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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舊”運動中人民大會堂文物何以保存

 楊亞人  2011年05月30日19:35


  “文化大革命”中,社會上興起一股“破四舊”思潮,許多文物被當做“封、資、修”遭破壞焚毀。造反派竟然盯上人民大會堂陳列的珍稀文物,提出要當做“四舊”通通砸爛。國寶級文物眼見就要遭滅頂之災!民族文化瑰寶何去何從?當時,我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遵照周總理指示,將人民大會堂的文物撤下來封存,進行“紅色革命化”,避免了一場劫難。

  周總理堅拒破人民大會堂“四舊”的無理要求

  1966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童小鵬的電話,要我17點鐘趕到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在二樓會議室見我,主要是交代人民大會堂的“紅色革命化”布置工作,具體情況到那裡再說。我不敢怠慢,及時趕往人民大會堂。

  那時,社會上盛行一股“破四舊、樹新風”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一些中學的紅衛兵和大專院校的造反派,肆意橫行,到處進行打砸搶活動,許多文學書籍和歷史文物慘遭焚毀和破壞。我在趕往人民大會堂的路上,看到一群群的“革命小將”正在搗毀北京街頭豎立的各處路牌、路標,說是要給北京的大街小巷重新定名。

  我按時來到人民大會堂,見到了大會堂管理處的劉劍副處長和朗雷鳴副書記(當時人民大會堂歸國管局管)。劉劍對我說:“我們已經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通知,知道局裡派你來參加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你休息的房間我們已經安排好,並派陸學貴科長配合你,有事你就交給他辦。”接著他的話,我問起大會堂的具體工作任務。他說:“你的工作我們不清楚,你去直接問總理。今天總理在大會堂接見外賓和造反派頭頭,現在還沒有走。”

  我來到大會堂二樓會議室門口,遇到中辦警衛局警衛處副處長成元功,他是總理的老衛士長。我向他說明來意后,他對我說:“總理還在與客人談話,你得多等一會兒。”我說:“總理要我來的具體任務是什麼?”他說:“可能是要你將大會堂重新布置一下,多搞些毛主席語錄、詩詞之類的東西,裝飾一下環境。”他還對我說:“上午總理接見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四個頭頭。他們當面向總理發難,說大會堂裡到處都是‘封、資、修’的東西,是破銅爛鐵,是‘四舊’,通通應該砸爛。如果人手不夠或下不了手,院校可以派革命師生幫助清除。總理當即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這才打電話讓童主任通知你來的。”

  聽了成元功的介紹,我大致了解了來大會堂的工作任務,看到周總理實在太忙,就先離開了二樓會議室。

  晚飯后,我和大會堂的陸學貴一起,從三樓開始一個廳室一個廳室地查看,謀劃著哪裡應該張挂毛主席像和詩詞、語錄展板,哪裡的古董、國畫、文物需要撤換。有些青年服務員見我們要更換廳室的陳列物品,隨意地說道:“這些東西都是‘四舊’,早應該砸爛和焚毀。”聽了他們的議論,我的心一下提了起來。大會堂各廳室、各處陳設、懸挂的藝術品,都是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成時,各省、市、自治區選送的珍品,是國寶一級文物。許多珍品是經過周總理親自審視后確定的。我也參與過檢驗工作,對它們的出處、質地、工藝、價值十分熟悉。這批珍貴的文物一旦處理不好,將會給國家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想到這裡,我立刻想到了周總理,我必須立刻向他請示。

  我又一次來到大會堂二樓會議室門口。周總理還在那裡辦公,我在門口的椅子上一直坐等到深夜。后來,我見成元功從屋裡出來,忙上前詢問。他說:“總理辦公一直到現在都沒休息,已經很疲憊了。”我說:“既然是總理要我到大會堂來,我就要對工作負責任,總理忙我不打擾他,就請你進去轉告總理,一是告訴他我已到大會堂開始工作了,二是請示一下大會堂撤換下來的文物珍品如何處置。”成元功看我焦急的樣子,回身輕輕推開了會議室的房門。我低頭看了一下手表,已經是深夜2點。當時我既為自己在這個時候打擾周總理的唐突之舉深感懊悔,又為周總理鞠躬盡瘁,為人民日夜操勞的精神所感動。不一會兒,成元功走出會議室,對我說:“總理讓我轉告你,大會堂撤換下來的東西先保存起來,一切等到運動后期處理。”聽了這句話,我懸在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心情一下輕鬆了許多。

  第二天,我向大會堂的領導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得到他們支持,並一同驗看了地下室准備保存物品的房間。此后,大會堂的員工們開始撤換、包裝、造冊登記等繁雜精細的清理文物工作。他們將這些珍貴文物,分廳室編號,一批批地存放到大會堂地下室的十幾間庫房裡,按照周總理指示妥善保管起來。

