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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回顧

石廣生  口述  汪文慶  劉一丁  整理  2011年05月30日17:19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11日晚,我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代表我國政府簽署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隨后,我向WTO總干事遞交了江澤民主席簽署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批准書。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加入世貿組織,是中國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這一事件本身充分反映了中國政府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堅定決心,也充分體現了中國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姿態。從1986年正式遞交“復關”申請算起,談判經歷了15年的漫長歷程,其中值得回顧的事情很多,我扼要談談。

  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

  關貿總協定是一個政府間締結的有關關稅和貿易規則的多邊協定,它的宗旨是通過實質性削減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待遇,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關貿總協定於1947年10月30日在日內瓦簽署,並於194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確切地講是“臨時適用”,后來由於美國沒有批准《國際貿易組織憲章》,關貿總協定“臨時適用”了近50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正式取代臨時適用的關貿總協定,成為一個永久性的正式的國際貿易組織,協調的范圍從貨物貿易擴展到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等領域。

  中國是關貿總協定創始締約國之一。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擔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從關貿總協定中受益,於1950年宣布退出關貿總協定。應當指出,台灣當局雖然是根據關貿總協定規定的程序退出的,但是從1949年10月1日起,台灣當局已無權代表中國,其退出行為是非法的、無效的。於是在幾十年后,出現了所謂的“復關”問題。

  1965年,關貿總協定接受台灣當局派觀察員列席締約國大會的申請。1971年11月16日,第27屆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大會參照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精神,取消了台灣當局的觀察員資格。

  按照國際慣例,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關貿總協定的合法地位,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我國自主決定不參加,當時的考慮主要是兩點:一是覺得它還是一個富國俱樂部。當時聯合國成員有100多個,關貿總協定才四五十個成員,多數是西方發達國家,我們沒有必要去湊這個富國俱樂部的熱鬧。另外一點,它是搞市場經濟的,對當時中國來講,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1986年,中國決定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這又是為什麼呢?這絕不是哪一個人或哪一個部門心血來潮,也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把它作為推進改革開放進程的一項重大戰略選擇,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參加關貿總協定,中國政府開始重新認識關貿總協定的性質。特別是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對外經濟貿易活動日益增多,外經貿工作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不斷增強,迫切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國政府開始重視關貿總協定的重要作用。同時,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也不斷向市場化發展,使我們初步具備了加入多邊貿易體制的條件。1983年1月,國務院作出決定,申請恢復我國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經過一段時間的准備,我國於1986年7月10日正式提出“復關”申請。此后,中國開始了長達8年的“復關”談判歷程,由於少數國家的阻撓,中國“復關”未果。美國總統克林頓上台后,調整了美國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上的立場,談判進程有所加快。

  1999年,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作出了加快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戰略決策。歸根結底,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堅定決心。1998年新一屆政府一上任,形勢就很嚴峻,遇到全國水災、亞洲金融危機等重大不利事件。中國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影響,當年GDP增長7.8%,出口增長僅0.5%(當然,這0.5%也來之不易,當時黨中央和國務院為此採取了許多措施。我作為外經貿部部長,寢食難安,也使出了渾身解數)。在這種情況下,怎麼來保民生、保可持續發展啊?還是要靠改革開放,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重要突破口!當然,那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大大加快,也是我們加速談判的一個重要動因。

  正式談判的兩個階段

  中國“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可以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在此之前,我們還做了一段時間的准備工作。

  第一階段,從1987年10月22日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第1次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確定工作日程,到1992年10月。這個階段主要是審查我國對外貿易制度,由締約方判斷我國的對外貿易制度是否符合關貿總協定的基本要求。

  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雖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始終是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的,但直到1991年,市場經濟的概念在國內還是一個禁區。對於中國的經濟體制,我們說不清楚,他們也聽不明白。直到1992年初小平同志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10月黨的十四大通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議。談判第一階段的核心問題才迎刃而解。1992年10月召開的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第11次會議,正式結束了對我國對外貿易制度長達6年的審議。

  第二階段,從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是談判實質階段。具體談判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雙邊談判,一部分是多邊談判,兩者同時交叉進行。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進行的市場准入談判屬於雙邊談判,重點解決市場准入問題,涉及關稅逐步降低、進口限制逐步取消、服務貿易逐步開放等內容。多邊談判,即中國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的談判和起草過程,重點解決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中國在世貿組織中的權利和義務問題。隻有多邊、雙邊談判全部結束后,才能完成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

