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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會議前后毛澤東革命根據地發展戰略探討

黃少群  張弛  2011年05月31日09:59


  摘要:從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提出“農村中心”思想,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毛澤東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戰略思想,是古田會議前后在革命斗爭實踐中逐步向前發展的:井岡山時期是實行“固定區域的公開武裝割據”形式﹔到東固提出“秘密武裝割據”形式﹔到長汀后在《前委致福建省委並轉中央的報告》中,將“秘密和公開、小塊和大塊”的形式結合起來,進而勾畫出了創建大塊公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藍圖,從而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

  關鍵詞:毛澤東;古田會議;農村根據地發展戰略

  從建立井岡山中國革命第一塊農村根據地,到提出“農村中心”思想,開創中央革命根據地,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毛澤東關於農村根據地的戰略思想是在革命斗爭實踐中不斷向前發展著的。從井岡山到古田會議前后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活動和斗爭形勢的發展變化的情況來看,可看出此期間毛澤東的農村根據地發展戰略理論的變化應該是這樣的:井岡山時期是實行“固定區域的公開武裝割據”形式﹔到東固后提出“秘密武裝割據”形式﹔到長汀后,在1929年3月20日毛澤東代表前委寫的《前委致福建省委並轉中央的報告》(以下簡稱“三二?報告”)[1]中,不但勾畫出了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新藍圖,而且將上述“公開割據”和“秘密割據”形式結合起來。這樣,毛澤東的這一戰略新理論可以表述為:“秘密和公開相結合,小塊和大塊相結合”。而“秘密割據”是暫時的,待到條件成熟時再“公開”﹔“小塊割據”也是暫時的,是為了積蓄力量實行大塊的“公開武裝割據”。由此而終於形成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偉大新戰略。

  一、農村根據地發展戰略思想提出的背景

  1927年10月,毛澤東打著紅旗上井岡山、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就是實行“固定區域的公開武裝割據”,建立公開的紅色政權。那時候還沒有“秘密割據”的思想和認識。所以,一年多時間,國民黨軍隊的7次進攻,使邊界黨和群眾受到極大的“痛苦”。毛澤東對此是深有感觸的。

  毛澤東與朱德、陳毅於1929年1月14日率領紅4軍主力下井岡山,2月17日進入東固革命根據地,與李文林領導的江西紅軍獨立第2團、第4團會合,在此休整了一個星期。毛澤東在東固,傳達和講解了中共六大的決議,聽取了當地黨組織和軍隊負責人李文林等對東固斗爭情況的介紹。在會師聯歡大會上,毛澤東講話指出:軍閥混戰將起,是我們發展的大好時機,並稱贊東固人民和紅2團、紅4團在革命斗爭中所取得的成就。他對東固的“秘密武裝割據”形式很感興趣。本來毛澤東仍打算執行“圍魏救趙”計劃,重回井岡山。但在此時得知井岡山根據地失守,紅30團(即彭德懷的紅5軍——筆者注)主力已突圍向贛南轉移﹔又得知敵之“追剿”軍最精銳之第21旅向東固地區進逼,形勢十分危急。於是,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進行緊急研究。會議認為:“圍魏救趙”、重回井岡山的計劃已不能實現﹔而此時若以東固為陣地同強敵作戰是不利的,將會使這個地區原來秘密割據的優勢完全喪失,即會由“秘密”而變為“公開”,而且很可能被打垮。於是,會議決定拋棄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採取變定不居的游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之跟蹤窮追政策[2],紅軍撤離東固,以保留東固這一小塊秘密割據陣地。為了幫助鞏固東固根據地,又留下毛澤覃等一批干部,加強當地的領導力量,並送給紅2團、紅4團200支槍。

  紅4軍於2月25日凌晨離開東固,經吉水、永豐、樂安、寧都向廣昌轉移。當時紅28團主張各團分路走,毛澤東未同意,認為分散行動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堅持集中行動,並於3月4日攻克廣昌城。如果紅軍分散行動,恐不能得此戰果。

  這時,國內政治局勢正醞釀著一場重大變動。蔣介石同控制兩湖地區的桂系軍閥之間的戰爭已一觸即發。這將是一場大仗。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奉命北調,准備參加對桂系軍閥的作戰,顧不上再“追剿”紅軍,贛南敵方兵力空虛,使紅4軍的行動更處於主動地位,能夠從容地考慮下一步的行動方向。

