后,他又撰寫《〈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主編《唯物辯証法大綱》。李達宣傳馬克思主義採用中國大眾喜聞樂見的、帶有鮮明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表達形式,對馬克思主義的迅速傳播和發展、用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武裝人民,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李達的《現代社會學》“是中國人自己寫的最早的一部聯系中國革命實際系統論述唯物史觀的專著。這部著作在當時影響之大,凡是親身經歷過那些歲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會忘卻的”[61]。毛澤東還指出李達的“文章通俗易懂,……要利用這個機會,使成百萬的不懂哲學的黨內外干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62]。而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毛澤東思想大眾化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貢獻,目前學者們雖有論及,但鮮見專論出現。研究這一選題,對我們今天如何用理論武裝群眾、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確立和落實當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大眾服務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三,李達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批判的研究有待拓展。“李達為傳播馬克思主義而奮斗終身的歷史,深刻地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也隻能在斗爭中發展的客觀規律,並說明反對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思想戰線上的一項長期的任務。”[63]研究李達的批判思想和方法,認識和掌握李達在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論戰中所表現出的理論批判的科學性和系統性、深刻性和客觀存在的局限性,加深了解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各種思想流派的發展狀況,研究馬克思主義同這些思想流派的關系和斗爭,對於我們今天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思潮能提供重要的經驗教訓,同時對於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實現學術研究的科學性與政治性的統一,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第四,李達思想形成的影響因素的研究有待拓展。李達的思想、實踐活動和生活習慣等必然帶有深刻的時代烙印,也無法避免同時代相關人物對他的影響。這一領域目前有不少論述,也取得了較大進展,但這也只是有了一個好的開端。李達與毛澤東互為影響的研究成果較多,但是與其他人物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特別是中國傳統思想和西方思潮,同時代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李達思想影響的文章及論著尚不多見,說明對李達思想形成的諸多影響因素的研究還不夠充分,不夠平衡,不夠普遍。這方面,李達與李大釗、陳獨秀、李漢俊、瞿秋白、蔡和森、楊匏安、艾思奇、楊獻珍以至於國外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影響關系都有可供研究的問題。另外,李達在傳播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過程中對中國學術思想文化帶來的重要影響,李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李達與中國傳統文化,李達的國情思想研究提供給我們的啟示等等,都是有待開墾的領域。

  第五,李達與馬克思主義世界化的研究有待開墾。馬克思主義在其產生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從理論形態到實踐形態、再到制度形態的發展,實現了從部分地區向全世界的傳播,在當今世界形成了眾多的馬克思主義流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思想武器,而且是人類社會的精神財富﹔不僅是我國社會的指導思想,而且是世界文化的重要內容。”[6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馬克思主義世界化的過程。李達研究、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大多借助當時流行於日本、俄國和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李達研究中國國情、分析中國革命的策略、李達的著作和思想,“其全球視野和世界眼光非常明顯”[65],具有准確性和系統性,往往能達到當時世界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水平。李達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世界化之間應該具有某種必然的聯系,而這恰恰是目前李達研究需要開拓的新領域。

  從李達研究的回顧中,我們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深入開展李達研究,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我們相信大陸學術界的李達研究一定會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本文作者 陳答才,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方立江,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青海師范大學副教授 西安 710062)


  注:

  [1]唐春元:《李達研究綜述》,《零陵師專學報》1989年第4期。

  [2]丁曉強、李立志:《李達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48頁。

  [3]宋鏡明:《李達主要著譯書目》,《圖書情報知識》1985年第4期。

  [4]張毅:《毛澤東給李達的三封信和〈實踐論〉解說修改稿是怎樣送到中南海的》,《新鄉師專學報》1998年第2期。

  [5]《李達同志講話、信札選登》,《武漢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

  [6]李達:《李達給呂振羽的四封信》,《文獻》1980年第4期。

  [7]宋鏡明:《李達著作、生平研究參考文獻》,《圖書情報知識》1986年第1期。

  [8]丁曉強、李立志:《李達學術思想評傳》,第260∼271頁。

  [9]李達文集編輯組編《李達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0頁。

  [10]宋鏡明、劉捷:《李達年表》,《江漢論壇》1981年第3期。

  [11]苗體君:《中共“一大”代表李達脫黨原因的新發現》,《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4期。

  [12]楊正國:《李達脫黨的原因淺析》,《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3]宋鏡明:《李達》,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5頁。