  當時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的成員一共是130多個,陸續提出來要和我們進行雙邊談判的一共37個,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必須和這37家都達成協議。37個國家差別很大。談判內容有的很簡單,比如冰島大使說,隻要解決幾種魚的關稅,就可以結束談判。最難纏的是美國和歐盟,后面我將專門講同這兩家的談判情況。

  在雙邊談判中,墨西哥是最后一個同中國結束談判的國家,時間是2001年9月。其實在此半年多以前,我們雙方就已經達成了協議,只是沒有公布,沒有正式簽字。這中間有一個比較曲折的過程。墨西哥商品和中國商品出口有沖突,因此它一度堅持永久對中國實行不合理的反傾銷措施,在有關反傾銷條款上提出特殊要求。我們當然不同意,雙方沒法談,僵住了。后來,墨西哥新總統上台,態度發生轉變。他派貿易和工業部長到北京,秘密找我談。這位部長提出,原則上同意中國的建議,但出於政治上考慮,中墨之間達成的協議暫時不能公開,也不簽字,墨西哥必須成為最后一個同中國結束談判的成員才行。我答應了。

  按照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的規定,一個國家提出加入申請后,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要專門成立一個工作組,一般稱:某某國家或地區(即申請方)工作組。主席一般選某一個國家駐世貿組織的大使擔任,感興趣的成員都可以成為工作組成員,多邊談判主要就是通過這個工作組的形式和架構進行。工作組的主要任務是起草加入世貿組織的法律文件,完成這項工作之后,工作組要起草一份關於這個國家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交給部長級會議審議通過,最后這個國家的部長簽署議定書后再向世貿組織的總干事遞交批准書,完成加入的整個過程。起初的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共召開了19次會議,后來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又召開了18次會議。每次會議期間進行的各種小型磋商不勝其數。工作組會議即多邊談判也很辛苦,中國談判代表團要來回穿梭北京和日內瓦。會上,中方要面對多方,同一內容,多家各有要求,充滿討價還價和基本利益的較量和斗爭。關貿總協定的工作組一開始是審議中國的外貿制度, 1992年10月審議結束后,開始談判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這兩份文件從無到有,最后形成正式的文件花費了近10年的時間,從十幾頁談成上百頁,不僅反映了談判的過程,也反映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有些問題開始談判時是重要問題,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迎刃而解了,比如,匯率並軌問題等,這種情況很多。

  在我們與美國和歐盟結束雙邊談判后,多邊談判成為重點,后面提到的農業國內支持、外貿經營權等等是多邊談判最后階段談判的難點,多年多邊談判中分歧較大的問題有:特殊保障條款和反傾銷條款﹔對中國履行議定書義務進行年度審議﹔有關紡織品保障條款的案文等。還要談關於外匯管制、國際收支、檢驗體制、關稅配額管理辦法等。少數WTO成員還隨時對中國不斷增加新的要求。更困難的是,與中國在雙邊達成的協議中沒拿到的東西,一些成員試圖要在多邊談判中取得。有時協議的一字一句,都構成利益關系,所以談起來又細又具體又認真,工作量很大。

  到了2001年1月,美國政府換屆之前召開了一次工作組會議,沒有任何進展,卡在農業國內支持問題上了。2001年6月,我們與美國就農業國內支持問題最終達成共識,多邊談判的最后障礙終於掃清了。2001年9月最后一次工作組會議,通過了中國的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鋪平了道路。

  談判的方針、原則和國內協調

  我國“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的15年談判,始終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決策和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我國曾先后兩次提出談判原則,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一次是1985年中國與關貿總協定秘書處首次就“復關”問題交換意見時提出的:第一,中國是“恢復”席位而不是加入關貿總協定﹔第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第三,中國隻能承擔相應的義務,享受相應的權利。另一次是江澤民主席在1993年提出的,即“關貿總協定是一個國際性組織,如果沒有中國的參加是不完整的﹔中國要參加毫無疑問是作為發展中國家參加的﹔中國的參加是以權利和義務的平衡為原則的”。 針對西方國家在談判中的高要價,中央還制定了“不急不躁,順其自然,因勢利導,水到渠成”的談判方針。在談判中我們深刻體會到,這些談判原則和方針對保障我國的基本權益極為重要。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是國際上公認的事實。這決定了我國隻能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貿組織,以享受不同於發達國家的差別和優惠待遇。但一開始談,發達國家成員就堅決反對,爭議很大。經過談判,雙方最終妥協,我們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確寫出中國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而發達國家成員同意“以靈活務實的態度解決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實際上的結果,就是我國在談判中承諾遵守規則,履行義務,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過渡期和相應的權利。

