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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毛主席、周總理等做日語口譯

劉德有  2011年05月30日19:25


  我最早參與對日工作是1951年春,在我的家鄉——大連。抗日戰爭結束后不久,大連就成立了人民政府,並創辦了人民政府留用日本技術人員子弟學校——大連日僑學校,我被派到這所學校教中文。這便是我從事對日工作的開始。

  1952年12月,我被調到北京,參與了面向日本的綜合性雜志《人民中國》的創辦,從此開始了我長達12年的筆譯和編輯工作。當時中日關系尚未正常化,還處於民間交往階段。但在日本,要求日中友好的呼聲逐漸高漲,要求恢復日中邦交的國民運動也此起彼伏。

  隨著中日民間交流的增多,日本民間代表團相繼來中國訪問,當然人數還不多﹔同時,中國也開始向日本派出代表團。這樣一來,就需要一些口譯人員。我在做《人民中國》筆譯工作的同時,也常被臨時借調到接待部門去做日常的口譯。后來,竟做起了重要會見和會談的口譯。

  我參與接待的第一個日本代表團,是1954年7月出席瑞典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會議之后、返日中途來北京訪問的日本超黨派國會議員代表團。團員中有后來分別擔任日本總理大臣、眾議院議長和外相的中曾根康弘、櫻內義雄和園田直。當時,人們稱他們為“青年將校”或“少壯派”。

  我一生中值得一提的,是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毅、郭沫若等領導人會見日本朋友時多次擔任口譯。

  那時,我還是二十幾歲的小伙子,剛來北京不久就擔任如此重要的任務,簡直就像做夢。

  當時,重要的會見都由國務院外辦統籌安排。國務院外辦根據工作需要,常向隸屬外文出版局的《人民中國》編輯部借調我去做口譯。

  給毛主席和周總理等做口譯,不同於一般的口譯,每一場都感到很緊張。我是從“實習”開始,經歷了從失敗到逐漸熟悉的過程。

  首次給毛主席做口譯

  我第一次給毛主席做口譯,是1955年10月。那次,由於我過分緊張,一上來就出了紕漏。

  那是10月15日下午5時,毛主席在中南海會見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會見廳裡擺放著一張長桌,上面鋪了一塊白色台布,看上去簡朴、大方。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陳毅等中方領導人坐在外側,日本客人在內側落座。我被安排坐在日本代表團團長旁邊。我從大連到北京后,隻在國慶節的時候在天安門廣場遠遠地眺望過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這樣坐在毛主席對面、近距離看到他,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大概因為太緊張的緣故,我感到全身僵硬。

  會見一開始,毛主席先向日本客人讓香煙。日方團長說:“謝謝!我不會吸。”毛主席風趣地說:“不吸煙?好,你的道德比我高尚。”說罷,自己點了一支香煙,開始用他那難懂的湖南口音說:“熱烈地歡迎你們!我們都是同一個人種。”

  如果我當時按字面老老實實地翻譯,就什麼問題也不會發生,但我想把“人種”譯做“種族”。結果,很糟糕。由於我緊張得心怦怦跳,慌亂中竟把“種族”譯成“民族”。在場的周總理聽到我的翻譯后,立刻糾正說:“不是‘民族’,而是‘人種’。”周總理這麼說,我更緊張了,陷入不知所措的“恐慌”狀態。就在這時,坐在長桌邊上的廖承志急忙坐到毛主席身旁(廖承志出生於東京,會講東京土話),微笑著說:“我來,我來。”他自告奮勇擔任了這一次重要會見的翻譯。而我盡管感到十分慚愧,但心情比先前輕鬆多了。

  會見的時間,包括翻譯在內,持續了三個小時。這次擔任口譯工作,對我來說,是學習口譯難得的機會。我全神貫注地聽毛主席的談話和廖承志的翻譯。廖承志的翻譯,不僅語言流暢,而且很傳神,該俏皮的地方俏皮,該嚴肅的地方嚴肅,這讓日本客人能夠感受到毛主席的講話既有很深的哲理,又風趣、幽默,並不時引起他們陣陣笑聲。

