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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

張靜如 王冠中  2011年06月01日08:52


  摘要:科學發展觀是一個宏觀層面上具有全局性指導意義的科學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當代中國的集中體現。它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以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就是將科學發展觀的這些理論精髓和“內核”,運用於中共歷史的具體研究之中,重新審視中共歷史學科發展中存在的某些問題,以更好地促進該學科的良性發展。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中共歷史研究;學科發展

  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對人類社會發展問題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上,馬克思主義一貫強調其唯物性和辯証性,並將這種唯物的辯証的認識建立在社會實踐基礎之上。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本質上是科學的,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即符合自然、社會、思維等方面發展的客觀規律科學發展觀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這些優點,它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1],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於中國發展問題所形成的總的理論觀點和基本方法。

  科學發展觀的實踐性、真理性等理論品格,決定了其必然具有全局性的指導意義。在2004年2月召開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的講話中,溫家寶受中央委托指出:“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極為豐富,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各個領域,既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問題,又有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問題﹔既管當前,又管長遠﹔既是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重大的實踐問題。”這段話清楚地表明,科學發展觀不僅可以指導人們改造自然、改革社會,而且對文化建設、學科發展等方面,都具有指導意義,它是一個宏觀層面上指導社會各方面發展的科學理論體系。就中共歷史學科的發展而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就是將科學發展觀的理論精髓,貫徹到對中共歷史各方面的具體研究中,按照這些理論精髓,重新審視中共歷史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思路。在研究內容上,不僅要以科學發展觀來指導社會主義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共歷史研究,而且也應該以科學發展觀來指導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共歷史研究。

  

一、“發展是第一要義”與中共歷史研究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發展是一個哲學概念,它指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由舊事物到新事物的運動變化過程。事物發展的根源是事物的內部矛盾,即事物的內因。由事物內因引起的向前的、進步的運動即是發展。發展的本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即新事物代替舊事物。根據發展這一概念的哲學內涵,將其作為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對中共歷史研究至少有如下幾點啟發。

  第一,在研究內容上,黨史研究者要大力加強由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或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各方面發展過程的研究。具體而言,這些過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也包括黨自身的發展過程。對這諸多方面新事物代替舊事物過程的研究,大體可以歸納為兩個層面,一個是物質層面的向前的、進步的運動過程,另一個是精神層面的向前的、進步的過程。就加強物質層面發展過程的研究而言,又包括中國共產黨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過程,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過程,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等等﹔就精神層面的發展過程而言,又包括黨推動思想進步的過程,推動文化繁榮的過程,等等。在對這些具體發展過程展開研究時,研究者應該注意到,各個歷史時期這些具體方面處於何種發展狀態,舊事物是何種狀況,新事物“新”在哪裡,新事物為什麼會代替舊事物,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替代過程中到底發揮了何種作用,採取了哪些舉措,這些舉措的出發點與最后的實踐結果是否一致,等等。在對中共歷史上任何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展開研究時,研究者都應該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對上述問題有准確的把握。另外,這裡還應該注意,在對由中國共產黨主導或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這些向前的、進步的運動展開研究的同時,是否需要對中共歷史上一些倒退的變化和運動展開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從汲取教訓的角度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倒退,這種倒退對后來的發展有何借鑒?這也是研究者需要認真關注的。比如,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后,中央領導集體犯了“左”傾錯誤,按其出發點並不是要損害革命,而是要推動革命向前發展。但是,犯“左”傾錯誤的領導人所用的辦法不對頭,不是科學的。他們不顧客觀實際情況,盲目進攻,拼命戰斗,不講策略。結果,形勢不但沒有發展,而且革命受到挫折,出現了危機。如果對此不展開及時的研究和總結,將會給黨的事業帶來更大挫折。

