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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與三峽工程始末

魏廷琤  2011年05月31日09:31


  在三峽工程長達大半個世紀的勘測、設計、論証和建設過程當中,盡管有各種各樣反對的聲音,但我們還是得到了許多幫助。其中,既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美國是國外最早接觸三峽工程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和國民政府合作進行三峽工程的查勘規劃工作,提出過薩凡奇計劃。70年代中美關系解凍后,美國逐漸成為三峽工程主要的對外交流對象。我長期從事三峽工程的各項工作,和美國有關部門、專家打過不少交道,現僅就我所了解的美國參與三峽工程的有關情況作一簡要回顧。

  早期接觸

  對於三峽工程,有人認為是孫中山最先提出決策,這是不准確的。孫中山在其《建國方略》中,對三峽開發曾作這樣的論述:“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這段話與其建東方大港、南方大港、北方大港以及修10萬公裡鐵路一樣,只是天才的設想。孫中山一生沒有到過三峽,沒有為三峽工程做實際工作。

  1932年10月,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派出一支長江上游水力發電勘測隊,這是我國專為開發三峽水力資源進行的第一次勘測和設計工作。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派美籍測量總工程師史篤培參加,這是第一位參加三峽水電勘測的美國人。他們在三峽地區進行了為期約兩個月的勘查和測量,編寫了一份《揚子江上游水力發電測勘報告》,擬定了在葛洲壩、黃陵廟修建兩座總裝機容量分別為32萬千瓦、50萬千瓦的低壩電站,並設船閘通航,總預算1.665億美元。這是中美兩國工程師合作首次提出開發三峽水電的計劃。但這一計劃僅僅是紙上談兵,很快就被束之高閣。

  1944年4月,在國民政府戰時生產局任專家的美國人潘綏,提出了一個利用美國貸款修建三峽工程的計劃,並向羅斯福總統寫信。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得知潘綏的報告后,專門請正受邀在華進行水電咨詢工作的美國墾務局設計總工程師薩凡奇赴三峽考察。美國墾務局大壩設計世界聞名,當時世界四座最高大壩均為該局設計興建。當時宜昌尚在日軍控制之下,薩凡奇不顧生命危險,冒著日軍飛機可能轟炸和掃射的危險,對三峽兩岸的山川地勢進行了為期10天的詳細勘查,提出了《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即著名的“薩凡奇計劃”。這是第一個三峽高壩建設方案。1946年4月,他又到三峽實地勘查了一次。

  有人說薩凡奇對三峽工程作出了設計,也不准確。但是應該說薩凡奇的勘查,大大推動了三峽工程的設計。薩凡奇對壩高和水位的選擇還是有經驗的。他選擇的水位是204米,和我們后來長期研究論証的結果比較吻合,也是考慮到不要淹沒重慶。但薩凡奇把壩址選在南津關,這是不好的。南津關屬於石灰岩地區,地質條件不好,我們打過很深的鑽,在200米以下還有泥沙,還打出螃蟹,風險太大,而且樞紐布置起來比較困難,船閘就非常不好放。

