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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戰上海200天——憶粉碎“四人幫”后的中央上海工作組

鄭定銓  2011年05月31日09:19


  1976年10月6日,中央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得知這一消息后垂死掙扎,妄圖在上海發動“武裝暴亂”,在這一緊急關頭,中央派出以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為首的中央工作組,接管上海。這是一場特殊的斗爭,我當時在輕工業部機械局工作,奉命參加工作組。從1976年10月12日進駐上海,到1977年4月底工作組任務基本完成、大部分人員撤離上海,為時200天。

  20多個部委100多人同一天到達上海

  1976年10月12日,根據中央的決定,中央、國務院20多個部委、局及北京市委奉命參加工作組的同志共100多人,於同一天飛抵上海。遵照中央的部署,各部到上海名義上是了解1977年計劃安排情況,實際上是接管上海市,任務相當艱巨。各部由部長、司局長帶隊,選派的干部都是政治上較強、業務精通的骨干。輕工業部首批派往上海參加工作組的有陳錦華、謝紅勝、魯萬章、王金光4位司局長與周鵬年、李澄和、朱慶頤和我共8人。

  我們一行8人於12日晚住進國際飯店。開頭幾天,大家分頭到市革委工交組、市紡織局、市輕工業局聯系工作。10月下旬,根據工作組領導的安排,輕工業部8人分赴兩條戰線展開工作。陳錦華為首的6人進駐上海市文教口,謝紅勝與國家計委、建委、一機部的6位司局級干部分別到上海市革委工交組下設的5個組。我作為謝紅勝的助手,也一起到工交組工作。我們兩人除到工交組外,還重點到市紡織局、輕工業局了解情況。輕紡兩個局當時情況十分復雜,上棉十七廠和三十一廠分別是王洪文、王秀珍的“老窩”。輕工業局的領導權由王洪文的“小兄弟”馬振龍把持。

  我們的任務艱巨,人手不夠,后請示錢之光部長,並報林乎加同志批准,部裡又先后增派了婁世勤、徐政、王海南、潘裕仁、凌晉良等5人參加工作組,他們到達上海后,加強了對市紡織局、輕工業局揭批“四人幫”的領導。市手工業局問題不大,花的精力相對少些。此后,李正光局長也參加了工作組,到1976年底,輕工業部參加工作組的人員達14人。我們一行8人在離開北京前,錢之光部長在傳達中央、國務院的指示后說:你們這次到上海“隻帶眼睛和耳朵,不帶嘴巴”。即觀察和聽取上海揭批“四人幫”的情況,發現問題不要隨便表態,立即向中央報告。

  我們到上海后,從10月13日起,到市革委工交組、紡織局、輕工業局聯系工作。14日晚,南京路上貼出了《徹底砸爛“四人幫”》、《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大標語,外灘一帶人山人海,大字報和漫畫鋪天蓋地,我們也擠到人群中看大字報,觀察動向。每天晚上看到22點左右,回飯店后,陳錦華、謝紅勝召集碰頭會,每人匯報一天來的所見所聞及輕工業局、紡織局、手工業局三個局的情況。

  粉碎“武裝暴亂”的陰謀

  從10月12日工作組到上海起,到10月26日中央發出通知任命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為上海市委領導職務的半個月時間內,是上海局勢最緊張的關鍵時刻。“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和一幫“小兄弟”,狗急跳牆,妄圖動用民兵搞“武裝暴亂”,上海隨時可能發生流血事件,在這半個月內我們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陳錦華、謝紅勝每隔一兩天要向中央寫匯報材料。他們起草報告后由我和婁世勤同志抄清。按照中央事先的約定,在信封上寫“北京立新路9號收”,寄信人落款是“鄭勤”(即採用鄭定銓、婁世勤兩人名字中的一個字)。為防止這些材料被上海郵電部門攔截扣留,重要的報告不在上海寄發,而是採取解放前地下黨的活動方式,派我帶信件乘火車到蘇州,下車后確認無人跟蹤,再坐車到市中心附近的一個郵局投寄,確保信件安全發到北京。

