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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我所了解的錢偉長先生

徐匡迪 口述  汪文慶 劉一丁 整理  2011年05月30日17:34


  和大家一樣,我了解錢偉長先生是從“三錢”開始的。1956年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時,錢老和錢學森、錢三強這三位科學家因具有超前的戰略眼光,被周總理贊譽為“中國的三錢”,從此成為當時年輕知識分子的楷模。幸運的是,我與錢老有過共事、交往27個春秋的經歷。去年7月30日,他永遠離開了我們。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間突然得知這一噩耗的,一時難以接受這個令人傷心的事實。從此,我們黨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國失去了一位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一位教育改革的實踐家、一位多才多藝的科學家,上海大學失去了一位好校長。

  一位真誠的愛國主義者

  在我看來,錢老的愛國主義精神根植於他的童年,是一種中國傳統文人的報國情結。他出生於一個貧寒的書香門第,祖輩三代都是靠教書生活。他沒有進過小學,而是師從於他的四叔、著名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從小在家塾裡念四書五經。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的觀念很深。由此,我們能夠理解錢老那一輩人,為什麼能在國家那麼困難,可以說是戰火紛飛、社會動蕩、物資極度短缺的情況下,毅然決然拋棄國外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回到祖國,參與國家建設。

  1946年,錢老離開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噴射推進研究所回到祖國,並出現在他的母校——清華大學的講台上。他家裡人口多,一度生活十分困窘。他曾說清華大學一個月發的工資買小米全家都不夠吃。為了維持生計,他隻好在北京大學工學院和燕京大學工學院兼課,但仍不得溫飽,最后不得不向單身同事、老同學借貸度日。1948年美國友人捎信給錢老,告知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噴射推進研究所工作進展較快,亟望他回所復職,可攜全家去定居,並給出了優厚待遇。當時他確實心動過,曾到美國駐北平的總領館申辦簽証。當時美國的簽証官問他:如果中國和美國發生了戰爭或者沖突,你是站在中國一邊還是站在美國一邊?他說:我是中國人,當然是站在中國一邊。結果他被拒簽。

  錢老赴美被拒簽的事流傳很廣,成為一段佳話。但是,近年來,民間打假人士方舟子在網上撰文,說1948年美國的簽証申請書,沒有“若中美交戰,你將忠於哪一國?”這個欄目。為了澄清這個問題,上海大學曾派人走訪了一些1948年前后到美國駐北平總領館申辦簽証的留學人員,他們很多人是北大、清華畢業的,都証實美國簽証官確實問過“若中美交戰,你將忠於哪一國?”這樣的問題。為什麼申請簽証的表格上沒有這一欄,而美國總領館的簽証官員會問這個問題呢?我想答案也很明顯,當時遼沈戰役已經結束,平津、淮海戰役即將打響,美國人已經意識到蔣介石將失去政權,中國共產黨會建立新中國,而將來這個新中國很可能和美國會是一種敵對關系。美國人不得不防。而錢老准備去的加州理工學院噴射推進研究所擁有美國六大國家實驗室中的一個,大量研究的是噴氣式飛機、發動機、火箭等與國防、軍工有關的項目,是個敏感的地方。

  其實,錢老驚人的愛國之舉,在此之前已經不止一次了。錢老是以中文和歷史兩個100分的成績考進清華大學的,數、理、化、英文等一共隻考了25分。因此,大家都認定,他要麼學中文,要麼學歷史。錢老一開始選擇的是歷史專業。但是,九一八事變以后,錢老作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決定,要棄文從理,要學能制造飛機大炮的學問。物理系主任吳有訓因他數理基礎太差,怎麼也不同意。錢老軟磨硬泡了一周,總算成功了。他又花了一年時間拼命苦讀,才趕上物理系的學習進度。一二九運動的時候,北平的一些大學生曾經騎自行車到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抗日。時值隆冬,溯風中長途騎車是很艱苦的,而且那個時候治安不好,匪患叢生。開始的時候隊伍有幾百人,最后到南京隻有幾十人,錢老便是其中之一。在西南聯大的時候,錢老雖然已經是研究生,當助教了,但仍然積極參加學生的各種愛國民主運動。