  1945年春,美國墾務局開始研究三峽工程有關資料。1946年4月,資源委員會與墾務局正式簽訂合約,由該局進行三峽大壩的設計,中國派技術人員赴美參加設計。據此,國民政府先后派60余位技術人員赴美。同時,資源委員會與美國M. K公司簽訂合約,由該公司承擔壩址地質鑽探任務。不久,該公司派人在南津關打過兩個半鑽孔,進行了石牌到南津關地質勘查工作,確定了南津關壩址,搞了布置圖。此外,資源委員會還與美國洛杉磯費其艾航測公司訂約,由該公司承包航空攝影。整個航測工作,從石牌到南津關下游,於1946年7月完成。總的來說,美國這一時期的工作,包括比較全面的柯登報告,也就是規劃性設計,不能算是我們所說的初步設計的的正式文件。他們在地質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很粗淺,對石灰岩地區的地質問題想得比較簡單,認為溶洞隻要堵一堵就不至於造成大的災害。真正對三峽工程進行規劃、設計工作,並把三峽工程作為長江流域規劃主體,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毛主席視察長江,提出建設三峽工程的設想以后。當時,參加薩凡奇計劃及中美合作三峽工程設計的中方團組,主要來自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持此事的先是錢昌照,后來是孫越崎。具體負責的是資源委員會全國水力發電總處,黃育賢時任處長,徐懷雲科長任中方設計組組長。揚子江水利委員會也派了楊賢溢、楊績昭和劉鼐臣等參加。徐懷雲后來在美國國際工程公司當副總裁。他曾寫回憶錄《圓夢記》,詳細記載了這段歷史。七八十年代,我四次赴美考察,每次到舊金山,都與當地華人,尤其是當年搞過三峽設計的老人見面。黃育賢當時已經很老了,有點輕微的痴呆,但好多事他還清楚,對國內要搞三峽工程非常興奮。

  不久,隨著內戰日漸擴大,國民政府財力匱乏,無力進行三峽研究。1947年5月,資源委員會正式通知墾務局,中止三峽工程設計。這一時期的中美合作宣告結束。

  再次產生交集

  新中國成立后,中美長期處於敵對關系,在三峽工程上幾乎沒有聯系。到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基辛格和尼克鬆相繼訪華,中美關系開始解凍。此時正值葛洲壩工程修改設計高峰階段。而葛洲壩工程主要是考慮為三峽工程做實戰准備上馬的。為解決葛洲壩工程建設當中的船閘設計問題,中國組織代表團赴美考察,由此中美兩國在三峽工程上再次產生了交集。

  1970年12月30日,葛洲壩工程在先上馬的修改設計尚未作出的情況下(五六十年代的設計思路是先上三峽工程,再上葛洲壩工程),採取“邊施工、邊勘探、邊設計”的方針,就大規模開工。因為情況變了,卻還套用原來的設計,導致出現一系列問題,再加上工程質量不好,於是就有人向中央反映葛洲壩工程建設的問題。周總理果斷地作出決定:葛洲壩工程立即停工,重新修改設計,在修改初步批准后才能復工。他把修改設計的任務交給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負責。因為當時林一山眼睛生了黑色素瘤,先是在北京同仁醫院,后來到上海華東醫院手術治療。這樣,修改設計方案的工作就由我具體負責。

  通航問題是葛洲壩工程修改設計當中的一個焦點、難點問題。交通部門給我們提出了很多意見、要求。一些長期在江上航行的船長認為,以前長江航道很寬,可以大搖大擺地航行,建了葛洲壩工程后,隻能從窄胡同裡走。他們怕船閘礙航,影響長江通航能力。我國當時在一些河流主要是大運河上做了一些船閘,但他們認為這些船閘規模太小,不能反映問題。我們又在江漢平原進長江的新灘口也建了船閘,他們仍認為小,不能成為船閘不礙通航的依據。他們提出,葛洲壩船閘最大水位差達到27米水頭,唯一具有參考價值的是美國田納西河上的新威爾森船閘(它具有30米水頭),由此提出到美國考察的要求。

  為此,1973年4月,周總理在與基辛格見面時專門提出,中國希望派一個考察團,對內是考察船閘,對外稱水利工程考察團,赴美作全面考察。在獲得同意后,中國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到美國考察水利工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向美國派出的第一個水利考察團。這個考察團由水電部、交通部、機械部、外交部、長辦5個部門和單位一共10人組成。團長是中國航運專家、時任華東水利學院革委會副主任的嚴愷,負責對外台面上的事﹔我是副團長,負責業務﹔外交部美大司澳美新處處長屠國維是秘書,負責外事。我們代表團還成立了一個黨小組。