  第二,在對研究者的要求上,黨史研究工作者要樹立問題意識,永葆創新精神,在理論學習和社會實踐中不斷更新自身的知識結構,優化自己的思維方式,以研究者自身的發展來推動研究工作的進步。將“發展是第一要義”的基本精神貫徹到中共歷史研究中,必須首先注重研究主體的自身發展問題。研究者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問題的研究,其觀點的形成和結論的得出,通常是由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資料佔有、立場與經歷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些影響因素中,資料的發掘總會存在一定限度,立場與經歷是個體長期社會實踐的結果,一旦形成,改變起來也很困難。在此種情形下,更新知識結構和優化思維方式就顯得尤為重要。比如,長期以來,黨史界一直把中國共產黨歷史看做一門政治學科,這是因為它在1958年就被列為高校政治理論課。改革開放之后,人們的認識提高了,隨即提出問題,為什麼同樣作為高校政治理論課的哲學、政治經濟學並不被人看做政治學科呢?黨史工作者改變了思維方式,認識到把一門學科列為高校政治理論課並不能改變該學科的性質。雖然中國共產黨歷史政治性很強,但它同任何一種歷史一樣,仍應該屬於歷史學科。可見,黨史工作者要深化中共歷史研究,必須樹立強烈的問題意識,自覺更新自身的知識結構,優化思維方式。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必須學會辨別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科學發展觀將發展作為第一要義,主要是就發展的重要地位而言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在某一歷史時期可能會遇到許多“要義”,要解決許多矛盾,但面對眾多矛盾時,我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應該要有個輕重緩急。同理,中共歷史學科的發展,研究者對中共歷史的研究,也時常會面臨諸多“要義”,要解決許多矛盾。這時,研究主體也應抓住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找出諸多要義中第一位需要解決的矛盾。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論述的那樣:“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2]中共歷史研究主體,也應該掌握這一研究方法。

  

二、“以人為本”與中共歷史研究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在中共歷史研究中要做到“以人為本”,就是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個體和群體推動歷史發展的作用上。個體既在自己所屬的群體中與大家一同起作用,又單獨起到別人不能起到的作用﹔群體作用則是在相互協調的、相互支撐的、相互補充的過程中合力而成的。在中共歷史研究中,既要研究個體的獨特貢獻,又要研究群體的合力作用,在關注精英人物研究的同時,也應關注普通人物及其群體行為、群體特征、群體意識的研究。具體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強研究普通民眾在中共歷史上對反帝反封建和社會進步作出的貢獻。自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事業,他們為革命任務的完成和新中國的誕生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從當前的黨史著作來看,對群體作用方面的研究很薄弱。現有的群體研究,往往是從與革命進程直接有關的角度考察,如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等。至於那些與革命運動關系不直接的群體,如醫務工作者群體、教育工作者群體、科技工作者群體等等,則很少有人去研究。而對這些群體的研究和記敘,意義也很重大。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各個根據地以及軍隊中,都設置了許多衛生防疫機構,配備了相當數量的衛生防疫人員,他們的任務不僅僅是救治戰場上的傷員,而且要防控疫病的流行,處理人與自然的矛盾沒有他們的存在,根據地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衛生防疫模式,對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的衛生防疫體系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對這一群體的研究,目前很少見到相關成果。

  另外,對普通民眾個體的研究,目前也很不夠。而這方面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使人了解到歷史豐富多彩的一面。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許多普通民眾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歷史悲壯劇。《抗戰》三日刊中有這麼兩段記載:16歲女青年劉漢生,當臨汾危急之時,不肯逃回湖北老家,毅然參加了山西抗敵決死隊。她在給自己母親的信中說:“在這緊急的中華民國存亡關頭,每個中華的兒女應立刻盡他所學貢獻國家,我雖沒有什麼學識,但我願將所能貢獻出來。”另外,江蘇一佚名老人在家鄉陷落后,困於上海,但在如此危難之際,卻把自己沿街乞討來的錢送到銀行捐做救國金。中共歷史上這樣的平民活動舉不勝舉。將普通民眾及其所在群體的這些事跡記載下來,其意義至少有二:一是這些普通民眾的言行可以反映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群眾基礎﹔二是對歷史研究本身來說,這意味著搜集歷史素材范圍的擴大和研究思路的轉變。對一些看來不起眼甚至和歷史無關的一手材料,以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視,但在平民史視角中,它們都是構成歷史的“血”與“肉”。

