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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官方對中蘇關系惡化的看法

閻明復  2011年05月30日17:40


  蘇聯解體以后,1995年夏天,鄧小平同志的女兒毛毛找我,說:“現在原蘇聯的檔案館對外開放了,能不能去莫斯科各檔案館查找老爺子(小平同志)20年代留學時期的資料?”我欣然答應。在俄羅斯原駐華大使羅高壽的協助下,我順利地完成了毛毛的托付。

  訪問莫斯科期間,我多次拜訪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蘇聯派駐中國政府的經濟總顧問阿爾希波夫,請他回顧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中蘇關系演變的過程。當時我准備了不少問題,還帶了一部微型錄音機。阿爾希波夫說,你不用錄音了。接著他從保險箱裡拿出三份文件,一份是關於蘇中沖突的原因和過程的文件,一份是蘇中沖突大事記,一份是他撰寫的回憶錄。他對我說,內部文件他從來不帶回家。而這三份文件,前兩份是在他主持下起草的,后一份是他自己寫的。然后,他談了這三份文件的由來。80年代末,受當時蘇共主要領導人的委托,他召集蘇聯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研究了蘇聯和中國關系惡化的原因和過程,並對計劃中的蘇中高層會談涉及到過去的沖突如何表態提出建議。

  我得到這三份文件后,立即和同去俄羅斯查檔的趙仲元、邢書鋼把文件譯成中文。回國后,我把這三份文件的譯文送給曾慶紅同志,並附信說明這些文件是蘇聯派駐中國政府的經濟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交給我的。我在信中寫道:“如果你認為有必要,請呈送澤民同志過目。”第二天一早,曾慶紅同志給我打電話,說:“澤民同志就在旁邊,他問這幾份文件有沒有俄文的?”我回答說:“有俄文的,我馬上通過機要給你送去。”慶紅同志又問道:“阿爾希波夫同志把這幾份文件給你,是不是因為毛毛的緣故?”我回答說:“可能不是,阿老在中國工作的時候毛毛太小,可能不認識。”最后,慶紅同志說:“澤民同志說,有什麼問題,再找你面談。”我說:“江主席工作忙,我也沒有更多的情況匯報,就不打攪了。”后來,聽說江主席指示國內的科研機構研究中蘇關系惡化的緣由。根據江主席的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研究所主持召開了專題座談會,對中蘇關系破裂的原因、對20世紀60年代中蘇大論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2007年,我根據阿爾希波夫給我的回憶錄,撰寫了《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系》,刊登在《百年潮》雜志當年第11期上。現在,我再將阿爾希波夫送我的《蘇中沖突的原因和過程(1958—1985)》中文譯文發表出來,為研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蘇關系提供參考。

  蘇聯與中國之間的關系是整個國際形勢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許多方面決定著世界舞台上力量的總的配置和對比。蘇聯與中國在政治上互相作用的性質、內容和形式,是由國內政治、社會經濟以及對外政策的諸多因素的復雜機制所決定的。

  50年代前期,蘇中兩國觀點、估價和內外政策的一致,以及它們在基本國際問題上的立場相吻合,首先是因為兩國的經濟過程與政治制度、經濟管理形式和方法及其社會政治生活相同。中國革命勝利以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在許多方面採取了蘇聯管理制度的因素及其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方法與實踐,這是符合規律的。盡管蘇中兩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兩國政治制度和文化各有特點,但它們對待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和實踐問題的態度相同,就成了決定它們之間在國際領域內合作的基本和起主導作用的因素。

  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同西方在政治上尖銳對抗,以及蘇中在反帝反殖斗爭中利益的一致,也促進兩國加強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與聯盟。兩國在對美關系上大體處於相同的境地。中國由於在經濟和軍事方面還很弱,在國際上被孤立,受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與日本的經濟封鎖和政治抵制,而得到蘇聯的全面援助和支持,所以在50年代前期,中國實際上是在沿著蘇聯對外政策的軌跡走。毫無疑問,1950年簽訂的《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國際方面和對於兩國的合作都具有重大意義。