  受命“紅化”人民大會堂

  在大會堂“紅化”布置工作中,除了大會堂的陸學貴協助我開展工作外,還調來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部分師生配合我。我負責設計語錄、詩詞等展板的內容、字體和尺寸,由工藝美術學院負責制作,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負責清理場地和張挂。我把“紅化”的重點首先放在大會堂的正門和北門,按照先外后內、先大廳公共場所后廳室過廳的順序開始策劃布置。

  大會堂正門廊柱兩邊外牆上,原有許多工藝精美的磚雕,為了保護這些磚雕,體現“紅化”成果,我設計了兩面長方形的大標語牌,遮蓋了整個牆面。南邊的一條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北邊一條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兩條標語的制作,採取框架式有機玻璃貼面工藝,框架四周內鑲飾燈光。巨幅燈箱標語制作安裝完工后,夜晚與天安門廣場的華燈同時綻放,交相輝映,溢彩流光,十分壯觀(該燈箱標語於1976年10月中旬粉碎“四人幫”后被拆除)。燈箱標語完工后,人民大會堂對面歷史博物館的陳大章(他是博物館美術組組長)找到我,提出歷史博物館應與大會堂一致,也要“紅化”門面,在博物館正門和北門各搞兩幅標語。我向他介紹了大會堂“紅化”方案,他回去后也很快搞出了巨幅標語“紅化”博物館。

  一進大會堂正門,有四座前廳大門,大門之間的牆壁上設計懸挂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油畫像。

  中央大廳裡需要安放一尊毛主席站立招手的巨大塑像。經領導同意,毛主席像的塑造任務交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師生創作完成。他們將毛主席塑像的小樣呈報給周總理審閱,得到批准。該像制作非常成功,面容、形態、人體比例都十分完美貼切。在安放毛主席塑像的后面,是萬人大禮堂正門,中央兩座大門之間的牆壁上原有一幅周總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題詞。我考慮毛主席塑像背后襯周總理的這幅題詞不大妥,就在塑像的背后加入一座大紅屏風,屏風下面擺滿鮮花。后來,周總理指示摘掉牆壁上他的題詞,同時也撤除毛主席塑像背后屏風。

  安放毛主席塑像工作是在夜晚進行的。我和陸學貴及一些員工早早等在大廳,中央美術學院幾十名師生用卡車拉來塑像。塑像分基座和主體兩部分,全部用厚棉被包裹著。這些青年師生懷著對毛主席深厚的感情,小心翼翼地將沉重的塑像卸下車,然后手抬肩扛,眾星捧月似的一步步抬進大會堂的中央大廳。在我設定的基座位置上,他們拆除基座包裝,安放好基座,又搬來人字梯和高腳蹬,開始安裝毛主席塑像。

  在大家緊張有序的忙碌中,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指揮:“大家小心,不用急,慢點放啊!”我回頭一看,發現是周總理站在我們身邊。美術學院的師生們看到周總理親自指揮安放毛主席塑像,興奮異常,激動萬分。大家在周總理指揮下,小心翼翼將毛主席塑像安裝好。

  周總理抱臂在一旁仔細審視著毛主席塑像,我輕輕走了過去。周總理說:“小楊,工作還順利嗎?”我趕忙答道:“一切順利,大會堂的同志很配合我的工作,外圍已基本搞完,各廳室正陸續在搞,撤換的東西按照您的指示也開始造冊入庫了。”周總理眼睛沒有離開毛主席塑像,只是默默地點點頭,對我說:“北京飯店你也要去,還有中南海周圍的大門。”說到這裡,周總理回過頭來親切地對我說:“小楊同志,你的工作任務很重,辛苦你了。”然后又指著身邊的成元功說:“我的西花廳也要搞一下,過幾天我讓成元功通知你。”說完向我和在場的所有同志揮手示意,健步離開了中央大廳。我看了下表,時間已過午夜。

  “紅化”西花廳等建筑

  由於人民大會堂地方大、廳室多,需要重新布置、制作的展板和撤換的物品極其復雜費時。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在“紅化”人民大會堂的過程中,又抽出時間“紅化”北京飯店、中南海幾個大門、紫光閣和宋慶齡住地等。

  那時候,無論我工作走到哪裡,許多人都稱呼我為“楊組長”。也不知我這個“組長”是誰任命的。1959年我曾擔任過人民大會堂廳室裝潢、布置、設計組的組長,也許大家還是沿用那時稱謂,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組長”是比較時髦的稱謂,我聽了也不置可否。

  北京飯店也是我“紅化”布置工作的一個重點單位。那裡是國家領導人經常接待外賓的地方,幾乎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有許多國家級的文物陳列品及齊白石、徐悲鴻、潘天壽、傅抱石等近代著名書畫大師的作品,還有一些明清時代的大家如袁江、袁耀的作品更是價值連城。我按照周總理“一切等到運動后期處理”的指示,讓北京飯店的郭文富(當時負責飯店的“紅化”工作)轉告有關領導,必須先將撤換下來的所謂“四舊”物品,登記造冊,妥善保管。