  對錢老的愛國主義情懷,我的感受是很深的。和錢老的初次近距離交往,是在1983年初履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后他到各系科調研時,但不久我便出國工作。1984年秋,錢老赴丹麥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力學大會,我開車去把他接到瑞典家中休息兩天,白天我請他去我所在公司參觀考察,晚上徹夜長談。他熱切地敦促我早點回國。當時一些人到國外留學、工作,一方面是國門初開,希望能多學一點、多出成果,另一方面國外物質生活比國內好很多,有上百倍的收入差距。他當時很動感情,跟我講了他1948年被美國拒簽的故事。最后,他說:你能快回去就快回去吧,不要再給外國人干了。我們都是中國人,還得為自己的國家多做一些事情。國家和學校都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幫我一起管理學校。我深感此話的分量,也為錢老拳拳報國之心感動,於是盡快結束了在國外的研究工作,提前回國。

  20世紀90年代中期,錢老反復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最優秀的學生出去了大都不回來?在一次畢業典禮上,他說:我剛到上海工業大學任校長時,提出來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十年來,大家都很努力,已出了很多優秀的學生。但是自強不息不是讓個人成名成家,也不是讓個人發財致富。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要牢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才是一名合格的中國知識分子。他的講話使得在場的師生都非常動容。后來上海大學就把校訓擴充成了“自強不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可能是中國大學裡最長的校訓,上海大學也可能是唯一把師生個人和國家、天下的關系作為校訓的學校。我覺得這充分反映出錢老的愛國情懷,彰顯了這位科學大師的博大胸懷與高尚境界。

  勇於教育改革的實踐家

  在上海工業大學、上海大學27年的時間中,錢老大刀闊斧地進行教學科研的改革,使上海大學從一個原來隻有3800名學生的地方院校,發展為在校學生數萬人的全國百所重點建設的“211”高校之一。

  錢老到任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拆除圍牆,打開校門”。上海工業大學作為地方大學,原先師資基礎薄弱。錢老非常重視增強師資力量。對外,錢老利用自己的影響,充分利用校外資源,包括從國外聘請一大批著名學者來校講學或做兼職教授,他們中有陳省身、田長霖、任之恭、戴振鐸、李政道、楊振寧等。這些國際大師的到訪與兼職,不僅為閉塞的校園帶來最新科技信息、活躍了學校的學術氛圍,更重要的是為大家傳遞了一種開放的思維方式,促成上海大學逐漸具備現代大學先進的管理模式。一直到他晚年精力已經很差了,還是要每年請10位左右國內外著名的科學家、學者到學校大禮堂作報告,他親自去介紹人家的學術成績、貢獻。而且,他強調,學生不一定要是這個專業的才來聽,也不一定要聽懂專業的內容,重要的是培養“兩個精神”,一個科學精神,一個奉獻精神。他說:凡是成功的科學家,一定是按科學規律辦事的,講的那些專業你不一定懂,但是那種百折不撓、不迷信權威、不斷探求創新的精神可以學。學有專長的大家大都是淡泊名利、終生刻苦學習的,這也可以學、應該學。對內,錢老狠抓師資隊伍建設,尤其重視學科帶頭人的培養與引進,在當時人事、戶口制度改革相對滯后的情況下,為了廣攬既能搞教學又能搞科研的人才,錢老常常不辭辛苦,親自登門造訪。在錢老到任后的短短幾年間,學校就從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及多家科研院所引進了一批高水平人才,對於較快地提升學科水平、活躍研究氛圍、創立學術新風有著顯而易見的作用。

