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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南海

蘇維民  2011年05月30日17:15


  1978年12月,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將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胡喬木、姚依林為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負責處理黨的日常工作﹔任命姚依林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免去汪東興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

  三中全會以后我也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闊別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氣象一新的中央辦公廳。

  排除干擾為干部平反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原中辦的陳麒章等幾位老同志就聯名給黨中央寫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辦公廳被誣陷是“彭羅陸楊反革命政變集團的黑窩子、爛攤子”,中辦的工作人員是“楊尚昆招降納叛來的死黨、爪牙”,現在復查工作仍然控制在過去整人的人手裡,要求立即改組復查班子,為整個中辦和受迫害的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1979年2月2日,胡耀邦閱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調整復查班子,實事求是地抓緊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可以說,沒有胡耀邦“先調整復查班子”的果斷決策,中辦受迫害同志的平反不會順利進行。我的平反經歷也証明了這一點。三中全會閉幕不久,原中辦政治部秘書處的一位處長,打電話約我去談關於給我平反的問題,我准時去了,他卻違約,我等了半個多小時不見人影。我想,三中全會以后你還如此傲慢,我也沒有時間奉陪,看你還找不找我。又過了一些日子,劉火、彭達彰等老同志回到中辦政治部主持工作,劉火親自打電話要我去談平反問題,我欣然前往。這次同上次大不一樣,一見面,劉火就開門見山地說“中央的政策你清楚,給你平反”。話不多,擲地有聲,令人倍感溫暖。幾天后,我就收到了中辦政治部下發的《關於蘇維民同志的平反決定》。

  “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羅陸楊”開始,楊尚昆首當其沖,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時,因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仍然堅持楊尚昆“在私錄毛主席談話的問題上犯有錯誤”,需要復查,因此,為楊尚昆和中央辦公廳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時間。經過認真復查,事實証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強加給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謂“私錄毛主席談話”全屬不實之詞。“文化大革命”前,中央辦公廳在楊尚昆的領導下,絕大多數干部和群眾,認真負責,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給的各項任務,成績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贊揚。關於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平反問題的報告經中央書記處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辦公廳文件印發全黨。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辦干部受到迫害,僅立案審查現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無疑問,這238人中包括我在內。現在,中央正式給我平反了。

  與此同時,對“文化大革命”期間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的處理十分慎重。黨組織認為他們絕大多數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雖然執行了“四人幫”的路線,但屬於被迫執行任務。當然,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以后,不再適宜擔任原來的職務了,要重新分配工作。這與林彪、“四人幫”一伙對老革命家、老干部動輒打倒,對在他們身邊工作的人也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扣上“死黨”、“爪牙”的罪名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完全不同。在重新分配他們工作時,一般考慮到他們的工作經歷和特長,按照原來的職級安排適當工作。但即使這樣也不免觸及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時,個別人牢騷滿腹,不斷要求新的中辦領導滿足他們的無理要求。例如一位同志是學水產的,分配他去水產部工作本來正好對口,但他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錯誤已免職的一位同志的兒子來信氣勢洶洶地質問,為什麼把他父親家中的電話撤了(那時配備電話是工作需要,當時線路緊張,因工作需要等候安裝電話的人很多,並不涉及待遇問題)。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領導復出以后,卻是十分謹慎、兢兢業業,處處做表率。有一天(那天是星期日),我因一件事打電話咨詢軍委衛生部,接電話的是時已78歲高齡的賀誠部長。我很驚訝,這位老部長很平靜地說“今天是我值班,有什麼事你請講”,並認真地答復了我的問題。

  簡朴、高效、親民

  我回到中辦時,中南海內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謂“五一九”工程,中南海內儼然是個大工地。工程雖已接近尾聲但環境雜亂無章,道路泥濘難行,根本不像是機關的樣子。

  當時,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和中央辦公廳幾位領導同志就安排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汪東興辦公的丙樓辦公。丙樓是一座大約隻有2000m2的三層建筑。因為當時丙樓二、三兩層被中央專案組佔用,專案組雖已停止工作,但是房間內堆積著大量文件、材料,人去樓未空,能夠使用的隻有一層。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胡耀邦,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姚依林,中央副秘書長胡喬木和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馮文彬,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鄧力群、鄧典桃,都擠在一層南側的幾間房子裡,兩人共用一個衛生間,辦公條件非常簡陋。丙樓原有東、北、西三個門,汪東興在此辦公時,封閉了西、北兩個門,出入丙樓隻能通過東門,胡耀邦和胡喬木、姚依林以及中辦的幾位副主任進駐丙樓后,立即打開了被封閉多年的西、北兩個大門,東門的崗哨也隨即撤銷,警衛森嚴的丙樓又可以隨意出入了。