  對外談判是工作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國內的協調。當時國內在許多問題上認識並不一致,而且涉及到很多部門,因此國內協調的問題,比起對外談判來說,甚至更重要、更困難。為此,在1986年正式提出“復關”申請以后,國務院就成立了一個協調領導小組,組長由負責對外貿易的國務委員或者副總理擔任,第一任組長是張勁夫,以后陸續是田紀雲、李嵐清和吳儀,各個相關部門負責人參加。

  談判由外經貿部牽頭組織,但涉及到具體問題要和相關部門商量,相關部門也派人參加談判班子。因此,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嚴格來說是一個跨部門的由國務院直接領導的談判。外經貿部負責上傳下達,向國務院集中請示匯報和提出建議,並協調各個部門。談判代表團的工作由外經貿部歷屆部長直接領導,先后是鄭拓彬、李嵐清、吳儀和我,根據級別對等的原則,部長也直接談判。而擔任談判代表團團長的,先后是沈覺人、佟志廣、谷永江、龍永圖。我任外經貿部副部長時,對於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重大問題,參與集體研究,但不具體分管,牽扯精力不多。等到擔任外經貿部部長的時候,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大大加快,進入最關鍵的時期,我為此牽扯的精力就太大了,同時還要應對當時的亞洲金融危機,促進出口,吸引外資等,各方面事務都要操心,而且要謹言慎行,弄不好容易出問題啊!

  國內協調工作十分艱巨,但當時也有兩個很好的條件:一是中央領導都非常重視,尤其是到了最后關鍵時期,江澤民主席、朱?基總理都親自過問,重大問題都由中央和國務院直接決定。江主席態度非常積極﹔朱總理務實,敢於拍板,善於協調﹔中央和國務院其他主要領導同志也都十分關心和支持。二是各個部門都從國家利益出發考慮問題,對我們的工作都很理解、配合和支持。我和各個相關部門的部長們都合作得非常好,有事好商量。談判成功充分體現了團隊精神和集體力量,沒有相關部門的協調一致,沒有談判班子的齊心合力,談判也不會達到預期目標。每個參與過談判的人都為此作出了貢獻。

  中美談判和中歐談判

  上面已經談到,在雙邊談判中,美國、歐盟是最難纏的對手。美國是擺出一副代表世貿組織所有成員“領頭羊”的姿態來談判的,其要價最高,同其談判最艱苦,充滿了政治干擾,具有戲劇性。事實上,它的領頭羊地位是得到許多成員認可的。許多國家都在等待享受美國與中國的談判成果。因為每個雙邊談判成果都是適用世貿組織所有成員的。所以說,美國在和我們進行談判的時候,從某種意義上講,確實代表了世貿組織大多數成員在和我們談。歐盟要價基本上和美國一樣,但它又提出堅決不吃美國“剩飯”,同其談判也很艱苦且頗有戲劇性。

  在中美談判中,美國貿易代表說,美國的經濟結構和出口結構非常全,對於中國進出口的6000多個稅號的產品都有興趣,所以“我們都必須一個一個稅號談”。這完全沒有道理。就算美國經濟實力再強,也不可能6000多種商品都是強項。比如說,難道冰島產的那幾種魚、厄瓜多爾的香蕉、馬來西亞的棕櫚油等,也是美國的強項嗎?與美國實質性談判的第一個階段,就是打破它所謂“全面談判”的要求。一個一個地排除,最后剩下了4000多種產品。這4000多種產品,再加上它最感興趣的農業、銀行、保險、電信、分銷、汽車、電影進口等,構成了漫長談判的內容。

  1999年11月,中美談判進入到最后階段,美國談判代表團到北京來和我們談。經過這麼多年談判,好解決的都已經解決,沉澱下來的是雙方都互不讓步的幾個最難的問題了,所以談起來格外艱難。

  一是農業問題。主要是三個方面:第一,農產品的市場開放,包括小麥、大豆、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的進口配額,當時是有爭論的,大家要討價還價。第二,農產品出口補貼。各個國家都反對給農產品出口補貼,但實際上大家都在干,美國每年幾百億美元補貼自己的農民。第三,國內的農業支持。這個問題當時爭論最大,但在1999年11月的雙邊談判中尚未涉及,我將在下面多邊談判中專門講。

