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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在台灣殉難的吳石將軍——揮淚憶和父親走過的歲月

吳韶成  2011年05月30日19:22


  父親吳石雖然犧牲6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依然難以釋懷。父親戎馬一生,未給子女留下寸土片瓦,但其為人、品德、修養、學識,則是我終生享受不盡的財富。謹以片段回憶,寄托對父親的無限懷念和哀思。

  兩度赴日學軍事

  1934年夏,父親從日本陸軍大學學成歸國,舉家乘蘇聯郵輪回到上海。航程近五晝夜,中間有兩天風浪特大,母親和大哥、小妹暈船,躺在床上不想動,唯獨父親帶著我這個小男孩上了甲板,遠眺太平洋風光。父親親切地對我說:“你看!天有多大,海有多寬!風浪不停地拍打著,多麼偉大!”我聽后也跟著喊:“真好看!真好看!”其實那時我什麼也不懂。

  船靠岸后,親友們熙熙攘攘來接我們,安排住進旅館,並於當晚擺了一席上海菜為我們全家接風。大人們喝酒,暢談闊別之情﹔我們這幾個小孩大口大口吃菜。有位阿姨給我盛了一碗鴨湯,鴨湯的味道好極了,只是太油膩,吃后不久就感到胃難受,嘔吐不止。因為在日本,我們每天都像日本人那樣,吃的是粗茶淡飯,也就是醬湯、腌蘿卜干和一小碗米飯,很少吃這麼油的東西,所以我的小胃實在享用不了。直到今天,我仍不敢再沾鴨肉。

  從小母親就溺愛我,還給我取個“弟弟”的小名,全家都這麼叫,親友也這麼叫,這小名一直用到我長大成人。每天一大早,劉斐伯伯(字為章,湖南醴陵人,曾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軍令部廳長、軍政部次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就到我們家門口喊“弟弟、弟弟”,我就跑出來,劉伯伯逗我玩一會兒后,父親就出來了,提著包和劉伯伯一道送我上學。

  當時家裡還寄居著何蘊申伯伯(字敦誠),他是父親的老師何梅生先生的第四子,在日本學法政。父親要我拜他為師認漢字。小時我調皮好玩,不認真學。有一天,我實在太過分了,把何伯伯氣哭了。晚上吃飯,母親開玩笑,笑瞇瞇地說:“今天真好玩,學生沒哭,老師倒先哭了!”父親一聽,當時就火冒三丈,呵斥母親怎能對老師這麼不尊重,不能這樣慣孩子。接著,他又給我講了一遍尊師之道。這件事令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父親先后兩次東渡日本,先入炮兵學校學習,后入日本陸軍大學學習,均以優異成績卒業,成為熟悉日本的軍事專家。他收集的各類兵書及機密資料刊物,同行李加在一起共56大箱,都由母親親自收拾,一一登記造冊。母親比父親小10歲,曾在福州女高上過學,十分勤勞賢惠,為撫養教育兒女勞累一生。特別是戰亂時期,父親不能顧家,全靠她一人帶著我們奔波。

  父親在日本學習期間,廣交朋友,除國內去的同學、同鄉外,還有不少日本朋友。我還記得有位日本醫生叫大野,經常給我們看病。他到我們家吃了一頓母親親手做的中國菜,贊不絕口,一再邀母親到他家教他夫人做中國菜,所以兩家不時來往。回國之時,他洒淚相送,還把最珍貴的傳家寶——日本寶刀送給父親留做紀念。

  父親的言傳身教

  1934年夏,我們全家回到南京,在五台山村租了房子,房子一共三層,我們住二?三層。一層住的是一對老夫妻,看起來十分窮困潦倒,他們用兩個鐵皮箱拼成一張床,上面鋪著俄國毛毯。父親說,他們是白俄,多半是沙皇時期的貴族,無法在國內生存,流亡到中國。這樣的人到處都有,十分可憐。他讓母親有時間順便買些香腸之類食品給他們送去。那年夏天,南京酷熱難當,家裡買了大塊大塊的冰放在房間裡防暑降溫。一天中午,溫度高達40多度,白俄老太太受不了,竟熱死在房間裡。母親每天都心驚膽戰,趕緊另找房子。最后租了一套三層獨立洋樓,離玄武湖很近,叫百子亭。父親在參謀本部任職,兼陸軍大學教官。我被安排進南京鼓樓小學念書。之后的兩年多時間,我們家的生活過得十分安寧、和諧。這段時間是我們過得最幸福的日子。