  毛主席說,美國的“手”很長,在世界各地到處伸“手”,各國人民一定會把美國的“手”頂回去。朝鮮戰爭時,中國“就頂過美國的‘肚子’……”廖承志把毛主席說的“頂”,譯做“突き飛ばす(tsukitobasu)”。應當說,譯得很傳神,非常恰當。但是,廖承志在譯到“頂”字時稍微遲疑了一下。毛主席忽然發現自己講話中用“頂”這個字可能不好翻譯,便問坐在旁邊的廖承志:“‘頂’字怎麼翻呀?不好翻吧?”說罷,自己笑了。廖承志微笑著說:“可以翻。”

  這一天,毛主席興致特別高,他縱論天下大事,旁征博引,運用辯証法談了如何對待核武器和世界大戰以及世界和平等問題。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1961年10月7日11時,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前來參加國慶盛典的日中友好協會代表團和教育代表團等。同時被接見的還有住在北京的、人們稱為“民間大使”的西園寺公一。

  這一天,毛主席身著深灰色的中山裝,紅光滿面,一頭烏發,顯得比往常更加精神。他站在門口迎接著日本客人。廖承志站在毛主席身旁一一介紹來訪者。毛主席邊與客人握手,邊親切地詢問:“你是第一次來中國嗎?”不用說,在這樣溫馨的氣氛中我做翻譯的心情也不那麼緊張了。

  教育代表團中有一位客人告訴毛主席,他是搞兒童文學的。毛主席聽了,風趣地說:“那你是安徒生的朋友嘍!”那位日本客人異常興奮,趕忙說:“今天見到毛主席,是我人生戲劇的最高潮。”

  勤政殿的客廳很大,正面挂著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紅色地毯上擺著藤椅和藤茶幾。在中國國旗前合影后,毛主席隨手拿起茶幾上罐裝的“熊貓”牌香煙,向24位日本客人都讓了一支。客人當中有人不吸煙,但是毛主席讓煙,盛情十分難得,便把接過來的香煙珍藏在上衣口袋裡。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日本代表團的這次訪華,是在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殺后一周年實現的。在這一年當中,日本政局發生很大變化,在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聲浪中,岸信介內閣垮台,池田勇人就任首相。

  毛主席對客人表示歡迎后,操著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開始發表“朋友有真朋友,有假朋友”那篇著名講話。

  毛主席說:“你們是真正的朋友。日本除了親美的壟斷資本和軍國主義軍閥,廣大的日本人民都是我們真正的朋友。你們也會感到,中國人民是你們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朋友,有假朋友。通過實踐,可以辨別誰是真朋友,誰是假朋友。”

  毛主席講話總是海闊天空、談笑風生,像我這樣水平的人是無法跟上的。在翻譯時我特別怕毛主席引經據典,講一些我不熟悉的成語、諺語。而我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毛主席在談話中引用了中國一句成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時進入我耳朵裡的是濃重的湖南口音:“Wu yi lei gyu yin yi kyun fen。”如果用普通話來說,就是“wu yi lei ju ren yi qun fen”。由於沒有聽懂湖南話,我緊張得腦子嗡的一聲,不知如何是好!在場的廖承志看到我的窘相,又一次助我一臂之力。他用日語說:“類は友を呼ぶ(rui wa tomo-wo yobu)”(同類呼友)。哦,原來如此。廖承志傳神、准確的翻譯,令我佩服之至!

  你是哪一年入的黨?

  1962年1月2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會見了以鈴木茂三郎為團長的日本社會黨第三次訪華團。這一次也是安排我去做翻譯。

  賓主落座后,毛主席帶著贊賞的口吻突然說:“日本社會黨不同於歐洲的社會黨,是一個有戰斗性的、‘奇怪’的黨。”我聽后立刻意識到,這是指日本社會黨旗幟鮮明、堅決反美。

  鈴木茂三郎在致辭中談到,日本人民掀起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斗爭之后,新任美國駐日本大使賴肖爾一上任,就積極做日本工會和知識階層的工作,以此削弱和瓦解從1960年初高漲起來的反美斗爭。

