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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系

閻明復  2011年05月30日17:20


  阿爾希波夫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華總顧問,從1950年到1958年在中國工作了8年。我同阿爾希波夫第一次接觸是在1955年夏。當時李富春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去蘇聯商談中國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阿爾希波夫負責安排李富春和中國代表團的活動。我當時為李富春當翻譯,同阿爾希波夫接觸較多。特別是有一段時間李富春身體不適,搬到莫斯科郊區原斯大林的別墅休息,阿爾希波夫更是經常去看望,關懷備至。

  1957年我調到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工作以后,在中央領導同志會見蘇聯同志的場合下時常見到阿爾希波夫。1958年,阿爾希波夫奉調回國,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1984年冬,我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正陪同20多位人大常委到四川、湖北視察。剛到重慶,當地人大的同志告訴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打來電話叫我立即返京,陳雲有事找我。我當天就回到北京,第二天到陳雲住所。陳雲對我說,阿爾希波夫將要訪華,他希望會會老朋友。陳雲要見他,所以要我談談他的情況。我說,中蘇關系惡化以來,阿爾希波夫從未發表過反華言論,最近又主動來華訪問,顯然是為了改善中蘇關系,了解中共領導人的看法。陳雲問了有關蘇聯的情況,我就談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況。第二天我又趕回重慶,但人大常委已結束在重慶的視察活動,乘船沿長江而下,途經宜昌赴武漢去了。於是我搭乘客輪趕到宜昌,同人大常委一同乘車去武漢。剛到武漢,當地的同志說彭真請我立即返京。於是我又連夜乘火車回到北京。彭真也是為了會見阿爾希波夫做准備,找我了解情況,並叫我出席了他和阿爾希波夫的會見。

  1984年以后,阿爾希波夫多次訪華,有些活動我參加了,但同他沒有深談。阿爾希波夫在中蘇關系正常化和進一步改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蘇聯解體后,阿爾希波夫當選為俄中友好協會名譽主席,多次訪問中國,他每次訪華我都參加一些活動。1996年5月阿爾希波夫應邀再次訪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稱號,並慶祝他89歲華誕。我出席了這個隆重的儀式。隨后又陪他到大連,接受大連市長授予他的“大連市榮譽市民”的稱號。

  1995年夏,我受鄧小平的女兒毛毛的委托,到莫斯科有關檔案館查找20世紀20年代鄧小平在蘇聯學習期間的檔案材料。蘇聯解體后各檔案館的檔案都公開了,在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和俄外交部的協助下,我們找到了不少材料。

  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我多次去看望阿爾希波夫。我請他回顧了中蘇關系發展中的一些問題,特別是他如何看待中蘇關系惡化的原因。在他的同意下,我作了記錄,有幾次談話還錄了音。以下是阿爾希波夫的談話記錄: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期間,蘇聯同中國的關系惡化后,我的處境相當險惡。赫魯曉夫不信任我,我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但是有些會議卻不讓我參加。當時我主管同亞洲國家的的經濟合作,同這些國家的關系密切,他們又不能不用我。勃列日涅夫時期我的處境好一些,因為在30年代,我同他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一起工作,我向他建議採取積極態度改善蘇中關系,他既不贊同,也不否定。后來發生了珍寶島事件,蘇中關系正常化當時已無可能。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羅波夫繼任,我向他建議改善蘇中關系,他肯定了我的意見,但可惜不久他也逝世了。1984年2月契爾年科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他接受了我的建議,決定派我訪華,以了解中國對蘇中關系正常化的看法並推動雙方關系的改善。蘇聯外交部照會中國外交部說,阿爾希波夫希望作為蘇聯大使的客人訪華。中國外交部回答說,阿爾希波夫是中國的老朋友,歡迎他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領蘇聯政府代表團訪華。聽到這個消息我喜出望外,中國同志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朋友。同年12月,我終於再次來到闊別已久的北京,會見了我的老朋友陳雲、彭真、萬裡、薄一波,同姚依林副總理進行了正式會談,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合作協議,為蘇中關系正常化邁出了一大步,特別是同老朋友的會見,更加堅定了我對改善兩國關系的信心。戈爾巴喬夫當政后,兩國關系有了進一步的改善。1989年他為了准備訪華並同鄧小平主席會談,委托我牽頭組織當年同中國事務有關的專家,包括外交部、蘇共中央聯絡部、遠東所的學者等,專門研究蘇中關系惡化的原因、后果和改善關系的建議。在討論中,我談了一些情況和看法。

