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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學習觀——訪軍事科學院政委劉源上將

文世芳  汪文慶  2011年05月30日17:17


  編者按:劉少奇同志是我們黨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撰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對共產黨員應該如何向書本學習、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努力提高自己的修養,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影響了幾代共產黨人。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學習型政黨,為此我們訪問了劉源上將,請他說說父親劉少奇在學習方面的思想和故事,並就當前應如何加強學習的問題談點看法。

  “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

  記 者:毛主席曾經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請問這句話是毛主席在什麼情況下講的?有什麼特殊含義嗎?

  劉 源:這個說法我也聽過,毛主席肯定是這樣講了,而且講了不止一次。但是在哪一次講話裡講的,具體怎麼講的,就不是很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還重點批過這個話呢,但是毛主席並沒有否認過。毛主席說話有他獨特的語言風格,比較隨便、洒脫,也比較犀利、尖銳。他有些文人氣質,用詞文化味道很濃,如“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是不是說隻有彭德懷才敢橫刀立馬?不是,共產黨裡這種人多著呢。他只是表揚彭德懷敢打惡仗、能打硬仗,所以不能生搬硬套地去理解。“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比較押韻,比較順口,符合毛主席的說話風格。其實,他主要是表揚我父親思想進步比較快或者常能根據新的實踐出新的思想。並非三天不學習,真的就會怎麼樣。

  我覺得很多時候反而是毛主席學習得快,思維跳躍大,我父親和其他人緊跟,但老跟不上。說“三天不學習,跟不上毛主席”,可能更符合實際情況。父親1949年秘密訪蘇的時候,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說服斯大林,怕蘇聯對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接受不了。當時,蘇聯老說咱們是小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幫秀才領導一幫農民,其中有些甚至是地主的子弟。父親為此寫了1萬多字的匯報,解釋中國革命為什麼要走這條道路。最后,斯大林非常難得,連著批了15個“對”,並且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要說搞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我們是先生,你們是學生,但是你們超過了我們,學生超過了先生,我為這個跟你們喝一杯。父親說什麼也不肯喝這杯酒。但斯大林跑到父親跟前非得要他喝,所以父親象征性地喝了點,然后以祝斯大林同志身體健康為名把酒喝完。當時,斯大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表揚是非常高的評價。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父親和其他一些同志都還認為新民主主義符合中國實際、比較成功,毛主席就已經在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了。

  記 者:“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這句話,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下說的,但起碼說明了一個問題,少奇同志在實踐中不斷學習,善於學習,進步很快。

  劉 源:父親總是在強調實踐在發展,學習要跟上,這是他的一貫態度。他說,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跟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可是中國的實際是什麼樣子的?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所以認識也必須隨之不斷變化,不斷發展。而認識要跟上實踐的變化,就必須學習。

  認識到黨的理論素養准備不足,是父親強調不斷學習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在1941年給宋亮,也就是孫冶方的信中就指出:“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准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因此,中國黨過去的屢次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是在指導上的幼稚與錯誤而引起全黨或重要部分的失敗,而並不是工作上的失敗。”1948年12月14日,他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中,針對有的同志可能有“我不讀馬列主義的書不行嗎?以前我不讀這些書,也當了縣委書記、地委書記﹔我現在不讀,也能當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的想法,指出:“現在中國革命勝利了,不讀書,可不成。以前在山頭上,事情還簡單,下了山,進了城,問題復雜了,我們要管理全中國,事情更艱難了……因此,不是說勝利了,馬克思的書就不要讀了,恰恰相反,特別是革命勝利了,更要多讀理論書籍,熟悉理論,否則由於環境的復雜,危險更大。”