  二是資本市場的開放問題。經過1997年、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們看到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發生的情況,覺得絕不能讓其在中國重演。為此,我們堅決不承諾開放A股等資本市場和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三是保險業。中國人口基數大,13億人口,外國人最看重人壽保險這一塊。美國AIG公司的老總想在中國建立其獨資的人壽保險公司,老纏著不放,在美國找克林頓總統,在中國找江澤民主席、朱?基總理反復談,而且談起來就沒完沒了。我們堅決不同意,中央的方針很堅定,隻允許外國壽險公司以設立合資公司的形式進入中國,且外資股份不能超過五成,不能控股。現在想起來,我還有點后怕,如果當時態度稍不堅定,動搖了,沒談下來,現在AIG公司出了大問題,如果倒閉了,中國保民就要有大麻煩,搞不好一生的積蓄都沒了。

  四是電信業。由於牽涉巨大的行業利潤和國家信息安全,在談判中這也是我們堅守的一塊陣地。我們堅決要求外資在基礎電信領域持股不得超過49%,而且不能參與直接的操作。另外還有一條非常關鍵,不管是基礎電信,還是增值電信,信號都必須通過中國設在北京、上海、廣州的關口局出入,不能自行獨來獨往。美國在談判中強烈要求其通訊不通過中國的關口局,對此我們的態度堅決,堅持立場,因為這涉及到國家重大安全問題。

  五是銀行業,包括對外資銀行的開放地域、人民幣業務等。現在看起來,這個問題不是那麼嚴重,但當時我們看得比較重,把關比較嚴。

  六是汽車業。當時國內汽車行業非常擔心中國汽車工業加入世貿組織后會被沖垮。談判主要是三個問題,一是汽車進口關稅降低的水平和時間問題。一開始美國要求2005年進口關稅降到25%,我們不同意,隻同意2008年降到25%,最后達成妥協,2006年7月1日降到25%。二是2005年進口配額全部取消,但在三年過渡期內,仍可以有進口配額限制。因為配額隻有總量的規定,我們對3.0升以上的大排量汽車,多發配額,反正政府不讓用、私人用得起的少﹔而3.0升以下排量的汽車盡量少發配額,這樣在加入世貿組織后並沒出現汽車進口激增的現象。三是外國汽車公司進入中國隻能建立合資公司,持股比例不能超過50%。今天看來,最后一條對保証中國汽車工業的安全與發展至關重要。近幾年來中國汽車業不僅沒有垮下去,反而蓬勃發展,還帶動了汽車零部件產業的大發展,汽車銷量世界第一,這一條限制居功至偉。否則,外國汽車公司到中國建立獨資企業,車賣得又好又便宜,我們的汽車廠是難以承受的。

  七是反傾銷條款和特殊保障條款。美國認為,中國當時還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因此隻能拿第三國類似的商品價格確定中國的價格成本,由此判斷中國的出口商品是否存在傾銷。這對中國是不合理的。美國還要求永久這樣做,我們堅決反對,最后雙方妥協,雙方確定過渡期為15年,過期終止。特殊保障條款也是這樣,雙方確定過渡期為12年,過期終止。美國提出的特殊保障條款是指當美國受到中國某項商品激增,市場受到“擾亂”時,可以對我出口採取限制措施,但這種“擾亂”的定義和措施的使用在條款中是有嚴格規定的。現在看來,這兩條對中國整體出口影響並不大,每年受到反傾銷措施影響的商品在我國總出口金額中所佔比重很小,外國對我國使用特殊保障條款的就更少了。當然,對某項商品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甚至重要的影響,但我們可通過積極應訴反傾銷和採取同樣的保障條款應對國外產品,使其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總之,運用好世貿組織規則,我們的應對辦法還是有的。

  八是外貿經營權。我們承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三年后,實行外貿經營權自動登記,這也是我們改革的需要。但美國要求允許外國人在中國無商業存在(即不需要在中國設立公司)的情況下就能進行對外貿易,我們說中國人自己還沒享受這種權利,怎麼會給外國人呢?這一條現在看來也很重要,否則,外國熱錢會通過這個渠道源源流入。

