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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與統戰工作

閻明復  2011年05月30日17:29


  20世紀80年代,我曾在習仲勛同志領導下,在中央統戰部工作了幾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后,習老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為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了很多工作。他曾說,他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和時間都用在了統一戰線工作上。我在中央統戰部工作期間,有幸親聆他的教誨,受益良多。

  習老與我的第一次談話

  1985年晚秋的一天,我得到通知說習仲勛同志要找我談話。我沿著中南海的堤岸匆匆趕往習老辦公室。中南海湖水寧靜清澈,岸邊楊柳還略帶綠意,但我心中卻不像湖水那般平靜,不知習老找我有什麼事。我來到習老辦公室,他讓我坐下,還給我沏了茶,一臉慈祥的笑容,使我平靜了許多。他親切地和我拉家常,詳細詢問我的工作經歷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和家庭的遭遇等等。他那真摯動情的話語,一下子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接著,他鄭重地對我說:中央決定調你到中央統戰部工作,擔任部長,我代表中央通知你,問你有什麼意見。我坦誠表示,自己水平不高,經驗缺乏,擔當如此重任,實在有點信心不足。習老親切地鼓勵我說,上有中央的領導,下有廣大統戰干部,隻要虛心學習,努力工作,應該能把工作做好。習老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統戰工作是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法寶之一。它關系到革命和建設的成敗,是一個戰略問題,不可掉以輕心。無論革命和建設,都是人多一點比少一點好,所以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習老還指出,與我們黨長期合作的黨外人士,都是經過考驗的愛國、愛黨、擁護社會主義的,而且許多還是學識淵博的專家學者,對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曾作出過重要貢獻。對於這些年高德劭的長者,一定要充分信任他們,尊重他們,抱著甘當小學生的態度虛心向他們請教學習。習老還談到,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要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關心他們的生活,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合作、共同繁榮的民族關系。這對於維護祖國統一至關重要。這些諄諄教導,使我明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也使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作風上獲益匪淺。

  統戰工作的撥亂反正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此后,包括統一戰線工作在內的各方面撥亂反正工作全面展開。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習仲勛同志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被增選為中央委員,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幾年時間裡,他一直主管黨的統一戰線等重要工作。

  眾所周知,統戰工作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由於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統戰工作遭到破壞,在很長一段時期處於徘徊不前的狀態。“文化大革命”期間,統一戰線成了重災區之一,統戰部被誣為“執行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民主黨派被打成“資產階級政黨”,廣大知識分子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臭老九”,民族問題成為“階級問題”,憲法中關於宗教信仰自由的規定被踐踏,宗教活動場所被破壞、僧侶人員被迫還俗,成千上萬的統戰對象遭到迫害。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對統一戰線工作的撥亂反正十分重視。鄧小平同志為制定新時期統戰工作的方針政策、統戰工作的撥亂反正、調動海內外廣大愛國人士積極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和維護祖國統一,傾注了大量心血。胡耀邦同志對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也親自過問。習仲勛同志重新恢復工作后,分管落實政策工作,他為包括統戰部在內的中央部委和地方的落實政策工作花費了很多心血。

  1983年9月,胡耀邦批示:落實政策,特別是落實黨外朋友、歸僑政策這件大事,須要請你(指習仲勛同志——作者注)代表書記處來抓。1983年11月,胡耀邦又指示:落實黨外人士政策看來要組織一個班子,用一兩年時間,巡回去各地檢查落實。這個班子隻干一件事,就是向黨外人士打聽誰未落實好政策,發現一個就督促所屬黨委解決一個,不落實好,就不罷手。這樣,1984年初,中央成立了落實政策領導小組,習仲勛擔任召集人。

  1984年7月,在習仲勛同志主持下,中央落實政策小組召開擴大會議,聽取中央統戰部、中央組織部負責同志關於落實各項統戰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情況的匯報,討論今后如何進一步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問題。會議要求全黨干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要進一步提高對落實黨的政策重大意義的認識﹔要糾正那種隻擺困難不去解決問題的錯誤思想,迅速解決那些比較容易解決又不需要花多少錢的問題﹔要堅持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以及突破一點帶動其他的領導方法﹔落實政策要同調整領導班子緊密結合起來。