  父親根據親身經歷告訴我,他是在不斷學習中才慢慢走向成熟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實踐中不斷成熟,不斷發展起來的。他說:當時去蘇俄學習,生活上特別艱苦。但這還是次要的,最大的問題是俄語不大聽得懂。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是靠同學之間、老師之間辯論來學習。那個時候連詞語都非常初級,很多詞匯都是由日文翻譯過來的。當時學《共產黨宣言》扉頁上的那句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那時候的翻譯就是“全世界流浪漢聯合起來”。在中國,流浪漢好像是貶義的,“全世界流浪漢聯合起來”的表述恐怕不合適,不太符合中國的語言習慣。到底怎麼翻譯這個詞?為此爭得臉紅脖子粗。由此可見,當初的理論基礎何其薄弱與幼稚。

  父親說:我那幾個月就算是取經取回來了,難說到底學到多少知識。但是畢竟受到了革命的熏陶,畢竟有一些革命理論的武裝。然而,就那一點理論絕對不足以應付革命,更不用說幾十年革命了。靠的是什麼呢?靠的是長年累月不斷的學習、積累、修正。在那種情況下接觸革命的理論,那種情況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你不學習行嗎?

  父親敢於正視錯誤,通過總結教訓來學習。我印象特別深的有兩個地方,一個就是對於大革命的失敗,他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公開發表文章說我們犯了“左”傾錯誤的。他在1937年2月20日寫給張聞天的信中說:“我們關於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大革命的教訓,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點,就是我認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們還犯了‘左’傾的錯誤,尤其是在工人運動中……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第二個就是三年困難時期,他勇敢、坦誠地承認錯誤,這個大家都知道。

  之所以說領袖偉大,共產黨偉大、光榮和正確,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並不是說不犯錯誤,沒有失敗,而在於不斷學習,不斷糾正自己的錯誤,不斷追求真理,從而能夠在失敗中重新站起來,繼續走下去。如果共產黨不能不斷學習,糾正自己的錯誤,那麼不可能開創今天這樣大的局面。黨中央提出構建學習型政黨,實在很重要,很及時。現在是知識爆炸時代,中國又處在一個大變革、大發展的階段。各行各業的發展是斗轉星移、日新月異。枕著成就做美夢,老想當年是不行的。不學習,思想就會落伍,行為就會落后,就容易犯錯誤。所以,實踐在發展,知識要更新,思想要跟上。

  要真正學懂、弄通,抓住最核心、最本質的東西

  記 者:重視學習是思想和態度問題,但是還有一個學習什麼和怎麼學習的問題,這方面少奇同志肯定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請您給我們談談吧。

  劉 源:父親主要強調三個方面的學習,一個是向書本學習,一個是向實踐學習,一個是向群眾學習。

  對於看書學習,父親一生都在堅持。他從小就特別愛學習,整天抱著書看。而他在大家庭裡排行老九,所以左鄰右舍叫他劉九書櫃。少年時,父親陪洪姓地主家孩子讀書。陪讀以后,他廢寢忘食,學得比地主家的孩子還好。后來姓洪的人家就一直重點資助和培養我父親。父親大家庭裡排行第六的哥哥,參加過辛亥革命,有些進步思想,帶了一些進步書籍回家。父親如獲至寶,如飢似渴地汲取這些新思想。后來父親在學校學習,又參加了五四運動。他給自己取名劉衛黃,就是保衛黃種人的意思,從小就很有理想與抱負。

  參加革命后,雖然環境險惡,但是隻要有時間,父親總是手不釋卷。對於書本和文化知識的重要性,他的認識很明確。他曾說:有經驗是一個長處,但受文化和理論水平的限制,就不能有大的發展,碰到問題有的能處理得好,駕馭得了,有的就不能駕馭,處理不好。沒有理論,工作就是盲目、沒有前途的。沒有理論的人容易被“俘虜”,被人家天花亂墜的話所迷惑。

  對於向群眾和實踐學習,父親尤其重視。他告訴我,向群眾學習和向實踐學習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向實踐學習的過程,也是向群眾學習的過程。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舉例說:毛主席派我去安源煤礦時,我連井都還沒下過,煤礦是什麼樣都還不清楚。罷工起來了,我就當了代表。我連夜要礦工把情況說清楚,他們說,我就聽、記。實際上哪是我領導工人,是工人在領導我呀。這就是向群眾學習,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學習。革命領袖不是天生的,不是蹦出來就是領袖,他也是在學習中不斷成熟起來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群眾學習。

