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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

張 復  2011年05月30日17:00


  1920年10月,張申府和李大釗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毛澤東曾不乏幽默地稱他為“我的頂頭上司”。然而,似乎多數青年人沒聽說過這位“大人物”——張申府。

  最近,我向一家人物雜志的編輯提及寫關於張申府文章的苦衷:他是政治家?哲學家?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自由知識分子?或是被民盟開除的“另類”?這位年青的編輯反問我,張申府是誰?他做過什麼?

  拜訪張申府開了眼界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曾在全國政協機關工作。1984年5月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開幕前夕,一個偶然的機會,民盟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對我說,“現職”政協委員、91歲的張申府今天下午要到機關來,他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后來“退黨”了,參加了民盟,20世紀40年代末發表一個“聲明”犯了錯誤,為此民盟開除了他,他的老伴劉清揚也為此和他離婚了。新中國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圖書館做研究員,1957年反右時,他被劃為“右派”,現在倒是“摘帽了”……近兩年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過去,我隻聽說過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是周恩來,周恩來是何等偉大的人物,他怎麼會有入黨介紹人?並且,這個介紹人退黨參加民盟后還被開除了?並且,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張申府最后變成了圖書館研究員?並且,他還健在!?

  不可思議!

  那天下午,我在政協機關的院子裡終於見到了姍姍來遲、坐在輪椅上的張申府,我的兩個同事小心翼翼地推扶著他。坐在輪椅上的張申府鶴發童顏,神態安詳。我急忙走上前去,幫著同事們推扶著坐在輪椅上的張申府。在他進辦公室和老同志談事之前,我懷著崇敬夾雜而又著幾分疑惑的心情,特意和幾個同事站在張申府身后與他拍照,合影留念。

  下班回到家中,我向父親說起了今天的“奇聞”,父親聽后淡淡地說了一句:“1937年底,我和張申府、沈鈞儒、李公朴等幾個人在漢口辦過《全民周刊》。”

  沒想到,張申府還是我父親張仲實的老同事。

  我決心去拜訪這個神秘的“介紹人”和這個“老同事”。打聽到張申府年邁體弱,一般情況下常在家裡,1984年5月的一天下午,幾經周折,我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西側的一條僻靜的胡同裡找到了張申府的家。

  那時已是下午4時了。那是一個破損的北京老四合院,大門沿街敞開著,門上的漆皮大部分剝落。我向院子裡探頭看了看,院子裡雜住著三四戶人家,小院很靜,靜得有點悲涼。

  我遲疑地站在院子大門前,心想這是張申府先生的家嗎?

  我鼓起勇氣走進院內,連問了幾聲。北房住所的門口,走出來一位身穿花呢服的老太太,她招呼我走進屋內,看來,她是張申府夫人了。

  走進屋內,我看到客廳正中的牆上,挂著直頂到天花板的一大幅國畫,上面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壽星,左手拄著拐杖,右手捧著一個碩大的仙桃。在畫的側面放著一排書櫃,裡面有一部分是泛黃的古線裝書。

  我正欣賞那幅國畫時,張申府從裡屋來到了客廳。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裝,頭發花白,精神蠻好,那雙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來回地轉動,顯得有點兒神秘。倒是他那寬大的臉龐和厚嘴唇給人一種憨厚踏實的感覺。他個子較高,有點駝背,不戴眼鏡,卻有一副學者的氣質。

  我說明前些天在政協機關的院子裡見過他,今天來此目的是想聽聽他對正在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有何看法,以做些採訪報道。當然,我打探他那“傳奇般”的經歷是主要目的,不過不好明講罷了。

  張申府客氣地請我就座,但他舉止拘謹,好像不大會應酬人,又似乎躲著什麼,他只是對我連聲說“喝茶、喝茶”。如果我不開口,他是不會先說什麼的,這倒使我有點不自然起來。

  “聽說您很早就認識周總理了?”寒暄了幾句話后,我有意拿這句可能使他感興趣的話題做引子。

  果然,張申府眼睛閃過一道異樣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說:“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園和周恩來認識的。當時是五個青年進步團體在陶然亭舉行茶話會,決定‘改造聯合’。周恩來代表天津‘覺悟社’,李大釗和我代表‘少年中國學會’。那時期,李大釗和我正醞釀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聽政協的同志說,您很早就加入黨組織了?”