  [14]向繼東、王炯華:《李達與毛澤東和陳獨秀》,《書屋》2004年第7期。

  [15]苗體君:《中共“一大”代表李達脫黨原因的新發現》,《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4期。

  [16]王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域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兼對李達脫黨主要原因的重新詮釋》,《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17]段啟咸:《李達學術討論會綜述》,《武漢大學學報》1986年第5期。

  [18]雍濤:《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紀念李達誕辰115周年》,《武漢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19]張守剛:《迎著時代的風雲,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紀念李達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現代哲學》1990年第3期。

  [20]時麗茹:《中國化與系統化的結合之道——李達獨特的哲學探索》,《武漢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21]彭繼紅:《論李達開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武漢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22]王炯華:《毛澤東李達哲學比較研究簡論》,《重慶工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23]宋鏡明:《李達的教育實踐和辦學思想》,《武漢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

  [24]陶德麟:《李達同志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教育家》,《武漢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25]丁曉強、李立志:《李達學術思想評傳》,第207頁。

  [26]柏春林:《李達大學管理思想研究》,《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6年第3期。

  [27]陶德麟:《李達同志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教育家》,《武漢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28]李其駒、陶德麟、熊崇善等:《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重讀李達同志的〈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江漢論壇》1979年第1期。

  [29]譚雙泉:《李達早期社會主義觀——為紀念李達誕辰100周年而作》,《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1年第3期。

  [30]權宗田:《論李達的社會主義觀》,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2∼35頁。

  [31]譚獻民:《李達論社會主義與發展生產力》,《湖南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

  [32]張喜陽:《論李達對於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天津師大學報》1991年第3期。

  [33]唐春元:《李達研究綜述》,《零陵師專學報》1989年第4期。

  [34]唐春元:《李達與法學》,《零陵師專學報》1986年第1期。

  [35]羅萍:《世界——男女共有——李達婦女解放思想簡論》,《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1994年第1期。

  [36]廖雅琴:《五四時期李達關於婦女解放途徑的思想》,《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37]關威:《五四時期李達的婦女解放思想》,《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38]羅進:《李達的婦女思想》,《長沙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39]陳文聯:《留學生與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早期中國化》,《南通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40]唐春元:《“五四”前后李達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杰出貢獻》,《零陵師專學報》1984年第2期。

  [41]唐春元:《李達研究綜述》,《零陵師專學報》1989年第4期。

  [42]丁曉強、李立志:《李達學術思想評傳》,第118頁。

  [43]劉伏海:《試論李達的道德理論》,《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1年第4期。

  [44]劉伏海:《試論李達的道德理論》,《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1年第4期。

  [45]劉伏海:《道德根源於人類的社會生活——李達道德起源論評述》,《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1期。

  [46]江明:《展讀遺篇淚滿襟——記李達和呂振羽的交往》,《文獻》1980年第4期﹔陶德麟:《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武漢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

  [47]段啟咸:《李達學術討論會綜述》,《武漢大學學報》1986年第5期。

  [48]丁曉強、李立志:《李達學術思想評傳》,第212∼213頁。

  [49]洪認清:《李達的歷史理論和史學思想》,《船山學刊》2001年第2期。

  [50]盧瓊:《論李達的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9∼30頁。

  [51]鄒永賢:《李達同志早期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貢獻》,《學術月刊》1982第第3期。

  [52]唐春元:《試述李達民主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思想與實踐》,《零陵師專學報》1987年第2期。

  [53]陳佔安:《堅持真理是科學家傳統的寶貴品質——學習李達同志的真理觀》,《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6年第8期。

  [54]胡敏中、崔新建:《論李達的學風和信念》,《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

  [55]謝雙明:《湖湘文化對李達的影響》,《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年第1期﹔曲廣娣:《論湖湘文化及其對李達的影響》,《湖湘論壇》2009年第2期。

  [56]丁曉強、李立志:《李達學術思想評傳》,第39∼152頁。

  [57]陶德麟:《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武漢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

  [58]汪信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4期。

  [59]劉友紅:《“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專題研討綜述》,《武漢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60]江明:《展讀遺篇淚滿襟——記李達與呂振羽的交往》,《文獻》1980年第4期。

  [61]轉引自宋鏡明:《李達》,第268頁。

  [62]王永康、陽光:《一部具有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和思想教育意義的傳記著作——評〈李達傳記〉》,《武漢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

  [63]左偉清、劉尚明:《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8年第1期。

  [64]劉友紅:《“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專題研討綜述》,《武漢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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