  具體談判的核心內容主要就是上述八個方面。當然還有進口電影等問題。我們和美國人談判,不分白天、黑夜,沒個准點,美國人隨時來,我們隨時談,一共談了六天六夜。我記得,有一次深夜12點多,我正在用電話向朱?基總理匯報,江澤民主席來電話詢問情況。我說,江主席,你還沒有睡覺呀?江說:沒有,你們不也沒有睡嘛!我把情況簡要匯報了。一會兒,朱總理又打來電話,說江主席讓咱們連夜開會,研究談判中遇到的問題。這樣,凌晨一點半,國務院召開會議,朱總理主持,主管的國務院領導和一二十位相關的部長都來了,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研究,一直開到凌晨三四點鐘。會后,我趕回外經貿部,五六點鐘接著談判。當時談判實際上就是連軸轉。那時候我60歲,龍永圖同志比我小幾歲,還都能撐得住,一直沒有回家,就住在辦公室,真是茶飯不思,實在太困了就瞇一下。

  所有這些問題的最后談判方案,不是哪一個部門哪一個人說了算,都是由國務院,甚至是中央決定的。我一直說,到了這時候,外經貿部已經起不了決定性作用。最后朱?基直接參加談判,也是按照中央和國務院討論決定的方案談的,最終結束了談判。

  我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執行中央確定的方案,運用技巧把它談成。這也很不容易。難在哪兒呢?你得堅持原則,守住底線,該說硬話的時候要敢說硬話,但又不能把人談跑了,跑了就不好收場了。中央的方針還是要爭取談成的。這種分寸如何拿捏,要靠臨場的判斷,這是我們最傷腦筋的。當然,在談判過程中,能多爭取一點就多爭取一點,這也是我們的職責。

  11月15日,我和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在北京簽署中美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結束了中美雙邊談判。

  在經歷了驚心動魄、峰回路轉的中美談判之后,當時輿論普遍認為,中國可能在1999年內加入世貿組織。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中歐談判的艱難出人意料。問題出在哪?關鍵是歐盟產生了和美國攀比的心理。美國固然財大氣粗,但歐盟覺得其15國的經濟總量比美國還大,也是不可等閑視之的力量。時任歐盟貿易委員的拉米,現在是世貿組織總干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認為自己的民族優越和具有獨立性格的法國人。他跟我們講,打個比方,在一個晚餐會上,你不可能把請美國人吃的菜單,同樣請我們吃一遍,我們絕不吃美國人的“剩飯”。不能說歐盟的要求毫無道理。但是,對於我們來講,在和美國談判之后,實在沒有什麼可讓步的了。我和拉米說,你這就不現實了,中美達成協議已經很不容易了。但拉米不為所動,還是堅持不吃“剩飯”那一套。

  就這樣,我們與歐盟的談判僵持了好幾個月,最后歐盟談判代表團到北京,又和我們談了五天。不過,同歐盟代表團的談判,隻在白天進行,晚上不談,這是歐洲人和美國人的區別。

  怎麼辦?我們反復琢磨,大的問題肯定不可能讓步了,就多批幾家他們特別關注的保險公司、銀行吧,這對我們影響不大,但面子上也還是給了歐盟,最終把問題化解了。

  真正讓人擔心的農業問題

  結束與美國、歐盟談判后,一開始外界都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應該很順利了。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談判又持續了一年多,卡在多邊談判中的農業問題上了。

  農業問題爭論的焦點是國內對農業支持的額度。按照世貿組織規定,發展中國家對本國農業的最高支持額度不能超過本國農業生產總值的10%,發達國家不能超過本國農業生產總值的5%。一些發達國家要求中國一定要遵守對發達國家的要求,也就是不能超過5%。我們明確要求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這個意義是非常重要的。2001年的時候,我們國內的農業生產總值22000億人民幣,如果按照10%的標准的話,我們就能夠使用2200億支持農業發展,如果按5%算,隻能不超過1100億。當時我們國內對農業的支持欠賬太多,不到500億,還遠遠不到1100億這個規模。一些發達國家拿這個理由卡我們,說你們的實際支持還不到4%。但是我們必須要這個權利,因為隨著我們國家財政能力的增強,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一定會越來越大,需要為今后發展留出一定的空間。中國如果讓步,讓出的就是未來中國農民的利益。