  “是啊!”張申府興致來了,他驕傲地敘說著自己的歷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青年時代。

  “五四運動時,我是北京大學的講師,和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每周評論》,還擔任過《新青年》編委。那時李大釗、陳獨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這兩個刊物的負責人,胡適也是這兩個刊物的編委,我和他們很熟。1920年春天,共產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到北京來,經過北大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找到李大釗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釗介紹他到上海找陳獨秀。1920年8月,陳獨秀來信對我說,北京隻有你和李大釗可以談成立黨的問題。9月中旬,我因羅素來華講學專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陳獨秀家,我們兩人就籌組黨組織事宜多次交換意見。回京后李大釗和我就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后來我們發展了張國燾,張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第三個成員。”

  “后來您去了法國?”我問他。

  看到我全神貫注地在傾聽他的講話,張申府似乎很是愜意,侃侃而談:“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陳大齊、劉清揚、鄭毓秀幾個人同船去法國。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薦,被聘為法國裡昂大學中國學院的教授去教邏輯學的。那時,上海、北京、廣州、長沙均已建立共產主義小組,臨行前,李大釗、陳獨秀委托我在法國建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

  張申府說,周恩來是1920年12月去法國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紹劉清揚入黨。緊接著,他和劉清揚又一起介紹周恩來入黨。當時入黨手續是:他和周談話后,即寫信向陳獨秀報告。這年春天,他和劉清揚在巴黎結婚,由於周恩來和張申府夫婦在國內就相識,特別是周恩來與劉清揚同為天津“覺悟社”的戰友,周恩來他鄉遇故知,十分興奮,常去他們住處,對各種問題進行熱烈地討論。

  不久,由上海又來了兩個黨員,趙世炎和陳公培,他們兩人都是在上海入黨並由陳獨秀介紹來巴黎的。這樣他們5個人(張、周、劉、趙、陳)成立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小組成立后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張申府為編輯,周、趙撰稿。第二件事是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這個組織在1923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周恩來是書記。

  “那時您對周恩來是什麼印象?”我問道。

  張申府說,在法國他住在巴黎大學對面的一個旅館裡,常去大學聽課,內容是數學、哲學、邏輯學,其余時間自己做功課。而周恩來在巴黎主要是搞革命活動。在張申府的記憶裡,留法期間的周恩來,英俊瀟洒,才華橫溢,工作勤奮,團結同志,在留學生中有極高的威信。

  張申府說:“1922年2月,我和周恩來、劉清揚一起坐火車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德國期間,我和周恩來一同介紹朱德入黨。朱德要求入黨時,是我和他談的話。當時朱德在國內已是頗有名氣的將軍,但他不遠萬裡來到柏林追求進步,為人非常謙虛誠懇……”

  說著,張申府起身從裡屋拿出幾張有點褪色的保存多年的相片給我看:

  一張是1923年在德國柏林,4位風華正茂的青年,周恩來、張申府、劉清揚、趙光宸,站立在參天大樹下的合影。

  另一張也是在柏林,是張申府與朱德等七八個“柏林支部”同志的合影照。照片中的人物分成前后兩排,張申府和前排的幾個人相互面對面地坐著,都把臉整齊地一同側向照相機,這種集體合影照頗有點味道,照片中的張申府戴著一副眼鏡,眉清目秀,很斯文。

  還有一張,那是1919年在國內,張申府和好友李大釗、梁漱溟、雷國能4人同游北京中山公園時的合影……

  看著這幾件“証物”,我感覺身上涌起陣陣熱流,禁不住對張申府先生肅然起敬。

  張申府告訴我,1922年底中共旅歐總支部成立時,其負責人是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張申府,下設旅法、旅德、旅比三個支部。他還憤憤地說,旅歐少年共產黨中的頭頭任卓宣(葉青,后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很壞,1923年在巴黎召開的旅歐少年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把他給開除了,但是共產國際很快給他平反了。

  張申府回憶說,1923年底,他途經莫斯科回國。在莫斯科時,曾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趙世炎處住了兩個月。在此期間,他聽過那時聲譽很高的聯共(布)黨內的理論家布哈林的演說,並見到維經斯基。維經斯基當時是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維經斯基對他說了許多鼓勵的話,他還見到了被孫中山派赴蘇聯的考察團團長蔣介石、副團長張太雷。蔣介石得知他在法國的活動后,對他十分客氣。

  “您還在蘇聯見過蔣介石?”我驚奇地問。

  “是啊,是啊。”張申府一臉不屑回答我問題的樣子。

  張申府接著說,1924年春節,他回到北京,李大釗希望他去廣州,說現在國共合作,廣東正需要人,於是,他先到上海見陳獨秀,陳和他徹夜長談關於國內外的形勢和國共合作等問題。