  民族工作的撥亂反正是統一戰線工作撥亂反正的重點、難點之一。從1980年3月起,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召開一系列會議,討論西藏、新疆、內蒙古等民族地區工作,並通過了指導性文件,為糾正民族工作中“左”的錯誤、全面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制定新時期民族工作的方針政策、加強各民族的大團結、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掃清了障礙。其間,習仲勛同志曾多次協調解決西藏、新疆、內蒙古等民族自治區域的歷史遺留問題,幫助解決發展經濟問題,積極肯定地方的成績,同時指出重點關注的問題。

  1986年10月,全國民委主任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同志在會上作重要講話。他指出,一要從思想觀念到實際工作中真正把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改革開放新時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各地黨委和政府要把經濟工作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一切工作要緊緊圍繞這個中心進行。二要貫徹改革和開放的方針,促進少數民族的發展進步。古今中外的事實表明,一個封閉的民族是很難發展進步的。在民族工作中,應當積極幫助各少數民族改變封閉狀態,實行開放。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交流,是吸收先進技術和人才、增長知識、開闊視野、脫貧致富的必由之路。三要認真貫徹執行《民族區域自治法》,切實尊重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利。四要加強民族政策和民族團結的教育。五要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既要培養領導干部,又要培養管理干部、技術干部和科研人員。這對民族地區的工作是完全正確的,至今也仍然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宗教領域的撥亂反正工作也很急迫。習仲勛同志在統戰、民族、宗教會議上每次都強調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對各地落實政策的成績給予及時肯定﹔還親自到各地調查和指導,在各地的簡報上作了許多批示,督促落實黨的宗教政策。1985年4月,中央統戰部召開落實宗教政策座談會,習老在會上作了題為《一定要抓緊落實黨的宗教政策》的重要講話,指出落實黨的宗教政策“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性很強的問題”﹔要求把做好黨對宗教的工作,作為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方面。

  1986年1月,習仲勛同志在全國宗教局(處)長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是我到中央統戰部工作后第一次聆聽他在公開場合的講話。他的講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首先從宗教工作防“左”和防右問題談起,談到工作作風問題。他指出,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黨對宗教工作領導的首要一環,就是要堅定、正確、全面地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在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工作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在工作中經常注意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克服“左”的思想,首先要從領導機關做起,要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對宗教問題一定要採取“特別慎重”、“十分嚴謹”和“周密考慮”的態度。另外,在工作中也要防止和克服右的傾向,對那些利用宗教進行違法活動的現象,不能放任自流。習老的講話,既闡明了黨中央對宗教工作的方針政策,也凝結了他多年來領導黨的宗教工作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和體會。

  習仲勛同志善於通過抓主要矛盾推動全局工作,對看准的事情不遺余力一抓到底。他指出,“統戰部的工作,首先要克服‘左’的影響”。他抱著極大的同情心,以寬闊的胸懷,花了很大精力,督促統戰部認真搞好落實政策工作﹔主持制定了解決歷次歷史遺留問題的幾個文件,還親自批辦了一些典型案件,使大量多年難以解決的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從政治上、思想上極大地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及歷史上一些錯案的惡劣影響。

  我有幸在習仲勛同志的領導下,參與了撥亂反正的后期工作。在將近兩年的日子裡,中央統戰部在習老領導下,認真貫徹中央的各項指示,進一步轉變思想作風(對統戰對象由“改造”到“服務”),在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黨外人士安排,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民族宗教政策,廣泛開展海外統戰工作,推動“全黨辦統戰”傳統的發揚光大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這段歷練,使我深受教益。