  那麼,紅4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應該指向哪裡?正在此時,前委得到中共福建省委方面送來的報告。原來中共福建省委在紅4軍離開東固的前一天給中共中央寫報告,建議“紅軍暫時開到閩西長汀、武平、上杭一帶來作短時間的休息”,並指示長汀、上杭、武平三縣縣委設法同紅4軍聯系,向他們報告當地的情況,“同時把省委的意見提供給他們參考”[3]。毛澤東、朱德同意這個意見,因為閩西的龍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帶,在張鼎丞、鄧子恢等領導下,已經建立起工農武裝,開辟了小塊的游擊根據地,有著較好的群眾基礎﹔同時,在福建沒有國民黨嫡系的部隊,幾支地方部隊如長汀一帶的郭鳳鳴旅、龍岩一帶的陳國輝旅本來都是土匪,戰斗力不強,便於紅4軍的發展。

  果然,紅4軍於3月11日進入長汀縣境,14日就在地方黨組織的配合下,隻經半天激戰,就消滅了郭鳳鳴旅,並擊斃旅長郭鳳鳴,順利佔領了長汀城。長汀的信息不但比井岡山靈通,而且比贛南山區也要靈通得多。在這裡,毛澤東確切地獲知,蔣介石和桂系軍閥已經決裂,國民黨陣營內部的一場大混戰已不可避免。面對這種新的局面,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經過通盤考慮,一個比井岡山時代更廣大、更全面的新的革命戰略思想,在毛澤東的腦子裡逐漸醞釀成熟了。

  二、農村根據地發展戰略思想的形成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長汀前委擴大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就代表前委向福建省委和中央寫了著名的“三二?報告”,勾畫出了后來創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藍圖

  這是毛澤東一路行軍作戰對贛南、閩西斗爭環境進行實地考察,並根據閩西地方領導人的確切匯報,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經過縝密思考得出的決策。應該指出,“三二?報告”的科學設想,是一個重大而正確的戰略決策。這一決策的實際根據是:(1)贛南、閩西地域寬廣,境內山巒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適宜於開展游擊戰爭﹔(2)黨和群眾的基礎好,物產比較豐富,能為堅持武裝割據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支持﹔(3)國民黨駐軍力量薄弱,並且距離大城市遠,交通不便,軍隊往來聚集都很困難。這些都是紅軍發展更廣大的游擊戰爭的有利條件。而井岡山地區卻不具備這些條件。誠然,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取得了顯著成績,創造了比較完整的經驗,從而在處境艱難的廣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澤東所說:“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4]但是,從進一步發展的要求來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有它的弱點。一是井岡山雖然地勢險峻,易守難攻,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隨著紅軍人數的激增,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反復“進剿”和經濟封鎖,軍民生活極端困難,有時連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應不足﹔二是井岡山位於湘江和贛江之間的狹長地區,這兩條大江無法徒涉,南北又難以發展,在軍事上缺乏足夠的回旋余地。這兩個弱點,在初期並不明顯,隨著紅軍力量的不斷擴大和敵人的不斷“進剿”便逐漸暴露出來。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湘南暴動的農軍上井岡山后,紅4軍全軍一下擴大到萬余人,給養頓時發生困難。5月下旬,紅4軍軍委常委會不得不決定,同意由湘南農軍組編的第30團、第33團返回湘南。當時在第28團當連長的粟裕后來評論道:“這個地區(指井岡山——筆者注)作為一個后方是可以的,從戰略發展觀點看,作為大發展的基地不夠理想。”[5]4月1日,當彭德懷在瑞金前委會議上匯報守衛井岡山戰斗和突圍的情況后,毛澤東說:“這次很危險,不應該決定讓你們留守井岡山。”[6]

  我們認為,毛澤東在堅持井岡山斗爭時期對這些弱點不一定認識得很清楚,所以,1929年1月初在永新縣柏路村召開的前委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採取“攻勢的防御”方針,兩路分兵,實行“圍魏救趙”,最后目的是紅軍主力重回井岡山,即仍不肯放棄井岡山根據地。只是到了贛南閩西以后,毛澤東視野大開,於是才有“三二?報告”的產生,提出了創造贛南、閩西20余縣大范圍的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的新的偉大戰略決策。此后不久,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總結說:“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7]沒有對實際斗爭過程的考察和斗爭經驗的總結,是得不出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正確決策的。