  所有這些因素都決定,兩國間雖然存在某些復雜化的因素,首先是雙方政治和經濟往來上的明顯的不平等現象(即“老大哥和小兄弟”的關系、蘇聯在中國的“特殊利益”地區、盧布對人民幣兌換率偏高、向中國派遣低水平的專家、關於合營公司的沖突、對中國各級領導人態度傲慢和人身欺侮、吵鬧、施加壓力等等),但兩國關系總的來說是在全面合作、互利互助的健康基礎上發展的。應當指出,約·維·斯大林逝世后蘇聯新領導採取了一系列步驟來消除在此前時期積累下來的不平等和令人氣憤的因素,從而進一步加強了蘇中合作。蘇中間的軍事政治聯盟與經濟合作,成了當時正在形成中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的核心與骨干。

  50年代后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蘇中兩國間在許多對內對外政策上產生分歧和進行論戰,這無疑是由一些客觀因素促成的,但這些客觀因素又多次為某些主觀因素所加強。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些領導人的性格和特點所加強。

  蘇中兩國間所以會出現種種分歧,分歧產生的土壤並隨之造成沖突的客觀上最重要的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可以歸納為下述各點:

  1. 兩國的過去歷史、革命斗爭性質和形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主義建設所處階段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發展方法和形式、國家和社會生活的組織形式與領導方法,均有不同﹔與上述有關,兩國對這些或那些政治方針和措施的評價標准、領導干部的文化特點和民族性格,也都有差異。

  在蘇聯,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建立起強大的重工業,構成整個國民經濟綜合體的基礎,建成現代化國防工業,基本上消除了衛國戰爭的后果。在此基礎上,於50年代后期,蘇聯提出了加速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任務。其辦法是:將重心由發展重工業轉到發展消費資料生產,同時相對降低國民收入中用於積累的部分,通過下放經濟管理權來廣泛開發利用地方上的資源。在我國(指蘇聯——編者注)的實踐和宣傳工作中,把重點放在利用經濟刺激和物質利益原則等﹔採取措施來譴責個人迷信和克服其后果﹔社會生活民主化的初步趨勢得到發展。總的來說,蘇聯在內政方面開始由“斯大林主義”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新的管理形式轉變。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代末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發展趨勢正好相反。國內雖然在現代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的創建方面有巨大進展,但它實際上尚處於過渡時期的最初階段﹔經濟為多種成分﹔中國實際上只是著手實施廣泛的工業化綱領,著重於發展重工業和能源的基礎部分。這就要求通過抑制消費和從輕工業擠出資金投入重工業,來提高國民收入中的積累份額,要求加強對現有資源和整個經濟的集中管理,以及集中國內政治權力(對毛澤東個人迷信傾向的加強是一種表現)。在實際工作與宣傳上,強調節約消費、提高勞動熱情,強調主要靠精神、政治手段刺激勞動,批判物質利益原則,強調靠傳統工藝技術和勞動組織方法來躍進式地發展經濟。其極端表現就是成立人民公社和實行“大躍進”的方針。

  總的來說,對於50年代末中國的國內政策來講,有代表性的,仍然是蘇聯2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在某種程度上所固有的那些原則、方法、形式與方針。在這種條件下,在蘇聯所推行的措施,首先是譴責個人迷信,在中國被看成是對中共領導和中國政府的內政方針的破壞和間接批評。同時,中共領導上推行的在國內加強權力集中和對毛澤東個人迷信的方針,看來被蘇共領導視為公開或隱蔽對抗蘇聯消除個人迷信及其后果的路線。

  由於蘇聯國民經濟開始滑坡,發展速度下降,七年計劃有完不成的危險,蘇中之間的上述分歧更為加劇。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一些單位因必須完成同中國簽訂的合同義務而出現十分復雜的情況。加之,由於中國開始搞“大躍進”,中方則提出提前供應復雜技術設備、簽訂新的協議,尤其是國防工業部門的協議等問題。當然,在此應當看到,中方一直是按期支付蘇方全部供貨的款項,甚至連購進大型工業企業的成套設備也未動用貸款。