  父親喜歡書法,常常一早起來就練書法。這是他在軍校時期就養成的習慣,數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我有時在旁邊替父親研墨,看他寫字。父親告訴我,練字要全神貫注,要先學柳體,這是小學生打基礎必經之路,並給了我一本柳公權書《玄秘塔》讓我練。父親還為我寫了幾張正楷讓我臨著練。直到現在,我的字體還有幾分父親書法的影子。

  父親高興時有時還教我讀書。他拿著一本《孟子》,用福州話高聲朗誦。父親念一句,我跟著念一句,一遍又一遍念。他告誡我,為人之道不能隻講利,首先要講仁義。他不僅教子如此,確實一生身體力行。

  秋天天涼,父親把何梅生老師接到百子亭家中住了近兩月,直到入冬才送回福州。這兩個月,何先生的飲食起居,父親讓母親盡量照顧周全些。他下班回來便和老人談詩論詞,很是興奮。母親也拜老人為師,學畫蘭畫竹。遺憾的是,當年我年幼貪玩,不懂得學習,以致至今仍是個詩盲。

  為敬奉列祖列宗,記得在回南京的第一個春節,父親親自寫了“吳氏本門歷代宗親”幾個字貼在牆上,桌上擺了一些果品、菜肴及黃酒,父母親先在案前三鞠躬,又讓我們兄妹幾個依次鞠躬,告誡我們不能忘了列祖列宗,要牢記父母養育之恩。后來由於戰亂再也沒有辦過。

  我祖父吳國琬,1864年(清光緒十一年)在侯官鄉試考取舉人,又曾千裡迢迢赴京趕考,隻因滿口“福州腔”被拒之門外,從此布衣終其一生。父親十分孝順,即使在軍校期間,也要從微薄的津貼中擠出幾元錢寄回家,同時在問安信中附上近期作文和郵票,請祖父批改寄回,還將所有回信都鄭重妥存並粘貼成冊。他告訴我們,這是我家傳家寶,家風不可丟,要世代傳下去。可惜這些東西,連同書箱、相冊等,都因戰亂全部丟失。

  漂泊不定的生活

  父親差不多每個星期日都要帶全家出去游山玩水,呼吸新鮮空氣。除了中山門外常去的幾個景點,如明孝陵?中山陵?音樂台等,印象比較深的是在燕子磯俯覽萬丈下的長江滾滾東流水,棲霞山看紅葉,鎮江吃老和尚做的鰣魚,採石磯遠眺長江帆船點點,杭州西湖看秦檜夫妻跪像等。當然我們家離玄武湖近,傍晚去玄武湖劃船更是一大樂事。

  有時父親也帶我們到好友家做客。常去的有住普陀路的何敘甫伯伯家和住傅厚崗的陳焯(字空如)伯伯家。當我第一次看到何伯伯在畫室用手指沾墨眉飛色舞地畫中國畫,感到很新奇。陳伯伯、陳伯母看到我們十分高興,常連聲叫我小名“弟弟”,還要收我為義子。后來戰端一起,也顧不了這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1937年上半年,華北局勢已相當緊張,但為掩人耳目,當局仍高唱中日親善。當時我已是鼓樓小學三年級學生,級任老師是俞思聰,我忘不了她。一天中午課后下大雨,我沒帶傘,俞老師留我在食堂吃雞蛋炒飯,真香,比在家吃飯香多了!一輩子也忘不了那碗蛋炒飯。俞老師叫我們班同學與日本小學生聯歡。八輛敞篷小轎車載著幾十個穿海軍式校服的日本小學生來到校門口,被迎進校園,唱唱跳跳,鬧騰了整整半天。當天下午,俞老師在黑板上畫了一張畫著鐵路線的地圖,讓我們抄下拿回去填寫地名。我猜不透,就回去問父親。父親十分耐心地給我解釋,鐵路從哈爾濱、長春、沈陽到大連旅順。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佔領了我國東三省,東北百姓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定要收復失地。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我的幸福和平的童年生活也就此結束了。

