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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比較

曲青山  2011年05月30日17:43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兩次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會議。這兩次會議為何召開?為什麼會有如此的地位、作用和影響?是偶然還是必然?潛藏其后的規律和因素是什麼?將遵義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一比較和對照,對於我們認真學習和回顧黨的歷史,准確認識和把握黨的歷史的重要節點,深刻總結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基本經驗,是大有裨益的。

  會議歷史背景比較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重要,是與其肩負的歷史責任和使命分不開的,而要認識這一點,就要深入了解這兩次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與分析和總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有關。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以其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開始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並長達四年之久。王明的“左”傾錯誤使黨在白區的力量遭受嚴重損失。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使中央根據地和紅軍的工作也受到極大影響。導致最直接、最嚴重的后果,就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央紅軍被迫撤出蘇區進行長征。長征途中,“左”傾統治者又驚慌失措,表現為軍事上的逃跑主義,處處被動挨打,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從長征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這引起了廣大紅軍將士的強烈不滿,人們對中央的軍事領導產生了懷疑。在全軍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醞釀著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許多人深感焦慮,認為不解決這個關鍵問題,黨和紅軍就難以擺脫極為被動的困境。中國革命處在危急的關頭,黨和紅軍向何處去?歷史對解決此問題給予了呼喚,提出了要求。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們黨和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后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廣大黨員和干部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但是,這一順應時勢的願望遇到了嚴重阻礙,黨和國家工作在前進中出現徘徊局面。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家建設百業待興,真理標准討論熱潮涌起。國內外大勢呼喚我們黨盡快就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政方針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

  從兩次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看,承載重大歷史使命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的召開,不是隨心所欲的,不是隨時隨地發生的,它一定要順應歷史發展的大勢、趨向和潮流,符合黨心、軍心和民心,這體現了歷史的必然性,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會議歷史條件比較

  有了開會的需求,會議能否召開並取得成功,必須具備開會的條件,有相關積極因素的聚合。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都具有許多獨特的歷史條件。

  第一,都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召開的。盡管在召開遵義會議時,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些重大決策須向共產國際匯報,尤其是變動黨的主要負責人、改變軍事指揮和軍事路線問題,更須立即報告,並得到其批准和認可。但是,1934年8月,由於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電台遭到敵人破壞,中共中央上海局與瑞金失去了無線電聯系。於是,一段時間裡在瑞金和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系。這就給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黨內事務創造了條件。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中國共產黨完全獨立自主召開的會議。

  第二,都有個准備和醞釀過程。遵義會議召開前,黨中央已經連續召開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不同的思想、觀點、意見已經開始交鋒。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黨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決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已經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並經過充分討論達成共識。而且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全黨、全國已經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並取得成效,這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第三,都堅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兩次會議都發揚黨內民主,開展了積極的思想斗爭,黨內民主得到發揚。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遵義會議上,王稼祥等積極發言,張聞天作反報告,支持毛澤東,在會上形成了多數。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走一路講一路,發表了許多意見。這些意見很快在中央領導層取得共識。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黨內民主得到極大發揚,與會者暢所欲言,會議開得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尤其是許多老革命家作為中流砥柱,許多受過革命戰爭考驗的老同志和新中國成立以后鍛煉成長起來的中青年同志作為中堅力量,在會上積極發言,敢於批評錯誤言行,對中央工作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都出現了眾望所歸的黨的領袖和核心人物。在遵義會議上,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歷史選擇了鄧小平。毛澤東和鄧小平之所以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絕不是偶然的。在遵義會議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和組織能力已經在領導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及在幾次反“圍剿”戰爭中得到充分展示。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其才能得到全面展現。特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二次復出后,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1975年大刀闊斧進行全面整頓,取得明顯成效,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1976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四五”運動,正是這種民意的表達和體現。時勢造英雄,英雄對歷史發展過程也有著重要作用。在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頭召開會議,必須有引領時代潮流、指引前進方向的領袖人物出現。如果缺乏這個條件,這種轉折是不會成功的。

  會議內容和開會方式比較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除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第一、第三軍團的軍團長、政治委員以及第五軍團的政治委員參加了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是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與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是兩個不能截然分開的會議。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內容看,中央工作會議為其作了充分准備,十一屆三中全會則以中央全會的法定組織程序,權威地確認了中央工作會議的成果。

  從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會的方式和內容比較,兩個會議的不同點是:遵義會議是在戰爭年代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在和平年代召開的﹔遵義會議開會的時間比較短,從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隻開了3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會的時間,從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開了5天,如果將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開會的時間加在一起,則開了41天﹔遵義會議上博古(秦邦憲)、李德拒絕批評,不承認錯誤,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就“兩個凡是”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承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接受了批評。其他領導同志也分別就相關問題作了自我批評。

  從開會方式和內容的相同點看:第一,這兩個會議都改變或調整了原定議程。遵義會議的原定議程是,博古作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主報告),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后來張聞天在會上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被稱之為反報告。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重要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后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毛澤東的發言引導了會議的走向,確定了會議的基調,會后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張聞天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這個決議被中共中央召開的扎西會議正式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了中央工作會議的重大決策,開得比較順暢和明確。但如果看一下中央工作會議的議程,可以發現,會議也是在開始后不久很快調整了議程。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會議預先設定的議題是,討論農業、農村發展的決定和條例,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討論這些議題前,先討論一下結束全國范圍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從明年起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由於會議議程沒有提真理標准問題討論、思想路線轉變的問題,也沒有提當時黨內外普遍關心的一系列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引起與會同志的不滿。從分組討論開始,就有人提出要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重大問題。陳雲在東北組發言,提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受到與會同志的熱烈響應。由於會議的內容超過原定議題,會期也超出了原定時間。在閉幕會上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分別講話,鄧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提出了實現歷史轉折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最重大、最關鍵的問題,指明了黨在今后的主要任務和前進方向,講話實際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后來在黨的十五大上,這個講話被評價為我們黨“開辟新時代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中央工作會議也就從准備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開成了一個為全面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作准備的會議。