  父親在1957年5月17日接見北京地質勘探學院應屆畢業生代表時指出:“真正的知識是從實踐中來的。例如騎腳踏車和游泳,雖然理論上能講得很清楚,但如果自己沒有去實踐,還是不會騎,不會游。”

  父親對學習著重強調兩個方面:一個是深入淺出,一個是學以致用。他說:第一個就是要真正學懂、弄通,抓住最核心、最本質的東西,然后用最朴實、最通俗易懂的話表述出來。學馬列主義應該學原著、原文,而且要反復學,反復看,反復認識,加深理解。第二個就是學以致用,你在致用的過程中加深了自己的理解,也就是向實踐學習,反過來再回到書本上,再去總結它。

  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在實踐工作中,針對群眾的現實需要,然后再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方法,思考怎樣去結合。所以,毛主席、我父親、周總理、小平同志等的講話,雖然各有各的風格,有的旁征博引、風趣幽默,有的簡潔實在、開門見山。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明顯特點,那就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點出問題的關鍵,表明自己的態度,指出解決的方向。

  新四軍二師參謀長周駿鳴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一次少奇同志和李先念、陳少敏和我聊天。我問少奇同志,老說對立統一,什麼是對立統一啊?當時房子裡正好有一副對聯,少奇同志就指著對聯說,你看這就是對立統一。一個上聯,一個下聯,它是對立的,它們組合起來,加一個橫批,構成完整的對聯,這就是統一。他這樣一說,這一輩子我就記住了:任何事情都有對立的兩個方面,而且這兩個方面還是一體的,是不可分的。”

  前不久,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指出:當前,在一些黨政機關文件、一些領導干部講話、一些理論文章中,文風上存在的問題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現為長、空、假。他這個講話,可謂一針見血指出了問題。現在有些詞語,我都看不明白,更別說普通老百姓了。我們必須向老一輩革命家學習,抓住事物本質,用群眾語言,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說話、寫文章做到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短、實、新”三個要求。

  最核心、最關鍵的是堅持信仰

  記 者:少奇同志在黨員干部學習方面著重提出了黨員修養的問題,他當時主要針對什麼?起了什麼作用?

  劉 源:父親強調修養,主要是告訴黨內的同志怎麼自我要求、自我修煉成為一名合格的黨員。這個方面,毛主席也說過很多,如要整頓黨的作風等。但是從個人的品行方面來說,《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最系統的,也是比較早的。

  父親提出修養問題有很強的針對性。當時,共產黨到了延安,面臨新的任務和國共重新合作的新形勢。要說表現共產黨能夠接受新事物、為了民族大義能夠忍辱負重最明顯的,莫過於拋棄恩怨與國民黨再次合作,同仇敵愾抵抗日本侵略。土地革命時期,國民黨把共產黨殺得是血流成河。紅軍長征后,蘇區一個縣就被殺了成千上萬人。一時間,要求為了民族大義,摘下紅五星,換上青天白日徽,拋棄一切歷史恩怨,不計前嫌,需要很強的紀律性、很高的理論素養和個人修養。

  另外,當時大批的愛國青年學生不甘當亡國奴,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奔赴延安等共產黨的根據地。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鍛煉,很多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學生出身的新黨員大量增加,一方面壯大了黨的隊伍,另一方面也使黨的成分和思想狀況變得復雜起來。怎樣使知識青年尊重廣大群眾,怎樣使貧苦百姓正確對待知識分子,並打成一片,結合起來,這也是當時需要解決的另外一個大問題。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還跨越了國界,在國外產生了影響。古巴的卡斯特羅就要求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翻譯成西班牙文,他從六十年代就開始用了。據說現在印度共產黨、尼泊爾共產黨黨員也是人手一本。

  記 者:今天,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實踐變化特別大,社會發展特別快。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麼看待共產黨員的修養,特別是領導干部的修養問題?