  1986年我從國外回來后不久就被任命為上海工業大學副校長,幾個月以后又被任命為常務副校長。在協助錢老管理學校的那幾年裡,錢老和我經常為了學校建設的方方面面開展持續的調研和座談交流工作。我感覺,錢老最關注的是學校教育理念的更新,管理隊伍思想觀念的進步,強調“我們的改革重點是拆四堵‘牆’,它們是學校與社會之間的‘牆’,教學與科研之間的‘牆’,各系和各專業之間的‘牆’、教與學之間的‘牆’”。現在回過頭來看,他的那些超前的教育理念是非常正確的,只是我們現在實踐得還不夠,或者說沒有完全達到他的要求。

  第一,錢老擔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以后,首先提出拆除教與學之間的“牆”,搞討論式教學,教學相長。我們的學生從幼兒園、小學開始,就學會上課看著老師,認真聽講﹔到了中學以后開始記筆記。但很少有人懷疑老師講得對不對,或者向老師提問題,沒有這個習慣。而且,學生大都認為向老師提問題,一方面不禮貌,另一方面也是無知,老師的知識肯定比你多。

  1942年錢老畢業后來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噴射推進研究所工作,師從“世界導彈之父”馮·卡門教授。這裡的學習方式是研討的方式,導師指定你看幾篇文章,看完以后由你報告,大家來提問題。討論會富有民主精神和創造性,鼓勵敢想敢說,勇於探索和創新,這種風格影響了錢老的一生。

  錢老回國以后,就一直主張打破我們傳統的教學模式,提倡開展課堂討論。他說:教師隻有和學生一起討論問題的時候,才能發現自己教的內容學生是不是理解了﹔也可以教學相長,允許學生超過老師,允許學生提出一些比老師想得更深、更難的問題。

  我覺得這一點是有超前性的,某種意義上也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為什麼中國的學校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物?就是因為中國的學校是“填鴨式”教育、應試教育,而不是啟發式、討論式教學。

  錢老多次囑咐我要真正讓大學教育回歸到育人的本源上,即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隻起引導作用,在“教與學”這對矛盾中,“學”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釋放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教師要把課堂時間和主角地位讓給學生。在錢老的提倡下,20世紀80年代,上海工業大學至少已經在研究生裡面形成了風氣,每星期有半天時間進行專題討論,效果非常好。

  第二,拆除各系和各專業之間的“牆”。過去學校不願意讓學生轉系。比如說像我所在的冶金系,不少學生高考成績不是很高,考別的系沒有錄取,轉到這兒來的。如果允許學生轉系,那冶金系的生源就無法保証了。但不少學生確實是很想學別的專業。怎麼辦?錢老提出可實行雙學位制度來解決這個難題。他說,學生要學習是好事,不能高考時一考定終身,要允許他們選修別的系的課,將來兩個專業考試都能通過,畢業的時候可以給他一個雙學位。這在80年代中后期是一個創舉,帶有很大的挑戰性,國家教委開始並不認同。

  上海大學的管理學院很有特色,和其他學校不一樣。錢老提出,管理有很多類別,比如工業管理、商業管理、貿易管理,需要有相關專業知識的依托才能學得好。因此,上海大學學生是二年級以后才可以選修管理學課程,將來可以授予雙學位。

  錢老認為,中國外貿專業照搬蘇聯,隻學外文和經濟學知識,這是不對的。外貿是要交易制造業產品或者原材料的,而產品或者原材料各有特性,客戶的需求也不一樣。如果不了解外貿商品的基礎知識,搞好外貿是很難的。后來,我們按照這個思路設立了一個雙學位,叫做工業外貿,從各學科招收二年級學生,每周用兩個下午,強化外語,並授以經貿課程。學生畢業以后,非常受外貿系統歡迎。

  拆除各系和各專業之間的“牆”之后,學生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從過去的“讓我學”,變成了“我要學”。