  第二,確定議程、調整和增加議題,都是從當時最緊急、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入手。遵義會議是把軍事問題和第五次反“圍剿”經驗教訓總結以及組織問題擺在了突出位置。而中央工作會議則是將黨內外普遍關心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增加到議題之中。陳雲在發言中提出要解決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平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關於陶鑄、彭德懷的結論等六大歷史遺留問題。其他同志還提出了要給“二月逆流”、“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錯案平反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將中央政治局關於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建議作為全會討論的主要內容,同時審議通過關於農業、農村的兩個文件和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討論人事問題和選舉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第三,都對“左”傾錯誤方針和錯誤路線開展了批評和斗爭。兩個會議對一些重大問題有不同的認識和爭論,但是在爭論和討論的基礎上形成了全黨的共識,統一了思想。遵義會議雖然未涉及政治路線的對錯,但對軍事指揮上的失誤進行了批評。會議揭發和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批評了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辯解的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積極防御的軍事路線。與會同志紛紛用自己的親身體會,揭露批評博古、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和極端惡劣的領導方式。經過激烈爭辯,會議作出了重要決定。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則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進行了嚴肅批評,並對幾位中央領導人在粉碎“四人幫”后工作中的錯誤提出了批評。兩個會議最后分別都將大家的思想最大限度地統一到毛澤東的重要發言和鄧小平的重要講話上來。

  第四,都進行了重大人事變動和調整。遵義會議作出了幾項重要決定,其中三項都與組織人事有關。一是毛澤東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升為常委,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政治局委員。二是常委進行適當分工。三是取消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恢復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和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指揮軍事的權力,同時周恩來還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十一屆三中全會經過認真討論和醞釀,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選舉產生由100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雲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如此重要的會議,隻有進行組織人事變動和調整,才能改變力量對比,調整和改造領導層和有關工作機構。

  會議策略和發展完善過程比較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開得成功,還注意了開會的策略,講究了工作的藝術性。遵義會議上,隻在軍事路線和軍事指揮上進行討論,沒有涉及六屆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因為當時迫在眉睫的是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也就解決了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如果這時就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等重大問題一攬子解決,不僅不現實,也做不到,其結果隻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1965年鄧小平在同一位亞洲共產黨負責人談話時曾講到這個問題。他說:“當時,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上採取了正確的方針,只是提出軍事路線的錯誤,還不提政治路線錯誤。”“為什麼這樣呢?就是要把犯錯誤的同志團結起來,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正確處理黨內問題的政策,使大家團結起來了,渡過了最困難的時刻,完成了長征。”“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採取總結經驗的方法,用整風的方法,把歷史上兩條路線的斗爭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得出最后的結論,並在組織上把毛澤東同志選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那時改變了形式,不叫總書記了)。”張聞天在1943年12月寫下的總結自己思想歷程的整風筆記中也坦誠地講到這個問題。他說:“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隻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可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了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斗爭一個示范來看。”由於遵義會議採取了這種策略,形成黨內的最大共識,也為共產國際后來的認可創造了條件。中央工作會議在小組討論時,也有人提出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的問題,但是,中央沒有對這個問題匆忙作結論。而是把對“文化大革命”全面的總結留待以后適當時候去做。這也是從全局和長遠方面考慮問題的一個策略,如果條件不成熟硬要作結論,就會造成黨內的不團結、不統一。從兩個會議的發展完善過程看: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就是會議本身,廣義則是會議涉及的主題和內容,以一個整體去看待,作前展后延,將完成會議的歷史使命看做是一個發生、發展和完善的歷史過程。兩個會議召開前的相關會議是發展過程,召開后的相關會議是完善過程。遵義會議前發展過程的會議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會后完善過程的會議是“雞鳴三省”常委會、扎西會議、苟壩會議以及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六屆七中全會和七大。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發展過程的會議是中央工作會議,會后完善過程的會議是十一屆五中全會和六中全會。

  會議重要成果和歷史意義比較

  對於遵義會議,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正式作出結論。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次作出結論。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第一次正式作出結論的。黨的十二大、十四大、十七大報告有評價性論述。江澤民和胡錦濤分別在中國共產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有專門評價。遵義會議召開至今已經70多年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已經30多年了。這兩個會議都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和實踐的檢驗,事實充分說明,中共中央的兩次歷史決議和幾次黨代會的報告以及黨的主要領導人的講話、談話對其所作的評價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著重大歷史意義,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

  遵義會議“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主義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爆發。”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此,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始了新的偉大革命。”“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堅決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們黨重新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偉大覺醒,顯示了我們黨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願望、勇敢開辟建設社會主義新路的堅強決心。”這次全會,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決定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的實際作用來看,鄧小平實際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綜上所述,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產生了重大歷史作用和影響,以其獨特的歷史地位載入了史冊,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意義會愈加凸顯。我們要傳承和弘揚好這兩次會議的偉大精神,善於從黨的歷史中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不斷把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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