  劉 源:在新的歷史大轉變時,黨和黨員應該怎麼轉變,新的血液進來后怎麼培養,新黨員應該怎樣嚴格要求自己,這些都是永恆的話題。隨著大量優秀分子不斷加入共產黨,告訴他們怎麼修煉自己,怎麼認識黨、認識黨的事業,怎麼堅定信仰,越來越重要。可能越在我們改革開放之中,越在我們蓬勃發展之時,我們的黨員就越需要有修養。

  過去面對各種復雜問題,為什麼共產黨都能解決好呢?因為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是一條心的。再大的問題,隻要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是一致的,絕對都能解決。我們現在也有一些社會問題亟待解決,比如貧富差距問題、住房問題、環境污染問題、醫保問題、勞保社保問題,但我相信隻要共產黨下定決心,站穩立場,得到群眾支持,就能解決。不是連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和記者弗裡德曼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效率和魄力也贊嘆和羨慕不已,提出讓美國做一天中國嗎?

  共產黨沒有什麼外力可以打倒,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以后中國要出問題就出在共產黨內。黨自身的問題才是最大的危險。所以我覺得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必須堅持信仰。對於領導干部而言,堅持信仰尤其重要。如果作為一個黨的領導干部連自己的信仰都沒有,或者說一套做一套,那怎麼領導群眾?作為黨的領導干部,信仰都不純,那說得不好聽,你不是騙人嗎?

  黨員干部的修養,光靠學習也不行,還得有正確的黨內斗爭。用搞運動的辦法搞教育、搞整頓、搞斗爭不行,我們吃過很多虧。但是廣泛教育、互相監督、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能丟了,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我們吃了大虧,就把孩子和臟水一塊兒潑掉。黨內的批評教育是我們共產黨可貴的東西,發現問題該處理的就要處理,該批評的就要批評。要發揚黨內民主,充分討論,包括允許爭論,不要搞庸俗的團結一致。

  最重要的是心口如一

  記 者:你們兄妹在回憶少奇同志時,常講到他對子女的教育是非常嚴厲而民主的。你們不僅經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並且能很快成才,這應該和少奇同志的教育有一定的關系,您能不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劉 源:我覺得父親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心口如一。他是怎麼教的,他也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他要求我們做的,他本人就是標杆。他也深深地疼愛自己的孩子,但是他知道怎麼去疼,怎麼去愛,他絕對不會嬌慣你、縱容你。在我的印象裡他甚至有些太嚴厲了。他認為嚴厲教育是一種疼愛,所以他要求子女必須接受鍛煉,學會和人相處。他這種教育是完全自覺的、發自內心的,並沒有想到后來會有“文化大革命”。但正是他的嚴厲教育,幫助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嚴酷環境下熬過來了。

  當然,對於他的嚴厲我們有時也不能接受,但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有了親身的體驗后,我們深刻理解到他的良苦用心。我們從小參加勞動,我7歲開始就住校了。所以到了農村,雖然比較艱苦,但是我能夠接受,而且認為大家都接受的我就必須接受,我應該比他們做得更好。

  父親對我們的學習,不是唯分數高低來評價。他跟我們這樣講:得5分當然好,誰也不能說5分比2分差。但是你們不一定非要得5分,當然也別得2分,3分可以,4分最好。讀書沒有必要為了5分就去死記硬背,我對你們的要求也不是讓你去考“狀元”,去考“探花”、“榜眼”,我是讓你們怎麼當好一個合格的勞動者。你們應該多向群眾學習,多向實踐學習。你們應該去做工,去多學本事。做工,我也並不是說讓你們必須做八級工,但是能夠去爭取好的,你為什麼不向好的方向努力呢?