  因為這個問題,談判一度停頓長達半年之久,一直到了2001年上半年。當時世界一片悲觀,認為中國已經加入不了世貿組織了。那一段時間,為了消除這種悲觀情緒,我不斷對內對外發表談話,反復強調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只是時間問題。我沒有撒謊,時間到底多早多晚並沒有說個准數,但給人的印象是中國政府很鎮定,對加入世貿組織充滿信心。不這樣不行,你要是先慌了,國內就沒有信心了,國人也會失望,世界就更沒有信心了。

  這個問題最后怎麼解決的呢?得益於2001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APEC貿易部長會議。這個內容雖然是多邊談判,但關鍵還是美國的態度,一旦中國和美國達成共識,估計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國家也不會反對,事情就基本解決了。當時的情況是,美國不敢主動找我們,我們也不想主動找美國,都怕被對方認為是自己一方先妥協了,結果問題就晾在那兒了。老天爺幫忙,2001年在上海召開APEC首腦會議,在此之前先開貿易部長會議。時任美國貿易代表、現任世界銀行行長的佐立克參加了這次會議,他被譽為談判桌上的“計算機”,頗有戰略眼光。6月8日,我向他建議,咱們晚上秘密談農業問題,不讓任何記者知道。這樣的話,談成了皆大歡喜,談不成,下一次還可以再來。否則,一旦沒談成,記者大肆炒作,搞得中美關系破裂似的,問題就大了。

  當天晚上,佐立克如約悄悄來到我們住的飯店。一開始,佐立克說,我讓一個點,中國對農業的最高支持額度不能超過農業生產總值的6%。我一聽,馬上擺擺手,咱們別來這個,我的要求是10%,不能從5%開始。從5%開始,看起來好像都是你在讓步。如果這樣談,咱們就到此為止吧!佐立克也想談成功,不斷加碼,我則是始終不同意,免談。當他抬高到7%的時候,我說,看你也想談成,我更想談成,但是我的權限就是10%,這樣吧,降一個點,9%怎麼樣?我這可是冒政治風險的,和你達成協議以后,全國人大很可能把我撤職了,下次就不是咱倆談了。他說向國內請示一下。電話打完以后,他說,就7.5%吧。我說,肯定不可能,咱們先休會,你們再商量商量,我們中方就到此為止了,9%已經是冒著政治風險了。休會的時候,我們參加談判的同志都會意地笑了,談成終於有望了(當時中央給我們定的底線是7.5%以上)。我說,現在要爭取最好的結果。休會結束了,佐立克繼續堅持7.5%,我說,仍然不可能, 9%我已經冒著這麼大風險了,我也不想請示了。他接著向國內請示,回來說8%怎麼樣。我看差不多了,就說:看你這麼有誠意,我再冒一次政治風險,降0.5%,就8.5%吧!最后雙方握手達成共識,中國對農業的最高支持額度不超過農業生產總值的8.5%。其實這已經接近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了。

  第二天早晨,我坐飛機到煙台,在飛機上琢磨,必須搶在佐立克之前,跟拉米通通氣,萬一他刁難,又說什麼不吃美國人“剩飯”,制造點麻煩,就不好了。下飛機以后,我趕緊給拉米打電話。他秘書說,拉米現在正在從美國飛回歐洲的路上,下了飛機以后馬上回電話。到了下午五六點鐘,拉米果然來了電話。我把中美達成共識的情況向他作了介紹。他表示高興。這一下,我心裡踏實了。

  為了讓這個共識盡快讓世界各國知道,以消除國際上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悲觀情勢,一到煙台我就寫了半頁紙的消息,立即交給新華社。新華社馬上發了出去,五分鐘之內全世界各大媒體都進行了報道,標題是“石廣生宣布中美已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多邊談判的遺留問題達成全面共識”。后來,聽說新華社報道這條消息的記者得了新聞一等獎,我碰到他,和他開玩笑,說這個獎應該是我的,消息是我寫的,我給你的新聞,大家哈哈一笑。

  三次政治干擾

  雖然世貿組織是一個貿易組織,但是在吸納誰成為世貿組織成員的時候,往往會有很多政治因素參與其中。國際政治風雲變幻,不能不影響到我們“復關”與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這樣的事情很多,其中有三次大的政治干擾,每一次都使我們的“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之路陷入困境。

  第一次大的政治干擾,是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在此之前的談判,應當說是很順利的。當時,美國的主要對手蘇聯還沒有解體,而且基本沒有進行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而中國的改革從1978年以來已經進行了不少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看好中國的改革前景,中國雖然在很多方面沒有達到關貿總協定的要求,但它們還是想把中國吸收進去。