  2.關於蘇中關系復雜化的對外政策因素,首先是蘇中兩國所處國際地位有很大區別,以及由此而產生雙方優先考慮的對外政策重點有很大不同,無疑也起了巨大作用。這首先表現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蘇聯採取了堅定步驟停止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國之間的“冷戰”,並推行了徹底貫徹和平共處的方針。結果,蘇聯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發生了重大的積極進展,東西方的緊張局勢趨向緩和,出現了就禁止試驗原子彈和不擴散核武器、放鬆貿易限制、擴大科技交流等問題達成協議的前景。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同美國的關系保持著高度的緊張,其根源是美國人對中國繼續施加軍事政治壓力與威脅,他們支持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對中國實行軍事和經濟封鎖,進行武裝挑舋,美國拒絕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反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權利。

  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間這種客觀情況的不同,則表現為雙方領導在國際局勢的估計上,在其對外政策策略、軍事政治措施和對各國的政策上,在其對外宣傳的反帝尖銳程度上都出現了重大分歧。與蘇聯不同,中國領導人在對外政策領域中繼續堅持同美國尖銳對抗和徑直反美立場。雙方因對於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的估計、態度上的不同(所造成的裂痕),由於蘇聯對外政策轉向西方、緩和了同美國的軍事政治緊張關系,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更加深了。當時的中國領導將這視為蘇聯背離了共同商定的對外政策路線,視為向美帝“投降”、“妥協”,視為“現代修正主義”。

  總之,截至50年代末,蘇中關系總的情況是:蘇聯已經開始改變其對內和對外方針,而中國則因客觀條件與原因仍在繼續沿著先前的方向走,因而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就產生了利益、目的、對外政策方針和行動上的區別、矛盾、對立與沖突。

  蘇共歷屆代表大會和蘇共中央歷屆全會的決議、蘇共中央的信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文件,都對50年代末和60年代對於中共和中國領導實際奉行的特殊方針及其在中國對內對外政策中的錯誤和歪曲做出了原則性的評價。這些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效,何況上述指出的錯誤和歪曲中許多(諸如“大躍進”、成立人民公社的方針、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文化大革命”及其過火行為等)也都受到中國新領導的譴責。實際生活已經証明,蘇共在就防止火箭核戰爭、鞏固和平共處和國際安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同西方發展經濟聯系、爭取限制軍備競賽和裁減軍備尤其是簽訂關於不擴散和禁止試驗核武器、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等問題進行爭論中所持的立場,就其實質來說是完全正確的。

  應當強調指出,蘇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社會情況以及兩國在國際上所處的地位的不同,甚至雙方對於一些國內國際政策的看法不同,也只是為出現分歧提供了可能性,但絕不意味著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注定地必然要發生尖銳的政治沖突。

  業已產生的分歧以及由此而來的爭論與沖突,是不能用外交上、宣傳上、經濟上和軍事上施加壓力的方法予以解決的。看來,隻能借助於政治手段“逐步化解”,在實際考慮當時中國的利益與立場的基礎上消除或者最大限度地緩和矛盾的尖銳程度,通過內部的同志式的討論、經常地甚至是個人之間不斷進行接觸與協商的形式,耐心地解釋我們的基本立場和路線的正確性。

  如果當時存在一種機制和做法能夠經常進行平等協商、協調在國際領域的政策,尤其能夠事先通報情況和協調雙方擬定採取的這一或另一對外政策行動,蘇中之間的沖突本來是可以防止的,或者說至少是可以緩和的。

  蘇共和中共、蘇聯和中國之間所產生的尖銳分歧,要求我們雙方,尤其要求我方(考慮到中國作為我們的伙伴和同盟者的分量),要表現出更大的沉著和耐心、更大的謹慎、更大的靈活和更大的分寸與委婉,在提出和解決有爭議的問題時甚至更大的讓步,在高層次內部會談時更多的耐心解釋,更多地考慮中國的特殊利益,不容許訴諸於其他各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組織它們對中國領導施加集體壓力,尤其不容許為此而利用諸如收縮經濟合作,採取宣傳手段和軍事手段施加壓力。然而,實際上一切都沿著相反的、惡劣的道路走下去了。