  第二,注意對普通民眾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況發展變化歷程的研究。中共歷史研究要做到“以人為本”,最重要的還是要研究普通民眾的群體狀況研究他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變遷的歷程。一方面,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總是首先反映在其物質生活狀態的變遷上。例如,西服對中山裝的替代,小洋樓對平瓦房的更新等等,這些雖然都發生在普通民眾身上,但卻是賦有文化意蘊的歷史研究課題,因為民眾這些生活狀態的變遷,實際上是生產力發展到何種程度的具體體現,而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又是整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主線,所以研究普通民眾生活狀態的重要性,由此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普通民眾精神歷程的變遷,它是一些精英人物提出偉大理論的社會根源。如毛澤東思想的誕生,就與千萬普通民眾要求反帝反封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強烈願望緊密相關。普通民眾的精神世界總是會反映到語言、行動、社團組織和生活風俗等各個方面,因此對普通民眾群體行為的研究,還必須進一步研究這些社會方面的變遷。這與我們倡導的社會史研究還有些不同,著眼於社會的社會史,將人作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各種社會關系出發進行研究﹔而以人為本的平民史研究,則是將人從社會中分離出來,強調人對社會的改造以及人在社會演進和變革中的作用,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加強。

  第三,加強對黨在不同歷史時期“以人為本”的路線、方針、政策發展史的研究。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以為人民謀求自由、解放和幸福為己任,這主要體現在其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和政策上。在不同歷史時期,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在改變,黨在這方面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也有一個沿革和發展的過程,加強對這方面政策發展史的研究,從中找出這些方針、政策發展演進的一般規律,不僅可以找出黨在某些歷史問題上出現挫折和失誤的原因,而且為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更好地做到“以人為本”提供經驗借鑒和歷史依據。就“以人為本”這一執政理念本身來說,它也有一個來龍去脈的過程,此前我們一直提“為人民服務”,反映在黨的路線上,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它的理論根基在於唯物史觀的這一基本原理,即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亦承認杰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源泉。從理論到黨的路線,從“為人民服務”到“以人為本”,對這種沿革以及不同提法所處歷史條件的研究,本身也很有意義。

  

三、“全面協調可持續”與中共歷史研究



  “全面協調可持續”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以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自然也應在研究中貫徹這一基本要求,具體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共歷史研究應做到“全面”。全面是一個哲學范疇,與之對立統一的另一個范疇是片面。全面並不是要求面面俱到,從辯証的視角來看,做到“全面”就是要防止片面的發生。同樣,在中共歷史研究中要做到“全面”,也並非是說事無粗細、大小和輕重之分,統統加以羅列和均衡研究,它實際上強調的是研究視野要寬廣,研究思路要開闊,研究方法要多學科交融。

  要做到研究視野的寬廣,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去考察。研究某一歷史事件的發生和結局,就必須考察這一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它的結果又會有哪些歷史影響,這種縱向的時間跨度要能夠拉得開,視野才能變得寬廣。以北伐戰爭為例,按照生產力發展的這條主線,它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的爆發,而其歷史影響又成為導致土地革命戰爭爆發的原因,這就是一種縱向的視角貫通。就橫向的空間維度而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活動不僅在思想理論上受到過各種國際思潮的影響,而且也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在研究過程中,考察這種空間跨度的范圍越大,得出的結論也就更為准確和客觀。實際上,這種視角的寬廣,就是毛澤東所講的黨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研究思路的開闊,則講的是研究理論和方法的運用問題。同一歷史事件,用不同的理論作指導,由此產生對歷史事件的不同解釋模式,得出的結論也可能並不一致。就中共歷史研究來說,多年來都是用政治斗爭來解釋,20世紀80年代中期,黨史界提出應該把其放到整個中國現當代社會中去考察,並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活動的目標,而政治斗爭以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的改革,都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手段。研究者要做到思路開闊,就必須熟悉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時又要博覽眾家之長。

  強調多學科交融,就是在中共歷史研究過程中,不僅要精通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而且對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口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也要能夠熟練運用。比如,中共歷史研究與社會學“接軌”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學界將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由此興起了史學研究的社會史“熱”。1991年,筆者提出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從社會史的內涵、功能、社會的發展和變遷等方面,來開拓黨史研究的新視域。此后,經過多方的努力,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加強。與此前相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將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引入到中共歷史研究之后,使得對社會生活的關照空前細膩,一些此前不為人所過問的領域,也開始有研究成果紛紛問世。另外,將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引入到黨史研究,帶來的另一重大變化就是史料搜集范圍的擴大。以前學者很少關注的民意測驗等相關材料,在研究中現在也逐漸派上了用場。需要說明的是,引進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實際上主要是用其他學科的有關分析思路,而不應該生搬硬套。