  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之后,風雲突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對華實行經濟制裁,把阻止中國“復關”作為其中重要內容,以前談的全部推翻,中國工作組的工作中斷了一年十個月。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我們不僅僅把恢復關貿總協定地位看成是一場恢復國際外交和經濟地位的談判,更看成是打破當時西方對中國圍堵和制裁的重要政治舉措。當時,中央領導同志親自做工作,李鵬總理出面給關貿總協定所有締約方的政府首腦寫了信。由於李鵬總理的信,再加上我們做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中國“復關”談判在1991年下半年恢復。

  第二次大的政治干擾發生在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訪華和1999年4月朱?基總理訪美期間,因為美國國內政治的原因,兩次計劃簽署協議都最終沒能實現。1998年克林頓訪華,本來是想把中美達成協議作為他訪華重要成果的。為此,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兩次來中國和我們談判。第一次談,我們明確提出,到底美國想不想達成協議,想達成就好好談,不想達成就算了。巴爾舍夫斯基表示想達成。第二次談,談判取得了重要進展,雙方進一步努力,可以達成協議。我們建議簽字,她說等克林頓到達訪華的第一站西安時再說。結果,克林頓訪華期間,美國國內吵翻了天,美國國會很多人指責他不應該訪華,簽協議是給中國人送禮,等等。克林頓騎虎難下,但是他不能不來華訪問,於是他採取了一個策略,隻要訪華,本身就是成功,其他什麼都不干。自克林頓抵達西安后,巴爾舍夫斯基在北京和我們的談判就越談越遠,條件越來越苛刻,我們知道沒戲了。

  1999年4月朱總理訪美,雙方已經接近達成一致,但美方錯誤判斷形勢,覺得國會不能通過,美方又錯過了簽字機會。但是隨著朱總理在美國各地的訪問,宣傳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美方為了消除其國內的反對聲,單方面公布所謂的“中美談判清單”(實際是美方向中方的要價清單)后,美國企業界反響很大,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談判結果,非常支持。此時,美方態度又發生轉變,當中國代表團即將離開美國的時候,克林頓打電話給朱總理說,能不能把談判班子留下來,作一點最后的修飾,就可以達成協議?如果時間來不及也可馬上到北京去談。朱總理說,我主張到北京去談。結果,中國代表團回到北京的第二天,美國談判代表團就趕來了,但美方仍堅持高要價,談判未果。

  第三次大的政治干擾是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決定終止中美雙邊談判。

  這一階段,克林頓多次給江澤民主席打電話,表示炸館是個誤會,向中國道歉,建議重啟雙邊談判。接電話的時候,我一般都在場。江主席說,在當前中美關系的氣氛下,在炸館事件沒有妥善解決之前,中美再談世貿組織雙邊協議是不合時宜的。每次通話,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江主席都如是回答。這種狀況持續了好幾個月,一直到9月在新西蘭奧克蘭舉行APEC首腦會議,鑒於炸館事件基本上得到處理,美國賠償、道歉基本到位了,中央決定在奧克蘭首腦會議中美元首會見的時候重啟談判,條件是必須給予中國無條件最惠國待遇。那時候美國國會每年都要審查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牽扯了我們大量精力,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一個大問題。克林頓表示同意,承諾盡力說服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

  奧克蘭APEC首腦會議期間,有一個有意思的小插曲,反映了當時中美關系的微妙之處。APEC會議期間,中美兩國首腦會面禮儀是有講究的,一般來講是輪流到對方住的旅館看望,這次你來看我,下次我來看你。但是,此前一屆馬來西亞吉隆坡APEC首腦會議,克林頓沒有參加,代表美國參加的副總統戈爾看望了江主席。這樣,到了奧克蘭會議,究竟誰主動看誰,就很微妙了。按照美國人的理解,應該是江主席看望克林頓﹔按照我們的理解,戈爾是副總統,上次不能算數,這次應該是克林頓來看望江主席。因為當時中美關系十分微妙,就格外講究禮儀。東道主新西蘭為難了,后來精心安排中美雙方元首都到新西蘭總督府會面。到總督府會面,誰先到誰后到仍是個問題。但新西蘭人安排得很巧妙,中間一個會議室,錢其琛副總理領著我們坐在一邊,美國人坐在另一邊。會議室兩邊是休息室,兩國元首分別在那裡休息。預定的時間到了,江主席和克林頓同時從休息室走出來,在樓道裡見了面。這樣,禮賓的問題就這樣妥善解決了。