  開拓統戰工作新局面

  20世紀80年代初期,統戰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加強統戰理論政策的宣傳和教育,抓緊落實各項統戰政策﹔抓好黨外人士的安排,加強知識分子工作﹔充分發揮人民政協的作用,放手讓各民主黨派和有關團體獨立自主開展工作﹔進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加強宗教工作,開展對台灣和港澳的統戰工作﹔加強統戰部門的建設,為全面開創統戰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習仲勛同志盡管工作繁忙,但他盡一切可能出席各類統戰工作會議,利用各種場合宣傳統戰工作,指導統戰工作,為開拓統戰工作新局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1984年11月,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統戰、政協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同志在講話中指出,統戰工作要為改革開放服務,要探索新途徑,打開新領域。搞四化建設和改革開放,要把政協、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僑聯、台聯等組織中的專門人才和仁人志士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他們是一支具有特殊作用的重要力量。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是開放的前沿地帶,是國際經濟、技術和人員來往比較集中、比較頻繁的地區,這為統戰工作帶來新的特點。

  1985年2月,第一次全國統一戰線理論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同志到會作重要講話。他指出,統一戰線理論是一門科學,它的內容極其豐富。一方面統一戰線的歷史經驗有待於我們從理論高度去總結,以資借鑒﹔另一方面新時期統一戰線出現的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又要求我們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和理論探討,以指導工作。這是關系到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貫穿統一戰線工作全局的大問題。

  1986年1月,習仲勛同志對民族宗教工作提出幾點要求。他說,“民族宗教(問題)復雜,學問大得很。領袖人物的情況要摸清,便於工作”。7月3日,習老又指出,“切記宗教問題無小事,都與民族有聯系。特別是政策性問題要特別慎重”。他提出,“宗教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切宗教活動都要遵守憲法”。對宗教部門的宏觀管理,他指出,今后宗教部門的工作重點應由落實政策轉向加強管理。宗教工作的各項內容都要同時抓,不能隻抓一項。要加強領導就要改進工作方法。

  1986年2月,習仲勛同志在全國地方政協座談會上贊譽各級政協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強調,今后政協要抓好五項工作:一要深入進行宣傳教育,充分認識人民政協的重要作用﹔二要加強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三要發揮政協優勢,緊密圍繞國家和地方的中心工作,出謀劃策,獻智出力,當好黨政領導機關的參謀和助手﹔四要繼續做好落實各項統戰政策的工作﹔五要積極開展“三胞”(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聯絡工作和人民外交活動。談到統戰工作的組織協調,習老指出,要加強政協黨組與統戰部的密切合作。在組織上二者不存在誰領導誰的關系,但在工作上誰也離不開誰。要經常通氣,加強交流,互相商談,互相幫忙,分工合作,一致行動。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將要通過的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稿征求意見,共商搞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大計。習仲勛同志在會上說,近幾年來,在我們黨同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的親密合作中形成了一個習慣,就是每當我們黨將要召開重要會議、作出重要決策的時候,都要召開這樣的座談會,向大家通報有關情況,並就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協商。

  1986年10月,全國僑聯召開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習仲勛同志到會講話。他說,希望僑聯組織更加密切地聯系廣大的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注意傾聽和充分反映他們對國內工作的意見、要求,使僑聯組織真正成為“華僑之家”,更廣泛地團結廣大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為祖國四化建設貢獻力量。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習仲勛同志的親切關心和指導下,統戰工作的各個領域很快出現了千帆競發的局面。就拿民主黨派工作來說,到1985年6月,在全國政協31名副主席中,民主黨派成員有13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19名副委員長中,民主黨派成員有7名,還有5000多位民主黨派成員被選為各級人大代表,1.4萬多位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各級政協委員。各民主黨派建立咨詢服務機構1000多個,完成服務項目2萬多項﹔辦各類學校1200多所,短期培訓班1萬多期次﹔有6000多名民主黨派成員參加智力支邊活動,完成支邊項目3000多項。各民主黨派共接待“三胞”10多萬人次,引進項目1600多項,邀請專家回大陸講學1000多人次。民主黨派成員被評為地、市以上勞動模范及先進工作者的有5萬多人。民主黨派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領域日益活躍。