  1924年2月他到達廣州,受到國民黨要人的熱烈歡迎﹔並參與籌建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的工作,因為他是當時從歐洲留學生中第一個回來的“左派”。在廖仲愷家裡,廖要他推薦國外留學生中有才能的人,他開了一個15人的名單。

  張申府對我說,他開出的人名單中第一名是周恩來,他還要廖匯去回國的路費,因為周恩來等人在歐洲生活很拮據……

  張申府還不無自豪地說:“那時我在廣州身兼四職: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孫中山任命的﹔廣州大學教授和圖書館館長﹔還給蔣介石當德語翻譯。”

  談到這時,張申府已不再拘謹,他瞇起眼,也不看我,用手比畫著,說到得意時,頗有點眉飛色舞、前俯后仰的樣子。他縱情談論著,陶醉在金色的回憶中。你想不到,90高齡的老人還有那種神態。

  “您的這些經歷真了不起!”我也被他的回憶感染了,打動了,我真誠地對張申府先生說,“許多青年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您應當好好整理整理。”

  張申府聽罷,斜視了我一眼,不動聲色地說了一句:“我和毛澤東相識也很早了。”

  我一怔,怎麼,還有毛澤東?心想,五四運動時期,張申府和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同為《新青年》、《每周評論》的編委,他又與李大釗等人創建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到歐洲后還成為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又與蔣介石、廖仲愷共事來往,中國現代史上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中國現代史上兩大政治對立集團的領袖人物,都和眼前的這位圖書館研究員共事交往過,張申府這種“全方位”、“立體式”的人生履歷真令人驚詫。

  張申府接著對我說,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兼北大圖書館編目股股長,主持圖書編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澤東經楊昌濟教授介紹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他和毛澤東是那時相識的。當時25歲的毛澤東,每月工資才8元,他的工作是管理“日報閱覽室”,也就是第二閱覽室,有時還要做些雜務,如為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辦公室整理書刊報紙等。毛澤東做圖書館助理員是從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

  毛澤東后來和斯諾談話時說過: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張申府說,毛澤東不忘舊交,他在長征到達陝北以后,1938年秋天,毛澤東把剛寫成不久的名著《論持久戰》寄送給他,當時張申府在漢口工作。

  我看到張申府拿出當年毛澤東寄給他的一本尚未裝訂的,用幾張大印刷紙折疊成冊的《論持久戰》,繁體字,豎排版。書的封面注明“1938年,解放出版社出版”。書裡還夾著一封毛澤東給張申府的信,現根據我當時的筆記抄錄如下: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戰已歷周年,全國軍民為爭取最后勝利而歷戰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實系於茲,惟如何取得勝利各方持論未盡從同……澤東不敏曾於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有所講述,撮其論旨著為《論持久戰》一冊,自知管窺蠡測無當於大雅之林,然獻曝微忱亦且聊盡匹夫之責……

  致民族解放之敬禮!

                     毛澤東

                    8月1日於延安

  新中國成立初期,章士釗告訴張申府,一次閑談,章士釗向毛澤東提及張申府的工作安排問題,毛澤東說:“那是我的頂頭上司啊……”

  張申府侃侃而談,他那愉悅的心情也感染了我。這時,我的腦海裡卻閃出一個問號。

  “聽說,您后來退黨了?”我脫口而出,話音未落就自覺失言。

  “哦……”張申府遲疑地應了一聲,他低頭用力吮了一口茶,沒有回答我。

  這個問題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尷尬,后悔不該那樣冒失地提問,大概老年人感到最難回答的,正是那些透過玫瑰色眼鏡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問題。

  我假裝環視室內的書畫,尋思找個話題岔開……

  這時張申府帶著某種權威的口吻對我說道:

  “那是1925年1月黨的四大時,大家為一個問題發生爭執,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也不服氣他們。我說,同意我的觀點我就留下來,不同意我就滾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是擺老資格?是書生意氣?還是政見分歧?張申府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黨組織58年,再沒回來。

  “唉!”張申府嘆口氣,搖搖頭說,“以后趙世炎見到我向我提過兩次,說希望我回到黨內來,可我一直沒回去。”

  “那您后來做些什麼事情?”我問他。

  “主要是教書,我在廣州時是大學教授,后來又在暨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做教授,一面教書、一面寫些文章,主要是哲學方面的,也搞點翻譯。”

