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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出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關鍵的一步——王漢斌訪談錄

本刊特約記者  2011年05月30日17:30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加快立法成為國家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而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立法工作幾乎是從零開始的。197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法制委員會,由彭真同志任主任,主持立法工作。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修訂和起草了選舉法、地方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個重要法律,並於7月1日由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從此,國家告別了“無法無天”,邁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關鍵的一步。鄧小平同志說,由此“全國人民都看到了嚴格實行社會主義法制的希望。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

  血的教訓使我們懂得了法制的重要

  記 者:漢斌同志,您從1979年起就從事立法工作,長達20年的時間,親歷了我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實踐,並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您能談談新時期民主和法制建設是如何起步的嗎?

  王漢斌:這個問題,要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說起。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戰略轉折。這次會議總結歷史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並著重提出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會發生?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被破壞了。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代,林彪、“四人幫”一伙和極少數壞分子,還有一些上當受蒙蔽的人,想抄誰的家就抄誰的家,想抓誰就抓誰,想關誰就關誰,不經任何法律手續就把人關進監獄。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同志都得不到法律保護,給他挂牌子、公開批斗,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恥辱,也是共和國的恥辱!“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又豈止劉少奇同志一個!全國整死了多少人呀!這是歷史的悲劇。人們不會忘記,也不應該忘記。

  總結這個教訓,最根本的還是一個制度問題、法制問題。所以,鄧小平同志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是總結十年動亂的沉重教訓得出的深刻結論。

  記 者:鄧小平同志講制度問題的重要性,的確非常深刻。那麼,制度和法律是什麼關系呢?

  王漢斌:鄧小平同志還講了兩點,一點是:“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另一點是:必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極為重要的指導方針。鄧小平同志這裡講的法制,包括制度化和法律化兩個方面。制度和法律是密切聯系的,制度是制定法律的依據和基礎,人人都必須遵守的制度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董必武同志在上世紀50年代也說過:究竟什麼叫做法制?“我們望文思義,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他還說,實行法制,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這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完整含義。鄧小平同志講的法制和董必武同志講的法制,含義是一致的。

  我看,鄧小平同志的上述論述,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核心內容,也是基本的指導方針。

  記 者:這是鄧小平同志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科學結論。那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國法制建設的狀況如何呢?

  王漢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對法制建設不夠重視,但也不是完全不重視,也做了一些工作。新中國成立之時,制定了《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特別是《共同綱領》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隨后,制定了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等。1954年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並制定了選舉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等國家機構的法律,還相繼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公安派出所組織條例、逮捕拘留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和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關於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暫行規定等一些法律、法令。那個時期,還是注意制定一些必要的法律的。當時毛澤東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憲法和法律比較重視,開會時常問:這麼做是不是符合憲法?1956年,鑒於斯大林嚴重破壞法制的教訓,劉少奇同志在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要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他還說:為了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生產的利益,必須使全國每一個人都明了並且確信,隻要他沒有違反法律,他的公民權利就是有保障的,不會受到任何機關和個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國家就必然出來干涉。就是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進行斗爭,也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制。在劉少奇同志主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抓緊了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的起草工作。到1957年6月,刑法草案初稿起草了第22稿,發給全國人大代表征求意見。刑事訴訟法草案已形成初稿,民事訴訟法也開始起草。

  從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周恩來、鄧小平、董必武等同志對擴大民主、健全法制、加強監督也都有一些精辟論述。周恩來同志提出“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他認為擴大民主,更帶有本質的意義。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在我們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比如改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鄧小平同志提出共產黨要接受監督。他說,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董必武同志明確提出黨政職能分開的原則。他認為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可以使黨和政府的活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1957年上半年,在彭真同志主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經過認真調查研究,提出了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方案。

  記 者:這樣好的發展勢頭為什麼會發生變化呢?

  王漢斌:這個變化的關鍵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這場斗爭把一些要求發展民主、健全法制的正確意見,通通作為“右派”言論加以批判。當時《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的一系列批判文章說:法律界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總口號是要“法治”﹔提出要改變“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狀況是“要為反動的舊法復辟”﹔要求進一步擴大民主、健全法制,抓緊制定刑法、民法和各種單行法,是妄圖“以法律代替政策”,否定黨的領導,等等。從此,憲法明文規定的一些原則,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法院獨立進行審判、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等,都被當做錯誤的東西進行批判,律師辯護制度也被取消。1959年,又撤銷了司法部、監察部和國務院法制局。這是法制建設的一場大災難。

  三年“大躍進”時期,很重要的一條教訓就是違反了社會主義法制。1962年,劉少奇同志針對一些地方出現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現象指出:有的地方,行政拘留、集訓、勞動教養變成和逮捕一樣,還有的單位自己搞拘留,搞勞改,這是非法的,不允許的,必須堅決制止。他還說,法院獨立審判是對的,是憲法規定了的,黨和政府不應該干涉他們判案子。檢察院應該同一切違法亂紀現象作斗爭,不管任何機關任何人。“不要提政法機關絕對服從各級黨委領導。它違法,就不能服從。如果地方黨委的決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從哪一個?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服從法律、服從中央的政策。”在當時情況下,劉少奇同志在法制建設方面提出的這些主張,是要有很大魄力和遠見的。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刑法起草工作重新啟動,到1963年擬出了第33稿,經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同志原則審閱過。但是,不久又強調階級斗爭,鼓吹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不再講法制了。這是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

  從上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社會主義法制的重要性認識很不夠,甚至把它丟掉了。過去雖然也制定了一些法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無法無天”,這些法律實際上不起作用了。所以,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除個別單行條例外,我們的法律基本上是個空白。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立法工作,幾乎是從零開始的。

  設立法制委員會是加強法制建設的重要措施

  記 者:面對舉國上下迫切要求盡快健全法制的強烈呼聲,黨和國家採取了哪些措施?

  王漢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馬上採取了加強法制建設的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由彭真同志任主任,主持立法工作。

  葉劍英同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人大常委會如果不能盡快擔負起制定法律、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責任,那人大常委會就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尸位素餐,那我這個委員長就沒有當好,我就愧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可見,葉帥決心很大。我想,他在這樣講的時候,就想到要讓彭真同志來抓這項工作。

  記 者:彭真同志是“文化大革命”中較早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被監禁、關監獄長達10年之久。1975年5月被送到陝西商縣,自由仍受限制。他是什麼時候回到北京任職的?

  王漢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彭真同志的“問題”還沒有作結論。全會結束后,他回到北京。1978年12月27日晚上,劉仁同志的夫人甘英給我打電話,說彭真同志明天回到北京,你去不去機場迎接?我說我沒有車,機場我進不去。她說,我接你去。第二天上午甘英接我去了機場。那天去的有二三百人,呂正操、程子華(時任民政部部長)也去了。在候機樓的大廳裡,程子華同志講話說:我們這些人都是自發來的,不代表誰,跟誰都沒有關系。大家簇擁到飛機舷梯前接彭真同志,心情都很激動。我見到彭真同志時隻說出了一句話:沒有想到我們還能再見面。

  記 者:法制委員會是何時成立的?它由哪些人組成?