  第一,根據兩國的協議,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了飛機、坦克、火炮和無線電工廠,提供了當時最現代化的儀器和設備、先進的軍械樣品,如飛機、坦克等。我們還幫助中國建立了生產潛艇的工廠和相應的基地。對蘇聯提供的設備,中國是用易貨方式支付的,軍工技術是用優惠貸款支付的。中國向蘇聯提供了某些戰略物資,如錫、錫精礦和鎢精礦等。中國還向蘇聯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費品。

  蘇中雙方對於執行各自承擔的義務都非常嚴肅認真。例如,1951年蘇聯企業向中國供貨嚴重拖欠。我報告了斯大林。之后採取了嚴厲措施,撤了十來名部長和副部長的職。此后,嚴格執行對中國的供貨協議便成了不可違反的法律。中國對於履行自己的義務也是持這種態度。這可以舉一例說明。50年代,蘇聯缺少可兌換的外幣,我們請求中國用外幣支付一部分我們供應的貨物。中國每年向我們提供1億至1.2億美元,這筆錢主要來自國外的僑匯。1959年至1960年,中國僑匯情況嚴重復雜化,便向我們提供黃金,由我們拿到國際市場出售,從而彌補了蘇聯外匯的不足。這些事實都証明雙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對雙方又是何等重要。

  第二,談談共同艦隊問題。我們並未提出共同艦隊這一特殊任務,然而,1958年赫魯曉夫不得不為此問題專程前往北京。尤金大使報告說,毛澤東表示:“由於發生一些極為重要的問題需要討論,他本人願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去莫斯科。但是,現在他因健康狀況無法成行。”收到這份情況報告后,赫魯曉夫決定最好由他本人訪華,時間定為1958年7月底到8月初。代表團成員有蘇聯海軍參謀長、我及其他同志。

  應當指出,在此之前,中國領導就已決定在華南地區建立一座大型無線電台。我們對該電台有興趣,因為它不僅可以使我們能夠向亞洲一些鄰國進行廣播,而且能夠同我們的太平洋艦隊保持無線電聯系。

  當時尤金大使在莫斯科,他見了赫魯曉夫。在談話中他得到指示:同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觸時,可以問問能否共同建設和使用上述無線電台。同時,指示他詢問一下蘇聯潛艇能否進入中國港口並在其中停泊。

  根據各種情況來看,尤金未能完全正確領會給予他的指示,而向毛澤東轉達成:我們對於利用中國的軍港感興趣。毛澤東把這種提法理解成是帶有侮辱性的,是對中國獨立、主權的侵犯。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像上面所說的他本人要去莫斯科親自澄清已經積累起的嚴重問題﹔也正因為如此,赫魯曉夫也才不得不前往北京。

  赫魯曉夫在同毛澤東會談中,很快就澄清了關於蘇聯潛艇進入中國港灣的問題。赫魯曉夫說,蘇聯大使把領導上請他轉達的指示理解錯了。尤金本來身體就欠佳,不時患病,聽到赫魯曉夫講這番話時,心臟病發作,好不容易才將他活著送回蘇聯。此后,他再也未能回到中國,他的大使職務實際上也就到此結束了。

  至於說無線電台問題,蘇方在會談中的立場是:因為我們想利用該電台,所以願意支付電台設備費用的50%,以換取在10年中使用該電台的權利。曾經設想,蘇聯專家應當同中國專家在電台裡一起工作。中國拒絕了這個方案。聲稱:中蘇關系是極其密切的兄弟般的關系,既然如此,中國人不想小裡小氣,如果蘇方想使用,中方准備無償地提供給你們使用的權利。稍后,中國人的確建成了這座無線電台,而蘇聯確實也使用過一些時候。后來,蘇中關系惡化了,我們自然也就停止使用了。