  “您的外語很好。”我說。

  “還可以吧。”張申府愜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這時,張申府向我大談羅素哲學思想的博大精深,言談中他毫不掩飾對羅素的敬仰和崇拜,他說他在這些大學授課,一大重點就是講述羅素的思想。

  “抗戰爆發后,我先是在武漢,后來在重慶……”

  “以后周恩來和您還有聯系嗎?”我問他。

  “當然,當然。”張申府連聲說,“周恩來沒有忘記我。我參加一二九運動后,清華大學解聘了我的教授職務,生活無著落。1938年我去武漢做軍委政治部設計委員時,生活仍然緊張,工作經費也有困難。當時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有意照顧我,還給我寫了信。”

  說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竟自走到裡屋摸索著拿出那封保存多年的信,現照錄如下:

  申府吾兄:

  你呈部長(陳誠)兩信,均經批回,其要點為:

  一、每月所需經費,由渝經理分處按月照規定支付﹔

  二、遷移費發五百元﹔

  三、張委員至各處一行,旅費照發。

  根據此批,我已令總廳會計室照辦。經費自7月份起,月發一千元,在此處領七八兩月共二千元,以后到渝按月領,請向總務廳直接接洽。遷移費亦照領。旅費俟兄規定行程后再領。

  此復,即致

  敬禮!

                      周恩來

  (見《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159頁)

  周恩來寫這封信的日期是1938年8月24日。

  看完這封信,張申府對我說,1942年7月中旬,周的父親在重慶病逝,他去吊唁。時隔不久,周恩來特意給他寫信致意。接著,張申府又拿出周恩來的一封信給我看:

  申府先生道右:

  哀啟者,先嚴棄養,承蒙友好姻親多方吊唁,或勞玉趾,或辱瑤函,或賜挽章,或頌芻束,悼死慰生,無任銘刻。惟來以臥病之后,復當大事,心痛體弱,致未能一一登門踵謝,用答隆誼。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請恕失禮。哀此奉復,諸維矜察,並頌

  道安!不一。

  棘人 周恩來 鄧穎超 哀 啟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見《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22頁)

  張申府還告訴我,1940年在重慶,一次蔣介石召見國民參政會的部分參政員,蔣在會上大罵他“不但寫文章反對政府,還在防空洞裡反對政府”。不久,他的參政員被除名,接著他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也被取消,薪金沒有了。生活拮據,日趨困難,就在這時,周恩來出面讓他在《新華日報》上辦了一個《科學專頁》副刊,每月送給他50塊錢,以接濟生活。

  以后,周恩來又托徐冰給他送來延安產的一條毛毯和一件毛衣。

  1958年,在香山碧雲寺舉行的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會上,張申府又見到周恩來,周恩來知道他長期研究羅素哲學,談話中,周恩來高興地對他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羅素又要來中國講學了……

  張申府感慨地說:“周總理沒有忘記我……”他慢慢說道,“我最后一次見到周總理是在1973年章士釗的追悼會,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好說話,他托羅青長過來問候我。”

  想到多年來張申府已淡出公眾的視野,我想起了“聲明”的事,不禁問道:“聽說您建國前在民盟時有個什麼‘聲明’吧?”

  我盡力不動聲色,想說的含糊點,不能再失言了,不能刺激張申府,但是好奇心又使我不得不“打破沙鍋問到底”。

  “唔!”張申府局促不安地縮回拿茶杯的手,面露赧顏,他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那是我一時弄岔了,過去的事了……喝茶……”他臉上一副凝重而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明白,這個問題要就此打住。

  “您這樣高壽,很懂養生之道吧,生活規律,鍛煉身體?”我這樣對他說,想借此擺脫我陷入的窘境。

  “談不上什麼養生之道。”張申府說,“我不大鍛煉身體,就是公園也很少去。我最大的嗜好是讀書,每天還要看6份報紙。要說養生之道,我看就是凡事要豁達些……”

  在張申府超然自得的言談中,我卻感到他的眼神裡流露出幾分傷感。

  “建國后,您還繼續學術研究吧?”我說。

  “是啊!”張申府寬慰地說,“我的工作,還有住房都是周總理安排的。我生活很安定,一直在北京圖書館任研究員,做些翻譯和研究工作,但是30年來我沒有發表過文章……”

  “平時除了看望梁漱溟等一兩個老熟人外,一般我不出門。圖書館的領導對我很好,‘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沒受什麼沖擊,大概是‘四人幫’看我挺本分,就不理我了。”

  “您和梁漱溟很熟?”我問。

  張申府說:“這些年,和我來往比較多的人就是梁漱溟。”

  這時,張申府的老伴又一次進到客廳給我們兩人倒茶,她說這些年來,張申府最好的朋友就是梁漱溟,他們兩人談得來,每年他們都要見面幾次,前幾個月,也就是這年春節他們還見面長談了一次。

  談到“文化大革命”,張申府喉嚨哽塞地說:“我還可以,就是劉清揚遭大罪了!”