  王漢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確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統籌立法工作。1979年1月,中央決定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法制委員會。1979年2月17日至23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6次會議召開。烏蘭夫副委員長作關於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的說明,指出:中國共產黨不久前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全國工作的著重點,從今年起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為了保護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因此,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為此,需要採取相應的組織措施,擬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立法制委員會,協助常務委員會加強法制工作。會議決定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並通過了由80人組成的委員會名單,彭真同志為主任。

  法制委員會是一個規模大、規格高的機構,成員中包括了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如胡喬木、譚政、王首道、史良、安子文、楊秀峰、沙千裡、董其武、劉斐、胡愈之、榮毅仁、費孝通、季方、雷潔瓊、胡啟立等,其中當時和以后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就有11人。這是一個有代表性和權威性的立法工作機構。提交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要先經過法制委員會討論審議修改后再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重要的還要再提請全國人大審議。

  就在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開始舉行的當天,中央發出《關於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強加給彭真同志的種種罪名和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均應予以推倒。

  記 者:我們知道,您長期在彭真同志領導下工作,1958年起擔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迫害,直到1975年才被安排到一個小工廠擔任革委會副主任,還不是廠黨委會委員,粉碎“四人幫”后調到中國科學院研究室工作。您是怎樣到法制委員會工作的?

  王漢斌:法制委員會成立時,彭真同志找我,讓我到法制委員會工作。我說,我跟您工作十幾年,知道自己的水平跟您相差太遠,到法制委員會工作恐怕幫不上什麼忙。再說,我對法律還真沒興趣,法律條文干巴巴的,我讀不下去。彭真同志說,你是說客氣話還是真的不想來?我還是認為你可以做這項工作。我心裡想的是真不願意來,但沒有再說下去。當時我在中國科學院研究室工作。幾天后,彭真同志主持召開法制委員會黨員負責同志會議,通知我去參加。我說,人民大會堂我根本進不去,怎麼參加呀?彭真同志讓秘書接我去參加。會議開完后,彭真同志說,你就留下來上班吧。我說,我到哪裡上班?他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武新宇同志給我找地方。當時,武新宇同志找不出地方來,就讓我和彭真同志的秘書在一個屋裡辦公。

  我是第一個到法制委員會報到上班的,那時還沒有別的工作人員,我就負責一個一個地調人,包括司機。調來的每個人,我都要談話。當時武新宇同志負責抓立法,他抓了一段時間,身體不太好,就找彭真同志說,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前起草出七個法律,時間太短,搞不出來。彭真同志著急了,把我叫去說,你還得管立法工作,抓法律的起草工作。

  記 者:在法制委員會成立時,中央批准您為副秘書長,但彭真同志宣布的是您擔任法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武新宇擔任法律室主任,劉復之擔任資料室主任。到1979年11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2次會議正式任命您為法制委員會副秘書長。1980年4月舉行的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4次會議決定增補您為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主持法制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您在工作中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王漢斌:彭真同志對立法工作抓得很緊,要求很高。他在恢復工作后,不顧年事已高,爭分奪秒地忘我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殫精竭慮,傾注了大量心血。我們也是沒日沒夜地工作,盡最大的努力完成交辦的任務。但有時還是達不到彭真同志的要求,心裡想跟著他老人家工作“沒好日子過”。

  抓七個法律的起草工作

  記 者:彭真同志是怎樣抓立法工作的?如何能在短短的三個多月內搞出七個法律草案?

  王漢斌:法制委員會成立后,彭真同志找了葉帥、鄧小平同志還有華國鋒同志,請示怎麼工作。他們都對彭真同志說,立法工作就委托你來抓,你要找什麼人就找什麼人,要找哪個部門就找哪個部門。葉帥還說,法制工作就委托你來管,你認為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彭真同志考慮,新中國成立以后,要從革命戰爭時期主要依靠政策辦事,逐步過渡到不僅靠政策,還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辦事。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文化大革命”那樣“無法無天”,吃盡了苦頭,絕不能再讓它重演。現在是“人心思法”,改革開放新時期必須加快立法工作。要按照鄧小平同志講的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精神,先抓條件比較成熟的、急需的法律的起草工作。開始時考慮要搞的法律比較多,除七個法律外,還有民法、民事訴訟法、律師條例等,最后確定先集中力量抓七個法律。這七個法律中,四個國家機構方面的法律,是1953年和1954年制定的,有一定的基礎﹔刑法在“文化大革命”前已起草了33稿,刑事訴訟法也在1963年形成草案初稿﹔從無到有的隻有一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如果不是這樣,也難以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就拿出七個法律草案來。

  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草案,由法制委員會直接抓。刑法草案開始由中央政法小組管,對“文化大革命”前起草的第33稿,又修改了兩稿,彭真同志不太滿意,開了幾天會征求意見。他認為,還是應該以1963年的第33稿為基礎,根據十幾年來的經驗和新的情況、新的問題進行起草。刑事訴訟法草案,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多次修改稿的基礎上修訂的。選舉法起草,由民政部負責。地方組織法起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負責。法院組織法和檢察院組織法起草,分別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他們起草出初稿后,由法制委員會進行修改。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由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同志主持,和有關部門的同志研究起草。法制委員會對這部法律的起草也下了很大工夫。

  到1979年4月,法制委員會已經調來工作人員35人。根據彭真同志的意見,我和過去參加過人大立法工作的項淳一、顧昂然、高西江等同志對每部法律草案逐條進行研究修改。我們每天都是夜以繼日,從早上8點干到夜裡12點后。每天夜裡12點后,我把修改出的稿子送到彭真同志家裡。有時夜裡12點彭真同志還來看我們。他對送去的稿子連夜進行修改,第二天清晨就把修改后的稿子退回來。他改得很認真、很仔細,還加了許多條。例如,對刑法草案侵犯人身權利罪中增寫了三條:一條是嚴禁刑訊逼供。以肉刑致人傷殘的,以傷害罪從重論處。一條是嚴禁聚眾“打砸搶”。因“打砸搶”致人傷殘、死亡的,以傷害罪、殺人罪論處。毀壞或者搶走財物的,首要分子以搶劫罪論處。一條是嚴禁誣告陷害。規定凡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的,參照所誣陷的罪行的性質、情節、后果和量刑標准給予刑事處分。在刑法草案第2條中,在“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之后,增寫: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生活秩序。在管制刑中增寫:非經人民法院判決,任何機關不得對公民實行管制,違者應受行政紀律和法律處分。這對一位77歲的老人來說實在不容易。有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刑法草案的匯報,彭真同志正發高燒,他讓護士給他打了退燒針,就去開會了。

  七個法律草案初稿起草出來后,法制委員會進行了認真討論,提出許多好的修改意見。經過修改后,提交6月7日至12日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次會議審議,彭真同志在會上就刑法草案和刑事訴訟法草案作了說明。會議討論得很熱烈,也很認真。

  記 者:對制定這七個法律,意見分歧大嗎?通過之后,國內外反映如何?