  他支持孩子全面發展,但是並不鼓勵你一定去追求極致。繪畫、音樂等隻要你有興趣,他就非常贊成。他更多強調生活中的自理能力,跟大家融合、合作的能力。他反復教育我們怎麼和群眾相處的道理。他說:人是一種群體動物,你是脫離不了群體的,所以你一定要學會跟群體相處得更好。群體之中大家各有各的性質,怎麼可能沒碰撞,碰撞了以后你要能容忍,而且一定要經得住委屈和別人的誤解。在與他人交往中,你不要老佔小便宜,佔小便宜的人一定吃大虧。我的哥哥劉允若1955年在蘇聯莫斯科航空學院讀書時,由於和同學們相處關系不好,要求轉學轉系。父親針對他暴露出來的一些思想問題,連續給他寫了幾封長信,進行批評教育,一再強調與人相處的問題。

  然而,“文化大革命”時,有些人就反過來說了,批判父親提倡吃小虧佔大便宜。他說:我不是這麼說的,我說的是佔小便宜的人要吃大虧。我沒說你們去吃小虧,弄個大便宜回來。你吃點虧是好事,大家最后都覺得你這個人挺好,很信任你,這就是你得到的最大好處與便宜。“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才徹底理解了這個道理,在最困難的時候不就是人民群眾保護了我們嗎?

  記 者:少奇同志嚴格而民主的教育,客觀上促進了你們在“文化大革命”后迅速成才,但這肯定離不開你們主觀上的奮發努力。您能不能談談在那種殘酷的環境下,你們是怎樣克服困難堅持學習的?

  劉 源:“文化大革命”時,學生沒人管,大家都跟著一塊兒玩。孩子們都這樣,你要讓他上學,可能都不怎麼願意去﹔你要是真不讓他上學,那他可能天天趴在學校門口盼望上學。1966年,是我替北京四中幾位學長遞信要求取消高考的。11年以后,我又寫信給鄧小平同志要求參加高考。越是沒有學習機會的時候,越真正向往學習。停了幾年沒書讀,在這中間又挨批挨整的,就渴望知識了。開始的時候,我們有一種逆反心態,主要還是看反書,越不讓看什麼書越看什麼書。我也很認真地看《毛澤東選集》,我下放所在的山西省山陰縣白坊村的那些人說你難得啊,還看《毛澤東選集》。老實說,我看《毛澤東選集》有我的目的,就是別人用《毛主席語錄》批評我的時候,我得學會怎麼用毛澤東思想跟人辯論,為自己辯護。那時候借到一本書很不容易,一般就是借三天,看完了趕緊還。那樣的環境下,讀書有一種動力,真是如飢似渴啊。當時,別人貶低我們,我憋著一股勁,有強烈的自尊心和自強心,覺得要用實力來反抗,來証明。

  學習黨史實在太重要了

  記 者: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學習型政黨,學習黨的歷史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學習黨史,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您認為應當怎樣學習黨史呢?

  劉 源:歷史給人以智慧,給人以啟迪,毫無疑問,黨史更能這樣,所以學習黨史實在太重要了。黨史中包含有我們的經驗、教訓、功績,甚至信仰、理論。這些經驗、教訓、信仰、理論,是幾代共產黨人通過艱辛探索,千辛萬苦得來的,有些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是我們黨的一筆巨大精神財富和資政資源,我們必須好好珍惜它、利用它。

  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要通過考証、研究等努力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追求歷史的真實。但是對於廣大的一般學習者來說,歷史永遠是現實的,它一旦脫離了現實就沒有任何意義。學習黨史不是簡簡單單學習一些歷史事件和熟知歷史人物,而得跟現實進行對照,著眼於今天和未來,帶著問題去學習,去總結成功的經驗加以發揚,去探求失敗的教訓避免重犯。經驗與教訓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教訓比經驗更可貴。更好地把黨史中的經驗、教訓、感人的事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總結出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你們黨史部門,你們《百年潮》肩負的責任真的是很重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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