  為了躲避日機轟炸,父親讓我們先到上海住一段時間。豈知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突然爆發,我們隻得遷居租界永安公司樓上的大東旅館。一天中午,兩聲巨響之后,樓下大廳玻璃被炸得粉碎,滿地是血,是日軍在上海大世界丟了兩顆重磅炸彈造成的,死傷2000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炸彈聲。吳淞前線中國軍隊英勇作戰的事跡不斷傳來。一天半夜,父親突然從吳淞前線視察回來,在旅館住了一晚上,他說前線戰士十分英勇,前仆后繼,尸骨堆積如山,十分壯烈。父親說的這些,給我幼小的心靈極大震撼。

  上海呆不下去了,母親帶我們又回南京。列車滿載難民,我蜷縮在二等車廂的茶幾旁,八個多小時才到南京。父親親自來接,我們又回到了百子亭的家。突然,警報響起,我們一起躲進院子裡挖好的防空洞。防空洞是父親在我們住上海期間讓人在家挖的。防空洞上的面隔板用幾根木柱撐著,上面蓋著浮土,洞口挂張毯子。炸彈一聲聲震耳,我的兩隻小眼睛緊盯著眼前的木柱,生怕這木柱撐不住垮下來把我們埋了。父親每天照常上班,我們在家過了幾天擔驚受怕的日子后,父親說:“不行,你們走吧!”就親自送我們到鎮江坐船(怕轟炸,輪船不敢靠南京碼頭)。當天,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孩子坐上去宜昌的輪船,兩月后又從宜昌轉赴重慶。輪船走了三天三夜到達重慶朝天門碼頭。同船的一位川軍團長,腿受傷不能走,他給我們講戰斗故事和沿途風光,我至今還有印象。

  上海、南京相繼失守,蔣介石組織軍委會大本營轉移武漢,父親繼續主持對日情報工作(后改軍令部二廳)。1992年11月5日,我在廣州迎賓館見到何世庸大哥(何敘甫伯伯的長子,曾任廣東石化廳廳長),談起他們在武漢時的情景。何大哥告訴我,1937年五六月間,中共代表團來南京,經張沖和何伯伯介紹,我父親和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博古等見面,席間相談甚歡。葉劍英很器重熟悉日本軍事的父親。1938年,二廳在武昌珞珈山主辦“戰地情報參謀訓練班”,由我父親主持,他特邀周恩來和葉劍英講課。何世庸曾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集團軍上尉聯絡參謀的身份參加訓練班,親聆了周恩來的形勢報告、葉劍英關於游擊戰的大課。我父親就有關情報通訊問題作了講話。武漢撤退后,父親請辭軍令部職務,轉赴桂林行營。

  母親帶領我們兄妹四人來到重慶后,為避日機轟炸,經友人介紹,在南岸一座德僑別墅租了兩間房住了下來。房間在別墅頂層,除了兩間房外,三邊由陽台圍著,很是寬敞。在陽台上可以俯瞰長江美景,一艘船篷刷著米字旗圖案的英國軍艦停泊在長江邊。

  經過幾年的折騰,我家總算安定下來。我從小學三年級連跳三級,進入重慶東方中學念初中一年級。學校在海棠溪,每天上學要走山路,來回至少兩個半小時,遇到下雨道路泥濘用的時間更長,所以兩腿鍛煉得十分結實。父親去桂林就職前先到重慶來看望我們。當他看到我們一切安頓妥當,也就放心了,兩天后就飛赴桂林。