  王漢斌:不同意見是有的,這是正常的。在刑法草案征求意見時,有人對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嚴禁聚眾“打、砸、搶”、嚴禁非法拘禁、嚴禁誣告陷害,有不同意見,認為“嚴禁”不是法律語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的干部和群眾認為規定“嚴禁”這些罪行是符合他們的願望的,也是完全必要的。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送來一份簡報,說這個草案無論是法律條文還是文字上、邏輯上都有問題,並說規定誣陷反坐是“報復主義”。胡喬木同志也認為這個法律草案還不成熟,拉上胡耀邦同志一起去找彭真同志,建議推遲通過。彭真同志說,刑法草案今年不通過,明年后年也通不過。說不成熟,過去已搞了33稿,什麼時候才成熟呀?彭真同志這裡所說的“成熟”是指“完備”的意思,在當時要求制定的刑法很完備是做不到的,隻能把比較成熟的、有把握的規定下來﹔沒有把握的、不成熟的、爭論較大的,不能寫。彭真同志主張盡快制定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決心是很大的。刑法草案經過反復修改,最后大家還是比較滿意的。胡喬木同志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主席團會上作了審議結果的報告,充分肯定了這部法律。

  在征求對選舉法、地方組織法草案意見時,中國人民大學有位法學教授提出,要有專門一章規定代表的權利和義務。說不寫這一章,既違反民主原則,也違反法制原則。我當時想,說違反民主原則還可以,說違反法制原則就很難說了。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在地方組織法草案中要完整地寫一章代表的權利和義務是有困難的,但可以對代表的權利和義務作一些具體規定。如:規定代表有向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反映群眾意見、要求的權利和義務﹔在代表大會舉行時,代表有權向本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提出質詢,受質詢的機關必須在會議中負責答復。代表出席代表大會和執行代表職務時,國家給以必要的物質上的便利或者補貼。還有,為了保証代表能夠充分行使代表職權,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代表非經本級人大常委會同意,不受逮捕或者審判等。但當時有些問題有爭議,如對代表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就有不同意見,沒有寫。又如過去實行的代表視察,有人認為不規定也可以視察,規定了就會太死,經研究,也沒有寫。后來在修改地方組織法和制定代表法時,才把這些問題明確規定下來。

  對刑事訴訟法、檢察院組織法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草案等的爭論也是挺多的,爭論的都是重大問題。但這幾部法律通過后,國內外反映還是很好的,黨和人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鄧小平同志說:“在建國以來的二十九年中,我們連一個刑法都沒有,過去反反復復搞了多少次,三十幾稿,但是畢竟沒有拿出來。現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通過和公布了,開始實行了。全國人民都看到了嚴格實行社會主義法制的希望。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許多干部和群眾反映,這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一件大事,是我們盼望很久的事。國外一些報刊評論說,刑法、刑事訴訟法“充分研究利用了西方法典的成果和中國自身的經驗,尤其是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情況的反省”,“從整體看,內容是極為民主的”,“不僅是司法的成果,而且是和政治現代化有聯系的成果”。

  恢復和重建國家機構迫切需要有法可依

  記 者:“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國的法律幾乎處於空白狀態,需要制定的法律很多。為什麼首先要制定國家機構方面的法律呢?

  王漢斌:“文化大革命”是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運動,林彪、“四人幫”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在全國開展了全面的奪權斗爭,各部門各地方的國家政權機構都被奪權或摧毀,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大實際上被取消了﹔所謂“舊政府”被造反派奪權,用“革命委員會”取代了﹔公、檢、法被砸爛了。50年代制定的有關國家機構方面的法律實際上也被廢除了。在這種情況下,要撥亂反正,恢復和重建國家機構行使職權,就迫切需要有法可依,盡快制定國家機構方面的法律。

  記 者:那麼,為什麼要重新修訂選舉法?它對國家政權機構的產生和運作具有什麼重要意義?

  王漢斌:我們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通過自己選舉產生的國家機關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的。政府的權力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憲法和法律授予的。沒有選舉,人民就無法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國家機關的產生就沒有來源,也無法律依據。過去我們對選舉重視不夠,往往把它當成一種形式。“文化大革命”中摧毀了國家機器,也否定了選舉。1968年《紅旗》雜志有篇社論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革命委員會不是選舉產生的,它比以往歷屆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委員會更具有廣泛的群眾性,更合乎民主集中制,更能夠深刻得多地反映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其實,沒有選舉就根本談不上民主政治。選舉不僅是一種民主形式和手段,而且是民主的實質和核心內容。否定了選舉,也就否定了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權利,國家機構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這次重新制定的選舉法,總結過去選舉工作的經驗教訓,根據改革開放新時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需要,對選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最重要的是實行差額選舉,就是將過去實行的等額選舉的辦法改為候選人的名額多於應選人名額的辦法,不僅各級人大代表要差額選舉,而且在新制定的地方組織法中規定地方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員也要差額選舉。同時,還規定了選民或代表聯名提候選人的制度。選誰,不選誰,由選民或代表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決定。這樣更有利於選民或代表自由地行使選舉權,選出自己滿意的人。特別是多數人不滿意的人,就比較難以當選。同時,這也能使人大代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員行使職權時好好考慮人民群眾的意願和要求,主動接受人民的監督。這些規定都是保障選民或代表的民主權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再就是把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由鄉一級擴大到縣一級,這不僅可以比較容易地保証民主選舉,而且便於人民群眾對縣級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實行監督。選舉制度的這些重大改革,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步驟,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按照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多次換屆選舉。1992年,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年度工作要點時,我提出,許多國家都把議會選舉和政府換屆叫做“大選”,視為最重要的政治活動。我國的換屆選舉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建議在工作要點中把換屆選舉寫上,以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換屆選舉的重視,從健全國家制度出發,做好這項工作。

  記 者:新制定的地方組織法,對地方政權建設作了什麼重要改革?

  王漢斌:彭真同志在關於七個法律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保証和便於9億人民管理國家大事,同時進一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適應全國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這次提出的地方組織法草案,對地方政權組織作了三項重要改革:一是縣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二是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為人民政府,並相應地恢復省長、市長、自治區主席和州長、縣長等職稱﹔三是根據中共中央多次強調要擴大地方權力,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按照我國的實際情況和長期以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同國家憲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

  記 者:這確實是地方政權建設的重要改革。據說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過這些改革,是不是這樣?

  王漢斌:根據1954年憲法的規定,地方人大不設常委會,作為地方政府的人民委員會既是地方人大的執行機關,也行使地方人大常設機關的職權。這種“議行合一”的體制是學蘇聯的,它實際上使人大不能經常對政府的工作進行監督,在國家體制上是有缺陷的。對這個問題,上世紀50年代我們就專門研究過。1957年3月,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彭真同志說:現在我們的省、市、自治區和縣人民代表大會都隻有人民委員會,而代表大會本身沒有常設機關,因此,在人民代表大會閉幕之后,就沒有一個對政府工作進行經常監督的機關。這種議行合一的制度,在今天就不完全適宜了。因此,我們省、市、自治區有考慮設立常委會的必要。又說:這種制度的設立和實施,將使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生活更加健全。這個意見是很有遠見的。

  1957年上半年,在彭真同志主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根據中央的指示,經認真研究,提出了關於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方案,其中就有縣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常務委員會,作為本級人大的常設機關﹔同時,賦予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委會一定的立法權。但不久反右派斗爭開始了,這個方案被擱置了。

  記 者:經過20多年之后,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是如何寫入地方組織法的?