  蘇聯領導(尼·謝·赫魯曉夫)從根深蒂固的簡單化的認識出發,認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應自動地支持蘇聯的任何對外政策倡議與行動,沒有打算在對外政策領域同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此種平等的經常的協商和協調行動。

  50年代后期,我們方面對於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犯了不少策略性錯誤和失誤。這首先表現為在同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上,我們的出發點總是認為蘇聯在一切方面都是“領導”國家,而中國則是“被領導”國家。在此,我們顯然沒有足夠估計,中國是一個大國,領導中國的是一個到1960年為止已擁有數千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它有著40年領導革命運動的豐富經驗,包括30年的武裝斗爭,有著強大的理論隊伍,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取得革命的勝利,而且在組織上和理論上都很強大。

  形式上,我們承認所有黨都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權利,但我們卻把中共同其他小得多的、政治上不夠成熟的一些共產黨和工人黨置於同一行列。而忽視中共理應受到蘇共領導特殊關照的權利,並且,對於有必要同中共領導經常進行平等協商和協調政策估計不足。

  對於中國國內外政策的特點主觀上不理解或者理解得不對,加上在處理各種問題時對於出現不同意見和多元考慮的可能性認識不足,而這又由於尼·謝·赫魯曉夫個人傲慢和不能自制而變本加厲,於是感情用事,大發雷霆,結果主次顛倒,把同中國領導取得彼此諒解、保持友好聯系,保持蘇中兩國人民之間的合作與友誼,在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間保持協作與同盟放到了第二位。

  蘇共和中共關系上具有腐蝕性甚至毀滅性的因素,就是由來已久的在政治上對中共領導的不信任。此種不信任也擴大到國家關系上,無疑中方對於此種不信任是經常感受到的。作為“回報”,中方對於蘇聯領導的不信任與疑心也就逐漸積累和發展起來,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情緒加劇。

  如果說是誰“主動”展開公開論戰,並把分歧擴大到國際論壇和報刊上,那麼在這方面採取決定性步驟在較大的程度上是蘇方,而且是因尼·謝·赫魯曉夫個人所決定或堅持的。總的來說,蘇共和中共領導間分歧的產生、加深和加劇,兩國政府間沖突的發展規律,實際上與同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以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沖突相同。

  當時的蘇聯領導(尼·謝·赫魯曉夫)總是竭力想“堅決反擊”中國人的“特殊觀點”與“分裂活動”,為此就先是對中國施加精神和政治壓力,然后施加經濟壓力,以迫使中國領導人接受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形式與途徑、關於國內國際政策的觀念和觀點。最初是在個人會見時的談話中這樣做,然后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論壇上這樣做,隨后又通過採取外交行動和通過報刊這樣做,終於展開公開論戰,並日趨尖銳。結果,沖突“公開化”,引起全世界各種政治勢力的注意,認為是兩個“共產主義巨人”之間的關系“破裂”。

  西方各國的大眾傳媒工具和外交界出於挑撥目的,都竭力渲染夸大蘇中“分歧”與“分裂”,總是在蘇中兩國之間“發現”越來越多的“矛盾”,賣力地使用政治造謠手段來加深兩國間的不信任,並加劇它們的矛盾。毫無疑問,西方情報部門不會不積極參與此事。

  在加劇蘇共、中共兩黨間和蘇聯、中國兩國間的分歧、矛盾和政治斗爭方面,蘇聯外事機構和蘇駐華使館的工作人員,以及按照相應方針工作的學者和評論家也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為他們向領導提供了帶有偏見的材料,激化論戰,甚至在沒有分歧之處也找出分歧,神經過敏地強調、突出和夸張個別的事實與現象,將中共“革出教門”,“開除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宣布中國的政治制度為“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制度,進而甚至宣布為“軍事官僚專政”。這些都使局勢不斷惡化,在兩國關系上制造嚴重芥蒂,為爭論和政治斗爭之“火”添加激情之“油”,過度激化了沖動。由於雙方領導人都感情用事和自命不凡,以及他們周圍的野心家們的賣力相助,發生沖突的問題和過程簡直猶如雪崩似的向前發展。