  第二,中共歷史研究應做到“協調”。就協調的本義而言,是指事物分散的各部分之間相互配合,和諧一致,以使整體達到一種最優狀態。中共歷史研究要做到協調和相互配合,應著重注意如下問題。

  黨史研究要科學分工協作,避免重復勞動。一些學者出於某種目的,對同一題目展開重復研究,既在材料上沒有任何進展,又在觀點和理論水平上缺乏創新,由此造成人力、財力、物力的大量浪費。所以一些主管機構和部門,在課題的立項審批和資金發放上,應該注意這種研究內容上的協調。從黨史學界來說,作為領導機關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不能隻管各地黨史研究室,而應該照應到整個黨史界,每年做出意向性規劃,提出中共歷史研究中應該關注的課題。導致重復勞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對黨史學史把握不夠,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前人已經有了完整的研究成果。自己白費了半天勁,成果出來后才知道因孤陋寡聞而造成重復勞動。

  要協調,黨史研究還應處理好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這兩方面的研究,對中共歷史學科的發展而言,都很重要,不能“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在研究內容上,首先要協調中共歷史各個時期的研究。不能因為強調對社會主義時期中共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而輕視民主革命時期的研究。就當前中共歷史學科的基礎研究而言,如下幾個方面比較薄弱:一是對學科體系的建構,具體包括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范圍、時段劃分等方面的內容﹔二是在指導理論與方法的運用上,像生產力理論、現代化理論、歷史主義態度、歷史評價標准、比較法、計量法、逆向考察法、系統分析法等等﹔三是在分支子學科的發展上,如黨史史料學、黨史目錄學、黨史文獻學、黨史版本學、黨史校勘學等。這幾個方面都屬於中共歷史學的基礎研究,其研究力度都有待進一步加強。

  強調中共歷史研究的協調性,還必須打破條塊分割,實現資源共享。當前這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體現在資源的利用上。就現階段中共歷史研究的可用資源來說,從中央到地方的縣甚至鄉鎮,各級都有相應的黨校或黨史研究室,資源可謂豐富。但由於各機構或部門之間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現象比較嚴重,由此造成很多的資源浪費,這也是出現重復勞動的制度根源。如在檔案資料的使用上,根據中國的國情,開放的資料原本就比較少,一些檔案館還以中央有規定為由,本來可以開放的資料,他們為了自己出版東西贏利,而有意對讀者進行信息封鎖,即便是可以對讀者開放的資料,也是拐彎抹角、手續繁雜。這種計劃體制下的條塊分割狀況,一直延續到現在,既不利於實現資源共享,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精神。在封鎖的條件下,協調便無從談起。另外,當前研究者個人之間的協作也很不夠,有材料的理論水平和組織能力跟不上,有新思想的卻缺乏一手材料。這種情況如不從根本上轉變,很難使研究水平有大幅度提高。

  第三,中共歷史研究要做到“可持續”。任何學科,要使其研究具有可持續性,有兩點至關重要:一是研究的科學性,它涉及學科的性質問題,隻有科學的東西,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而經久不衰﹔二是研究能力的開拓與創新。就黨史學科而言,做到研究的科學性和創新性,也是永葆研究具有生命力的要務。

  堅持科學性。對於中共歷史學科的性質,以前爭議頗多。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界定為歷史學科之后,黨史學界對這種觀點表示認同的人越來越多,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外界,對中共歷史學則很不理解,認為它根本不是科學,而只是一種宣傳工具。要正視這些意見,保持研究的可持續性,就必須凸顯學科的科學性,在指導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來研究中共歷史。事實上,在實際研究中,不堅持唯物史觀的現象並不少見,特別是在引進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時,一些研究者往往就簡單地使用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這就不對了。其實,無論引進什麼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都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