  王漢斌:在起草地方組織法時,法制委員會將原來的地方組織法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征求修改意見,並派出三個小組分赴吉林、浙江、四川進行調查研究。許多地方建議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省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機關(有的還建議縣也一並考慮),同時強烈要求把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為地方人民委員會或人民政府。季方同志還專門給法制委員會寫信,建議將憲法中的“革命委員會”改為“人民委員會”。

  彭真同志對這些意見進行了認真考慮,在1979年5月3日談地方組織法的修改問題時指出:地方組織法修改,涉及革命委員會改為人民委員會和地方人大設常委會的問題。革委會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人民群眾記憶猶新,反映不好。現在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改革委會為人民委員會是順理成章的。縣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監督本級政府、法院、檢察院的工作。人民群眾有什麼意見可以向地方人大常委會提出。法院副院長、審判員,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員也可由地方人大常委會任免。這符合擴大民主,監督政府工作,保持法院、檢察院獨立性的精神。

  1979年5月17日,彭真向中央寫的請示報告中說:關於這個問題現在有三個方案:一是用立法手續把革命委員會體制固定下來。這樣做,不贊成的人可能很多。二是取消革命委員會,恢復人民委員會。這樣做,在名義上雖然取消了革命委員會,但對於擴大人民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實質性的幫助和改進。三是縣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常務委員會,並恢復人民委員會(包括省長、市長、縣長等職稱),這個方案可能比較好些。三個方案究竟採取哪個,請中央決定。報告還附了季方同志的信和法制委員會的調查報告。

  這個報告送給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當天就轉給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閱批。鄧小平同志批示:我贊成第三方案,相應的這次人大隻修改憲法這一條,其他不動。這個問題建議在人大會前議一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同意后,胡耀邦同志於5月31日告彭真同志和程子華同志:地方組織法和選舉法請按鄧副主席批示原則修改。

  法制委員會根據中央的意見,於6月10日提出地方組織法和選舉法草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次會議進行了審議,許多委員又提出將“人民委員會”改為“人民政府”。我記得在人民大會堂二樓委員長會議室,胡繩同志對我說:還是改為人民政府好。我贊成這個意見。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叫“人民政府”,人民群眾喜歡這麼稱呼。彭真同志也認為改為人民政府好,並向中央作了報告,提出“取消革命委員會,成立人民政府,不再恢復人民委員會”。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這個意見。

  記 者:這些修改,涉及改變1978年憲法的一些規定。這個問題是怎麼解決的?

  王漢斌:開始時我們研究,修改憲法可以有三個辦法:一是按照鄧小平同志說的,隻修改、補充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這一條,其他不一定修改,因為當時已考慮到要對1978年憲法作全面修改﹔二是對1978年憲法與新制定的地方組織法等法律不一致的地方都進行修改﹔三是由全國人大作個決議,暫時不對1978年憲法條文進行修改。最初考慮採用第三個辦法。因為涉及修改的地方比較多,採用第三個辦法比較簡便易行。

  根據這個意見,起草了一個決議草案。提交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討論時,代表們同意草案的內容,但有的代表建議把上述內容直接寫進修改憲法的條文。同時,有的專家學者對決議草案中關於“本決議與憲法相抵觸之處依本決議執行”的規定提出意見,認為這是違反憲法的,因為憲法的法律效力高於一切法律和決議,不應再有高於憲法效力的決議。6月27日,於光遠還給胡喬木和我分別寫了信,提出意見。我把這封信送給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批示:請即送烏蘭夫、胡耀邦同志。烏蘭夫批請姬鵬飛、胡耀邦同志審定。胡喬木同志28日也給姬鵬飛寫信表示同意於光遠的意見。大會主席團認為,上述意見是正確的,決定將用決議修改憲法的形式改為修改憲法部分條文的形式。於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關於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議案,獲大會通過。

  這次對1978年憲法有關條文的修改,涉及的條款較多,共8條。但從內容來說主要是規定縣和縣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將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賦予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將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改為由選民直接選舉,將上級人民檢察院同下級人民檢察院的關系由監督改為領導等。

  還要指出的是,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的七個法律草案中,大家比較注意的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但彭真同志認為,大會議程和公布時的排列順序應把地方組織法和選舉法擺在前面。以顯示我們把發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放在優先地位。

  記 者:這次修改的法院組織法,重申了法院獨立進行審判,隻服從法律。這是怎樣考慮的?

  王漢斌:法院獨立進行審判,隻服從法律,是法院行使審判權的基本准則,也是一項重要的社會主義法制原則。1954年憲法和法院組織法都作了這樣的規定。但在后來反右派斗爭中,把這一條指責為“以法抗黨”、“向黨鬧獨立性”,進行了錯誤批判。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都取消了這個規定。這次修改法院組織法時,大家認為1954年憲法和法院組織法的規定是正確的、必要的。沒有這一條,就沒有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因此,重申法院獨立進行審判,隻服從法律,是撥亂反正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措施。

  法院獨立進行審判,隻服從法律,有的同志擔心是不是與黨的領導有矛盾?彭真同志在七個法律草案的說明中指出:“公安、檢察、法院三機關的工作關系是在黨的領導下,遵照憲法、刑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為了共同維護社會主義法制而在工作中實行分工協作和互相制約,以保証准確地打擊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為,保護人民。”這裡特別強調了公安、檢察、法院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法院獨立進行審判所依據的法律,是黨中央原則批准,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它是黨的主張和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相統一的體現。法院服從法律,就是服從黨的領導,服從全國人民。同時,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是想怎麼辦就怎麼辦,而是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格依法辦事。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最重要的是切實保証法律的實施,支持和領導法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而不是代替法院的工作。所以,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與服從黨的領導是不矛盾的,不存在什麼“以法抗黨”、“向黨鬧獨立性”的問題。

  1983年通過的關於修改法院組織法的決定,根據1982年憲法的規定,將法院獨立進行審判,隻服從法律,修改為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同原來的規定原則上是相同的。

  記 者:這次修訂法院組織法,還重申了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也是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內容。請談談這有什麼重大意義?

  王漢斌: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是保証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實施的一條基本原則。這次制定的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都規定了這一基本原則。1954年憲法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年頒布的法院組織法和檢察院組織法規定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兩者的含義是相同的。但是,從反右派斗爭起,卻把這一重要原則作為“超階級觀點”、“資產階級法律觀點”加以批判。所以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法律平等原則成為一個禁區,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都取消了這一原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寫了“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撥亂反正的一項重要內容。當時有個別領導的子女違法犯罪,群眾反映很大。我們研究時認為,在舊社會還講“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應如此。所以,這次制定的法院組織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對於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有任何特權。”這就不僅恢復了1954年法院組織法的規定,而且增加了“不允許有任何特權”的內容。

  彭真同志早在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發言中,就對這一原則作了深刻闡述。他說:“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可能平等,也必須平等。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應當是,也必須是全體人民、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機關實際行動的指針。在我們這裡,不允許言行不符,不允許有任何超於法律之外的特權分子。”這個發言批評了那種自以為有一點“功勞”或者“苦勞”,就可以超越於法律之外為所欲為的封建特權思想﹔那種以為法律只是管老百姓和“小人物”,至於“大干部”、“大人物”遵守不遵守法律無關緊要的思想﹔那種以為共產黨員隻要遵守黨紀就行,對於法律似乎馬虎一點也無關緊要的思想。今天重讀這個發言,仍然感到它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恢復和重申1954年憲法和法院組織法關於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按照這一規定,法院對於任何違法犯罪行為,都要追究法律責任,一律平等地適用法律,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許任何人有凌駕於法律之上或者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這樣才能秉公辦案,保証法律正確、有效實施。

  記 者:這次對檢察院組織法有什麼重要修改?