  第三,拆除教學和科研之間的“牆”。錢老強調,所有教師都要上課,不上課的人不能保持教授、副教授、講師的頭銜。1986年,我回國擔任上海工業大學常務副校長,每星期也要上六節課。同時,錢老又強調,要做一名好的教師必須搞科研,不搞研究就可能變成教書匠,隻會照本宣科。學校要把時間更多地留給教師做科研,提高教師自身的創造力,這樣才能更好地吸引、帶動學生學習,提升育人水平。

  第四,拆除學校和社會之間的“牆”。錢老非常注意鼓勵師生參加社會實踐、搞科研。80年代,他就提倡“三學期制”,當時被批評為照搬美國的教育模式。上海大學在中國是唯一實行三學期制的學校。具體來講,就是9月1日開學,上10個星期的課,然后1個星期考試,基本上11月中旬結束第一個學期﹔中間放假一個星期,然后再上10個星期的課,春節前結束,放兩個星期的寒假﹔寒假過后再上一學期課,6月份結束。6月份到9月份接近3個月的時間,必須有1個月的時間去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工科的學生到工廠去,理科的學生到研究所、實驗室去,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到社會、到社區去做調查研究。

  開始的時候,老師們都不是很適應,后來慢慢就感受到“三學期制”的好處,最主要的是給教師走向社會提供了比較寬鬆的環境。而且,除了基礎課教師以外,大部分的教師都可以在一個學期,也就是10周完成授課任務,其他的大半年時間就可以在學校、工廠、研究所裡做科學研究。

  在和錢老接觸交往中,我曾一遍遍聆聽錢老的教誨,深切體會到錢老始終把學生成才放在教育改革的中心位置,在錢老的內心世界,學生是他的最愛。他曾指出:“我們實行‘學分制、選課制、短學期制’,就是為了給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自由度、更大的學習自主權,活躍學校的學術氛圍,為培養無師自通的人創造良好的大環境。”

  當時,錢老提出的教育改革主張,實施起來有不少阻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來自當時的教委。新中國的教育體制是從蘇聯學習來的,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管理,當時的改革尚相對滯后。因此,錢老的教育改革思想當然會受到一些抵觸,或者發生沖撞。二是來自學校的教師、干部。大家都習慣了老的教學方式、模式,要改一個新的必然很不適應。三是學生也有不贊成的。比如,實行“三學期制”以后,春節前后放兩個星期寒假。那時候火車慢,一些外地農村的學生往返時間比較長,就覺得回家時間太短了。學生另外一個反映就是假期要參加社會實踐,並且要考核。原來很多學生假期就玩兒、休息,現在要下工廠去實習,到社區去服務,不適應。但是經過五到十年以后,大家慢慢習慣了。

  盡管阻力很大,但好在錢校長手裡有一把尚方寶劍。他是73歲到上海工業大學做校長的。征求他意見時,他跟中組部說:我73歲了,如果隻能做一兩年校長,我就不想去了(當時一般的高校校長70歲退休)。后來,事情反映到小平同志那裡。小平同志親自簽署了調令,特意加了一句話:這個任命,不受年齡限制。因此,誰都不能讓錢老退休,一說退休他就生氣。錢老做校長一直做到98歲,這恐怕古今中外也是獨一無二的了。事實上,小平同志是給錢老搞教學改革提供了一塊試驗田。當然,這塊試驗田不能在北京,也不能在教育部直屬院校,隻能在相對來說比較寬鬆的地方院校。

  另外,上海市委、市政府對錢老一直比較尊重,支持他的工作,希望他改革出成績。汪道涵市長、江澤民市長、朱?基市長都曾先后到學校拜訪錢老,相談甚歡,並常常要到秘書催促才起身告別,這是很少見的。