  北京立新路9號在哪裡?是哪個機關所在地?當時並不清楚。前幾年,我在原國務院機械委秘書長董峰同志處看到一份1979年12月22日的會議記錄:李先念副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會議,討論成立機械委問題,會議地點在“立新路9號南會議室”。老董說,70年代末期因中南海北區辦公用房裝修,有幾年國務院領導同志曾在立新路9號院辦公。存在20多年的“謎”終於解開了,原來我們的報告當時是直接寄送國務院領導同志的。

  10月9日,“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在黃浦江沿岸的江南造船廠和中國紡機廠架設了兩部電台,起草了所謂的《告全國人民書》,計劃陰謀一旦得逞,立即在電台播出。11月7日,謝紅勝、徐政和我找中機廠黨委書記張秀同志了解情況。張秀說:10月9日那天,市民兵指揮部曾到中機廠察看地形、安裝電台,他們看到廠裡有7個門,進出方便,能容納1萬民兵,感到滿意。10月12日,張秀即派人去南京軍區,向彭沖的秘書報告了這一動向。關於在這兩個廠安裝電台問題,當時由公安部工作組人員重點排查,有關部工作組人員積極配合。

  馬振龍原是上海搪瓷廠的工人,1966年緊跟王洪文造反有功,被安插到市輕工業局當頭頭。馬天水曾吹捧馬振龍是“我們最好的青年干部”。粉碎“四人幫”后不久,工作組即對他隔離審查。11月4日,謝紅勝、潘裕仁和我到輕工業局查看了馬振龍設在地下一層的“保密室”。這間密室藏有他貪污的大量輕工產品,用的、吃的、穿的樣樣都有,僅上海產的各種手表就有100多塊。他經常向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贈送手表及其他輕工產品。“四人幫”余黨妄圖在上海發動“武裝暴亂”,馬振龍是“急先鋒”,他特地制作了搪瓷汽車牌號(一旦需要時可將原來的汽車牌號拆下,換成這個假車號),收集了軍用地圖、上海市區詳圖及一批自行車、應急燈、壓縮餅干等物資,存放在密室裡,隨時准備“暴亂”時動用。

  “四人幫”余黨策劃“武裝暴亂”的圖謀,雖然由來已久,但在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不久就徹底失敗。這一事實証明,中央工作組處理反革命武裝暴亂陰謀的政策和策略得當,使參與叛亂的絕大多數人從被蒙蔽中解脫出來,“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完全陷入被群起討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的任何圖謀都隻能土崩瓦解。

  集中主要精力考察局級領導干部

  中央工作組的日常工作由林乎加負責。10月23日下午,中央工作組正式開會,宣布名單。林乎加部署了工作組近期工作。他說:原來研究各部委同志對口到上海各局,下去的同志稱聯絡員。后來了解市委有一小撮人態度惡劣,對下去的同志搞小動作。有的還揚言要把中央下來的人圈起來,關到地下室。現在看來要繞過市委這些組辦直接到下面各單位,恐怕還不行。經研究決定,市委各大組我們都要去,也可到他們所屬的單位全面了解情況。下去的同志,名義就叫中央工作組人員,主要任務是搞揭、批、查斗爭,徹底砸爛“四人幫”。

  林乎加還說:工作組人員到各單位工作時,要宣布幾條紀律。要嚴格按中央16號文件(即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的處理“四人幫”的通知)辦。對了解的情況,不要隨便表態,不要答復問題,可帶回來反映。后來,隨著運動的開展,這條規定逐漸改變了,凡涉及運動的一些重大問題,必須中央工作組講話,中央工作組也敢於負責,當講則講,沒有發生處理不當的問題。

  這之后,我們的主要精力放在考察局級領導干部上,動員原來受“四人幫”壓制的領導干部站出來工作,先后將楊慧潔、郭忠業派往市紡織局、輕工業局黨委主持工作。上棉十七廠、三十廠、三十一廠及合成纖維研究所的問題較多,我們與市紡織局黨委研究,於11月8日、9日向這四個單位派去了工作組。當時斗爭相當尖銳,進駐三十一廠的工作組一進廠就被群眾圍住了,兩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組表態。有人揚言:“工作組進廠12小時給他顏色看。”果然,12小時后三十一廠就著了火。林乎加同志及時召集江南造船廠、上棉十七廠、三十廠、三十一廠工作組同志開會,聽取匯報,作出部署。他指出:工作組的同志要深入群眾,各種意見都要聽,這些單位領導絕大多數是執行問題,要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把他們拉過來,讓他們揭批“四人幫”,即使有嚴重問題的人,也要爭取過來,集中火力對准“四人幫”。