  說這話時,淡淡相思寫在張申府的臉上,我知道劉清揚是他早年的戰友、伴侶,后來分開了,就請他多說兩句。

  “唉,”張申府嘆口氣說,“她是一個很能干的人,和周總理很熟,沒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把她關押了八九年,在監獄裡搓煤球進行勞動改造……1979年劉清揚得到平反,我在她靈前做了一副挽聯:‘生離死別千秋遺憾,志同道合萬世一心’。”

  這副挽聯反映了張申府對劉清揚的眷戀和他內心的傷痛。看著張申府喟然而嘆的樣子,我不敢問他和劉清揚分手的原因,也不敢再提他的“右派”問題了。

  這時,張申府靜靜地凝視著窗外。窗外,陽光已漸漸地逝去,在暗沉的暮色中,我望著他的額頭、鬢角,端詳著歲月留在那上面的痕跡……

  沉思了一會兒,張申府對我說:現在國泰民安,形勢大好,只是我體弱多病,不便參加會議,也無精力看許多會議文件了……

  臨別前,我拿出相機,說希望給他和夫人拍個紀念照,張申府高興地叫老伴坐到他身邊,由我拍了幾張彩照。自然,我也免不了請他的夫人給我和張申府拍幾張紀念照。

  看到他咳嗽的樣子,大概是累了,我們已談了兩個多小時,也到了他家吃晚飯的時間,我便向他告辭。張申府起身送我,蹣跚地走到門檻前,還說了句客氣話:

  “走好啊……”

  告辭張申府出來后,我走在他家那條僻靜的胡同裡,行人稀少,天空已有不少眨眼的小星星,路燈把街邊的樹木變成奇形怪狀的圖案洒在路面上,晚風迎面吹來還有些寒意。人生際遇的感慨悄然襲上心頭:人生的差異竟如此之大!

  當年在歐洲有同樣的追求,同樣的信仰,同樣的行動的幾個熱血青年,張申府、周恩來、朱德,30年后,其中一個成為幾億人口大國的開國總理,聞名世界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另一個則是指揮千軍萬馬氣吞山河的元帥,聲名赫赫的開國元勛﹔而那位在北大圖書館和張申府一同工作過的湖南青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洪亮聲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震動了全世界。

  張申府先生呢,這些巨人的老同事、老熟人,卻在北京圖書館的一個角落裡,默默地守著一堆泛黃的古線裝書。張申府何以如此衰微呢?(未完待續)

  查閱資料使我困惑

  那次訪問后,我沒有寫出張申府參加政協會議的報道,許多天來我泡在資料室裡查閱關於張申府的資料,因為我對他充滿了好奇。

  一些資料說明,當年張申府的夫人劉清揚,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女黨員,是一位活躍的婦女革命活動家。她早年是天津“覺悟社”的一員大將,在五四運動中和周恩來、鄧穎超一起領導天津的愛國學生運動。在歐洲期間,她同張申府、周恩來一同活躍於黨的早期組織中。從歐洲回國后她一直在廣州、上海、北京等地從事婦女運動,1944年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委員會主任。

  為了寫五四運動期間天津“覺悟社”成員郭隆真的革命事跡,時隔近30年后,周恩來1947年1月4日在延安時,還特意給劉清揚寫信:

  清揚姐:

  別時容易見時難,回延后常常想念著你們。為民主奮斗,將是長期的運動,祝福你們身體健康,好與反民主者熬下去。你想對麼?今晚遇到一位郭隆真大姐的姨侄張勃川兄,他亟期為隆真寫一篇傳記。在一九二六——二七年,隆真由滬回平工作,你那時也正在北平,知之當較詳。你願為他寫一點當時經歷麼?勃川不勝盼望之至。如寫,請交曉梅轉我。專此,祝雙好。

  申府兄一此不另。超附筆。

                   周恩來

                  一月四日夜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提到“常常想念著你們”、“祝雙好”等,還有“申府兄一此不另。超附筆”。從這可以看出,周恩來夫婦當年與張申府夫婦的交情。