  毛主席對鈴木的話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問在座的廖承志:“賴肖爾的名字英文怎樣拼?”我知道毛主席一直在學習英文,所以,毛主席問賴肖爾的英文拼法是不奇怪的。廖承志把拼法寫好后,讓另外一位陪見人確認了一下,便送到毛主席手中,說:“賴肖爾的名字很罕見,看來不像盎格魯撒克遜的后裔……”

  毛主席在談話中向代表團著重介紹了中國革命的過程。在談到各個歷史時期參加革命的人數時,說現在年輕的黨員大量增加。毛主席一面說,一面把臉轉向我,問:“你是哪一年入的黨?”“1956年。”我回答。毛主席對客人說:“他也是新中國成立后入的黨。”

  談話中,代表團團員、軍事評論家石橋政嗣向毛主席提出一個問題:“毛主席善於用兵,所以把中國革命引向了勝利。請問,讀的是什麼兵法?是《孫子兵法》嗎?”

  毛主席笑著回答說:“我不是靠看書本打仗。靠書本是打不贏戰爭的。我是邊打邊學。”

  “您讀過克勞塞維茨的書嗎?”

  “革命前沒有讀過,后來讀了。克勞塞維茨的著名論點是‘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這句著名的論點,我曾在什麼地方讀過,所以還記得,使我能夠順利地翻譯出來。譯完,不覺鬆了一大口氣。

  毛主席問:“你有德沒有德?”

  在為毛主席做翻譯時,我有兩次被問過姓名。

  第一次是1962年1月3日晚,毛主席會見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理事長安井郁時。那一天,日方出席者還有安井郁的女兒和在北京常駐的西園寺公一夫婦。中方參加會見的有廖承志和王曉雲。

  我比客人早一步來到會見廳。也許毛主席看我是生面孔,便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劉德有。”

  在一旁的廖承志介紹說:“是今晚的翻譯。”

  我同毛主席“對話”,這是第一次。像我這樣的“小不拉子”,毛主席是不可能記住名字的,盡管如此,我也感到很高興。

  第二次是1964年7月10日下午。那天,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社會黨系統的五個代表團。時值盛夏,天氣炎熱。進會見廳后,我看到毛主席和喬冠華、趙安博等人坐在藤椅上等待著客人的到來。我就發現,隻有我一個人穿短袖白襯衫。我的這一身打扮似乎跟當天的庄重氣氛不協調。我隻好安慰自己:我不過是一個翻譯,著裝可以不必太講究。

  按慣例,那一天還另外配備了一位譯員。毛主席知道我要擔任那一天的主要翻譯,便親切地問我:“你叫什麼名字?”

  前面已經說過,1962年1月3日,毛主席在會見安井郁時曾問過我的名字,但他不可能記得,這也不奇怪。

  我回答:“我叫劉德有。”

  “德有?你有德沒有德啊?”毛主席問。

  聽父母說,我的名字是出生后請私塾的先生起的。據說出處是《論語》中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取其中的“德”和“有”。按漢語的習慣,應該是動詞在先“有德”。但是,私塾的先生卻按《論語》的語句順序,定為“德有”。也許在毛主席聽來不像漢語,覺得挺別扭的,便問了“你有德沒有德?”

  毛主席這一問,我不知怎樣回答才好,不好說“我有德”,又不好說“我沒有德”。正在我發窘時,趙安博在一旁說:“他品質很好。”毛主席滿意地點了點頭。

  “還可以”和“馬馬虎虎”

  我最后一次為毛主席做翻譯,是在1965年8月26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參加中日青年大聯歡的幾批日本青年代表團。此前一年,我作為光明日報社記者已經常駐東京。當時我正好在北京休假,便接到通知要我去做翻譯。

  當時,有400多名日本青年聚集在大廳裡,團長和主要人員在另一房間裡等待中國領導人先行接見。

  不一會兒,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郭沫若、劉寧一等來到房間裡。這樣多的中國領導人同時出面接見日本青年是罕見的。由此可見,中國領導人非常重視中日青年交流。

  常駐北京的日本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砂間一良夫婦和住北京的西園寺公一作為陪見人也被毛主席接見。

  毛主席簡要介紹了中國革命的進程。講完后,毛主席請日本朋友發言。他問:“誰有什麼要談的?”也許由於砂間書記在場,日本青年們不好意思開口,都保持沉默。過了一會兒,砂間書記打破沉默,問候道:“主席身體好嗎?”