  第三,關於和平共處問題的嚴重分歧。在1958年夏天的會談中,和平共處成為主要問題。赫魯曉夫提出和平共處問題是蘇聯對外政策的基礎,請求毛澤東對此立場予以贊同和支持。毛澤東十分明確地對這一方針作出了否定的反應。他說,把和平共處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帝國主義政策的總路線是沒有根據的。帝國主義將繼續推行其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路線。 赫魯曉夫指出,鑒於當前已經出現了核武器,如果發生沖突就會導致巨大災難,所以和平共處是一個原則性的立場。他幾次重復這個論點,說話時顯得急切而沖動,令人感到毛澤東的態度已經使他按捺不住了。

  與此相反,毛澤東則顯得冷靜,不動聲色。毛澤東重復了他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論述的關於核武器是紙老虎,如果帝國主義發動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的世界大戰,帝國主義將被徹底打倒。對此,赫魯曉夫反應非常激烈。他說:你怎麼能這麼輕鬆地作這樣的假定呢! 我們在戰爭中犧牲了2000萬人,我們懂得這意味著什麼。你不了解什麼是核武器,而我了解,我看到了核武器的實際應用。毛澤東回答說:核武器是個紙老虎。總之,雙方圍繞和平共處問題的談話進行得非常尖銳、緊張,雙方沒有取得共識。

  第四,關於中國制造原子彈問題。從原則上來說,這個問題成了造成蘇中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55年,雙方簽訂了關於蘇聯協助中國制造原子反應堆以用於和平目的(發電)的協議。這項協議在很短時期內就實現了。中國建起了一座試驗性工業核反應堆和相應的研究所,該研究所安裝了當時最現代化的蘇聯設備,有最優秀的蘇聯專家在那裡工作,並將有關的科技資料與技術文獻交給了中方。中國付清了建設研究所的一切款項。1957年,中國提出要求蘇聯提供生產原子彈所需物質的技術。經過多次會談,蘇方終於讓步了,在中國開始建設加工鈾礦石的工廠。1958年,正當此項工程業已鋪開的關頭,建廠工作被停止了,設備供應也停止下來。參加項目的蘇聯專家無事可做。甚至連中方已付清貨款的設備也不供應了。問題在於,恰恰在這個時候,蘇聯政府提出了禁止生產和試驗核武器的倡議。蘇方請中國支持這個倡議,然而中國一直未予答復。1959年,用於核項目的設備供貨完全中斷了。

  在此以后,中國專家利用蘇方的圖紙與設備繼續自己研制原子彈。中國人很快就建立起以錢學森為首的科研所,從各高等院校最有才華的青年中挑選出成千名各行業的專家到該所工作。錢學森訪問過蘇聯,講過學,聽過他講座的蘇聯專家反映,他的專業水平非常高。蘇聯專家從他那裡學到不少知識。在錢學森和其他中國專家的努力下,中國的核工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到60年代中期就生產出核武器。總之,原子彈事件對於雙邊關系產生了極其令人痛心的消極影響。可以說,正是從此開始,中國人失去了對蘇聯的信任。

  第五,撤退蘇聯專家是另一個對雙方關系產生消極影響的事件。蘇聯專家對於新中國的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的每個部委都有蘇聯顧問組,由總顧問領導。總顧問通常是由在蘇聯最有權威的人擔任,往往是副部長或部務會議成員。在中國工廠裡,仿照蘇聯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師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蘇聯專家工作。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人數逐漸增加。蘇聯專家受到中國同志的充分信任。蘇聯專家手中的小紅本(身份証)實際上成為去任何單位的通行証。有一次發生了一件類似笑話的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幾個年輕的蘇聯專家(記得他們是從鞍鋼來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們出示小紅本后就進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們問清毛澤東的住處后,向警衛人員出示了小紅本,說他們想同毛澤東聊一聊。毛澤東最后接見了他們。后來我是從中國人那裡知道此事的。當我找到這些專家談話時,他們回答說:“怎麼也未料到毛親自見了我們”,“在談話中,我們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當時彼此間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據中國同志的提議,我有時出席中國政府的會議。1951年我奉召回國,向斯大林匯報蘇中合作協議執行的情況。在談話中,斯大林對我說:看來,你不必參加中國政府的會議,因為“這會使中國人難堪,一個受過壓迫的民族對這類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我未再出席中國政府的會議,但中國同志還是繼續發給我政府會議的文件。