  重慶,當時人稱霧都,每天早晨起來,大霧彌漫,10點以后漸漸散去。日機不時來襲,火光沖天,但我們在南岸,從未挨炸,心裡不緊張。

  到了1939年末,父親來信要我們適時南遷廣西。為了乘飛機方便,過了年母親又帶著我們兄妹四人搬回對岸重慶市內小樑子的一家旅館住下,預備訂機票。一周后,突然從我開始,兄妹都染上了腥紅熱,高燒不止,實難成行,一耽擱就是一個月。日機轟炸日甚一日,到處是斷垣殘壁,實在太嚇人。母親下決心第二天一定走。第二天上午,我兄妹拖著患病之軀到了白市驛機場,怕機場人員發現,不讓傳染病人登機,我們還要勉力裝著無病的樣子,總算搭上了歐亞航空公司的班機,安抵桂林機場。父親來接,全家又一次團圓。聽說第二天我們所住旅館和那條大街全被炸,夷為平地,我們全家僥幸逃過一劫。

  在桂林,全家住桂東路城門口一套三進平房,第一進是門面房,第二進房東住,我們住在第三進,中間是廳,東西各兩間房,很清靜。出城門,過漓江大橋,過橋有個寺廟,現改為逸仙中學,我插班進初二。導師黃?暉,是從香港來的文化人。他在課堂上既講戰爭形勢,也講游澳門的經歷,思想活躍。那時,一旦桂林市內的最高峰獨秀峰挂上大燈籠,那就是要發生空襲,老師立即組織全班同學去七星岩“躲防空”。我們在桂東路共住了半年,一次轟炸房屋被毀,所幸全家平安,隻得搬到環湖路另租住房。

  在環湖路,我第一次見到陳嘉庚先生,父親熱情接待了這位閩籍僑胞,稱贊他為抗日救國所作的貢獻。老鄉見老鄉,倍感親切。

  在逸仙中學讀了兩個學期,父親支持我轉入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創辦的桂林德智中學,入高中一年級。學校新建於桂林西郊甲山村,風景秀麗,軟硬件均佳,實行全封閉軍事化管理,教師多為太平洋戰爭后從香港轉入桂林的文化精英,圖書館藏書也十分豐富。班導師李德亮講課很幽默,同學都願意到他宿舍去聊天。記得一次,他在課堂講公民課,針對課本反其道而言,痛批馬爾薩斯理論,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則以算術級數增長,因此戰爭不可避免,諸如此類。在他的教導下,我們受益匪淺。學校在戰火中培養了不少人才。僅舉我所認識的三位好朋友:俞北海(后名俞渤),他在解放戰爭中駕機起義。其父俞星槎和我父親同事,任桂林行營副參謀長,不幸因飛機失事遇難。父親很悲痛,揮淚寫了長長的挽聯吊唁他。陳德建,是班上我最要好的朋友,酷愛魯迅的作品,一口氣把魯迅全集讀了一遍。我離開德智后,他去了東江縱隊,改名陳迅之。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廣東省文化廳廳長。還有一位女同學叫何靜宜,是何敘甫伯伯的千金,后改名何嘉,她在香港時曾為我父親帶路去見中共有關負責人,等等。李德亮老師在新中國成立后改名為李嘉人,當過中山大學校長、廣東省副省長,直到李老師去世前我們還有書信往來,我很懷念他。

  俠肝義膽赤子情

  父親在桂林,除了軍務還熱心公益事業。他組織福建旅桂同鄉會,通過白崇禧軍訓部長的關系,特去福建招募3000名閩人子弟入軍校參加抗日。他創建黃花崗紀念學校,延聘福州名士林素園先生當校長教育閩籍子弟。父親說:“閩人多志士,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一半是閩人。”