  在布置“紅化”中南海紫光閣時,遇有乾隆皇帝遺留的許多碑刻文物。我設計將毛主席詩詞印制在木框展板上,將所有碑刻全部遮蓋,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中南海周邊的幾個大門,我也進行了“紅化”布置,無非是制作幾塊毛主席語錄的展板在大門兩側張挂。唯獨新華門的布置是中央警衛團政治處文化干事姚發昌負責。他曾拿著兩幅美術字體的標語跑來征求我的意見,一條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另一條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我對部分美術字體線條作了修改后,向他詳細介紹了大會堂正門外兩側牆上燈光標語的制作工藝和效果,他很認真地作了記錄,並表示回去建議領導照此制作。后來,那兩條標語果真被制成了燈光式的,並且一直保留至今。

  一天,我又接到成元功的電話通知,要我立刻到西花廳商量“紅化”布置的事。我如約來到周總理家(此時西花廳經周總理指示已改名為向陽廳),鄧大姐笑容滿面地在門口迎接我,她見我的第一句話就說:“我們的大美術家來啦,歡迎啊。”我忙向她表示問候。在查看客廳、過廳和餐廳過程中,鄧大姐笑著對我說:“聽說你也當組長啦,工作很忙吧?”我回答說:“我這個組裡就我一個人,不過是在周總理的指示下干點具體工作。”當我們來到餐廳時,鄧大姐指著一面屏風對我說:“這件東西放在這屋裡已經多年,它的正面畫的是一群和平鴿,背面是幾朵牡丹花,我看應該沒什麼問題,鴿子就是鴿子,花就是花嘛,還能變成什麼呀?!”鄧大姐指的是一件具有浙江工藝特色的“歐塑”式屏風,大黑漆的木質底襯上凸顯著彩色圖案,十分精致。我一邊欣賞屏風,一邊回答說:“是的,這件東西用不著撤換,放在餐廳裡很合適。”在周總理家中,我和大姐商量在客廳正面牆上,裝飾一幅毛主席手書的《浪淘沙·北戴河》詩詞畫框(復制品)。另外,在過廳和餐廳牆上再增加幾幅毛主席詩詞或語錄的玻璃鏡框,其他物品一律不動。鄧大姐聽了我的策劃后非常滿意,一再請我坐下來喝杯茶。我不便久留,事情辦完后就向鄧大姐告辭了。

  烏雲散盡文物復原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遵照周總理及國管局領導指示,搞了近兩年的“紅化”布置工作。1969年初我被下放到寧夏的五七干校勞動,后又下放到青海,1976年調回北京,被分配在國家文物出版社任美術編輯。1978年初,人民大會堂管理局高登榜局長將我叫到人民大會堂,和我談了一次話。他說:“現在‘四人幫’已被打倒,一切都要撥亂反正,大會堂怎樣搞你有什麼好的建議?”我回答說:“周總理生前曾說過,人民大會堂是屬於全國各族人民的,我看應該和過去一樣實行對外開放,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參觀,再搞些小紀念商品,一方面給參觀者留作紀念,一方面也可以增加點經濟收入。”高局長聽后很有興致地點頭說:“你的建議很好,我可以請示一下中央領導,今天叫你來是通知你做好思想准備,當年大會堂的‘紅化’布置工作,是你一手經辦的,現在要將大會堂的布置全面復原,工作仍由你負責。中央辦公廳的調令隨后就發送你單位,先借調半年,你回去准備一下,盡快來大會堂上班吧。”

  聽了高局長的話,我真是又驚又喜。10年了,怎麼也沒有想到,我在歷經磨難后(我下放勞動時,在青海的高原患病造成左眼失明),能有幸再次走進人民大會堂這座神聖的殿堂,繼續為它服務和工作。我和人民大會堂之間從它的初建開始,就結下了一種不解之緣。

  在恢復人民大會堂各廳室原來布置的工作中,當看到年輕的服務員從地下室將封存多年的那些珍貴文物、國畫、陳列品一件件十分小心地抬入大廳,解開包裝,展現出它們原有的品貌和色彩時,我的心情格外激動。這些珍貴的物品,是在周總理親自指示下,才得到妥善保存的。它們能夠重見天日,再次被安放在人民大會堂各處原有位置上,繼續為人民大會堂這座神聖殿堂增光添彩,完全是周總理的功德所致。如果當年不是周總理親自指示將這些珍貴的文物妥善保存起來,我在搞完“紅化”工作后,一旦被撤換下來的珍貴文物遭到損毀遺失,那我將成為歷史罪人而被追究責任。現在想來,周總理不但保護了人民大會堂文物,同時也保護了我。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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