  1948年底,張申府在國民黨反動政權全面崩潰、全國“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在《觀察》雜志上發表了“呼吁和平”的文章。10天后,已進入解放區的劉清揚在《人民日報》上刊登“離婚啟示”,大義凜然,宣布與張申府一刀兩斷。

  新中國成立后,劉清揚擔任過全國政協常委、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

  張申府與劉清揚是在五四運動的熱潮中結識,在同赴法國留學的理想中感情得以升華,在異國他鄉志同道合結為伉儷。他們倆不僅一起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年華,而且同為周恩來入黨介紹人,一起經歷了五四運動、留法勤工儉學那一段不平凡的個人歷史,這是一段攜手共進、回首令人驕傲的歷史,難怪張申府對劉清揚那樣一往情深。后來他們兩人因張申府“呼吁和平”的聲明而分手,從張申府晚年給劉清揚的挽聯“生離死別千秋遺憾,志同道合萬世一心”足可品出他的遺憾之情。

  相對劉清揚而言,張申府的人生閱歷及其思想軌跡要豐富得多,也復雜得多。

  首先是他的理論思想使我如墜雲霧中。

  1893年6月15日,張申府出生在河北獻縣。他的祖父濂公是清末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后當選國會議員。張申府早年在家鄉讀私塾,14歲時到北京求學。他與那些出身“貴族”的子弟不同,勤勉好學,18歲時他就在孫炳文辦的《民國報》上發表文章,鼓吹革命。張申府1913年考上北京大學預科,學習數理,1914年考入北大文學院學習哲學,哲學也成為他一生的摯愛。1917年張申府在北大畢業,留校做助教,3年后提為講師。

  張申府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在北大期間積極追隨李大釗、陳獨秀宣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並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活動。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和張申府在這個時期的活動,使我想起列寧的名言: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群眾中間是不能自發產生的,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延續,首先是在知識分子中間產生和傳播的。

  在追隨陳獨秀、李大釗的同時,張申府也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多篇介紹、宣傳羅素哲學的文章,並引起很大社會反響,“羅素”兩字的翻譯定名就是出自他手。據說,羅素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講“中國的張申府先生,比我還了解我的著作”。

  羅素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數學家,也是知名的作家、社會活動家。1920年9月,羅素應梁啟超、張東蓀之邀到中國講學,羅素在講學的同時還強調,他到中國來是為了“研究中國的社會狀況”,他認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就是在中國實行“基爾特社會主義”,實行“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反對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羅素及其追隨者提出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自然不能為中國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所接受,由此引出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李達對羅素、梁啟超、張東蓀反對中國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論作了猛烈的批判。

  雖然張申府在國內和羅素隻有短暫接觸,1920年12月他便去了歐洲,雖然他在五四時期曾追隨李大釗、陳獨秀,但是他受羅素影響很深,1924年張申府回國后在多所大學講課,一大重點就是宣傳羅素的學說。

  這位留法期間的“共產主義研究會書記”,回國退黨后,在五四運動10年之后,在《1929年的哲學界》一文中說“我最大的嗜好是讀書,也就最願引人讀書”。接著,他以哲學大師的身份給青年讀者開了一個不短的書單,從愛丁頓、懷特海、杜威到羅素、康德、黑格爾,其著作都“榜上有名”,但就是沒有推薦一本馬克思的著作給青年讀者。

  由於毛澤東和張申府有北大圖書館同事之誼,1938年夏,毛澤東在延安一次理論討論會上第一次注意到來延安不久的陳伯達時,就在當晚的便宴上特意向陳伯達詢問張申府的近況,因為張和陳在北平曾一起搞過“新啟蒙運動”。

  張申府20世紀30年代的某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宣傳了辯証唯物論,然而,他在1945年所寫的《我的哲學的中心點》一文中稱,“中心點就是我所謂具體相對論”,“它的最直接淵源就是羅素的數理邏輯上的類型說,顯然,現代物理學上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馬克思主義裡的辯証唯物論,也是我見解的啟發者。但是我這個見解也還有一個淵源,那就是中國哲學,特別是孔子的真傳統與庄子的一些話”。

  在學術思想方面,張申府最為推崇羅素的哲學思想。這從他一生翻譯、評述羅素及其哲學的文章多達二三十篇可為見証。他在1942年《新華日報》上發表的《祝羅素七十》一文中說:“在現代全世界中,最偉大最有貢獻最有影響,最掀動潮流,引起風波……著作最多也最流行的大哲學家中,也以羅素第一。”