  這次赴美考察,因為國家高層布置,美國人對我們非常開放,接待非常周到,幾乎是有求必應。

  美國的水利機構分工很奇怪,如聯邦機構就有三家,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是總統直管,陸軍工程師團屬軍隊管,負責防洪、航運以及水電的開發,墾務局屬內政部,負責西部17個州的水利開發(主要是灌溉)。

  我們先到紐約,與陸軍工程師團在該地區的首腦斯坦德納斯准將談美國關於河流的多目標開發的情況,然后到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看干流上的工程,著重看新威爾森船閘。該船閘閘門有30多米高,與我們的葛洲壩類似,運行自如,狀態良好。

  我們也看到了美國人失敗的例子,如赫爾斯壩因地質條件較差,不得不在其下游重修了尼卡夾克壩。我們希望得到最新的資料和圖紙,陸軍工程師團說不能給。后來通過基辛格做工作,美方給了我們一套工程改建的船閘完整的設計圖紙,約700多張。我們一路十分小心,隨身帶著,這對我們搞船閘設計有很大的好處。

  考察完田納西河流域后,我們來到密西西比河,看了許多防洪和水土保持的工程,還看了實驗室做整套的泥沙試驗。我們了解到美國人對船閘的設計要求,遠沒有我們交通部門提出的要求那麼復雜。在美國人看來,攔洪壩、船閘都不會成為航運的障礙,而是改善天然河道通船最佳措施。

  從亞拉巴馬州到密西西比州途中,由於當時中美尚未建交,台灣當局與美國有外交關系,我們受到了嚴格的保護。我們一行10人,美國給我們配的是9個保鏢1個陪同,也是10個人,每到一州,警察局長親自出面,集中保護。

  考察完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后,我們又到美國西部考察,主要看了西南部及加州的灌溉工程,並沿西海岸到哥倫比亞河,看了邦涅維爾船閘、蛇河的冰港工程、著名的大古力水電站,以及高達770英尺的德沃夏克壩。

  丹佛是我們在美國西部考察的最后一站,也是墾務局的總部所在地。墾務局在解放前與中國合作過三峽工程勘查設計,非常歡迎我們到來。我們有什麼問題,要什麼資料,他們都熱情地解決。

  隨后,我們又到美國東北部考察。我們先到俄亥俄河考察,主要看船閘。當年美國開發西部時,許多物資要從東部經俄亥俄河向西運輸。因此,俄亥俄河開發將航運作為重點,建了47個梯級的水閘,每級水位差很小,后來進行合並,做了十幾年,將47個小梯級合成17個相對較高的梯級。

  從俄亥俄到美國首都華盛頓,下榻五月花旅館,當時黃鎮到美國組建中國駐美聯絡處,也住在五月花旅館。黃大使邀請我們一起吃了一頓早餐。美中交流學會和美國科學院為我們在華盛頓舉行盛大招待會。許多著名的華人如任之恭、楊國華、雷漢成等出席,還有后來擔任過美駐華大使的洛德。在華盛頓我們還到過一家中餐館——燕京樓吃烤鴨,老板是雲南王龍雲的四兒子。中國駐美聯絡處初建時,就由他們提供伙食。

  我們還與華盛頓的有關單位進行了座談,聯絡處提醒我們要注意防止台灣當局搗亂,但當時中美關系正在升溫之中,台灣當局沒有什麼干預手段。

  盡管感覺美國有反華勢力,但人民是友好的,我們沒有遇到任何反華的情況。有個老師還專門請我們去看他們的小學,問長問短。沿途有許多企業家,尤其是洛克菲勒家族找到我們,問如何與中國人做生意。我們隻好說不是搞這一行的,有問題找中國駐美聯絡處。