  在工作中,蘇聯顧問總是強調,我們當顧問,就是做助手,提建議,沒有任何權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中國同志。一些蘇聯作者寫文章說,1960年蘇聯政府從中國撤退專家,是由於中國給專家創造的工作條件令人不能容忍,又根本不聽取他們意見引起的。這種看法有一點對,但並不是全對。

  蘇聯專家工作中的困難是從1958年中國採取“三面紅旗”的方針開始的。在這一方針的影響下,中國建設現代化企業的速度大大放慢,決定使用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傳統工藝。這方面的例子就是“小土群”煉鋼法。違反經濟規律和技術規程,無疑給蘇聯專家造成了困難的處境。在“大躍進”時期拋開了一切經濟規律,認為生產發展的主要動力不是物質利益原則,而是人民群眾的熱情。蘇聯專家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當然十分困難。此外,中國還取消了一長制原則,實行黨委第一書記領導制。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專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尋找對中國人施加影響的新途徑。說中國人是盡量有意識地為蘇聯專家制造令人無法忍受的困難,未必是妥當的。撤退蘇聯專家是我們方面施加的壓力,是對中國人不聽話的一種懲罰。撤退專家是蘇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也是它下令撤退專家的。赫魯曉夫要求一個月內撤完專家。為此,成立了特別委員會,由下述人員組成:外交部副部長普希金、鐵道部長、航空部長和我等。當時,在華專家大約1300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將近5000人,他們分散在中國各地。撤退專家用了一個月時間。

  這種“火速”撤專家的做法,遭到世界社會輿論的消極評論,當然,尤其受到中國方面的非常不好的反應。蘇聯撤退專家的主要理由是說當時蘇聯國內自己迫切需要這些專家。中國人說,他們理解我們的問題,但請求推遲撤退。例如,周恩來就曾要求推遲一年、一年半或兩三年撤退專家。然而,我們未予同意。

  第六,中斷經濟合作,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撤退專家還只是局部問題,蘇聯還採取了其他的更為嚴重的措施。1959年,我們提議中國重新審定同蘇聯簽訂的全部經濟合同。1958年雙方貿易總額為1.8億盧布。重新審定協議的結果,1959年雙方貿易額降低了35%。蘇聯停止了向那些在建工廠提供設備。

  1960年,由我和外貿部副部長庫梅金組成的蘇聯代表團赴華。我們訪華的目的是撤銷同中國已經簽訂的合同。這樣,我們就採取了國際慣例上沒有先例的行動,因為隻有遇到特殊情況,如爆發戰爭,才能中止國家間簽署的協議。1961年,蘇方主動撤銷了先前商定了的合作項目。此后,我們只是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項目補足了設備,其總量不超過原定水平的10%—20%。

  原則上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完全可以向我們提出巨額索賠,向國際仲裁法庭提起訴訟。但是,中國並沒有這樣做。1960年,周恩來在談話中講:“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讓我們大家都不要打官司,不要索賠,不要向仲裁法庭告狀。”在中國實際上同外部世界完全沒有接觸的情況下,中國同蘇聯間的聯系大大縮小,當然給中國的經濟帶來沉重的打擊。

  在上述談話中,周恩來建議我參觀中國的任何一家工廠,由我自己挑選,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要使館人員陪同。我表示願意看一些國防工業企業。我參觀了成都飛機制造廠,這是一個用蘇聯現代化設備裝備的企業。工廠維護得很好,但是車間裡人很少,實際上連一點削刨花都沒有。工廠領導人回答說:因為缺少原材料(過去是由蘇聯供應的),工廠隻開工一班。其實,工廠連一班也沒開,找些工人來上班是為了我來參觀而安排的。這只是舉一個例子,說明蘇聯縮小合作之后中國承受了何種困難。

  總的來說,可以同意中國人的說法:是我們蘇聯人最先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間的關系上。在中斷同中國的聯系上,赫魯曉夫的邏輯是與他中斷同阿爾巴尼亞聯系的邏輯一模一樣。