  保持創新性。勇於創新是科學研究可持續的原動力。關於中共歷史研究的創新問題,實際上也存在這兩種情況。一種是著眼於原有史料的重新闡釋和新史料的發掘,這要下很多功夫。新史料的發掘有時是很難的,因為容易找到的史料,早已被人使用過,所以研究者要想各種辦法去找。當然,這種事也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同時,研究者還應該時刻注意有關部門公布的一些新的文獻資料,以便即時使用。另外,還應該從海外和港台地區的相關研究機構找到一些國內同行看來比較新的材料,在考証其真偽性的基礎上,加以使用。對原有的史料也可以重新審視。比如,五四時期的期刊眾多,過去丁守和、殷叔彝、張允侯等編寫了《五四時期期刊介紹》,起了很大作用,但至今已有數十年,現在看來有些認識需要重新考慮。所以,這樣的工作,也應該要下功夫去做。另一種是強調在理論和思維方式上的創新,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原創性研究。要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當然也並非易事,就是黨史界的許多大家,有些對理論和思維方式上的創新也重視不夠,這與黨史學界多年來長期存在的基礎理論薄弱的現象不無關系。另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培養一批具有創新思維和創新精神的研究者和接班人,對於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黨史專業點,在課程設置和導師的教授方式上可以考慮進行配套改革,黨史專業的學生應學習一些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各個學位點可以嘗試與相關學科的院系或研究機構建立聯合培養機制,為該學科的可持續發展培養出知識面更為寬廣,更具創新精神的后備軍。

  另外,要使研究具有可持續性,還應重視研究課題的選擇。比如,研究人物一定要是有著述、有影響的人物,與黨的歷史發展有密切關聯的人物。不然,研究一下就沒有可以再深入研究的內容了。

  

四、“統籌兼顧”與中共歷史研究



  統籌兼顧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將這一根本方法貫徹到中共歷史研究中,至少會給我們的研究工作帶來三個方面啟示。

  一方面,要大力加強中國共產黨貫徹運用統籌兼顧方法歷史過程和歷史經驗的研究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運用統籌兼顧方法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為了調動各方面力量積極抗戰,於1942年1月28日通過了《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除了重申“實行減租減息”和“減租減息之后又須實行交租交息”兩項基本原則之外,還進一步提出了“獎勵富農發展生產和聯合富農”的原則。這些政策的制定,既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也兼顧到地主和富農的利益,有利於調動他們抗戰的積極性。再如,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而黨的建設,則是搞好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的組織基礎和力量源泉。這三個法寶之間的辯証關系,也體現出了統籌兼顧的思想,忽視其中的任何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就會遭受挫折。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運用統籌兼顧科學方法的歷史同樣也需要重點研究。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時,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正確處理好的十大關系,要統籌兼顧各方利益。在《論十大關系》中,他提出了“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強調了“軍民兼顧”“公私兼顧”等論題。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指出:“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3]這裡的“歷來”,與上述胡錦濤強調的“一貫”是一個意思。由此也更突顯出加強中國共產黨貫徹運用統籌兼顧方法對歷史過程和歷史經驗研究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要運用統籌兼顧的科學方法來推動中共歷史學科發展。當前,中共歷史學科發展有很多成績,出了很多成果,但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如上文所述,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不協調問題,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之間的矛盾,民主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時期在研究投入上的不協調問題,人物研究中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不協調問題,中央黨史研究機構與地方黨史研究機構在資源共享、經費投入等方面的協調問題,研究者自身的史識、史才、史德與資料佔有之間的矛盾,堅持馬克思主義與引進西方理論和方法之間的矛盾,等等。在新世紀要推動中共歷史學科走向繁榮,就必須正視這些矛盾,用統籌兼顧的科學方法來協調和處理這些關系。

  再有,統籌兼顧的科學方法就是唯物辯証法強調的事物的普遍聯系。在自然界和社會中諸事物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直接的或者間接的聯系關系。在中共歷史研究中運用這種方法時,就要注意不能孤立考察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而要仔細研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社會生活方式等等諸方面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影響。這樣,研究的成果就不會簡單化,而是更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

  綜上所述,以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就是將科學發展觀這一理論體系的精髓,以及它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運用於具體研究中。在史料搜集、課題選擇、歷史事件的原因分析、歷史人物的評價等具體方面和環節,自覺地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原則和精神,自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時按照科學發展觀的原則要求,來推動中共歷史學科發展。當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以科學發展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在研究實踐中貫徹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項需要研究者和相關主管機構長期努力的工作,研究主體知識結構的更新和思維方式的優化,也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

  參考文獻:

  [1]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頁。

  [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頁。

  (張靜如,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出處:中共黨史研究 出版日期:2010年第1期)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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