  最后,我們從華盛頓經紐約到邁西那港考察聖勞倫斯水道,主要看了艾森豪威爾船閘。這個船閘盡管出去不遠就有急彎,但大海輪通行時很平穩,讓我們開了眼界。

  聖勞倫斯河看完后,我們又回到紐約,然后從紐約回國。

  我們此行在美國一共呆了8個星期,到過13個州、考察了26座水壩、13座有名的大壩工程以及研究機構、高校、工廠,歷時長,收獲也很大。總的印象,美國是個高度發達的國家,聯邦的三大水利機構對工作都很負責,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同時也認為我們自己有很多非常寶貴的經驗。美國的大多數河流的水力資源已經開發得差不多了,從水電建設來說,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卻是方興未艾,因此,有許多東西可能會后來居上。

  這次考察對我們修改葛洲壩工程設計方案起了積極作用。我們了解到,從俄亥俄河整治開始,美國修建船閘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是其改善內河航運最主要的辦法,而且非常安全,不會出事故,不會造成客貨運量降低,不可能造成河流斷航。

  完成此次考察后,我們向中央匯報,報告是我起草的,大致意思是說,葛洲壩工程建設中有關方面提出的問題,參考美方經驗都可解決,修建葛洲壩船閘在工程技術上應該是沒問題的。水電部領導看了后覺得寫得不錯,但是把美國描寫得太好了,怕犯右傾錯誤,於是在政治上把了把關。

  經過此次考察,交通部也對葛洲壩的航運問題比較清楚了,但部領導沒出國,把報告修改了一些,然后上報中央。

  后來聽說李先念同志不放心,要找我,但我已離開北京,他就找到嚴愷談了一下,說明中央對此事的關注(此時,周總理已經委托李先念過問葛洲壩工程)。

  葛洲壩工程建成后,改善了200公裡的航道,淹了不少原來阻礙航行的險灘,大大改善了通航條件,許多原來不信任我們的船長都信服了。

  一個由美國人引發的重大決策

  1979年,當葛洲壩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電部又向國務院提出關於修建三峽工程的報告,建議盡早決策。這時正值中美建交、鄧小平訪美。這一年,中美兩國相繼簽訂科技合作協定、水電開發和有關的水資源利用議定書。中美兩國准備再次在三峽工程建設上進行合作。

  但好事多磨,中美合作還沒有正式開始,就險些夭折,甚至出現影響到三峽工程是否上馬這樣的大問題。

  當時國內對三峽工程爭論很大,反對的意見傳到美國,影響到了美國政府。1980年3月,美國政府為慎重起見,專門派了一個代表團,以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長弗裡曼為首,包括陸軍工程師團一把手莫爾斯中將和墾務局局長希金森,到三峽考察。中國方面也組成了陪同團,李銳為團長,長辦這方面有我和陳濟生。美國人是兵分兩路。我和李銳一起陪同莫爾斯中將看了水電部長沙勘測設計院正在進行現場勘測、規劃中的龍灘,然后到了三峽。弗裡曼他們則是先看上游,然后順江而下到宜昌看三峽。

  美國代表團回國后,在莫爾斯中將的堅持下,弗裡曼在《工程新聞記錄》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條件不成熟,不贊成上三峽工程,並說中國人聽了他們的意見,把三峽工程扼殺掉了。但事實上,我陪同美國考察團走了一路,看得很清楚,他們兩個星期跑了那麼多地方,走馬觀花,是不可能提出這麼重大的意見的。弗裡曼的文章主要是受了我們自己反對派觀點的影響。

  但是,美國考察團的報告影響很大,中央很關注,從而引出了一個大問題,三峽工程到底建不建?