  原機要干校的部分學員認為他們的級別定低了,要求重新定級。對此姚依林非常重視,親自做思想工作,請他們到中南海西樓大廳座談,通過面對面坦誠交談,輕鬆地化解了他們的抵觸情緒。

  當時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每天都要集體辦公,中辦的兩位副主任馮文彬和鄧力群固定列席。秘書長集體辦公議定事項一般直接交有關主管部門去落實,重大事項要請示中央常委同意后再辦,那時是中央辦事效率最高的時期之一。

  1979年是新中國成立30周年。中央決定召開慶祝大會並由葉劍英發表講話。當時,葉劍英在廣州,為此,馮文彬乘專機去廣州征詢他的意見,回京后,立即由胡喬木牽頭組織班子開始起草講話稿。講話稿經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充分肯定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的偉大成績,初步總結了30年的經驗教訓,明確指出要從實際出發,認真研究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努力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9月29日,我也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當葉劍英講到粉碎“四人幫”,我們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時,華國鋒插話高度稱贊葉劍英在這場斗爭中的特殊功勛。10月1日、2日兩天,全國人民歡度假日,胡喬木卻顧不上休息,把自己關在丙樓的辦公室裡,字斟句酌地為這篇長達2萬多字的講話最后定稿。

  撥亂反正、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中央辦公廳的工作就是為中央服務,保証中央工作正常運轉。面對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中辦的工作也是千頭萬緒,百廢待興,但是歸根結底是撥亂反正和落實干部政策兩件事。

  關於撥亂反正,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辦公廳發出的第一份文件是關於停辦五七干校的通知。接著又發出第二個文件,關於恢復電話39局的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39局被劃歸警衛局作為該局的一個處級單位,現在要回到北京市電信系統,多數人不願脫軍裝,顧慮待遇下降,為此要做細致的思想工作,講政策,講形勢和電信事業發展前景,還要算細賬到每個人頭,指出39局回到電信系統后,職工工資加上獎金和各種福利,不存在待遇降低問題。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中辦的調研機構“后樓”即被誣為“爛攤子”而撤銷,歷史証明這是完全錯誤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后,為了適應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在鄧小平和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等領導人的關懷下,決定在原中辦秘書局研究室的基礎上,增調一批人員並與國務院研究室合並,成立中央辦公廳研究室。1979年4月,中辦研究室正式成立,中辦副主任鄧力群兼研究室主任。這是中辦的一項重大撥亂反正。

  十年內亂,文風不正。一些中央文件空話、套話連篇,政策互不銜接,政策規定和相關法律抵觸,文件沒有標題,一律是“通知”。轉變文風,規范發文制度也是一項重要的撥亂反正,是中央辦公廳秘書工作的主要職責之一。為此,從那時起“文件把關”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前沒有、三中全會以后新增加的一項經常工作。

  在“真理標准”學習的基礎上,9月,中央辦公廳在警衛局禮堂召開批判大會,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辦領導人的一系列錯誤。大會連續開了幾天,共有28位同志發言(有的發言是代表多人的聯合發言)。原“后樓”的一位同志發言指出,“文化大革命”前中辦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為敵我矛盾的49人,被關入監獄的10人,受各種處分的128人。中辦政治部的一位同志發言指出,原中央辦公廳主任、副主任楊尚昆、曾三、鄧典桃、龔子榮、田家英、李質忠、童小鵬全部被打倒﹔“后樓”共有干部59人,立案審查36人﹔正副組長10人一律被劃為“黑幫”。中辦研究室的負責人用了兩個半天作了長篇發言,結合中辦的實際在思想上進行了“撥亂反正”。

  當時,大量群眾上訪要求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中辦信訪局的力量雖一再加強仍然難以應付,后來胡耀邦決定從中央機關臨時抽調1000名干部參加信訪工作,認真聽取上訪人員的傾訴,並陪同他們返回原地,幫助各地黨政機關實事求是地解決他們的問題。隨后,又召開了全國上訪工作座談會,胡耀邦到會講話再一次強調要盡快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切冤假錯案平反。此后,上訪高潮逐漸平息。

  “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單位被“砸爛”,停止活動,房子被別的單位佔用,現在恢復工作卻無處辦公。例如中央宣傳部恢復后,就曾先后臨時安排在釣魚台國賓館和中南海新建的301號樓辦公。解決“文化大革命”中亂佔房子造成的遺留問題是當時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中南海裡的緊日子

  那時我國財政經濟十分困難。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新的八字方針。本來,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國國民經濟停滯、倒退局面已迅速扭轉,工農業增產,財政收入增加,為什麼還要提出新的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呢?主要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兩年沒有認識到十年動亂對國民經濟干擾破壞的后果嚴重,經濟建設還是急於求成,重大比例進一步失調。但是新的調整國民經濟方針提出后,全黨認識很不一致,執行也很不得力。

