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系我們

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歷程及其啟示

武力  2011年06月01日08:51


  摘要:“三農”問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在民主革命時期 ,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和解決了“三農”問題 ,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 ,由於中國人口多和經濟發展落后 ,要徹底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農”問題 ,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經過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集體的艱辛探索 ,我黨終於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歷程告訴我們 :實事求是是形成正確認識的基礎 ,黨內民主是形成正確認識和決策的制度保障 ,以人民為本是形成正確認識和決策的前提條件。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三農”問題﹔現代化過程

  “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民、農村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末才被歸納到一起,作為一個整體問題提了出來。實際上,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開始探索和解決這個問題,在她80年的歷史生涯裡,經過艱辛探索和奮斗,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一、“三農”問題的重要性


  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復興,沒有大多數人的積極主動參與,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紀中國的復興和強大,再一次証明了這一點。農民作為民主革命的主體,積極參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爭,推翻了三座大山壓迫,建立了新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也正是由於廣大農民首先參與所帶來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才獲得了穩定的基礎和廣大的發展空間,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覆轍。在今天,我們要實現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戰略,根本問題是要解決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和農村貧困落后問題,因此也同樣離不開動員廣大農民的積極參與,可以說,“三農”問題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基本問題,與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成敗是密切相關的。

  (一)“三農”問題是貫串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基本問題。

  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佔大多數、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三農”問題成為制約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謂中國國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現之一。中國的現代化,實質上就是“三農”問題的解決,即實現農業產業化、大量農民涌向非農產業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樣地,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會的全面發展,也有賴於廣大農村和農民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

  (二)“三農”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在民主革命時期,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力軍以及農民佔人口的比重,都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好如何動員和領導農民的問題,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才能建立自己領導的政權。1945年,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國現在的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目前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國的農民。”[1]他又說:“偉大的中國農民戰爭,如果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之下,就與歷史上一切農民戰爭不同,是完全能夠勝利的。”[1](P,331)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特點和解決了如何領導農民革命的問題,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無論是從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和闡述毛澤東思想,還是總結中國現代化的特點和規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時期的“三農”問題。

  (三)“三農”問題同樣又是中國共產黨執政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由於中國面臨的國情是馬克思、列寧所沒有遇見過的,在這樣的國家無產階級如何奪取政權和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僅沒有現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某些論斷矛盾的現象,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怎樣解決個體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80年裡,中國共產黨基本理論的發展與“三農”問題的認識變化基本相一致,發生過三次大轉折,實現了兩次認識上的飛躍。第一次大轉折發生在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由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轉變,實現了第一次認識飛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第二次大轉折發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義向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轉變,並開始了長達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轉折發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轉變,實現了第二次認識飛躍,形成了鄧小平理論。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對農民的認識,也經歷了三次大轉折和兩次飛躍。第一次轉折發生在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形成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第二次轉折發生於50年代,農民由革命的主力軍變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戶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束縛於土地之上,農民的一些正當要求被視為“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一再受到壓抑。第三次轉折發生於1978年以后,黨承認了農民的創新行為,特別是當這些創新與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發生沖突之時,堅決站到了農民一邊,充分肯定了家庭經營和鄉鎮企業,並推動了整個改革。

  (四)“三農”問題是中國未來50年現代化需要完全解決的最大問題。經過50多年的經濟發展和20多年的改革開放,雖然我國已經解決溫飽問題,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但是買方市場的形成、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強調節約能源、保護環境等因素,將會使得“三農”的核心問題——大量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受到較大制約,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種低成本、外延型擴張的鄉鎮企業黃金年代,將不會再現﹔同時,由於農業人口嚴重過剩,生產率太低,農民的收入增長將會遇到較大阻礙,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又將進一步影響農村消費和積累﹔另外,世界進入21世紀后,隨著冷戰格局的解體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中國越來越多地溶入國際經濟,既能夠獲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也將遇到國際資本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尤其是落后的農業和技術落后的鄉鎮企業。這一切都使得解決“三農”問題的復雜程度和難度大於前20年。前20年我們基本上可以通過對農民“鬆綁”的辦法,依靠計劃經濟造成的短缺空間,使得農業和農村非農產業獲得迅速發展,但是今天“三農”問題的解決,則要在買方市場、產業結構調整、環境保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條件下進行,並且經過20年發展所留下的問題,更多地存在於經濟落后地區和農村弱勢群體,轉移難度也更大。

  總之,“三農”問題並不單純是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它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還關系到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續發展以及以人為本等一系列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可以說,“三農”問題解決之日,就是中國現代化實現之時。

  
二、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歷程


  80年裡,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以及黨的任務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三個階段。第一個時期,也就是第一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至1952年民主革命和經濟恢復任務基本完成﹔第二個時期是從1953年國家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和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至現在,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第二個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53年至1978年三中全會前,這個階段是建立和實行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現在,這個階段是建立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在這漫長的80年裡,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以及“三農”問題的認識實現了兩次飛躍。第一次認識飛躍發生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創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和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第二次認識飛躍發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經過曲折探索,中國共產黨創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市場經濟建設道路。