  直至1983年2月,張申府還以90歲高齡寫了一篇懷念羅素的文章,題目是《我對羅素的了解和敬仰》。

  大概張申府的思想體系有“博採眾家之長”的特點,早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郭湛波所著《中國近五十年思想史》一書中,曾設專題論述張申府的哲學思想,可見當年張申府在中國哲學界的代表性及其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資料說明,張申府不僅是向中國介紹羅素的第一人,也是向中國介紹羅曼·羅蘭、羅丹、泰納這些馳名世界的文學家、藝術家的第一人。自然科學方面,愛因斯坦著名的相對論,也是1922年張申府在德國柏林翻譯后介紹到中國來的。

  張申府對現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功不可沒。在政治活動方面,張申府的足跡同樣令我困惑。這位1920年北京黨的早期組織的成員,在早年參與建黨活動后,又帶著李大釗、陳獨秀的囑托於1920年底到法國,他曾和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一道積極推動籌建旅歐青年中的黨的早期組織。就是在法國巴黎等黨的早期組織的成員中,許多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他們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是鄧小平、朱德、陳毅、聶榮臻、李富春……

  張申府旅歐期間還在1922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雜志上發表《胡適等之政治主張與我們》一文,旗幟鮮明地反對他五四時期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曾一同工作的老同事胡適:“我們主張即刻要有的只是一個共產黨,公開的共產黨,強有力的共產黨,極有訓練的共產黨,萬眾一心的共產黨”,“共產黨的人必須是勞動階級或同化於勞動階級的,必須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須了然於同階級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認除此共同的利害,別無利害”,“必須由這樣的人,當仁不讓,造成強固的共產黨,中國事乃可有為”。

  然而僅過半年,1923年2月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大會通過的第十一項“案件”,卻是“彈劾張申府案”:“十一、彈劾張申府案……惟R(張申府)仍不滿意,辭‘共產主義研究會’書記,置執行委員會不理,最后至大會始更發現其又有退出少共之聲言。准此情形,大會認定R在少共團體中實處處違反共產主義的紀律,乃決議將R除名於少共團體之外。惟R本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此種決議如何,實有報告中央請轉達中國共(產)黨之必要。因此我們對於此事仍將有詳細報告寄上,此處隻不過先說個大概。”

  據說,之所以有“彈劾張申府案”,是因為那時張申府總是以“老大哥”自居,不大出席“少共團體”的會議。

  張申府回國后,1925年在黨的四大上,與人討論黨的綱領時發生爭執后負氣“退黨”。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張申府似乎更像一個敢愛敢恨的性情中人,像一個意氣用事的讀書人,而不像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

  以后張申府積極參加了抗日救亡活動,並成為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之一。抗日戰爭期間,他還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民主活動。

  1937年12月,張申府在漢口與沈鈞儒、李公朴、王昆侖、柳湜等人共同創辦了《全民周刊》,積極宣傳抗戰,1938年7月《全民周刊》與《抗戰》三日刊合並,更名為《全民抗戰》三日刊,鄒韜奮為主編。

  20世紀40年代初,張申府又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之外的最大的民主黨派民盟的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

  1946年1月,他與張瀾、羅隆基、沈鈞儒、梁漱溟、黃炎培等9人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代表民盟參加“舊政協”。張申府和黃炎培分在“施政綱領組”。

  同年,國民黨當局撕毀政協決議,召開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拒絕參加,張申府和民盟主要領導人聯名上書蔣介石也拒絕參加,這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但是張申府和我談話時,卻沒有向我提及他在歷史上這些值得炫耀的事。

  1948年底,國民黨反動政權全面崩潰,為解放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推進,此時,張申府竟發表“呼吁和平”的聲明,為此民盟通過《中國民主同盟開除張申府盟籍決議案》。決議認為:“張申府最近於《觀察》雜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復發表‘呼吁和平’的荒謬言論、公開承認蔣府的‘憲政’,擁護蔣介石的‘戡亂政策’,誣蔑人民解放軍為匪。張申府之言行,既如上述,顯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本盟為貫徹歷來之政治主張,應將其盟籍開除,以維紀律。”

  正如《名利場》寫的“人生一世,總有些片斷當時看著無關緊要,而事實上卻牽動了大局”。張申府“呼吁和平”的聲明無疑成了他一生的轉折點。民盟當年因“聲明”開除了張申府﹔夫人劉清揚得知后宣布和他離婚,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自張申府發表“呼吁和平”的文章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事實表明,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而沒有選擇張申府崇敬的羅素所倡導的基爾特社會主義。

  歷史地看待“思想很雜”的張申府

  那次訪問我沒有寫出報道,但我卻一直沒有忘記使我困惑的在老壽星國畫下向我講述人生、講述歷史的張申府先生。

  一年過后,1985年春天,我翻閱剛出版不久的《周恩來選集》,在《論知識分子問題》(1962年3月2日)一文中的第二節“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發展過程”裡,周恩來特意提到張申府,有這樣精彩的幾段,現摘錄如下:

  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無疑地都受到帝國主義、反動統治階級的種種影響。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是封建家庭出身,頭上留過辮子。存在決定意識,怎麼能沒有影響?