  功底深厚、多才多藝的科學家

  錢老是一個基礎扎實、多才多藝的科學家。他的專業是力學,博士論文寫的是板殼體的計算方法,實際上就是利用固體力學的辦法來研究板殼體的受力。大家都知道雞蛋殼很薄,但是很難捏碎,原因很簡單,雞蛋殼是板殼體,有張力。板殼體研究應用得很廣,不光在大跨度建筑上用、壓力容器上用,包括航空航天,我們的“神舟”飛船都要考慮板殼結構的問題。

  錢老的專業是力學,但他涉足的領域非常廣泛。1969年珍寶島事件時,蘇聯坦克從冰凍的江面開過來,我們的戰士抱著炸藥包去打坦克犧牲比較多。蘇聯的坦克,照我們戰士的說法就是“烏龜殼”,反坦克火箭彈打上去會滑出去。周總理提議找錢老來研究破解這個問題。這樣,錢老當時有一段時間脫產研究,制定了新的反坦克火箭彈的方案。這項研究的理論成果,集中反映在他“文化大革命”中寫的《穿甲力學》這本書裡。一般認為,要打穿裝甲板,彈頭應該比裝甲板更硬,才能打得進去。但錢老認為,穿甲不是直接穿進去的,是靠爆炸而破壞的,所以彈頭不能硬,而是相對要軟,彈頭接觸裝甲板后就像泥巴一樣趴在甲板上,碰到裡面的引信,就把甲板炸開穿透了。他分析得很透,也非常有想象力。

  在瑞典工作的時候,我搞的是噴射冶金。過去傳統的冶金是把東西放在爐子裡面,用高溫把它燒化﹔噴射冶金是把材料變成粉末,然后用一種氣體載著它,瞬間高溫反應就完成了。1984年,錢老到我所在公司參觀考察,對噴射冶金非常感興趣。做工科研究的一般動手能力比較強,當然也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對噴射冶金研究,我們比較多的是做實驗。他看了我的實驗車間以后,就說你可以先算一下。他還給我具體的指導,我一聽就知道老先生的學術功底深厚,基本理論學得非常扎實,觸類旁通,真是很少有人能趕得上。俗話說隔行如隔山,如果讓我去講錢老的專業板殼力學,我根本講不出來,而他對我當時搞的科研工作卻能從原理上一一點明,真讓我欽佩不已。

  錢老在學校裡一項重要活動是聽老師講課。他聽課一般隻聽45分鐘,聽完以后他就提出意見。學校專業門類比較多,有教摩擦學的,教自動控制的,教電機的,教機械零件設計的,教計算機軟硬件的,甚至還有教炸藥的,等等。錢老一年聽幾十節課,都能提出一些意見來。

  錢老在一生中涉獵了很多不同的專業和領域,做了很多貌似不相干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有些人頗有微詞,說他是萬能科學家,似乎並沒有自己的專業。錢老本人倒是並不介意,正像他自己所說的,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專業。我覺得他確實是一個多才多藝、功底深厚的大家,不是一個專家。新中國成立以后,科學工作者貢獻很大,但是像他這樣的大家,我覺得還是比較少見的。

  錢老還是一個國學修養很深的人。我印象很深的一點是他以深邃的國學修養來命名學校的若干新建筑。1986年上海工業大學新的專家樓落成,本來已經把牌子挂上去了,就是“專家樓”。他一看不高興了,說我請來的不是專家,都是名家和大家。但是要寫“名家大家樓”也不好。第二天他告訴我們叫“樂乎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多雅、多好啊!