  結果,論戰很快就擴展到蘇中兩國間的政治關系然后是經濟關系及其他領域,發展成為日趨尖銳的政治斗爭,而且使用宣傳、外交、經濟和其他種種手段,以至包括使用軍事措施,從而終於導致在邊境上發生武裝沖突。

  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上,基本上也是出於蘇方主動。在此,我們從一開始就明顯失算:過高估計了蘇聯對中國施加影響的可能性,而低估了中方抗拒對其施加壓力的能力。

  客觀地講,應當指出,在最初階段,中共和中國領導表現了相當大的克制,但隨后則進行抵抗,其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尖銳,越來越憤恨。這場逐漸尖銳化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的邏輯,使用宣傳和外交手段業已無效和毫無結果,則促使採用越來越“強大的杠杆”如經濟貿易的、國際政治的、進一步是軍事的杠杆,來對中國施加壓力。這些步驟越來越擴大了意識形態斗爭和政治斗爭的陣線。被日趨積極卷入這場斗爭的不僅有其他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而且也有被迫對沖突雙方採取這種或那種立場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尖銳的斗爭擴大到了中國同華沙條約組織和經互會成員國的關系上,並且擴及世界政治領域。

  我們認為,1958年至1985年蘇中兩國關系的發展過程,可以劃分為兩個有質的區別的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從1958年至1966—1969年﹔第二階段為1969年以后。

  在第一階段上,即中國“文化大革命”和珍寶島武裝邊境沖突以前,蘇方立場是進攻性的。在這個階段上,它的基本目的是施展宣傳、外交、經濟、軍事手段和施加其他影響迫使中國領導改變其在國內國外政策上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相抵觸的立場、觀點和路線,迫使中共回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方針和立場上,迫使中國政府在國際問題上回到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同的立場上。

  至於說中方,在第一階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它的立場和行動基本上帶有防御性,抗拒對它施加的政治、意識形態、外交和經濟壓力。而且正是中國由於這場沖突遭受了最大的損失,因為它在受到資本主義各國的國際政治孤立與經濟封鎖的情況下,失去了蘇聯的政治支持、經濟和軍事援助,在其經濟發展中受到重大損失。

  為此,中方動用其在國內和國外一切相當強大的手段,把蘇聯的路線描繪成是敵視中國的路線、威脅中國獨立自主、有利於帝國主義的路線,說成是“俄國沙皇政策的繼續”等等。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蘇中關系實際上已經癱瘓。1969年邊境武裝沖突事件是蘇中關系歷史上危機點、轉折點,也是其第二階段的開始。在這些武裝沖突事件之后,我方對於中國施加影響的一套措施都無濟於事了。1969年后,蘇聯對於中國採取的立場和路線,基本上已失去了積極的進攻性質。蘇聯外交在蘇中沖突問題上日益轉向消極的防御立場,或者是聲稱願意同中國和解,但它做得有頭無尾、不徹底、不堅決、不考慮中國實際情況和利益,提出中方不能接受的種種建議,其目的基本上是“揭露北京”,未能使蘇中關系有重大好轉。相反,中方在1969年以后則採取積極進攻的敵視蘇聯的立場,越來越擴展反蘇運動的規模。

  在蘇中沖突發展的上述兩個主要階段的范圍內,可以分為幾個具體時期,兼及我方採取的相應行動:

  1. 1958—1960年:蘇共和中共兩黨領導間在對內對外政策問題上產生分歧和矛盾,開始出現嚴重分歧的時期﹔

  2. 1961—1964年:就戰爭與和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與策略問題開始公開論戰,蘇方採取進一步措施縮小蘇中兩國間的經濟和科技合作與貿易的時期﹔

  3. 1964—1969年:由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蘇中邊境上的武裝沖突發生后,蘇方採取模棱兩可的不徹底的步驟來制止蘇中關系的進一步激化和重新緊張起來的時期﹔