  毛主席說:“還可以。”

  我把“還可以”譯作日語“まあまあです(maa maa desu)。”

  毛主席聽見“まあまあです(maa maa desu)”,便模仿“maa maa”,說:“馬馬虎虎。”

  這引起了在座的中國領導人一陣愉快的笑聲。我立即又把“馬馬虎虎”譯成另外的日語。

  然后,毛主席等中國領導人來到大廳,會見在那的幾百名日本青年。這次會見結束后,我又回到東京工作。不到一年,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為毛主席做翻譯,這次竟成了最后一次。

  日本沒有虎嗎?

  我為周總理做翻譯,最初也是從“實習”開始。我幾次在周總理會見日本客人的現場,集中精力觀察周總理講話的內容、神態以及發音的特點。當時在中國領導人中,周總理的話最接近普通話,很容易懂,但個別字的發音也有獨自的特點。例如,“矛盾”,一般讀做“mao dun”,但周總理在20世紀50年代卻讀作“mao shun”。我覺得奇怪,回家查了字典,才知道“盾”同於“楯”,古音讀作“shun”。周總理是按古音把“矛盾”讀作“mao shun”,而沒有按現代音讀。有一次,周總理會見日本關西經濟代表團。在談到日本向東南亞滲透的問題時,周總理說:“東南亞人一聽到‘日本’,就‘tan hu shi'k bian’(談虎色變)。”

  “tan hu shi'k bian”?什麼意思?在那一剎那,我沒有聽懂。

  周總理把“色”讀作“shi'k”,因此我把“色變”錯誤地聽成“事變”。但是,從這句話的上下文分析,判斷講的不是“事變”。我開始猶豫,不敢往下翻,便停頓了下來。

  周總理詫異地把臉轉向我,問:“怎麼?日本沒有虎?沒有‘談虎色變’的成語嗎?”

  我一下子領會周總理說的是“談虎色變”,便趕忙翻譯過去。

  這次“失敗”,一是由於我不熟悉周總理的發音特點,二是由於我平時對國際形勢學習不夠,應當說后者是更重要的原因。其實,在那一時期,周總理同外賓談話,在談到這一問題時,不止一次使用過“談虎色變”這個成語。只是我到后來才知道這一情況。

  應當讓年輕人懂得歷史

  我在翻譯中遇到困難時,周總理曾親自向我伸出過“援助”之手。

  “阮玲玉”,當我從周總理的口中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時,心裡著實發慌。“Ruan Ling-yu”,到底是哪幾個字?我腦子一片空白。

  這是1957年3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周總理會見以著名導演牛原虛彥為團長的日本電影代表團。在談話中,出現了“Ruan Ling-yu”。這個人是誰呢?

  “Ruan Ling-yu”,是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紅極一時但又遭受不幸命運的女演員阮玲玉。對於這位超級女明星,中國人太熟悉了。然而,由於我當時還很年輕,又出生在一度被日本佔領的大連,對於內地上海的情況不甚了了,又沒有什麼社會閱歷。尤其糟糕的是,我對於中國電影界的歷史和明星漠不關心,根本不知道阮玲玉。

  我心裡焦慮,急切地盼望著有誰能助我一臂之力。沒想到周總理看我譯不出,很為難的樣子,便在我翻譯用的筆記本上,用鉛筆寫了“阮玲玉”三個字。也許總理覺得字跡潦草了點,怕我認不出來,在本子上又一筆一劃地寫了一遍。我照著漢字譯,說:“げんれいぎょく(gen rei gyoku)。”牛原等人聽后頻頻點頭。看來,他們早就熟悉這位名伶。不知道的隻有“不學無術”的我。