  他還支持日本友人鹿地亙先生在桂林創辦日本反戰同盟桂林支部,指派部屬林長墉上校(林則徐重孫,留日軍官)具體協助。日俘自發自編的話劇在當時后方城市演出,曾轟動一時。在昆侖關戰役中,鹿地亙組織日本反戰小組在前線喊話,效果很好。鹿地亙后來不幸被日機轟炸陣亡。父親為此寫了長篇祭文,並分別在重慶、桂林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關於桂林軍務,父親隻有寥寥數語的自我描述:“桂南會戰時余方病,力疾從事數夕不交睫,痛苦不可名狀。長沙第三次會戰計劃,余亦參與其事,實負起草之全責。昆侖關之役,亦因余之指導而告大捷,杜光庭即以此一戰成名。”

  桂柳會戰結束,桂林行營撤銷,父親調任第四戰區參謀長,家也從桂林遷到柳州。但我們兄妹仍留在桂林上學,寒暑假才回柳州。戰區長官部設在原兵工廠舊址,四周環山,風景宜人。我們家就安在廠內山邊一座平房內。父親很敬業,室內挂滿軍用地圖,作戰計劃都親自草擬。每天清晨,他都騎著高頭大馬到郊外馳騁練武,為官兵作表率。回來后沖個澡,接著練書法。一天,對面山洞突發煙霧,我們兄妹放假和母親都在家,當時也沒在意。恰巧頭一天我三叔(吳同文,字浩然)從甘肅來柳州,住家裡,他說:“情況不對!在甘肅我也經歷過,馬上要出事,趕快躲一躲。”我們全家和三叔立即坐上車開到樂群社(離家約兩公裡的招待所)。車剛進門就聽到一聲巨響,軍火庫爆炸了,整個山被削去一半。當時父親正和張發奎等開會,聽到巨響,張發奎大叫說:“這一下你家全完了!”父親泰然說道:“他們已經避開了!”我家門口一個衛兵被巨石擊中頭部不幸身亡,全家僥幸又躲過一劫。

  我在德智念完高中一年,放暑假回到柳州家中。同班同學、摯友陳德建也隨我到柳州玩。他一再動員我一塊兒到延安去。我舍不得離開家,母親溺愛我更不同意我去,但友情難卻。當我正舉棋不定時,林薰南伯母從韶關來,准備回貴州遵義(林伯母是醫生,在南京時我患白喉經林伯母搶救得以生還。林伯伯是父親日本陸大的同學,在韶關任戰區參謀長)。林伯母在柳州住了一星期,一直向我和父母宣傳貴州湄潭山清水秀,是小江南,是讀書的好地方,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湄潭創辦了浙大附中,聘請精英辦學,是大后方最好的中學之一,讓我莫失良機,好好在那兒讀兩年書,不要胡思亂想。我當時迫於無奈,聽了她的話,到德智辦了退學手續,父親派副官送我到金城江(當時湘桂路西面隻通到金城江)。之后,我獨自一人坐上了木炭長途汽車,從金城江一步一步往上爬,經貴陽、遵義到湄潭,插班入浙大附中高中二年級。我終於離開了家,走上獨立求學之路。三年間(其中一年因病休學),無論漢語、英文還是數理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4年夏,日寇大舉犯湘,長驅入桂,西逃難民涌入柳州火車站。父親為疏民困,擅自下令讓柳州車站司令游飛(父親保定同學),在軍列中加挂車廂疏散難民。據何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農業部部長)回憶,當時他和廣西農大一批大學生就是乘此加挂車廂逃離險境。父親對桂柳戰役曾作如下描述:“敵挾其八師團兵力,欲一舉打通其南洋路線,我方兵力不足,請求增兵之電在二十以上,迄未邀准……兵力既成劣勢,態勢又復險惡,再感覺命令不能全盤調和,在此嚴重情況下,其不為所殲滅者幾希!”父親雖曾極力協助張發奎指揮,並曾親臨懷遠前線拒敵前進,相持7日,雖殲敵不少,但回天無術,在六寨又慘遭盟軍誤炸,幸免於難。父親記道:“余眷於柳州退出時,雖已先行,交通工具極度困難,飽受游離之苦,余生平珍貴之書籍,沿途中散失無遺,愛子復殤其一(幼弟吳竟成患肺炎,因缺醫少藥而逝,葬於貴陽西郊)。余抵筑后與家人淒然相對,憂勞感傷,竟罹大病一場。”