  當時美國人很急切,看到中國同意恢復談判,巴爾舍夫斯基就向我建議雙方宣布達成協議。我說,你要現實點,你完全同意中方提出的方案,我可以簽,不然江主席問我,咱們的要求美國都答應了嗎?我沒法回答。事實上,美國人就是想向外界表示中美關系緩和了,與中國問題解決了,可我們是要達成實實在在的協議,不能這樣做。

  改革促入世,入世促發展

  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經濟發展具體起什麼作用,利弊得失究竟如何,這是人們普遍關注和爭論的問題。中央當時分析,無論是“復關”還是加入世貿組織,都有利有弊,但總體上利大於弊。今天看來,中央的判斷是正確的。有人說我們自己搞開放不就行了嗎?何必非要加入世貿組織呢?實際上這已為客觀條件所不允許。經濟全球化誰也回避不了,要不你主動順應潮流,把握自己,趨利避害,要不你逆流行事,那就可能會被潮流拋在一邊。這恐怕是多年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給我們的最深刻啟示。

  加入世貿組織給我們帶來的挑戰,主要有兩個:一是給國內企業帶來的挑戰。市場開放了,國外企業和商品更多地進入中國,肯定會有沖擊,特別是對那些技術落后、規模小、經營管理水平低的企業更大一些。但是這個挑戰是遲早要面對的,在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下,中國企業不可能關起門來發展,必須要走向世界,學會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在競爭中做大做強。人們曾經擔心,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的汽車工業和服務貿易是否頂得住沖擊。但實際上,這些方面都沒有造成重大沖擊,反而促進了它們的健康發展。二是對政府的挑戰,這才是最大的挑戰,政府經濟管理的體制、思維、工作方式都要相應變化,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盡快提高駕馭市場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這幾年,我們對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機遇把握得很好,既促進了改革,又加快了發展。概括來講,我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促進改革開放,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為適應世貿組織規則,我們相應修改了3000多個法律法規,同時法律的透明化程度大大提高。這實際上是改革,是在“革政府的命”。如果沒有世貿組織規則逼著,不能說我們不能這樣改革,但步伐肯定要慢很多。二是我們市場對外開放,同時外國市場對我們也開放,能夠享受到成員之間的最惠國待遇,這就大大擴大了我們的發展空間。幾年來,外貿進出口和引進外資迅猛增長,對於拉動GDP和稅收增長,推動產業升級,擴大就業,起到了十分明顯的作用。同時,超過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也是我們今天防范金融危機的一道重要的防火牆,同時也提高了我們要求改革國際金融體制的底氣。三是可以參與制定規則,在國際上發言權更大了。現在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正在進行,中國的發言很有分量,這將有利於維護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應有的權益,提高中國對多邊經濟事務的影響力。四是一些市場經濟的新理念由此深入人心。“雙贏”大家接受了,平等競爭大家也接受了,法治經濟大家也接受了,等等。這都有利於我們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時間真快,現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經八年,我也退下多年了。但每當回憶這段往事,心情總是激蕩和不平靜。我一輩子學習和從事了近五十年的外經貿工作,有幸在我擔任部長期間,中國完成了加入世貿組織這樣一件大事,是我最大的幸福和自豪。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決定順利獲得通過時,那麼多國家的部長向我表示對中國的祝賀,我心情非常激動,真是為國家的富強感到由衷的幸福和自豪,我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為了紀念這一歷史性的時刻,我至今仍留著當時簽字用的筆和入場証。至於說到成就,我總認為,這不僅僅是外經貿部一個部門的成就,而是屬於國家的。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和改革開放促進了談判進程,是綜合國力的提高為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奠定了物質基礎。至於對我個人以及談判團隊的評價,我認為這並不重要。在談判過程中和加入世貿組織后,有許多國人對我們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我們為國家辦了大事、好事,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始終把它當成是對我們工作的肯定和鼓勵,其實,這種高度評價對我們也是過獎了,因為各個部門在改革開放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只是分工和肩負的任務不同而已。至於一些人由於對談判的背景、內容了解不夠,從不同角度的認識和理解不同,認為我們談判讓步過多,甚至激言“賣國”,我認為應以包容的態度面對,最重要的是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是否起到了促進作用,這是我和我的同事們時刻關心和惦記的。

  (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7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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