  王漢斌:這次修訂檢察院組織法,爭論很大的一個問題是,對檢察機關的職權,要不要保留“一般監督”的規定。1954年檢察院組織法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發現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和地方國家機關的決議、命令和措施違法時,有權提出抗訴﹔地方檢察院發現本級國家機關的決議、命令和措施違法時,有權要求糾正。人們把檢察機關的這一職權通稱為“一般監督”。這是照搬蘇聯的做法。1978年憲法規定恢復設置檢察院,並重申了檢察院的“一般監督”權。這次修訂檢察院組織法,對這一條重新進行了研究。檢察機關的一些老同志還是堅持要把“一般監督”寫入法裡。我們研究認為,最高檢察院對國務院各部門的工作是無法監督的,管不了也管不好,過去就沒有實行過。而且跟人大對政府的監督是什麼關系,也是個問題。因此,認為不宜保留這個“一般監督”。當時最高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同志也不贊成“一般監督”,說我哪能管得了這麼多的事啊!所以,新的檢察院組織法沒有寫“一般監督”。對此,有的同志一直有意見。

  記 者:這次修改檢察院組織法,把檢察院上下級關系由1978年憲法規定的監督關系改為領導關系,是怎樣考慮的?

  王漢斌:1954年檢察院組織法規定,檢察機關實行垂直領導的體制,上級檢察機關直接任命下級檢察機關領導人員。這也是學習蘇聯的辦法。1978年憲法將檢察機關上下級關系改為監督關系,這樣規定改變了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的領導體制,不利於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但過去實行的垂直領導體制也有問題,因為地方檢察院的工作與地方有密切的聯系,也要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受其監督。所以,經過研究,把上級檢察院對下級檢察院的監督關系改為雙重領導,就是下級檢察院既要接受上級檢察院的領導,同時又要對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地方各級檢察院的負責人,包括檢察長、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檢察員,都由本級人大或人大常委會選舉或任免,報上級檢察院檢察長提請該級人大常委會批准。后來考慮報批的范圍太寬,上級人大常委會審批有困難,1983年修改檢察院組織法時改為隻報批檢察長。這樣規定,可以使各級檢察院更好地行使檢察權,保証國家法制的統一。

  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有力武器

  記 者:彭真同志對制定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抓得很緊,他親自修改這兩個法律的草案,加了許多條。請您談談這兩個法律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出台的?

  王漢斌:刑法、刑事訴訟法和民法、民事訴訟法,在世界各國都是憲法以外最重要的基本法律。新中國成立后,彭真同志非常重視這幾部基本法律的起草工作。195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后,彭真同志即組織力量,著手起草這幾部法律。到1957年6月,刑法草案已擬出第22稿,刑訴法草案已形成初稿,民法也開始進行起草工作。但是反右派運動后,認為法律會束縛手腳,有了政策就可以不要法律了。這樣,雖然刑法草案到1963年已改出第33稿,但總的來說,起草法律的工作是放鬆了。有法才能治國,無法就要禍國。“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麼多冤假錯案,應該說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還沒有制定出來有關系。粉碎“四人幫”后,歷經“無法無天”禍害的廣大干部和群眾迫切要求盡快解決隨意抓人、關人、判刑的問題。所以,1979年初就抓緊制定了逮捕拘留條例。但這個條例隻解決了刑事訴訟法中的拘留、逮捕問題,還有起訴、審判等問題沒有解決。所以要制定比較完備的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也只是解決刑事訴訟程序的問題,還必須有實體法。這就要抓緊制定刑法。

  記 者:您前面談到刑法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了草案,在1963年改出第33稿。這次起草時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和增加的規定?

  王漢斌:法制委員會在抓刑法起草時,經廣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注意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增加了一系列保障公民權利特別是人身權利的規定。主要是:

  嚴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誣告陷害他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集團迫害干部群眾的一個慣用伎倆,就是捏造事實,偽造証據,任意誣陷某人是叛徒,某人是特務,某人是裡通外國分子,進行殘酷迫害。他們誣告人的規模之大、干部和群眾受迫害之深,都是“史無前例”的。僅據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指控的,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直接誣陷、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干部就有425人,運動中受到迫害的有72萬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萬多人。廣大干部和群眾強烈要求防止這種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行為。為此,刑法規定,凡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的,參照所誣陷的罪行的性質、情節、后果和量刑標准給予刑事處分。這就是說,誣陷要依“反坐”原則論處,只是沒用“誣告反坐”這個詞。

  嚴禁聚眾“打砸搶”。“文化大革命”中“無法無天”,打砸搶成風。人民群眾很擔心這種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違法行為還會不會再出現。為此,刑法規定,對打傷人的就要以傷害罪論處,打死人的就要以殺人罪論處,搶東西的就要以搶劫罪論處。

  嚴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文化大革命”中任何群眾組織都可以隨便抓人、關人,搞所謂的“群眾專政”。針對這種現象,刑法規定,任何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個人不依照法律規定或法律程序拘禁他人都是非法的。這就是說,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文化大革命”中那種隨便拘禁人的行為不允許再發生。

  嚴禁誣陷、誹謗他人。利用大字報誣陷和誹謗好人,並對被誣陷、誹謗的人進行殘酷迫害,是“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方法。人民群眾對此極為不滿,強烈要求制止。為此,刑法規定了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包括用“大字報”、“小字報”,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以誹謗、侮辱、誣陷罪論處。

  嚴禁刑訊逼供。“文化大革命”中刑訊逼供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林彪、“四人幫”一伙為了陷害好人,私設公堂、大興冤獄,實行肉體和精神折磨,許多人被迫害致死。

  以上這些規定,都是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才寫出來的。而且,這些規定基本上都是彭真同志親自起草的。所以,彭真同志常說,沒有“文化大革命”,現在的刑法就搞不出來。這些規定,都是保護公民人身權利的極為重要的規定,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人都能體會出這些規定的重要意義。人們經常說刑法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重要法律,這是對的。但我認為,刑法不僅是通過懲治犯罪來保護人民,更重要的是對保障公民權利作出重要的規定。這是社會主義法制的要求,也是現代刑事立法很重要的內容。

  記 者:那麼,刑事訴訟法是不是也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對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和其他權利作出了規定呢?

  王漢斌:是的。針對林彪、“四人幫”集團橫行時期那種濫行逮捕拘留、侵犯干部和群眾人身權利的嚴重問題,刑事訴訟法規定,隻有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才有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拘留、逮捕的權力,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沒有這個權力。這樣,“文化大革命”中那種單位和個人隨意抓人、關“牛棚”的行為就是非法的。根據這一規定,過去常常使用的“隔離審查”也不允許了。過去使用的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也有不符合規定的地方,所以彭真同志出主意,把它並入勞動教養程序,並建議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於勞動教養的通知。自此,強制勞動沒有了,但收容審查仍然延續下來。20世紀80年代中期,公安部提出了收容審查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個條例規定,公安機關不經檢察機關批准,可以長期關押犯罪嫌疑人。這種做法,在非常時期是可以的,但在正常時期這麼做對保障公民權利就問題很大。為此,我找了胡啟立同志,他說:這件事我再與喬石同志談談。后來公安部沒有再要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這個條例。但公安部對此仍有意見,有一次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匯報時說,收容審查是辦案的必要手段,現在收容審查沒有法律依據,給工作造成了困難。19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對哪種情況不經過檢察機關就可以逮捕關押犯罪嫌疑人作了研究。經研究,隻對兩種人適用,即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和有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現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對貪污受賄、經濟犯罪的嫌疑犯不能使用收容審查。刑事訴訟法對此作出了具體規定,由此取消了作為行政強制手段的收容審查。這對於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有重大意義。對勞動教養,多年來有些同志也有看法。我認為勞動教養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記 者:刑事訴訟法還對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作出了規定。請問這是怎麼考慮的?