  1945年4月,父親辭去第四戰區職務,到重慶任軍政部主任參事。他卸下重擔后,就有時間與諸多友好閑游山川,吟詩作賦。1946年1月,父親同何遂、陳孝威冒雨登上重慶北碚縉雲山,留詩畫合璧於縉雲寺漢藏教理院。詩曰:“舊境重尋嘆獨勤,任他春已盡三分﹔筍輿十裡鬆陰路,細雨斜風上縉雲!”父親也曾帶我們到重慶南溫泉拜訪日本知交鹿地亙先生一家,母親和鹿地夫人也是好朋友,兩家相聚整整玩了一天,那種輕鬆愉快、自由自在、有歌有舞的誠摯氣氛和開懷暢飲的場面,在我年輕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1950年父親遇害后,我還在上海報紙上讀到鹿地亙與日共領袖樵野的談話,回憶抗戰勝利后父親訪日與他談心的情景,深為父親的去世而哀悼(見《上海新聞日報》,1950年8月14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中國八年抗戰終於取得了最后勝利,舉國上下無不歡聲雷動。當人們正期待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之時,內戰陰影已逐漸籠罩中華大地。我們全家陸續回到久別的南京,租居於湖北路翠琅村一號,與父親的摯友胡雄(時任江寧要塞司令)為鄰。國民政府國防部改組,父親任史料局局長,負責修戰史,擬脫離內戰干系。父親在其《自傳》中曾自我檢討說:“會性忠厚,待人以誠,一生成敗皆系於此。以能盡力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難之交。以待人誠篤,故或見款於小人,頗受其累!”回到南京以后,家中依然親朋不斷,父親在客廳邊通廊圍一小客房,甚是簡陋,但路過南京同鄉同窗,寧可不住旅店,也要在我家小住幾天。如王冷齋伯伯(七七事變時的宛平縣縣長)、陳長捷伯伯(同裡同窗、傅作義舊部,天津戰役被俘,后特赦)、李黎洲伯伯(福州名士)、施秦禎伯伯(同鄉同學,上海巨商)、吳仲禧伯伯(同鄉同學),等等。仲禧伯伯因被誣告遭扣押,父親憤而去找監察局長講理,並親自派車接到家裡住下。父親不僅對友以誠,對晚輩也十分關愛。我的高中同學好友羅伯鵬,是個孤兒,畢業后無家可歸,深得我父母的幫助,和我一道從貴州回到南京家中,和我同吃、同住、同游、同考大學,直到他北大物理系研究生畢業,當了國防科技大學教授。浙江大學農學院貝時璋教授的助手陳柏林,也是我在湄潭浙大附中讀書時的好友,被誣共黨嫌疑,扣押於貴陽監獄。父親不顧一切連電貴州省主席楊森,請求保釋,方免於難。父親自詡,此生救人危難之事不知凡幾。

  抗戰勝利,內戰爆發,接收官員巧取豪奪,貪污腐化泛濫成災﹔濫發金圓券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父親以愛國愛民赤子之心,極感焦慮,在家與摯友交談,不斷喟嘆:“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他對蔣政權似已徹底絕望。李以劻(原國民黨將領)在回憶文章中有如下片斷表述:蔣介石通過親信個別談話調查下屬的情景。

  蔣問:福州綏署副主任吳石由國防部史料局長調回福建以來,據報有厭戰言論,曾多次向人說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你聽他講過這些話嗎?他在陸軍大學任教時,你在陸大肄業,聽過他的課嗎?你可談談他的情況?