  會見結束后,周總理把中方陪見人和我留下來,說起我翻譯中“卡殼”的事。周總理說:“應當讓年輕人懂得歷史,不能割斷歷史。割斷歷史,不好。”周總理的這一教導,指出了當時社會上一般不重視對年輕人進行歷史教育的傾向,或者說隻強調重視革命歷史教育,而忽視進行全面的歷史教育。而更為重要的是,周總理對我進行了批評、幫助和教育。周總理的批評,一針見血地觸及了我的弱點,同時又明確給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我心裡感到熱乎乎的。周總理當時留下寶貴字跡的本子,我一直珍藏到現在。每當我拿出本子,看到周總理那具有特點、飽含殷切期望的手跡時,總感到有一股無窮的力量在鞭策我、鼓舞我。

  我在工作中深深感到,周總理對翻譯人員要求嚴格,但又特別關心翻譯人員政治和業務方面的成長。周總理希望翻譯人員能多學習和掌握政策,多了解情況,多熟悉業務,並指示有關方面給翻譯人員創造必要的條件。

  有一次,周總理要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一批日本客人,接待班子負責人孫平化帶著我和其他幾位工作人員,先行一步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等候周總理,以便向他匯報。周總理來到福建廳落座以后,孫平化便開始匯報。當時我覺得自己不過是個小小翻譯,而且顧慮所匯報的內容我聽了不知是否方便,就選擇一個離匯報的地方稍遠的位子坐下。周總理發現后,用輕鬆而又嚴肅的口氣對我說:“你過來坐嘛!你也來一起聽一聽。你怎麼自外於人民啊?!”

  周總理的關懷,使我在進入那一場翻譯工作前了解了更多的情況,這為我做好當天的翻譯提供了有利條件。

  別開生面的“車中會談”

  在談到中日關系的發展歷程時,我很自然地憶起周恩來總理和眾多日本方面的“挖井人”。如果要我舉出其中一位代表性的人物,那就是鬆村謙三先生。鬆村謙三是位在中日邦交未恢復前的那段嚴峻時期、推動中日關系由“民間往來”向“半官半民”階段發展的日方有功人士。

  從1959年到1964年,鬆村謙三總共三次訪問中國,與周總理進行過多次會談,我擔任了這些會談的翻譯。

  鬆村謙三戰后第一次訪華,是在1959年10月。當時,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在法律上尚未結束,兩國關系處於不正常狀態,但中日民間交流在加快發展。

  然而,1958年5月,在長崎發生的日本右翼分子污辱中國國旗的事件,破壞了中日兩國間已經出現的友好氣氛。不用說,這是當時的岸信介內閣追隨美國、對中國採取敵視政策的必然結果。由於“長崎國旗事件”的發生,中日兩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交往渠道幾乎全部中斷,剩下的隻有中國方面向日本中小企業提供“照顧物資”這條細小的渠道。

  面對這一嚴峻的形勢,從1959年起,日本一些有遠見的政界人士憂慮日中關系的現狀,開始展開活動,謀求改善中日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第一位到中國來訪問的、有影響的日本政界人士便是前首相石橋湛山。那是1959年9月的事情。緊接著,就在當年10月,鬆村謙三應周總理的邀請率團來華,其目的就是要打破當時中日關系的僵局。

  說到鬆村謙三第一次訪華,應當大書特書的是那場著名的“車中會談”。10月25日上午,周總理陪同鬆村謙三一行,乘坐特別安排的專列,前往密雲水庫參觀。在列車上舉行了“周恩來、鬆村會談”。

  這趟專列從北京出發時就挂有一輛公務車。列車啟動后不久,我陪同鬆村先生上了那節車廂。車廂內布置得像一間客廳,秋日柔和的陽光透過車窗射進來,顯得明亮、溫馨。我看到周總理已經等候在車裡。根據雙方約定,中方陪同人員隻有廖承志,而日方沒有安排陪見人。這是一次深入的會談,日方后來把這次會談稱為“車中會談”。