  (二)毛澤東對東固根據地的“秘密武裝割據”的形式和經驗很感興趣

  1929年4月13日,毛澤東以紅4軍前委的名義給湘贛邊界特委寫信,指出:“在全國或一省總暴動以前政權的形勢(式)和武裝的組織大須討論,依照兩年的經驗,在全國至少有一省用總暴動的方法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權以前,小區域蘇維埃政權公開的割據是有害而無益的,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蓮花、遂川不僅失掉群眾,連黨也幾乎失掉完了,不僅不能解脫群眾若干的經濟痛苦,農村城市的經濟基礎一起毀敗完了,即此問題即是使群眾失掉而有余。”他接著總結東固的經驗說:“這番我們到了東固則另是一種形式。反動勢力已經驅逐了,權力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都沒有。郵路是照常的,邊界(指湘贛邊界——筆者注)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農民協會)完全秘密著。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這種形式是最好的,因為這種組織取得群眾不致失掉群眾。”[8]他指示湘贛邊界特委:“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邊界群眾政權的形式有由公開割據改變為秘密割據的必要”,“各縣赤衛隊有組織紅軍採用游擊戰術的必要”﹔並指出:“守勢的根據地的觀念,以后應該拋棄,大小五井、九隴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9]湘贛邊界特委接到這封信后,認為“是十分正確的”,並總結過去的教訓說:“過去邊界各縣都有赤衛隊,都是扯起紅旗,挂著蘇維埃的紅招牌,堂乎皇哉的公開割據。……是有害而無利的,這樣不僅失掉群眾,連黨也幾乎失掉完了……”“因此有由公開的割據轉變到秘密割據的必要。”“決心打破依賴軍事勢力的觀念”,使“邊界黨的工作政權的形式以及赤衛隊的組織”改換面目。[10]

  毛澤東在長汀時,還和朱德依據東固游擊區秘密割據的經驗,幫助長汀黨組織秘密發展黨員,比以前擴大了兩倍,組成20個秘密農會,5個秘密工會,成立了總工會,等等。

  (三)毛澤東在提出創建贛南、閩西大塊革命根據地的同時,也強調要創建小塊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並建議中央在全國要這樣做

  在此期間,毛澤東在閩西就幫助建立了長汀、永定、龍岩的小塊縣級紅色政權,在贛南幫助建立了於都、興國、寧都的縣級小塊紅色政權。不僅如此,他還積極建議中央也要這樣做。他在“三二?報告”中一面提出:“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這是建議中央要在閩浙贛地區創建大塊的“群眾的割據”政權。另一面,他又向中央提出:“一般工作重心,我們的意見:宜在江蘇、直隸,紅軍小區域蘇維埃使個數加多,這不僅在湘、贛、粵、閩等地,江蘇北、皖鄂北、豫南、直隸,都應有紅軍及小區域蘇維埃之創立。”這是向中央建議應在上述地區普遍“創立小區域蘇維埃政權”。

  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當時周恩來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此時對紅軍戰爭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斗爭的戰略策略指導上也有新的改進。此前,中央“二月來信”曾要求紅4軍實行分散,並要求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到中共中央工作,這自然是不正確的。由於客觀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的認識也在改變。4月7日(在還沒有收到毛澤東的“四五復信”之前),中共中央又發出致朱德、毛澤東的指示信,已不再堅持要朱、毛離開紅4軍和紅軍實行分散,並進一步指出,紅軍目前的總任務是:擴大游擊戰爭范圍,發動農民武裝斗爭,深入土地革命﹔指出紅4軍有贛南、閩西、東江等三條發展出路,由朱德、毛澤東抉擇,即中央不作強行規定,但強調在閩、粵、贛交界處發展更好,並說“孤守井岡山不利”,“也不宜固守某一個地方”,等等。[11]這個指示,和毛澤東新的革命根據地發展戰略基本相同,並賦予前委和朱、毛以不受地域限制和相機決策的權力。毛澤東在復信中強調要求:“超地方性質的紅軍,不但不宜受縣委與特委的指揮,並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揮。五軍在平瀏、四軍在湘南及湘贛邊界,多次的失敗在地方主義的指揮下,超地方性質的紅軍必須在中央直接指揮之下,才能適合革命環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義的累害。”[12]而中央在“四七指示”中就已經作了改進。中央的新決定與毛澤東上述正確要求是一致的。