  所有這一切事件都為雙方關系增加了強烈的不信任因素。人所共知,1959年至1960年中國的糧食狀況惡化了,這也是由於“大躍進”造成的。我了解這方面的情況,1960年赴華前夕,我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提出,鑒於中國的糧食情況嚴重,建議向中國出售一兩百萬噸谷物。赫魯曉夫回答說:“唉!那些人何等傲慢!他們寧願餓扁肚子在地上爬,也不會好好向人求援。”但是,最終主席團就這個問題作出了肯定的決定,委托我試探一下中國人的態度。

  在談話中,周恩來對我說,中國國內情況非常嚴重,不少地區出現餓死人的現象。我表示,如果中國向蘇聯提出相應的請求,蘇聯是不會對中國的嚴重情況無動於衷的。周恩來立即理解了所作的暗示,對我講的話表示感謝,說領導上將集體討論上述主意。不久,周恩來答復我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自行去解決。

  1960年我訪問成都時,聽說陳雲也在那裡,於是提出希望會見他。雙方談話很坦率、真誠。陳雲說,蘇聯應當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防止決裂,要修補好兩國關系上已經出現的裂痕尚為時不晚。我指出,問題不隻在蘇方,必須雙方作出努力。

  關於同陳雲的談話,我當時毫不拖延地用密碼報給了莫斯科。回國后,我要求向蘇共中央主席團和赫魯曉夫本人報告中國之行的結果。過了幾天,在科茲洛夫主持下,主席團聽取了我的匯報。我講完后,大家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兒,科茲洛夫說,你建議召開主席團會議,我們召開了,聽了你的匯報,就到此結束吧。我再次要求單獨同赫魯曉夫談話,想向他轉達周恩來、陳雲談話時的真情實意,以及他們不想使事情發展到決裂的地步。為此,我曾請赫魯曉夫的助手安排這個會見。幾天后,赫魯曉夫的助手轉告我說:赫魯曉夫得知你的請求后,調閱了由中國發來的所有的密碼電報。他問道,你還想要作哪些補充匯報。我說想匯報我認為很重要的一些個人感受。過了幾天后,赫魯曉夫的助手給我打電話說:赫魯曉夫又重新看了從中國發來的密碼電報,一切他都清楚了,他已無任何問題需要補充了解,他認為沒有必要談了。

  第七,主觀因素對蘇中關系的惡化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特別表現在中國領導人對赫魯曉夫採取的否定態度上,同樣也表現在赫魯曉夫對中國領導人(尤其是對毛澤東)採取的否定態度上。

  這一點在1954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時已開始表露出一些跡象。當時,蘇聯已通過決議要實行“集體領導制”,因而去北京訪問的是起主導作用的“五位”——赫魯曉夫、布爾加寧、馬林科夫、米高揚、福爾採娃。中國人那時對此局面不大理解,例如周恩來就曾幾次問過我:誰是代表團團長?我也向米高揚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笑著回答說:也有人常問我這個問題,我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集體領導。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不得不自己去澄清究竟誰是代表團團長。結果在歷次談話中中國人最注意的卻是布爾加寧,他儀表堂堂,貌似知識分子的模樣,待人和氣。當時我已覺察到,赫魯曉夫也注意到了這一事實,所以他離開中國時帶著不滿意的情緒和被輕視的感覺怏怏而去。

  此外,1954年還發生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當時簽署了蘇中關系重要文件,簽字儀式以后,中國領導人設便宴招待蘇聯代表團。在宴會中,蘇聯代表相互間的打諢玩笑都翻譯給了中國領導人。

  赫魯曉夫向米高揚開玩笑說(米高揚代表蘇方簽的字):“喂,我們回家以后,我們要在主席團會議上好好地問問你:你在那裡都簽了些什麼東西?”蘇聯代表團成員都哈哈大笑起來,然而中國人的反應卻迥然不同。一向面孔嚴肅的毛澤東不笑並不奇怪,但更嚴重的是劉少奇、周恩來也沒有笑。從一切情況來判斷,中國人認為上述笑話表明蘇方對於簽署的文件有疑慮。