  習老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習仲勛同志在工作中善於言傳身教,起著榜樣的作用。他對年輕同志更是手把手地進行傳、幫、帶,是我們做統戰工作學習的楷模。

  習仲勛同志強調統戰工作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他經常教導我們,要注意學習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保持一致。他說共產黨員不管干什麼工作,隻能唱黨的調,不能對付中央。不要學形式,要學精神。他強調統戰工作也要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說“統戰工作者不懂經濟不行,不僅要有經濟觀點,而且要有經濟知識”。遵照這個指示,中央統戰部設置了相應的機構,積極進行經濟領域的統戰工作,從而使統戰工作更加緊密地同經濟建設工作結合起來。習老還經常主持或參加各種協調會議,邀請中宣部、外交部、僑辦、台辦、港澳辦等有關部門,圍繞國內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就海外統戰工作進行專題研討。經過幾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多部門協同開展團結海外愛國人士工作機制,進一步擴大了愛國統一戰線,有力支援了經濟建設。

  習仲勛同志倡導統戰工作要搞“五湖四海”,要搞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他經常教導我們說,“工作面不能太窄,團結的面更不能窄了”。對黨外朋友要看主流,看大方向,“好人也罷,不好的也罷,對任何人都要以誠相待”。“切忌對人的評價不公正,不能因為一個人出了點什麼問題,就對他整個評價不公正,我們要接受歷史教訓”。習老自己以身作則,誠懇地與統戰人士交心。他同班禪大師平時經常往來,互致問候,遇到工作上的問題,更是促膝談心,了解情況,征求意見,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成了知心朋友。在和甘南地方領袖黃正清先生、藏傳佛教大師貢唐倉活佛等的交往中也都是如此,深受宗教人士愛戴。習老對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識界的知名人士也十分關心。他經常出席民主黨派的重要會議和活動,多次指示中央統戰部要為民主人士創造能夠與我們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環境和工作條件,敞開心扉和他們接觸、聯系,說心裡話,辦實際事。習老還特別關心民主黨派的新老交替,注意培養年輕干部。記得我剛到中央統戰部工作不久,習老同我談張治中兒子張一純先生的安排問題。他詳盡地介紹了張一純的個人背景,說“張一純為人老實,要適當安排,或到民革或到北京,可能留在北京市作用大”。他對統戰對象的認真負責和考慮問題的周詳成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習老十分關注統戰對象的生活、工作條件,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生活問題。劉海粟先生提出要去香港定居,他親自關心、過問,直至問題得到圓滿解決。習老提倡“統戰工作要廣交朋友”,要“拉關系”,但他同時強調絕不能搞關系學,不能私下搞關系。他說“做統戰工作一定要正派”,特別是在干部的使用上要正派。習老的光明正大、一心為公和高尚無私,贏得了廣大黨外人士的信賴和尊敬。

  習仲勛同志要求統戰工作一切按政策辦事。他說,統戰工作涉及面廣,很多都是政治問題,稍有不慎就出問題。什麼事都不能簡單化,簡單了就會出問題。在處理宗教問題中,他經常提醒要把握好政策界限,指出“要把愛教和愛黨、愛國聯系起來”﹔“在社會主義的祖國,講愛教是可以的,但還要講愛黨愛國。隻有愛黨愛國,堅決跟著共產黨走,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才能把生產生活搞好。”在實際工作中,他一方面以至誠之心與黨外人士交朋友,同時又堅持原則,循循善誘,注意引導他們投身四化建設。

  習仲勛同志經常勉勵我們不斷改進工作方法。我剛到中央統戰部工作,習老就提醒我說,要注意發揮大家的積極性。他說,“要把整個機器運轉起來,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一個人干,苦死了也沒有辦法”。“領導人要考慮大事,要務實,勤奮,平易”。在機關建設上他講究精簡效率,說“領導機關人少好辦事,不能用人海戰術”。他要求干部當多面手,說“統戰干部不僅要懂統戰,也要懂經濟政策,要學法律”。干部“要精干、能辦事,一個人能做幾個人的工作”。談到干部素質,習老說,“現在提干部講文憑,講得太多了。知識不光是文化,還有組織領導能力、分析能力、辦事能力,要有真才實學”。他主張民主黨派實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他常說,你們(統戰部)管的事情多,要理順。統戰部(門)是黨委的一個機關,主要研究統戰政策問題。民主黨派的內部事務,“切記由他們自己去調解,比我們出面干預要好得多,這就是改善黨的作風的工作方法”。他辯証地說,這同樣是“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途徑。