  國民經濟困難的嚴峻形勢,也反映在中南海內。那一段時間,中央召開各種會議,隻招待一杯白開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葉錢2角,沒有帶錢就記賬以后補交。這個規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中央召開小型會議,不安排住賓館或招待所,而是在中南海內擠,勤政殿、丙樓、152樓、202樓和警衛局大樓都住過各地來京開會的同志,楊尚昆從廣東來京參加會議也住過勤政殿。一幢房子既辦公又是招待所也是前所未聞。中央召開會議就餐收費也根據工資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無論與會人員還是會議工作人員,月工資百元以下的每人每日收4角,百元以上者則一律每人每日收1元。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1980年2月29日,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增選胡耀邦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關於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位同志請求辭職的決定》,決定免去汪東興的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常委、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的職務。

  五中全會后,1980年3月8日,中央書記處正式在中南海改建后的勤政殿辦公,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姚依林,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馮文彬、鄧力群的辦公室也隨之由丙樓搬到勤政殿。新的勤政殿是在拆除舊勤政殿后在原址興建的面向南海背靠中海、坐北朝南的一幢長方形平房,整個建筑呈“日”字形,房屋中間有兩個四四方方的院落,是 “五一九”工程的一部分。

  當時,胡耀邦家住北長街會計司胡同,和中南海只是一牆之隔,后來還打通了一個門,來往就更方便了。但是,他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就吃、住在勤政殿,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是在床上看當天的《人民日報》清樣,星期天也很少回家。作為總書記,日理萬機,每天要批閱大量文件,送給他的請示、報告,大多是當天處理完畢,從無積壓。疲倦時就由警衛秘書李漢平陪著去“海”邊散散步,如果天氣不好或晚間就在勤政殿內的過道裡轉上幾圈。他身上帶有“計步器”,每天堅持走路,並力爭達到萬步的目標,既是休息,也鍛煉了身體。不久,他倡議在勤政殿辦公的全體人員,要恢復過去的優良傳統,參加一點體力勞動,每星期六下午2點,他准時帶頭走出辦公室,和大家一起把勤政殿院內和周邊打掃得干干淨淨。

  胡耀邦特別注重調查研究。他經常外出視察,計劃要把全國2000多個縣、市都跑一遍,但這是很難實現的。因此,他去南疆視察時,不忘把西藏阿裡地委書記請到新疆,聽取匯報。他經常走到一個地方臨時停車,要當地干部匯報工作,和群眾拉家常,所以能聽到、看到很多真實情況。有一年春節,他路過一個縣委機關,臨時停車,發現這個縣的縣委機關紀律鬆弛,無人值班,受到他的嚴厲批評。還有一次在內蒙古,到一個牧民家裡做客,那家的女孩子歌唱得很好,近乎專業水平,引起胡耀邦的懷疑,七問八問,結果那個女孩子對這個家庭情況茫茫然,不得不承認她是從文工團臨時借來的。

  1983年1月,胡耀邦在一個專業會議上發表《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講話,宣傳和進一步闡述鄧小平關於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思想,提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准:是否有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這個講話沒有正式向下傳達,但是受到廣大干部的歡迎,講話要點不脛而走,廣為傳播。

  胡耀邦到勤政殿辦公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許多老同志被整或靠邊站,從那時起再也沒有來過中南海,他們可能有許多話要向書記處的同志傾訴,就決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開大門,歡迎老同志們來做客、談心。一個月以后,為慶祝五一勞動節,又正式以中央辦公廳名義發出請柬,邀請在京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參觀中南海毛澤東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擴大范圍,決定中南海每逢節假日對外開放,一下子消除了中南海在人民群眾中的神秘感,拉近了黨中央和群眾的距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盡管國家財政非常困難,但還是為廣大干部、職工調整了23年沒有調過的工資。1979年,我由行政17級調為16級,1981年,又調為15級。但是,中央領導人並沒有給自己調工資。胡耀邦仍然是行政5級,月工資隻有340余元。那時我作為勤政殿支部的組織委員,負責按月收黨費,胡耀邦堅持從他每月工資中拿出10元錢超額交黨費(當時規定工資百元以上按1%交黨費,他應交3.4元)。

  在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他講了一段很好的話,他說,兩個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他說:“我的水平並沒有變,那更是同志們看得很清楚的。因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的職務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隨即膨脹起來。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那個胡耀邦。”

  當然,胡耀邦也有因考慮欠周,失誤的地方,但是任何人隻要做工作,就不能要求他絕對不犯錯誤。胡耀邦在勤政殿日以繼夜,嘔心瀝血,一心為了國家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忙碌著。我很欣賞滿妹在她的那本《思念依然無盡》一書中給她父親的評價:“隻屬於黨,屬於人民,屬於工作,屬於勤政殿。”

  (摘自百年潮2011年1期)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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