  當赫魯曉夫接著又說了一個笑話時,情況更加糟了。他說:“一個村警來找伊萬,問他:‘伊萬,你交稅了嗎?’伊萬回答說:‘交了。’村警說:‘那好,你簽個字吧!’伊萬就在紙上摁了個手印。第二年,又照樣辦了。第三年,村警同縣上的警官一起來了,問伊萬:‘你怎麼搞的,三年都沒有交稅?!’伊萬回答說:‘怎麼,我交了!’‘那好,那你再簽個字吧!’伊萬又摁了一次手印。他向窗外看了一眼,啊!村警和縣警官已經把牛拉出了院子。伊萬老婆對他說:‘哎?!伊萬,你摁了三次手印,就把三條牛給拉走了。’”這個笑話更使中國人覺得,蘇聯對於簽署的協議並不太滿意,有疑慮,可能是認為蘇聯吃虧了。

  在那次訪問中,還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插曲。根據赫魯曉夫的提議,由於蘇聯缺少勞動力,又簽訂了一個蘇聯從中國吸收一批勞動力的協議。會談時,講過中方可提供150萬個勞動力的問題。中方領導起草有關文件的是鄧小平。一次,我問他:這方面的文件准備得怎麼樣了?他回答說:“一切都很順利,很快就准備好。”然后,他很感傷地補充說:“又是中國苦力。上個世紀就有中國苦力,而現在又有中國苦力,不同的只是他們去的是蘇聯。”中國的其他領導人誰也沒有這樣說過。

  上述引進勞工協議執行得也不順利。第一批中國派出3.5萬名工人。他們都是些剛剛退伍的年輕戰士。把他們派到吉定有色金屬聯合企業去了。過去那裡是勞改營,把中國人都安排在木柵裡去住,當然重新裝修了一番,加上了保溫層,放上了雙層床。與此同時,我們在該廠的工人則仍然住在地窖裡,實際上同從前的犯人住的一樣。中國人吃的是他們習慣吃的大米、蔬菜,而我們的人吃的是爛土豆。這也引起了我們工人的嚴重不滿。其結果,中國人干了兩三年,然后回去了,就再也未引進中國工人。

  大家都知道,赫魯曉夫在向蘇共二十大作的公開報告中並沒有批判斯大林的內容。唯一公開批評斯大林的是米高揚的發言。中國人密切地注視著二十大的進程,立即譯出會議材料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此后,中共中央搜集了中共地方黨組織對於大會的意見並加以綜合。關於大會的反應,一般都立即通知給了我。米高揚發言以后,中共中央通知說:從幾個地方中央分局發來了反面意見,對於影射批評斯大林表示不理解,並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將上述意見轉達給蘇共中央。

  中國人對於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批判斯大林的反應更不好。首先,他們強調指出,他們不理解,蘇共未同各兄弟黨,首先未同中共中央事先商量,就採取了這種步驟。中國人著重指出,“斯大林不僅是你們的領袖,而且也是我們的領袖。他是我們意識形態的四個創建人之一。你們怎麼能這樣做呢?”

  當時流行過一個提法(最先是莫洛托夫提的):“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國人說,事先未同他們商量就開展對斯大林的批評,值得懷疑你們事實上是否真的堅持上述提法。

  蘇共二十大一開完,米高揚就對中國進行了工作訪問。毛澤東當時在杭州。米高揚從杭州回來后向我說:“我們同毛澤東談了一整夜,沒有睡覺,隻有喝茶時才停頓一下。我怎麼也說服不了他。我可以說,一生中這是第一次未能完成中央和政治局的委托。”

  蘇共中央主席團被迫作出一定的讓步。例如,由於中國人的堅持,我們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著名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957年4月至5月,伏羅希洛夫率領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中國,受到盛大歡迎,這引起赫魯曉夫強烈不滿。

  1959年9月至10月,蘇聯黨政代表團為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訪華,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當時,赫魯曉夫正在美國。蘇斯洛夫率領代表團於赫魯曉夫尚未離美之前,在9月底抵達北京。10月1日前,中國人安排了盛大的慶祝活動,持續了兩天。第一天周恩來作了報告,第二天外國代表包括蘇斯洛夫講了話。