  周總理和鬆村謙三利用往返北京、密雲間的各兩個小時時間,就中日之間存在的各種問題坦率交換了意見。在會談中,周總理對岸信介內閣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和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動向明確表示反對﹔同時,強調中國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改善中日兩國關系。鬆村說,日中兩國有兩千年的友好傳統,不希望把現在這樣的不幸狀態持續下去,應當早日恢復正常關系,並且強調說,日本願意與中國一道為世界和平而努力。但在會談中,鬆村極力為岸信介內閣進行辯護。

  有一次,在會談中,鬆村表示擔心中國強大后會成為威脅。他說:“中國是一個大國”,“這樣發展下去,會變得很強大”。鬆村用的日語是“恐ろしく大きな國になる(osoroshiku ookina kuni-ni naru)”。

  我想,在外交場合,翻譯要嚴密、准確,就機械地按字面把這句話譯為“中國會變得可怕的大”。也許口語的“恐ろしく大きい”,其意為“很大”,而沒有“可怕”的意思,但我把它譯作“可怕的大”。

  這樣,就引出了周總理的一段闡明中國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話。他說:“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深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之苦。因此,即使將來中國強大了,也絕對不會侵略別國。中國怎麼會侵略日本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嘛!”

  由於我翻譯不甚恰當,竟使會談稍微偏離了方向。正因為這是一場重要場合的翻譯,我深感自己的責任。不過,我當時卻自己安慰自己,暗暗地想:由於我翻譯的不准確,反而引出了周總理關於和平外交政策那一段富有哲理的談話,這豈不是“歪打正著”嘛!當然,這是很不應該的。

  在這次會談中還有一個插曲,那就是鬆村先生總想給外界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中國方面完全同意日方的主張。對此,周總理明確說:“我是中國共產黨人,鬆村先生是日本自由民主黨的成員,我們對問題的看法怎能都一致呢?不一致是自然的,不可能全都一致。在這個前提下,中日兩國實行和平共處,發展兩國的友好關系,我們是在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意見。”周總理態度明確,毫不含糊,真不愧是周總理!

  1962年10月,高碕達之助率團來北京,於同年11月9日與廖承志簽訂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當時各取廖承志的“廖(Liao)”和高碕(Takasaki)的字頭,合組成“LT”。這樣,“LT貿易”—— 一種新型的中日貿易問世了。

  1964年4月,鬆村謙三第三次訪華。這次訪華的目的,就是為了順利推進“LT貿易”。日方通過與周總理會淡,雙方商定互設常設的貿易聯絡辦事處,並且商定兩國新聞界渴望已久的互換常駐記者事宜。雙方就這兩項事宜簽訂了協議。1964年8月,以孫平化為首席代表的廖承志辦事處在東京紀尾井町建立。同年9月29日,中國的7名新聞記者(我是其中的一員,中方保留了兩個名額)抵達東京。同一天,日本的9名記者到達北京。從此,中日之間戰后第一次實現了互換新聞記者。

  鬆村謙三的三次訪華,把中日關系從“民間往來”推向“半官半民”,應該說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而1972年實現中日恢復邦交,也是有賴於“半官半民”所奠定的重要基礎。我想,這樣說是絕不為過的。

  那麼,周總理是否曾想過訪問日本呢?記得我在做翻譯過程中,周總理曾關切地詢問過京都附近的琵琶湖的情況。還有一次,在歡迎高碕達之助的宴會上,高碕問周總理:“您可否在適當時候訪問日本?”由於當時中日之間尚未建交,周總理回答說:“現在不可能。不過,法律上有‘假釋’,如果總理可以‘假辭職’,我就可以去。”由此可見周總理的心情,只是當時不具備訪日的條件。如果《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很快就簽訂,周總理就很有可能訪問日本。但遺憾的是,這個條約直到1978年才簽訂,而周總理已經去世,這實在令人遺憾!