  王漢斌:“文化大革命”中是不允許被告人為自己辯護的,把辯護說成是抗拒,結果出了許多冤假錯案。汲取這個教訓,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還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委托律師、近親屬、監護人或所在單位的人為他辯護。從此,律師制度得到恢復,並決定由史良、楊秀峰負責起草律師條例。建立辯護制度,保護被告人的辯護權,也是重要的撥亂反正,對保証法律的正確行使,防止冤假錯案,有重要意義。19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進一步規定,無論是公訴案件還是自訴案件,控辯雙方在法庭上都可以互相辯論,這是辯護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司法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

  記 者:刑事訴訟法還對証據問題作了重要規定。這方面的教訓是很多的。林彪、“四人幫”集團為了迫害干部和群眾,大搞逼供信,偽造証據,鼓吹“棍棒下面出反革命”,一人“供”聽,二人“供”信,三人“供”定(定案)等等,制造了許多冤假錯案。蘇聯維辛斯基提出依據口供就可以定罪。蘇聯肅反擴大化與此有很大關系。請您談談制定刑事訴訟法時,是怎樣從訴訟程序方面保証司法人員客觀、全面地收集、審查和判斷証據,保証訴訟參與人真實地提供証據,防止逼供信和作偽証的?

  王漢斌:証據問題是刑事訴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彭真同志對此高度重視。總結我國的經驗,針對“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參照國外的經驗,刑事訴訟法在証據問題上作出一系列重要規定。主要是:

  第一,重証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隻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証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証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並處以刑罰。這一條是很要緊的,是為了防止逼供信。

  第二,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利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証據。証據必須經過查証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針對“文化大革命”中誣告、偽証風行的嚴重情況,除在刑法中規定了誣陷罪、偽証罪和誹謗罪外,在刑事訴訟法中又規定公安、法院、檢察院接受控告、檢舉時,應當向控告人、檢舉人說明誣告應負的法律責任。還規定,凡是偽造証據、隱匿証據或者毀滅証據的,無論屬於何方,必須受法律追究。

  第三,收集証據,不但要收集有罪的証據,也要收集無罪的証據﹔不僅要收集犯罪情節重的証據,而且要收集犯罪情節輕的証據。

  記 者:訴訟期限問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多年來人們對超期羈押很有意見。制定刑事訴訟法時,對這個問題是怎樣考慮的?

  王漢斌:訴訟期限問題,也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權利的重要問題。彭真同志對此也很重視。原來的刑事訴訟法草案規定的偵查、起訴、審判時間太長。當時計算了一下,不管被告有罪無罪,隻一審即要被關押半年到11個多月,如果加上二審,就要一年多。彭真同志說:關一個人牽涉到全家,還有親戚朋友,不是小事。還沒有宣告人家有罪,就先關這麼長的時間,怎麼行?!要盡量縮短訴訟期限。他要求公、檢、法機關各自壓縮辦案的時間。經與公、檢、法機關領導商定,把關押審訊時間縮短為4個月到6個月。

  刑事訴訟法實施后,不少案件不能如期辦完。彭真同志考慮,要完全按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時間辦案需要有個過程。根據他的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作出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的決定和關於實施刑事訴訟法規劃問題的決議,規定:確因案件過多、辦案人員不足,不能在規定的期限內辦結的,在1980年內可以由省級人大常委會批准延長辦案期限。並要求各級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作出逐步實行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起訴、一審、二審期限等規定的規劃。1981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又作出了關於刑事案件辦案期限問題的決定,規定:少數案情復雜或者交通不便的邊遠地區的刑事案件,在1983年底以前,可以由省級人大常委會決定或者批准適當延長辦案期限。

  到1983年后,還是有不少案件不能如期辦完。有的公、檢、法人員說,現在是20世紀80年代的要求、50年代的條件,所以辦不到。他們要求不能按期辦案的,可以報上級機關批准延長辦案時間。我們研究認為,如果這麼辦,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就不管用了,辦案期限就可以任意延長了。所以,1984年初,我又組織人到北京市調查,對不能如期辦完的案件進行了具體分析。從實際情況看,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理終結的案件,主要是工作中的問題造成的。有些同志習慣於以拘代偵、以審代查、先審后查、靠掏口供取証,這是造成羈押超限的主要原因。因此,解決超期羈押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轉變觀念,改進工作方法,提高辦案效率和質量。同時,在有些案件的辦理過程中,確有實際困難,難以在規定期限內辦結。例如,重大的集團犯罪案件和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等。另外,還有一些涉及辦案期限的具體問題,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執行中無所遵循。如改變案件管轄機關、進行精神病鑒定等是否列入辦案期限和如何計算辦案期限不明確。我們還研究認為,要解決超期拘押問題,很重要的是要對被羈押的經濟犯罪案件和瀆職罪、過失罪等被告,一般沒有行凶、殺人、爆炸、放火等危害社會和人身安全的危險的,不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可以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辦法。這是世界各國通行的辦法。有人不贊成,怕這麼做被告會串供、訂立攻守同盟。我說,你有証據,怕什麼呢?調查研究后,起草了關於刑事案件辦案的補充規定,要求公檢法機關繼續改進工作,實事求是地盡可能縮短辦案期限。同時,對實施中的一些特殊的、具體問題,作了補充規定。主要是:對被拘押的被告人,對社會沒有危害的可以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這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超期拘押。同時還明確了可以延長辦案期限的范圍,隻限於“重大的集團案件和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以及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並規定批准或者決定延長辦案期限的程序和延長期限,規定對被羈押的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期間,不計入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辦案時間。還對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起訴、審訊期限不明確的地方,作了明確規定。這就既堅持了對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得任意侵犯的基本原則,又從實際出發,解決了辦案期限規定在執行中遇到的困難。我在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就這個法律草案作了說明,得到熱烈的掌聲,說明大家很關心解決超期羈押、保障公民人身權利的問題。

  但是,超期羈押問題,應該說至今也還沒有得到完全解決。近些年來,中央政法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都非常重視解決這個問題,要求公檢法機關採取切實措施解決超期羈押的問題,情況有了很大改變,許多地方已經基本解決了。可見,轉變觀念,改進工作方法,是解決超期羈押問題的關鍵。

  記 者:我們注意到,過去經常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次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為什麼沒有作這樣的規定?

  王漢斌:這個問題在制定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時研究過。“抗拒從嚴”的做法與被告的辯護權是矛盾的。過去取消了律師制度,也不允許被告為自己辯護,把申辯說成是“抗拒”,結果造成了許多錯案。總結這個教訓,這次刑事訴訟法對被告的辯護權作了充分規定,除了自己行使辯護權外,還可以委托律師辯護。“抗拒從嚴”的提法,不符合保障被告合法權利的精神。至於“坦白從寬”,原則上是可以的,但片面強調坦白從寬,把審訊變成“打態度”,甚至隻依靠口供辦案,也會造成一些偏差。所以刑法中沒有使用“坦白從寬”的提法,而是規定了自首、立功可以從寬或減刑。這也包含了“坦白從寬”的精神,但提法更精確,比較容易掌握。我在法制委員會工作時所寫的文件中也從不使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提法。

  上述這些規定,都是保護人權的重要規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集團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給廣大群眾造成了一場嚴重的災難。總結這個教訓,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和其他權利作出了一系列規定,這就為保護人權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

  記 者:還有一個問題:這次制定的刑法,規定了類推制度。這是怎麼考慮的?