  ……

  一個人的歷史關系要交代清楚,這樣沒有壞處。不管現在情況如何,不能抹掉過去的歷史。我經過革命鍛煉,現在當然不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說是革命知識分子了,但寫歷史不能把過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滿意有人寫他的傳記時,說他從小就懂得很多,什麼都知道。……青年人不了解,以為這樣說太謙虛了,其實歷史是發展的,個人也是發展的。一九二?年我到法國,還對費邊社會主義有過興趣,但很快就拋棄了。我感謝劉清揚和張申府,是他們兩人介紹我入黨的。張申府的思想很雜,研究羅素哲學著了迷,他想把孔子、羅素、馬克思、弗洛依德、愛因斯坦的思想熔於一爐。

  總之,有一點要肯定,大家是從舊社會來的,不管現在如何,過去都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類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應該看到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壓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參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數人開始時對革命觀望、中立,以后逐漸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

  我想,周恩來在這裡談到要從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是我們認識和了解張申府的一把鑰匙。周恩來在這裡還特意談到了張申府思想的“雜”,我想不是偶然的。

  張申府一生最為崇敬的羅素晚年寫過一篇《我為何而生》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是:“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單純而強烈的三種感情。這些感情如陣陣巨風,吹拂在我動蕩不定的生涯中,有時甚至吹過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絕望的邊緣。”

  我想,張申府先生雖然沒有寫過《我為何而生》之類的文章,也最終沒能夠“把孔子、羅素、馬克思、弗洛依德、愛因斯坦的思想熔於一爐”,但他也會有那“單純而強烈的三種感情”,他應是位於“參加革命”、“同情革命”之列的,否則,他就不會有那樣“動蕩不定的生涯”,那樣豐富多彩的著述,那樣跌宕起伏的社會活動,以至有時面臨“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絕望的邊緣”。

  似乎是緣分,后來我竟認識了劉清揚的女兒,當時她已是年近60歲的人了。她告訴我,鄧穎超還在關心她。

  我沒有忘記1984年訪問張申府“漏掉”的那個“摘帽右派”問題,就順便向她提及此事。她說1957年夏季,張申府是為章伯鈞說了幾句話后被劃成“右派”的,1979年得到平反,1980年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雖已年近90歲,不便進行社會活動,但他晚年的心情是平靜的、寬慰的,雖然有時也不無遺憾地提到劉清揚……

  1985年秋,我在報刊上看到張申府的小女兒張燕妮有感而發所寫的一篇文章,這年夏天的7月10日,胡耀邦總書記托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統戰部的幾位同志,去她家給張申府送去許多鮮美的荔枝……

  1986年夏日的一天傍晚,下班回家后,我看到放在桌子上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條不長的關於張申府的訃告。訃告說,他積極投身五四運動,為新文化運動做出了貢獻﹔參與建黨活動,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批黨員之一﹔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

  正如有關專家指出的那樣,張申府是曾產生重要影響的哲學家,又是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動家,他活躍在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歷史舞台上,多次置身於時代漩渦的中心部位。

  放下報紙,我走出屋外,仰望天穹,繁星閃爍……

  浩瀚的宇宙中有恆星、有彗星、有黑洞、有暗物質,每一個星體都有它自身運行的軌跡,人類已擁有能發現數十億光年外的遙遠星系的太空望遠鏡,我們仍然不能窮盡對宇宙的認識。人類社會也是這樣,“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各得其所。西方哲學家的這句名言,使我想到張申府的曲折人生,他的人生道路似乎折射出了中國現代歷史的巨變、動蕩和陣痛。我們不能苛求張申府早年曾參與建黨,參與籌辦《新青年》,他就一定要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不能因為他犯過錯誤,就忽略他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忽略他對中國新文化運動做出的貢獻。張申府已對中國現代歷史做了許多事情,已對現代中國的進步做出其貢獻,我們應當承認他,尊重他,了解他。

  (摘自百年潮2010年第12期、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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