  李答:我1940年考陸大時,吳已調任第四戰區參謀長,沒有聽過他的課。1942年陸大畢業回九戰區見過幾次面,他是從戰略上來談戰亂問題,長期打下去會把我們拖敗……今年五月底他來福州,邀我到溫泉路家中吃飯,說福州易攻難守,福建是山岳地便於打游擊,從三年國共戰爭來看,今日之國民黨無可戰之將,也無可戰之兵,他這個綏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樣也是飯桶。當今之計,從政略,戰略,戰術,戰斗的諸方面看,一線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島嶼,因共方無戰船不能水戰。

  雖長期在外,父親仍關懷桑梓,始終情系家鄉父老。1948年6月,福州地區遭遇大洪災,10萬災民無家可歸。父親邀在南京供職閩籍友人商討急救之策。除請求中央撥糧外,發動捐資賑災,他自捐一月薪資,並派專人赴滬找摯友施泰禎捐1萬元,購置糧食衣被等,用輪船運至福州濟急。1948年底,父親奉調回福州供職,他十分高興,覺得可以為家鄉做點事了。當時福州已處在戰爭前沿,為了保護市民,他設法盡力阻止在福州周圍建半永久性工事。他私下曾對部屬親信吳思敏說:“福州千年古城如遭破壞,將無顏面對家鄉父老!”由於各方配合,1949年8月17日福州和平解放,歷史名城完整無損,市民平安。另外,父親在離開福州前夕交代部屬,妥存史料局保管的軍事絕密檔案298箱,其中有價值連城的“末次資料”,計775輯。

  和父親相處的最后日子

  1949年2月,父親初到福州,當時正值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和中共和談。一天,父親突然接到李宗仁電召他回南京並擬調任總統府參軍長之職。正好學校即將開學,我跟父親一道坐飛機回到南京中央大學報到,父親則住在太平路安樂酒店。4月1日,南京學生舉行大游行,警備司令張躍明下令開槍,發生慘案。第二天,我和幾位老同學去酒店看望父親時談起此事。父親對同學深表同情,說:“日子不會太久了。”同時還告訴我:“李宗仁下不了決心,他不接受中共八項條件,我在南京沒什麼事好做了,明天就回上海。”他給我留下身上僅有的20元美鈔。這是我和父親的最后一次見面。4月20日,父親從上海來長途電話,一再要我回上海暫避,他怕“子彈不認人”。我說:“幾千個同學都留校應變,請父親放心。”他說我來上海,可以轉香港,也可以轉北平念書。我仍堅持以不變應萬變,迎接解放。我大哥美成於1946年夏從武漢大學放假乘船(東亞輪)沿長江東下回南京,不幸輪船失事沉沒,連尸體也沒有找到。因此,父親對我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4月22日下午,解放軍開始攻城,父親又讓江寧要塞司令胡雄在撤退時開吉普車拐到學校找我,要我立即隨車東撤。我一再感謝胡伯伯在如此緊急關頭還關心我,但還是婉拒了他。從此我們一家骨肉分離各奔東西,一晃就整整一個甲子。第二天,“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響徹南京全城!4月24日,也就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曾去位於中山北路的原國民黨海軍部拜訪了林遵伯伯(他在南京解放前夕率領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起義)。林伯伯是父親的摯友舊交,常來我家與父親閉門談事。當時,由於形勢還比較緊張,我在林伯伯那吃了午飯就匆匆告辭了。

  福州解放前夕,父親受命與母親、小妹學成、小弟健成飛台后,兩岸隔絕,再無音信。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訪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談起1949年底逃離台北情景時聲淚俱下。當時台灣風聲已經很緊,情況很不好,父親一再催促他趕快離開虎口,以防不測。父親對他說:“我不要緊,有國防部參謀次長這塊牌子掩護,你快走!”就這樣,父親替他買了去香港的飛機票,第二天親自開車把他送到飛機場,直至上了飛機才離開。老人說:“你父親和我40年之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關心我勝過關心自己,不意從此竟成永別!”