  從郭沫若訪日想到的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50多年前,也就是1955年12月,作為譯員,隨郭沫若率領中國科學代表團訪日的一件往事。

  郭沫若一到日本就提出要去北鐮倉,為岩波書店創始人——岩波茂雄掃墓。那時我還年輕,開始很不理解郭沫若為什麼要為一個日本人掃墓。

  很多人知道,郭沫若年輕時曾留學日本,回國后受到舊政權的迫害,在20世紀20年代亡命日本,住在千葉縣的市川市。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后,郭沫若隻身逃出日本,回到中國,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斗爭。留在日本的夫人和五個孩子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迫害,在經濟上也陷於極度的窘境,后來夫人被憲兵抓去。正當一家人進退維谷時,岩波茂雄到市川市找到郭沫若的長子,表示要負擔一家人的生活費和孩子們上學的費用。在當時來說,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遺憾的是,岩波茂雄在新中國誕生前三年,即1946年故去。對於郭沫若來說,岩波茂雄是未曾謀面的恩人。郭沫若要利用這次訪日的機會,去為從未謀面的恩人掃墓。

  當岩波茂雄的后人向郭先生道謝時,郭沫若正襟危坐,感慨而鄭重地說:“我雖然沒有見過岩波茂雄先生,但受到他多方關照,我非常感謝。18年前,我把家屬留在日本,隻身回到中國,而岩波先生出資供我的孩子上學。現在,兩個孩子大學畢了業,長子在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員,次子在上海工作。我不知怎樣向岩波先生表示感謝才好。”說罷,郭沫若揮筆寫了這樣一首詩:

  生前未遂識荊願,逝后空余挂劍情。

  為祈和平三脫帽,望將冥福裕后昆。

  “識荊”,是久聞其名而初次見面的敬詞。詩的第一句“生前未遂識荊願”,是說岩波茂雄先生生前,我未能實現與他見面的願望。第二句“逝后空余挂劍情”,是說我本想向岩波先生當面表示感謝,但先生卻已不在人間了,隻得現在到墓前補上。這一句用了“挂劍”的典故。“挂劍”的典故出自《史記》和《蒙求》。春秋時,吳國的王子季札使魯途中來到徐國。徐國國君見季札所佩寶劍,很是喜歡,但未能說出口。季札雖然看出徐君的心思,但由於是在歷訪各國途中,不能把劍送給他,就離開了徐國。回國時,季札想滿足徐君的願望,便又來到徐國,但徐君已經故去。季札把劍挂在徐君墓旁的樹上,了卻了自己贈劍的心願。這一句,是說我本想向岩波茂雄先生當面表示感謝,但先生卻已不在人間了。最后兩句“為祈和平三脫帽,望將冥福裕后昆”,是說我在岩波先生墓前祈念和平,並希望他的子孫后代能獲得幸福。

  我認為,這段動人的佳話是為一般人所不大知曉的中日交流史上的寶貴一頁。在中日關系史上,曾經有許多先人為構筑今天的中日關系付出了艱辛努力。在處理兩國關系時,毫無疑義,彼此都要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但在兩國人民的交往中,我認為“情”也很重要,在發展今后的中日關系和文化交流中,“情”是不可缺少的。

  說到中日關系,我深切地感到,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中日關系中,民間交流一直佔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說,中日友好運動從一開始就是立足於民間的“草根運動”。中日關系能夠取得像今天這樣的局面,凝聚著無數知名和不知名的“挖井人”的心血。迄今為止的兩國交流歷史証明,中日友好的基礎正是兩國廣大人民的友好。對於這樣得來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實,兩國人民有千條理由萬條理由去加倍地愛護和珍惜,而沒有理由去損害它。

  民間外交,在推進兩國關系在各個領域繼續發展,在教育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加深相互理解和信賴、消除兩國間存在的一些不穩定因素、制止和反對破壞兩國友好關系的活動方面,仍發揮著很大作用。

  兩國的復交,使人民間的友好活動有了更廣闊的交流渠道,而且更加增強了這種活動的力量。我認為,今后最重要的是兩國人民要在堅持中日關系原點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包括文化交流在內的中日民間各個領域的友好交流,從而繼續推動中日關系長期、穩定、健康地向前發展。

  21世紀,中日之間應當和平、友好、合作、發展,而不應該不友好、不合作、反目、敵對!這是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應該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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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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