  1980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聽取國家計委五年計劃的匯報時,提出三峽工程要不要列入的問題。計委的很多人受不久前美國考察團影響,對此很有顧慮。小平同志剛訪問了美國,對美國技術的先進是清楚的。美國考察團的意見,加上國家計委部分同志的顧慮,使他當時認為,按中國的財力,三峽工程可能十年都上不去。

  當時,我是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副總工程師,負責三峽工程和葛洲壩工程設計,同年任長辦副主任,正在葛洲壩工地,聽到湖北省委副書記王群傳達國家計劃會議預備會議精神。在這次會上鄧力群傳達了小平同志的話,根據當前經濟形勢,三峽工程十年之內可能上不去。我聽后很著急。恰巧這時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李永長採訪我,我向他講了三峽工程的基本情況,包括規劃設計、施工、設備供應、資金需求等方面的情況以及葛洲壩工程和三峽工程的關系等。他據此寫了一篇動態清樣。

  同時,我針對弗裡曼和莫爾斯中將的意見寫了一篇《三峽工程辯証》,針對他們提出的問題逐條作了辯駁。后來,美國的《工程新聞記錄》登載了這篇文章,署名是我、楊賢溢和美籍華人趙耆琛。

  美國國內對三峽工程意見也不一致。特別是墾務局,自薩凡奇開始,一直對三峽工程很熱心。墾務局局長希金森在看過葛洲壩工程之后說,中國建成了葛洲壩,就可以做成任何一項他們想做的水利工程。希金森也在《工程新聞記錄》上發表文章,表達了與弗裡曼和莫爾斯不同的觀點。

  這樣,美國水利界三巨頭形成不同意見,而且都在權威雜志上發表,再加上新華社出了動態清樣,小平同志感到各方意見分歧實在太大,於是帶著家人,在1980年6月下旬到了成都,說是為了度假,實際上是要親自到三峽地區和葛洲壩工地實地考察。

  7月13日,小平同志在四川省省長魯大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我以及宜昌地委書記馬杰、荊州地委書記胡恆山等人的陪同下,從重慶順江東下,視察三峽壩區和葛洲壩工地。在船上,小平同志詳細詢問了環境保護、泥沙淤積、壩址以及大壩、電廠、船閘的設計,並和國內外已達到的水平進行比較,對防洪和航運問題也很關注。我一一回答,並向小平同志匯報了三峽工程研究的經過、工程規劃設計、施工方案、設備制造、資金籌集等問題。

  船到宜昌后,小平同志參觀了葛洲壩工程,他看得很仔細。小平同志詢問了葛洲壩一期工程的截流時間,他指示現在工地的各項設施以及機械設備將來凡是能用之於三峽的都要用上,那時不要再重復搞一套,要注意勤儉節約,不要浪費。小平同志到武漢后,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也專程從北京趕到武漢,向他匯報工作。在會上研究三峽工程問題時,鄧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長江三峽工程,聽了匯報,了解到長江水運運量不大,長江中下游兩岸防洪問題很嚴重,洪水淹到哪裡,哪裡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時,長江兩岸物產豐富、經濟發達,三峽大壩建成以后航運問題可以解決,三峽工程可發大量的電,可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環境影響問題也可以解決。他認為:建設三峽工程效益很大,輕易否定三峽工程是不對的。請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回北京后抓緊研究。

  小平同志此次考察三峽地區和葛洲壩工地,意義重大,是三峽工程建設的一個新起點。可以說,沒有此次視察,就沒有今天的三峽工程。

  80年代三次訪美

  隨著建設三峽工程逐漸成為中國大多數領導同志的共識,1982年,中美雙方在華盛頓簽署了《水力發電及有關的水資源利用合作議定書附件二》,其中第四項即三峽工程技術合作。至此,中美兩國再次在三峽工程上進行合作正式確定下來。

  為落實該協議,推進中美兩國在三峽工程上的合作,20世紀80年代我作為長辦領導,三次赴美訪問、考察。

  (一)1983年訪美

  雖然協議規定了中美雙方在三峽工程上進行合作,但是美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必須要簽訂正規的合約,才能真正落實。

  美國墾務局對三峽工程一直很熱心,是積極履行協議的。1981年4月至6月,墾務局牽頭組團到中國考察。1983年,希金森想進一步詳細了解三峽工程在40年代以后,從50年代開始的規劃、勘測、設計和科研情況,以便下決心和中國方面簽訂合約,正式進行合作。為此,中國方面組織了一個代表團,由我任團長,赴美訪問。