  次日,中國人在人民大會堂設盛大國宴,有數千人參加。舉行宴會當天,赫魯曉夫乘圖—104專機由莫斯科到北京。他受到中國領導人的迎接,被安排在釣魚台國賓館下榻。赫魯曉夫剛一住下就聲稱他一定要講話,並命令葛羅米柯通知給中方。因為所有外賓均已講過話,中國人隻好建議他在宴會上講話。

  按宴會的安排,開頭先由毛澤東致簡短祝詞,結果是赫魯曉夫一到宴會大廳,立即就上台講話。同往常一樣,他離開准備好的講稿,開始即席發言。在講話中他大談在聯合國如何戰勝了帝國主義,講他同美國人的會談捍衛了和平共處的方針,講在美國如何維護了“我們共同的利益”,宣揚了“戴維營精神”。在講話中,他隻講了一兩句同中國有關的話。赫魯曉夫一共講了40分鐘,加上翻譯共用了1個多小時。

  中國人顯然沒有料到這個講話,完全不知所措了。赫魯曉夫講話后,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致詞。宴會結束回到住地(國宴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同赫魯曉夫等在中南海勤政殿進行了激烈會談。所謂“宴會結束回到住地”,應為“會談結束后回到住地”——作者注),赫魯曉夫大發雷霆。他提議代表團成員們到院子裡散散步,開始用最刻薄的語言諷刺中國領導人的立場。他說:“我在美國花了多大力氣來捍衛他們的利益,沒有想到連句好聽的話都沒有得到!”赫魯曉夫派葛羅米柯去見陳毅,轉達說:赫魯曉夫有急事要處理,不能照事先安排那樣去中國各地訪問了,因為蘇聯國內有急事。次日早8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來為赫魯曉夫送行,但無任何群眾代表。毛澤東也到場了。蘇斯洛夫率團留在中國。赫魯曉夫沒有從北京飛回莫斯科,而是去了海參崴,然后又去了新西伯利亞。中國人明白了赫魯曉夫原來並沒有任何“急事”。實際上,他“摔門”離開了中國,對中國人給予了極大的侮辱。此次訪問之后,兩國在各個領域的關系開始急劇惡化了。赫魯曉夫回到莫斯科后,召開了蘇共中央擴大全會,出席會議的有1000多人。他在講話中稱毛澤東為“老套鞋”,中國人獲悉了此事。

  蘇聯對華關系中出現許多復雜情況,是因為我們不了解中國人,不了解他們的心理。例如,我們曾經決定在旅順口為俄國海軍大將馬卡洛夫建立紀念碑,也曾向中國人試探過他們對此的態度。中國人受到了極大侮辱,他們說決不容許在中國土地上給一個侵略中國的人立紀念碑。

  總的來講,主觀因素對於當時蘇中關系起了巨大作用。莫洛托夫對我講過,整個人類歷史都証明一個事實,即隻有個人間的關系決定著社會關系,決定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決定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他的這個提法,也許在蘇中關系的領域中充分証實了其正確性。如果試圖探究50年代哪些因素影響了蘇中之間的關系,那麼,可以指出下述幾點:

  曾經存在過一些重要的客觀因素決定了兩國關系的密切程度。這就是: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相同。中國是個工業欠發達的國家,需要蘇聯的幫助。同時,我們之間還有一個共同的敵人——美國、日本、帝國主義勢力。

  上面講過,我們已經為中國產品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大市場。同時,對於我們來說,中國人也是一個最有利的伙伴,因為中國當時也是我們能夠向其大量推銷蘇聯高加工產品(機床、設備等等)的唯一的一個國家。我們同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都不如同中國的貿易這樣有利。

  中國人實際上接受了我們的國家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體制。對於當時來說,這個體制是發揮了作用的。

  我們為中國的工業化創造了條件,協助他們發展了國防工業。

  1958年,中國開始走向世界市場,例如在戰略物資貿易方面,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自主性。

  但是,有必要強調指出,所有這一切客觀因素都被許多主觀因素罩上了陰影,而經濟聯系終於成了政治關系的犧牲品。

  (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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