  留學生樓也是1986年底建成的。因為學校的專業比較全,又不涉及保密,所以當時上海工業大學是上海留學生最多的學校之一。學生隻有6000人,卻有四五百名亞非國家來的留學生,比例相當高。留學生樓本來取的名字叫做“留遠樓”,他看了不高興,說“留遠”,是留級還是留在中國?他們是要回去的。第二天,他就提出來叫“莘遠樓”,歡迎“莘莘學子遠道而來”,彰顯了濃濃的大學文化氛圍。

  2001年我領導的“現代鋼鐵冶金與材料”重點實驗室拆舊建新。因為已經有前面的教訓,所以就請錢老取名。他寫下了“日新樓”三個字。我和這一團隊的全體教授、研究人員都深深體會到錢老是在期望我們這一傳統的專業能“日日新、又日新”,不斷創新。

  同共產黨肝膽相照

  錢老一生追求國富民強,最終歸結到一點,就是尊重黨、熱愛黨,在黨的領導下做好自己的工作,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一般來說一位科學家,凡是在學術上貢獻比較卓著的,往往容易恃才傲物,覺得大家都應該尊重我。但是,錢老什麼事都和我們黨委書記、黨員干部商量,很少一意孤行,或者說不聽大家的意見。

  當然,有時候老先生也會“擦槍走火”。比如,1988年初夏他從北京開完政協常委會會議回滬,我到機場接他。在回校的路上,他問我今天學校有什麼大事,我說下午開大會傳達國家教委一個嚴禁考試作弊的緊急電報。那時候學風比較鬆散,考試作弊現象很普遍。錢老說他最痛恨弄虛作假,一定要剎住這股風。他主動提出,下午等我讀完電報以后,他作一個講話,最后黨委書記老鄭講話。回去以后,老鄭聽說錢老要講話,很高興。她說,學生對錢校長都很敬仰,錢校長來講這個事情最有權威了。

  下午,在我讀完電報以后,錢老講話。一開始,錢老講得挺好的:學生作弊是很可恥的事情,知識分子的知識就是你的財富,你自己沒有去拿人家的,你是不勞而獲,和偷盜沒有什麼兩樣。今天在學校裡面讀書作弊,將來工作的時候就可能盜取別人的成果,這要引起法律問題。

  但是不知道怎麼回事,他話鋒突然一轉,說考試作弊學生是不負主要責任的,現在社會上弄虛作假成風。學生開始鼓掌、起哄、叫好。接著,錢老又說,在政協開會,很多同志就質疑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大家的感覺大不一樣(80年代中期通貨膨脹比較厲害,尤其是1988年物價闖關失敗,價格指數超過20%)。這之后,錢老每講一句話,學生就鼓一次掌。錢老講得很激動,說有的工廠明明是虧損的,廠長為了保自己的烏紗帽,硬說是盈利的,結果發不出工資。有的地方為了要政績,在統計數據上做手腳,經濟沒有那麼好也說得很好。錢老這些話也有一定道理,但是這樣一來,就把反對學生作弊的主題給沖掉了。學生作弊就變得一點責任都沒有,只是全社會弄虛作假裡面很小的一部分了。

  沒有辦法,我就去給錢老的夫人打電話。錢老夫婦在上海沒有住房,就在學校招待所住。錢老夫人孔祥瑛老師系孔夫子的后代,是一位深明大義的人。她說:錢偉長又在那兒胡說什麼了?我說:您最好能請他回去。她說:你告訴他,我叫他馬上回來,有重要的事情。后來,我就寫了張條子給錢老,說孔老師請你馬上回去。錢老有兩件事情不放心:一是老伴的身體不好。二是當時他孩子在國外,也經常有病,打電話來。於是,他馬上結束了講話,回去了。回去以后,孔老師就批評了他:你這個校長怎麼能和國家教委唱對台戲,在學生面前這麼講,你是不對的。

  錢老離開會場以后,黨委書記老鄭花了很大精力,才把會議主題扭轉了過來。老鄭強調:到底現在是不是社會上全部弄虛作假?弄虛作假不是主流。凡是弄虛作假的事情都要處理。不但學生作弊要嚴肅處理、要禁止,生產單位、政府部門弄虛作假也要受到處置。聽了這些以后,學生慢慢冷靜了下來。

  因為錢老剛從北京回來,黨委書記老鄭和我一起陪他吃晚飯。吃飯的時候,老鄭說:錢校長,你的想法是很對的,我們黨也需要監督(錢老那時候是民盟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但是,對於學生,我們要引導他們看社會發展的主流。而且,年輕人不應該跟著世俗跑,而是應該作為新一代精神的代表。