  王漢斌:這次制定的刑法,分則隻有103條,所追究的都是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比較有把握的犯罪行為。但我國地域大、人口多,情況相當復雜,可能有些犯罪行為必須追究,法律又沒有明文規定,而又不能不追究。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規定可以採取類推的辦法,就是對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性質最為相近的犯罪行為定罪判刑。

  對於規定類推,當時就有人不同意。我們研究認為,這個意見是有道理的。定罪量刑是很嚴肅的事情,應當有明文規定。不然,法院判案就會有隨意性。規定類推是不得已的過渡辦法。為此,刑法對實行類推作了嚴格的規定,就是必須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地方法院不能作決定。實際執行中,最高法院對適用類推的案件控制很嚴,使用的很少。據統計,從1980年到1993年的14年間,全國按照類推定罪的案件總共隻有73件,佔全部已判決案件的0.2%,平均每年僅5.2件。1986年修改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時,公安部堅持保留原來的類推規定。我說,刑法上寫上類推已經夠難受的了,人家對類推有意見,已經很難解釋,你們還要寫,更會引起反對。他們說,不寫類推,有些案件處理不了。我說,治安管理處罰的行為已有70多種了,現在還沒有發現該處罰的未作規定。如果你們發現還有什麼新的必須處罰的行為沒有寫進去,可以補充,但不要規定類推。再說,不就是治安處罰嘛,暫時不作處罰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因此,就沒有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再寫類推。

  1997年修訂刑法時,刑法分則的條文由103條增加到345條,對各種犯罪進一步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取消了類推,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就是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有關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是我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是法制建設過程中很重要的事情。

  記 者:刑法、刑事訴訟法公布后,黨中央對實施這兩個法律採取了什麼措施?

  王漢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通過后,黨中央對實施這兩個法律很重視。鄧小平同志說,從黨中央主席到支部書記,都要遵守和執行這兩個法律。中共中央為此專門發出了關於堅決保証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這個文件是根據胡喬木同志的建議起草的。

  1979年7月7日,胡喬木寫給彭真同志並轉胡耀邦同志的信中說:“刑法、刑事訴訟法公布以后,建議中央發一指示,著重說明各級黨委要保証兩法的嚴格執行(這是取信於民的大問題),並提出其中的幾個關鍵性問題,因為法律條文很多也很難懂,哪些與黨委過去習慣做法不合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附件所說的黨委批案是其中之一,而且積重難返,非特別糾正不能解決問題。特此建議,當否請酌。”彭真同志7月9日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耀邦同志:我同意喬木同志的意見。請你批處。”胡耀邦7月9日批示:“同意喬木同志意見。”很快就由中央辦公廳起草了這個文件。

  中央的指示強調,對於國家法律,從中共中央委員會到基層組織,從中共中央主席到每個黨員,都必須一體遵行。必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絕不允許有不受法律約束的公民,絕不允許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所有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干部,都要學習法律,懂得法律,帶頭遵守法律。

  中央的指示還明確指出,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最重要的是切實保証法律的實施,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作用。黨委與司法機關各有專職,不能互相代替,不應互相混淆。為此,中央決定取消各級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我認為,黨委不再審批案件是個很重要的改革,對於促進檢察院、法院依法辦案是很重要的。當然,對於重大的疑難案件,黨委也不是一概不能過問。如果發現了冤假錯案,黨委要責成和督促司法機關復查處理。

  中央的這個指示,對於嚴格實行社會主義法制有非常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記 者:這確實是實行社會主義法制的核心問題。您前面談到劉少奇同志1962年關於法制建設的主張,已有類似的思想,但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成為全黨的共識。可見,這種認識的取得並不容易,實行起來就更難。經常聽到群眾中有這樣議論:權大還是法大?黨大還是法大?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王漢斌:我記得1979年彭真同志在中央黨校作報告時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法大還是黨大?法大。此后,他又多次講,是法大還是哪一位首長、哪一級地方黨委大?我看,法大。因為我國的法律,是在黨的領導下,在廣泛發揚民主的基礎上,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它既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又體現了黨的政策和主張。有誰比黨中央還大,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大呢?!

  向世界表明我國對外開放的意向和決心

  記 者: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是我國制定的第一部對外開放的法律,當時為什麼要抓緊制定這部法律?請您談談它出台的背景。

  王漢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時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就是怎樣加快發展。總結國內外的經驗,要加快發展就必須實行對外開放,閉關鎖國隻能是發展緩慢,越來越落后。當時看到一些材料,我國的經濟和科技水平同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差了一大截。1960年我國經濟總量約相當於日本的4/5, 1978年隻相當於1/4。亞洲“四小龍”大量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在長達20年裡年均增長率9%左右。世界現代科技的發展和一些國家利用外資帶來經濟迅速發展的狀況,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確定,要實行對外開放,打開大門搞建設,吸收和利用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光宣布政策是不夠的,還迫切需要制定法律。因為我們過去的政策多變,外國人對政策不放心,他們比較相信法律。所以,當時中央決定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表明我們對外開放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在起草這個法律時,葉劍英同志提出,要寫上隻有全國人大才能修改這個法律,也是為了使外國人放心。

  制定這個法律,當時也有困難。一是“老祖宗”的理論,認為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種新的手段、新的形式。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從來不允許外國人來投資。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借所謂的“風慶輪事件”發難,攻擊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是“洋奴哲學”、“崇洋媚外”。對此許多人還心有余悸。鄧小平同志讓法制委員會從理論上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利用外資。我們研究了蘇俄在十月革命后實行租讓制的情況,整理了一份列寧關於用租讓制利用外資的一些論述,還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印發。列寧從恢復和加速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出發,提出利用外國資本,批駁了說這樣做是“賣國”、“復辟資本主義”等各種誤解和責難,指出國家政權在工人階級手中,沒有什麼危險。我們研究,資本輸出之所以成為侵略手段,是因為他們有治外法權,不受所在國法律的管理,可以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現在不同了,外國人來我國投資,必須服從我國的法律,沒有治外法權,所以不存在喪權辱國的問題。東南亞一些國家,20世紀60年代后大量引進外資,不僅沒有喪權辱國,而且大大加快了本國經濟的發展,就說明了這一點。

  記 者:當時我們還沒有中外合資企業,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制定這部法律呢?