  中央工作組的指揮部設在錦江飯店南樓。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的工作班子在那裡住宿和辦公。而各部委同志一開始分別住在各個飯店或招待所,既不安全又不方便。於是,從10月23日起工作組集中居住和辦公:1976年10月23日至12月2日,住延安飯店﹔1976年12月2日至1977年3月8日,住上海大廈﹔1977年3月9日至4月底,住衡山賓館。

  集中居住和辦公,保証了安全,為開展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延安飯店住宿條件和伙食都比較差。搬到上海大廈后,用餐有了改善,但住房仍很緊張,司局級干部和助手兩人合住一間。副部級以上才能住單間或套間。在上海大廈,陳錦華與朱慶頤合住一間,謝紅勝與我合住一間,同吃、同住、同辦公。任務繁重,工作十分辛苦,許多同志經常白天去市委、市革委各組和有關局了解情況,晚上看文件、寫材料。為適應這種特殊情況,工作組實行一天四餐制,每天晚上22點加一次夜宵。上海大廈的面食、小點心做得很好,工作組的同志中有許多人出生在上海、江浙一帶。夜宵適合大家的胃口,同志們邊吃邊聊,相互交流,難得輕鬆一下。餐后精力充沛,又繼續工作,經常通宵達旦,不知疲憊。

  在上海迎來1977年

  1976年12月31日晚上,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領導在錦江飯店南樓接見工作組全體同志,並放了兩部電影。

  1977年1月1日上午,工作組全體同志到上海港務局三區參加勞動,與碼頭工人一起搬運貨物。下午放假半天。晚上,我審閱市紡織局揭批“四人幫”大會的發言稿,直至2日凌晨4點10分才結束。

  1月2日上午,我隨謝紅勝、徐政去楊慧潔家,在她家午餐后,開會討論紡織局黨委工作問題。晚上,我去武康路拜訪在市儀表局工作的老同學榮慶鴻,多年未見,格外高興,暢談一個多小時。

  1月3日,我白天忙了一天。從晚上24點到4日凌晨4點半,又繼續審閱紡織局揭批大會的發言稿。

  1月4日下午,上海紡織局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揭批“四人幫”罪行,宣布對紡織局黨委書記唐文蘭隔離審查。此后,上海紡織系統揭批“四人幫”向縱深發展。

  可以說,1977年開頭的幾天,是我在工作組最忙的日子。真是馬不停蹄、夜以繼日。當時我42歲,身體好,都挺過來了。老母親、姐姐、哥哥都住在上海新閘路,但由於工作緊張,我很少回家看望。

  1月17日上午,在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干部大會上,蘇振華宣讀了中央兩份電報:一是中央任命林乎加、嚴佑民、陳錦華等8位同志任上海市委常委﹔二是中央決定對馬天水停職審查,徐景賢、王秀珍離職審查。

  2月11日,經黨中央批准,謝紅勝任輕工業部黨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

  1977年春節期間,工作組大部分同志回京過年,隻留少數同志在上海值班,謝紅勝和我在上海過年。除夕夜,我們在上海大廈餐廳,點了四個菜、一瓶白酒,高高興興吃年夜飯,祝賀老謝晉升為副部長。

  從2月下旬到4月底,謝紅勝帶著我抓緊考察和配備輕工業、紡織、手工業三個局的領導班子,陸續看了照相機廠、手表廠、上棉九廠、上棉十九廠、金山石化總廠各分廠、上海二機、四機、上印機等企業。

  4月14日晚,倪志福、彭沖、林乎加召集工作組同志會議。會上確定,市委辦局一級領導班子已經配備好的,揭批“四人幫”運動已正常開展起來,工作組可逐步撤出,工作組人員可分批回北京。

  4月29日,謝紅勝和我結束了在輕工業、紡織、手工業三個局的工作,於下午乘飛機返京。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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