  習仲勛同志非常重視調查研究。他說,“我總感覺統一戰線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夠。統戰問題太復雜,要加強研究工作”。調查研究“不要為研究而研究,研究是為了解決問題,要提出對策。要經常下去,注意下邊的意見”。他舉例說,有“兩種方式:一是游山玩水,一是深入實際。要深入實際,了解真實情況,真正提出對幾個主要問題的見解,供中央決策參考”。他提醒說,“實際情況復雜得很,要摸索、要勤奮、務實、平易。要吃透,吃透了才能消化,結合實際提出解決當地問題的辦法。不是把中央的原話拿出來,要變成自己的語言”。他還特別指出,“調查研究,不要大轟大嗡,要改變方式。人多了不好辦事。題目不要寬,分門別類,主題明確”。“研究室要加強,要建立人物檔案”。為此,中央統戰部在機構調整中採取措施,進一步加強了研究機構。

  對統戰部門的工作作風,習仲勛同志也提出嚴格的要求。他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統戰歷史悠久,老傳統不能丟。(這)是周總理親自抓(起來的),不要忘記”。1985年12月我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后,一一走訪了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看望了他們的領導人。當時許多老前輩還在任,如民建中央的胡子昂老先生,九三學社的許德珩老先生,民革中央的朱學范老先生,民進中央的葉聖陶老先生、雷潔瓊大姐,民盟中央的葉篤義先生,以及農工民主黨、致公黨的老前輩。他們都很親切熱情地接待我,反映工作當中的一些情況和問題。接著我又參加黑龍江、甘肅兩省的統戰工作會議,了解了兩省的統戰工作情況和所面臨的問題。我把了解到的情況都向習老寫了報告。習老鼓勵我說:“上任初始,走訪了所有的黨派和團體,下面省裡也去。好作風、新氣象。”同時告誡我,“不要走熱門,多走冷門”。他提醒我要積極面對困難和問題,對黨外人士提出的意見和要求,“都應有明確的回答”。“要從實際出發,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決問題”。次年春節前后,中央統戰部召開知識界代表座談會及在京中青年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座談會,我在座談會上表示,希望把統戰部辦成“非黨朋友之家”、“知識分子之家”。習老獲悉后對我說,春節前后召開的座談會很好,但盡量少提口號,多做實事,少說多做。在工作作風上要扎扎實實,不管大事小事,上自領導人,下至一般工作人員,都要如此。他勉勵統戰工作者“拿出一點實干精神來。統戰部的工作很麻煩,無耐心,不細致,不一抓到底,都做不好工作。切忌官僚主義作風”。1986年4月,習老在一次談話中告誡,統戰工作既不能“左”,更不能有一點“官氣”。黨內不能講“官”,行政上也不能講“官”。習老感慨地說,“黨內一種聲音、一個腔調太厲害,要改。共產黨員盛氣凌人,總覺得高人一等,要不得”。他說,要善於同黨外朋友共事,要平易近人,不要擺官架子。遇到問題不要怕麻煩,要以誠相見,以談心的方式認真聽取和廣泛交換意見﹔要發揚民主,對的錯的都可以說。他指出,要把統戰部辦成“黨外朋友之家”。

  1987年10月,習仲勛同志和其他一些老一輩革命家從國家的長治久安出發,為黨的事業著想,在黨的十三大上帶頭推進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不再擔任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習老早年投身革命事業,幾十年來為共產主義事業艱苦奮斗,飽經滄桑,閱歷豐富,對后來人寄予厚望,殷切希望黨的優良傳統能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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