  王漢斌:當時我國確實沒有真正的中外合資企業,我們自己也沒有經驗。20世紀50年代,我國曾與蘇聯合營過某些企業,但那是政府之間的合作,不是企業對企業。我們自己沒有實踐經驗,但是可以研究借鑒外國的經驗,立法也不能閉關鎖國啊!合資企業是60年代后廣泛發展起來的一種國際經濟合作方式。外國在這方面有許多經驗,我們收集了許多國家的材料,整理了一些國家和地區辦合資企業的規定、關於合資企業的一些情況等10多份材料,國務院還派人到新加坡考察興辦合資企業的做法和經驗。經過對外國經驗的了解和分析,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起草了這部法律。

  由於缺乏實踐經驗,這部法律寫得比較簡約,隻對一些基本原則作了規定。有些問題,因為沒研究清楚,沒有寫進去。當時就確定,經過一段實踐后,還要制定一個實施條例,作出具體規定。彭真同志說,搞合資法是詳細點還是搞粗點?太細,就搞不出來﹔硬搞,要吃虧。所以,搞了個簡單點的。你來,我保護你,但你要拿先進技術投資,不能騙我。過幾年有經驗了,再搞個條例。1980年,彭真同志親自主持起草了關於實施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若干規定,由他和李先念副總理聯名報國務院定下來。1983年9月,國務院作為實施條例正式頒布。條例中規定了合營企業所需場地的使用權,可以作為對合營企業的出資。這實際上是土地使用權轉讓的開端。由此也創造了一條經驗,就是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可以規定得原則一些,一些具體問題可以由國務院和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制定實施細則或實施辦法。不僅是這部法律,其他許多法律也是如此。因為缺乏經驗,當時制定的法律還不可能規定得太細、太具體。太細、太具體了,就制定不出來。而現實生活又迫切需要立法。所以,隻能對比較有把握的、成熟的東西作出規定。這就是鄧小平同志說的,“法律條文開始可以粗一點,逐步完善”。“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記 者:在制定這部法律過程中,是不是也有不同意見?

  王漢斌:討論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草案中,爭論最大的一個問題是,要不要規定外商投資比例不得超過49%。按照當時傳統的觀念和許多人的認識,外商投資比例不能超過49%,我方要佔51%以上,這樣才能把合營企業控制在我方手裡。所以,在最初提出的草案中寫了“合營企業資本總額中,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比例一般不得超過49%”。中央討論時同意這個方案,但在提交法制委員會討論時,榮毅仁同志對限制外商投資比例不得超過49%的規定提出了不同意見。1979年6月中旬,他給鄧小平同志寫信,認為這樣規定勢必降低外商對我國投資的興趣,我們亦同樣達不到大量吸收外資從事建設的目的。建議在不喪失主權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為原則,爭取更多的外資,引進更多的先進技術,為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鄧小平同志批示:“我看所提意見頗有道理。”並批送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陳雲同志。陳雲同志批示:“我同意榮毅仁的意見,隻要外資願意來中國,我們總有辦法對付。”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這個意見。這樣,提交大會審議的草案中刪去了外國合營者投資比例一般“不得超過49%”的規定,並增加了外商投資比例“不低於25%”的規定。這是為了保証興辦真正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而不能用假投資騙取合資經營企業的優惠待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時,對這個問題爭論仍很激烈。北京、上海的一些代表建議,還是應對外國投資比例不得超過49%作出規定。彭真同志讓顧明去說明不作規定的理由。這是彭真同志一貫的做法,有了不同意見,就讓我們下去找有意見的同志溝通,說明為什麼這樣規定。經過解釋,代表們都接受了。后來北京市還提出,允許外商興辦獨資企業。對此,許多人不同意,當時的北京市負責人很緊張,讓人半夜打電話給我,問我可不可以讓外商辦獨資企業。我說,憲法和法律規定允許外商來華投資,並沒有規定投資比例,沒說不能辦獨資企業。結果北京市在全國較早興辦了外商獨資企業。1986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外資企業法,進一步明文規定鼓勵興辦外資企業。

  合資企業的稅率是高點好兒還是低點好兒的問題,也有爭論。財政部不贊成低稅率,認為中國減免所得稅,外國政府仍要對他們本國所得稅高於中國所得稅的差額征稅,投資者並沒有得到好處。彭真同志讓找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古耕虞、經叔平等征求意見。他們都認為稅率低一點兒好,可以起到促進外商投資的作用。當時研究,合營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為30%,附加稅為3%,在1980年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中作了規定。從實踐看,稅率低一點,有利於吸引外資,對於發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有促進作用。

  在這部法律中還寫了合營企業董事長由中方擔任,就是不管外方投資多大,都不能任董事長,隻能擔任副董事長。這還是“以我為主”的傳統觀念。對這個規定,當時都沒有意見,在實踐中,中外合營者都認為不盡合理。因為按照通常的做法,一般都由投資大的一方擔任董事長。1990年修改這個法律時改變了這一規定,修改為:董事長和副董事長由合營各方協商確定或由董事會選舉產生。

  這些都說明,我們對興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有個認識過程。立法也有個解放思想的問題。但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把這部法律制定出來了,是很不容易的。

  記 者:您上面說到,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時,收集整理了許多國家關於合資企業的規定。你們當時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資料呢?這對於我國立法工作有什麼重要作用?

  王漢斌:制定法律時,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研究借鑒國外的法律。這是彭真同志一再強調的。他說,研究立法問題,對中國古代的法律要研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也要研究,古為中用,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和毒素。所以,法制委員會剛成立時,彭真同志就決定設立編譯室,調進了懂英、法、德、日、俄等語言的人才,專門負責收集、研究外國的法律,還有香港、台灣地區的法律。1979年3月8日,彭真同志要武新宇和我起草發給中國駐英、美、法、日、聯邦德國、羅、匈、蘇使館和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電報,請他們收集駐在國的法律法規。電報是我起草的,我提出以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的名義向駐外使館發電報,辦公廳說不管這事,彭真說那就用法制委員會的名義發。買這些法典,需要外匯,我找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他們說沒有外匯。我又找了財政部副部長李朋,他是我的老同學,向他要外匯買法典。我說,這些法典對我們法委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這和科研單位買儀器是一個道理。購買一台精密的儀器要用幾十萬美元,我們要的很少,為什麼不給?他說購買國外圖書的錢已撥給圖書進出口公司了,讓我找圖書進出口公司,但他們也說沒錢。我又找了李朋,最后才由財政部批給4萬美元。我們買的美國法典最多,有600部,還有英國法律全套200本,日本現行法規200多本,聯邦德國法律60卷,以及香港法律60卷,台灣地區的“六法全書”等。后來又不斷收集各國的法律文件,當時法制委員會收集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法典是國內最齊全的,連北京圖書館都沒有我們多。

  我們在立法中,一直注意研究外國的法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起草或審議每部法律時,都將外國法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有關法律規定,還有香港、台灣地區的法律規定整理成文,供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各專門委員會參考。例如,制定刑法時,就收集了外國判死刑的有多少條,哪些罪可以判死刑。制定婚姻法時,收集了各國關於婚齡的規定。制定環保、藥品、食品衛生管理等方面法律時,都參考了外國法律的有關規定,不過我們還做不到西方發達國家規定的標准,隻能根據我國實際情況作出規定。后來制定海商法、民航法、標准化法、公司法、証券法等法律時,更是大量借鑒了國外有關法律規定。法制委員會整理的這些資料報給彭真同志,他讓印發。我們就出了法制參考資料,送給中央各部委、各省區市領導。這種法制資料是很受歡迎的,一些大學、科研機構都來要。我說不敢擴大范圍,因為主要登的是西方國家的法律,怕說是“放毒”。后來就把這些資料匯編成冊,內部發行,各大專院和科研機構都可以買。這些參考資料主要是西方國家有關法律的資料。他們研究法制幾百年了,法律比較系統、完備。特別是經濟、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有很多我們可以參考、借鑒的東西。當時摘引蘇聯、東歐國家的法律很少,因為他們不重視法律,可參考的東西不多。

  (摘自《百年潮》雜志2010年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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