  父親丹心永存

  1950年6月10日,父親在台北犧牲兩月后,母親被釋放。她和16歲的小妹學成遵從父親囑托,含辛茹苦撫養年僅6歲的小弟健成。健成從幼稚園、小學、中學直至大學,最后考取赴美研究生,依靠自己的奮斗,取得化學碩士。直到1980年5月,他才有條件把母親接到美國洛杉磯定居。

  我和留在大陸的大妹妹蘭成,大學畢業后接受統一分配,一個到東北,一個到邊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於1972年向中央申訴。幸得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直接干預,有關部門特派專人來河南說明情況。1973年11月15日,由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以函件形式“追認吳石將軍為革命烈士”,並發給撫恤金650元人民幣。我們以黨費名義全部上交。

  1982年,我和蘭成得以赴美探望老母親,學成也從台北同時趕到。全家歷經32年磨難,終於在異國他鄉團聚。母親取出父親在獄中寫在畫冊背面的遺書。遺書概述生平抱負,對親人的眷戀,對友人的感恩,交代對遺作存書的處置等,最后猶不忘記對兒女諄諄告誡,曰:“余素不事資產,生活亦儉朴,手邊有錢均以購書與援助戚友……所望兒輩體會余一生清廉,應知自立為善人。謹守吾家清廉勤儉家風則吾意足矣!”結尾賦詩曰:

  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

  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

  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吳石丹心永存,無愧於中華民族,無愧於家鄉父老,無愧於列祖列宗!

  1991年12月10日,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羅青長同志,在北京西郊燕山飯店親切接見我和蘭成,在座的還有何康和謝筱?。他說:

  我們對你們父親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當時是當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在“文革”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訴報告,周總理、葉帥都親自過目並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專門處理此事,落實政策,確實是很不容易的。總理彌留之際,還不忘這些舊友,專門找我作過交代,你們的父親為了人民解放事業和祖國統一,做過很大貢獻,這有利於加速軍事進程,避免重大傷亡,最終他獻出生命,我們是不會忘記的。

  1992年,小妹學成偕妹夫夏金辰來鄭州,捧回了父親的遺骸,在我家中供奉近三年,每年父親生日都焚香拜祭。1994年4月22日,小弟健成從美國捧回母親遺骸。這樣,我們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舉行了隆重的父母合葬儀式。來自海內外親屬好友百余人參加。謝筱?伯伯(原社會部派往福州的情報小組負責人)說:“你父親為人忠厚、親切、熱誠,而且學識淵博,對我這個當年隻有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十分體貼。每星期我都到溫泉路你家一次,有時候還在那吃飯。你母親也很和氣,辦完事,你父親每次都親自送到巷口,還一再關照,萬一出事要及時設法通知好營救。在他的周密安排下,福州沒打什麼仗就解放了。你父親在福州解放前夕飛台灣,我們曾相約在台灣相會,后因我另有任務未能履約。”

  何康在儀式上回憶往事,唏噓不已。他說:“吳伯伯愛國愛民,渴望中國有一個光明前途。不滿國民黨的貪污腐化,蔑視降日將領,曾表示絕不直接參與內戰指揮,不為蔣介石出一謀一策。他反對內戰,致力於全國解放和祖國統一大業,功垂千秋。他博學多才、廉潔奉公、忠厚待人、愛憎分明、兩袖清風,在那個時代實在是難能可貴,這是我們親自看到和親自受到教育的。”

  公墓墓碑上刻著“吳石將軍 王碧奎夫人之墓”,碑文經羅青長同志審定,由父親生前秘書鄭葆生題寫。碑文全文如下:

  吳石,字虞薰,號湛然。一八九四年生於福建閩侯螺州。早年參加北伐學生軍。和議告成后乃從入伍生,而預備學校,而保定軍校,嗣更留學日本炮兵學校與陸軍大學。才學淵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愛國愛民,兩袖清風,慈善助人。抗戰期間運籌帷幄,卓著功勛。勝利后反對內戰,致力於全國解放及統一大業,功垂千秋。台國防部參謀次長任內,於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於台北,時年五十七歲。臨刑遺書兒輩,謹守清廉勤儉家風,樹立民族正氣,大義凜然。一九七三年,人民政府追贈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於美國,享年九十歲,同葬於此。

  憶昔撫今,百感交集,思緒萬千,不禁潸然淚下。親愛的父親、母親,安息吧!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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