  沒想到,錢老主動提出:我今天講話走火了,講得不對,需不需要我更正一下?后來採取了一個折衷的辦法。錢老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講嚴謹的學風和反對考試作弊,舉從古到今的事例正面來講,發表在校刊上。

  從這件小事情可以看出,錢老非常尊重我們黨的領導。哪怕學校的黨委書記比他年輕30多歲,他還是很尊重。

  這一類的事情很多,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80年代后期兩次學潮和之后的政治風波中,他的表現非常好。他能夠既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又要求學生理性思維,不能發生過激行為﹔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政治意識,把個人的成長與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相結合,始終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教育學生一切以大局為重,共同維護國家穩定。1989年政治風波開始的時候,錢老好幾次跟學生對話,講我們民族的苦難歷史,講國家怎麼不容易,講改革開放能有今天是我們應該珍惜的,講得都很好。后來,小平同志曾講:在這次風波中,有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像費孝通、錢偉長,表現得比我們某些黨員干部還要好。

  情系新上海大學

  錢老辦學一貫主張“文理相通、理工結合”。他認為,一個大學裡面沒有文科,不可能形成很好的人文精神。科學和藝術要交流,科學家不是一個工匠,要有文化底蘊。理工要結合,搞工程的不懂理科,就沒有深度﹔搞理科的不和工科結合,必然就是紙上談兵,不能轉換為現實的生產力。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全盤照搬蘇聯的做法,成立了各種專門院校,而把過去的綜合性大學大都拆散了。對於這種做法,錢老當時就坦誠地發表過自己的意見。

  到上海工作以后,錢老發現上海文化底蘊深厚,學科門類齊全。建設一所綜合性大學的設想,油然而生。為此,他奔走於政府各部門。在新的上海大學沒有成立之前,錢先生就請上海書畫院的一些老先生到學校裡面開講座,講書法課、國畫課,叫學生都來大禮堂聽﹔同時,還請人講音樂、美術、文學,然后組織學生座談。

  在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和正確領導下,1994年由上海科技大學、上海工業大學、原來的上海大學以及上海科技高等專科學校四校合並,組建新的學科門類較為齊全的上海大學。德高望重的錢老再次受命就任校長。

  老驥伏櫪,志在千裡,在錢校長的帶領和廣大師生的努力下,1996年新組建的上海大學躋身“211工程”﹔1998年新校區建成投入使用。這個時期,我已經到上海市政府工作,對錢老為推進學校躍升,審時度勢、抓住機遇、順勢而上所起到的奠基性的、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是非常清楚的。

  當時,上海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的決心。正好寶山區和閘北區相交的地方有一塊地,本來是要搞工業園區的,后來就改成搞上海大學新校區。把原來幾片分散在市區的學校用地置換出來,把錢集中都投到這裡。錢老親自規劃和審定了新校區的建筑群設計樣稿,還多次邀我去和他探討新校園的學科布局以及多校區規劃的相關事宜。今天,當我有機會漫步新上海大學的美麗校園時,自然而然想到的是錢老為締造這個學府所付出的辛勞和智慧!他的那句“我要辦一所上海人民滿意的大學”的話語再次縈繞我的耳畔!

  當然,有些問題由於體制機制的原因,暫時還無法解決,比如,錢老生前一直想在上海大學建醫學院和研究生院的願望,這還需要上大人繼續努力。

  對錢老的回憶有很多,但是這幾個方面是我印象最深的。總而言之,我覺得他是他們那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我們大家應該很好學習的榜樣。他渴望國家、民族振興的那種迫切的心情,是不以個人受到什麼樣的待遇而左右的。今后黨培養和我們肝膽相照的民主黨派人士,錢老是一個風范長存的楷模。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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