  4. 1969—1982年:蘇中關系有某種緩和,隨后又陷於普遍停滯的時期﹔

  5. 1982—1985年:我方開始實際尋求同中國關系正常化的途徑時期﹔

  6. 1985年至今(指文件起草時——編者注):蘇聯在一切領域使蘇中關系正常化和發展方面開展積極的“和平攻勢”,並在這方面取得很大的積極進展。

  關於蘇中沖突的各發展階段上的事件,另附較詳細的材料。

  總的來說,1969年至1970年時期,在對與中國的關系上,以最大規模和最尖銳形式,體現了早在50年代我國對於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很大程度所具有的那種霸權主義和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的傾向。

  蘇中兩國間的沖突並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相反,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其對外方針政策、轉上新的(類似於當前的)立場,則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隻能是中國本身內部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以及中國周圍的國際形勢發生變化,中國領導人根據其切身經驗逐漸認識到必須轉而採取新方針的結果。企圖用強力從外部影響中國領導,更何況是用根本不恰當的方式方法,正如現實生活所表明的那樣,隻能給這一進程增加困難,加大中共領導和中國政府對於接受時代要求的抗拒。

  即使蘇聯在同中國爭論的重大問題上的方針和立場實質上是正確的,但是實踐已經証明,我方用於影響中共和中國領導的政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背離了各黨之間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健康的同志式關系的准則,因而是明顯無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採取此種方法,結果是違背了蘇聯的利益。它們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造成蘇中兩國關系上不能容許的沖突局面的尖銳化,從而不僅給中國,而且與其說是給中國不如說是首先給蘇聯本身,給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巨大損失,其中包括經濟損失,並且引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事實上的分裂。

  蘇聯在對中國的政策上的失算和錯誤,導致偉大衛國戰爭后我國對外政策的最大的主要的失敗,即同蘇聯的主要盟國、同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中國發生了沖突。這給我國帶來了最沉重的經濟和政治后果。這場沖突的結果,最大的贏家是美國、西歐和日本。蘇聯前領導在對中國的關系上的失算和錯誤,其結果使蘇聯失去了中國這個最重要的戰略同盟國,而美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則因同中國接近獲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優勢。

  截至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方態度的消極、防御性和不連貫性,隨著我國經濟停滯不前和危機的增長與中國經濟和軍事潛力的加強及其國際威望的提高、它的對外政治聯系首先同美國、日本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系擴大,表現得越來越明顯。80年代初,蘇聯本身在對外政策上陷於大范圍孤立的前景已經顯示出來了。到這個時期,實際上已經很清楚,蘇聯領導在蘇中沖突第一階段上提出的目標,不僅不實際,而且我們自1960年起對中國所奉行的方針整個是錯誤的。

  為了使得蘇中關系完全正常化,為了恢復蘇共和中共之間的友好關系,必須徹底拋棄直至現在仍使我們兩國的關系步履艱難的那個沉重的芥蒂和包袱。重要的是,目前正在發展中的恢復與改善蘇中關系的過程,不要局限於表面上的正常化,而是使其帶有不可逆轉的性質,變為蘇中兩國全面平等的政治合作、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一體化的過程。

  目前,中國領導人聲稱,不宜回過頭去討論過去構成爭論和沖突的那些問題。

  如果今后中國方面還提出或者以某種形式涉及這些問題,看來,不必陷於論戰,可以表示不要再陷入過去的爭論,非搞清“誰先開始的”、“誰過錯最大”等等。應當強調指出,必須向前看,向未來看,致力於使蘇中兩國、蘇中兩國人民間的合作關系正常化並得到發展。

  同時,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一般地表示要劃清我們與過去錯誤行動的界限,指出它們是過去蘇聯領導人作出錯誤決定的結果﹔表明我們對於60年代至70年代我們同中國的關系中所發生的事情表示遺憾,我們現在不想再回憶那時的事件。或許還可以表示:有必要今后成立包括蘇中雙方有權威的歷史學專家的工作小組,委托他們深入、客觀地研究1958年至1982年時期的蘇中關系,並對上述時期內的事件和雙方行動共同作出協商一致的相互均可接受的評價。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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