  (四)毛澤東為了將革命根據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起來,還提出了“傍著發展的工作路線”和“同時擴大同時深入的工作方針”

  這是1930年3月18日在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號通告中提出來的。[13]“共同前委”是在1930年2月著名的“二七”會議上成立的。為實行統一領導,這次會議決定組成紅4軍、紅5軍、紅6軍和贛西、贛南、閩西、東江地區的共同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統一領導這一廣大地區的革命斗爭。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擔任這一塊廣大地區的最高領導,這就為實施他的革命新戰略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二七”會議主席團本決定攻打處於根據地包圍中的吉安,以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並發布了《關於佔領吉安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通告,要求紅4軍、紅5軍、紅6軍作出行動部署。但此時接到中共中央發來的第70號通告(1930年2月26日),要求把准備武裝起義、建立全國政權定為全黨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決定紅軍“在戰略與戰術上必須向著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發展”﹔指責“朱毛與鄂西的紅軍中還保存有過去躲避和分散的觀念”﹔強調“蘇維埃區域的擴大亦必須以組織地方暴動建立城市領導來打破過去蘇維埃政權躲避鄉村或將蘇維埃秘密起來之種種取消和保守傾向”﹔提出“擴大紅軍的總策略是要在集中農民武裝,擴大紅軍向著中心城市發展,以與工人斗爭匯合”。[14]這樣,毛澤東、朱德不得不於3月中旬率軍進攻贛南重鎮贛州。由於贛州地勢險要,三面臨水,城高牆厚,素有“鐵贛州”稱號,且紅軍又缺乏攻城武器,無法攻克。毛澤東從興國趕到贛州紅軍前沿陣地,觀察研究敵我態勢,認為難以攻下。共同前委研究決定,放棄進攻贛州計劃,隨即撤出戰斗。3月18日,毛澤東在贛州城郊樓梯嶺主持召開紅軍干部和地方干部會議,討論當前形勢和今后的行動計劃。會后發布了共同前委的第三號通告,提出了“傍著發展的工作路線”和“同時擴大同時深入的工作方針”。所謂“傍著發展”,就是“傍著原有小塊紅色區域發展,及建立新的紅色區域后再促進它去發展”。這也就是毛澤東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說的“波浪式地向前擴大”。顯然,這是一條符合實際情況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線。所謂“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就是在一定時間和指定區域內集中精力擴大這個地區,同時深入這一地區,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建設紅色政權。建立農村根據地,積蓄革命力量,以此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贛南、閩西等蘇區和紅軍能夠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由上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此期間的革命根據地發展新戰略思想可以概括為“秘密和公開相結合,小塊和大塊相結合”。而秘密是為了逐步走向公開,小塊是為了逐步發展成大塊。古田會議結束后不到一周,即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復信中,並將他了解的湘鄂贛地區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概括為四種模式,即:“朱毛式、賀龍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這四種模式各有其特點:“李文林式”是一種“秘密武裝割據”的形式,“賀龍式”是湖濱地區割據的形式,而“朱毛式”和“方志敏式”則是山區與平地相結合的形式。隨后,由毛澤東、朱德直接領導開創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就是將贛南、閩西許多小塊的或秘密的農村根據地聯結起來,而形成了大塊的“公開的蘇維埃政權割據”。將這幾種形式在全國有條件的地區推廣開來,就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完全符合中國實際的唯一正確的革命新道路。

  (本文作者 黃少群,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特聘教授﹔張弛,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講師井岡山 343600)

  注:

  [1]《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289∼292頁。

  [2]《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91頁。

  [3]《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96頁。

  [4]《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頁。

  [5]《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79頁。

  [6]《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7頁。

  [7]《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5頁。

  [8]《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321頁。

  [9]《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73頁。

  [10]《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322頁。

  [11]《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272頁。

  [12]《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77頁。

  [13]《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489∼494頁。

  [14]《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299∼300頁。

  (《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8期)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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