  我們首先到丹佛美國墾務局工程研究中心和他們交流。我們先講三峽工程全面情況,然后一個專業一個專業地介紹,在丹佛呆了十天。每講一個專題,墾務局都組織相關人員聽講。

  接著,我們在美國考察,這離1973年第一次到美國隔了10年,故地重游,別有一番滋味。這次我們先看了波特蘭電力公司,然后沿著哥倫比亞河,看了沿途的大壩、船閘、電廠。其中有些我在1973年看過,有些沒有看過,特別是正在加高的大約瑟夫工程。隨后我們又坐小飛機看了墾務局在西部17個州做的灌溉工程。最后我們在舊金山作了初步總結,然后回國。

  這次訪問一共在美國呆了39天,純粹是一次工作訪問,最大的收獲是讓墾務局了解到我們已進行的工作成果是非常豐富的。

  1984年,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水電部外事司分別與墾務局簽署合約,具體規定了墾務局對三峽工程有關經濟技術問題提供顧問性技術咨詢服務,中方支付咨詢服務費用,合同有效期五年。

  從1984年到1989年,我們前后花了一兩百萬美元,請美國專家到中國來,一共有64人次。在技術咨詢中,美國專家一致肯定三峽工程的優越條件,認為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這些專家分別來自墾務局、陸軍工程師團兩個聯邦政府機構以及一些著名的大公司,有搞水工、施工規劃的,有搞設計的,有搞泥沙和航運的,也有搞生態環境的專家。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泥沙方面的專家西蒙斯,他曾與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一起工作過。他對模型試驗方法作了改進,認為三峽泥沙問題並不構成威脅。總的來說,美國派來的專家,不論是聯邦機構派來的,還是大的公司派來的,都很負責,花的錢是值得的。

  (二)1985年訪美

  1985年,美國墾務局邀請我赴美參加國際水電會議以及胡佛壩建成50周年大會。參加國際水電會議的人很多,世界各大水電公司都派人去了。大會給我們開了專場,然后大隊人馬坐飛機去胡佛壩。

  在胡佛壩,墾務局向我們介紹,該壩1935年開建時,以發電為主,解決加州、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等地的用電問題,裝機有200多萬千瓦﹔后來發現南加州的供水問題突出,於是轉變功能,減少發電,以供水為主。實踐証明,這一轉變很成功,80年代胡佛壩灌溉和供水效益都很顯著,極大促進了南加州農業的發展。南加州每年農業產值超過100億美元,農產品不僅解決了內需,還對外出口。

  胡佛壩建設的經歷,讓我們深有體會和感慨,即任何事情都是發展和變化的,不要把問題看死。水庫的功能也是有變化的,各部門要協調利益。

  (三)1988年訪美

  1988年,墾務局又以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的名義邀請我參加國際大壩會議,陳濟生與我同行。此次會議的焦點是環保人士反對建水壩。開會前,我與陳濟生花了整整一個晚上准備發言稿。

  開會時,我上台發言,時長限制在6分鐘,我超時了,但主席並未按鈴,結果我講了7分多鐘。這7分多鐘的發言專講我們在三峽工程建設上對環保問題的研究,全場鼓掌。我下來的時候,中國國際大壩會議的秘書長沈崇剛(1949年,我陪林一山到華東接管相關水利機構時,他是華東水利部的秘書,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說我講得真棒。

  我們在開會時,環保組織在河對岸的伯克利集會,並給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寫信。參加國際大壩會議的有2000多人,他們有200多人。我當時還作了調查,發現該組織在舊金山隻有一間房,有時有人,有時沒有人。

  這實際上是三峽環保問題在國際上的一場較量,核心是三峽工程對於環境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1989年,我們與墾務局的合約到期。至此,中美在三峽工程上的合作告一段落。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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