  在第一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主要集中在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即解決革命的主力軍和革命的道路問題。由於中國正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共產黨要領導民主革命勝利,必須找到龐大的主力軍,也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而這兩個問題,都是在城市裡無法解決的。在1921年至1927年間,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通過國共合作的方式,迅速擴大了隊伍和影響,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但是1927年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大革命的失敗和城市起義的一再失敗,迫使中國共產黨將革命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一大批過去就非常關注農民問題和熟悉農村的共產黨人,如毛澤東、彭湃、鄧子恢、方志敏、賀龍等,開始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盡管由於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干擾,革命根據地遭受重大損失,但是中國共產黨卻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核心,更重要地是毛澤東通過建黨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已經找到了如何依靠農民、如何建立農村根據地的辦法,即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中國共產黨深入農村后,立即遇到了如何發動農民,建立、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的問題,也即是如何打倒農村中的反革命勢力和從人力、物力上支持革命戰爭。於是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就自然成為黨在農村的三大任務的組成部分(另一個是武裝斗爭)。因此,從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間,中國共產黨始終在農村奮斗,在土地改革、農村政權建設、發展農業經濟以及動員廣大農民參軍參戰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整套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辦法,為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農村來說,除繼續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任務外,黨在農村工作的重心已經開始轉到盡快發展農村經濟方面來。如何改造落后的小農經濟,開始成為土地改革以后的主要問題。首先,黨一直認為土地改革隻解決了反封建問題,但是沒有也不能解決小農經濟的落后、分散、生產率低下問題,並且小農經濟自發發展的結果,必然是資本主義化:生產資料向少數人集中,大部分農民陷入破產和貧困。因此,如何使廣大農民既擺脫資本主義式的發展道路,又能夠迅速改變農村經濟的落后面貌,就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后黨考慮“三農”問題的焦點。

  1950年黨在農村大力發展和整頓供銷合作社,1951年積極提倡農業互助合作,1952年農村整黨中批判和處理黨員中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都反映出黨按照七屆二中全會的思路,引導土地改革后的農民跟共產黨走集體致富的道路。

  1953年中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后,由於國家投資增長過快,積累與消費、市場與計劃(實質上是個體農民與國家)、農業與工業的矛盾突然以農副產品供應短缺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似乎再次驗証了列寧關於小生產每日每時自發產生資本主義的論斷,驗証了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小農經濟矛盾的論斷,於是從理論上和邏輯上來說,改造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就成為當時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務,成為保証工業化任務順利實現的前提。當年開始實行的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和大張旗鼓地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都表明黨對農民的基本認識,已經從民主革命時期的主力軍(革命性)轉為社會主義的改造對象(小農經濟的落后性)。

  為了減少“統購統銷”的阻力和迅速推行農業合作化,黨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次使用了民主革命時期的劃分階級陣線、開展階級斗爭的方法。此時的陣線劃分,則是以貧下中農為一方,以富裕中農和富農為另一方。其理由是貧下中農因為經濟地位和生產條件不足,依靠個人發家感到困難,希望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具有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因而屬於黨在農村中依靠的階級力量﹔而富裕中農和富農,由於家庭經濟條件較好,願意單干,並且對於國家實行的“統購統銷”等不滿意,他們希望走自由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代表著農村中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而是黨在農村中需要戰勝的階級力量。

  從1953年到1957年,黨在農村中一直以這種階級觀點來看待和處理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改造后產生的問題。在這種認識指導下,單干或追求自己富裕的農民成為被擯棄的對象,而共同富裕的合作社,則不僅不能實現共同富裕,而且矛盾很多,束縛了農民的手腳。實際上,上述認識往往使農村基層干部和廣大農民陷入兩難選擇:自己想選擇的發家致富的路走不通,而黨和政府提倡的合作化道路未必能夠給農民帶來好處,於是隻好放棄自己的選擇,順乎潮流跟著政府走,去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現實與這種理想的目標總是有很大的差距,於是就陷入無休止的體制變動和政治運動中。可以說,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決或緩和了小農經濟與社會主義工業化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市場與計劃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體經濟的低效率、城鄉隔絕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矛盾。

  三年“大躍進”証明了公有化程度並不是越高越好,堵死了自1953年以來形成的企圖依靠公有化來解決農村問題的思路。而1961年以后的調整和不間斷的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則証明了在人民公社集體生產體制下,無法解決農民積極性不高的問題,甚至無法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這就是1961年到1978年“三中全會”前“三農”問題留給全黨的教訓。於是從1978年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根據過去多年的經驗教訓,轉換思路,開始另一種改革嘗試:給農民自主權,尊重農民選擇,不再要求以國家的利益而犧牲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

  於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改為村民自治,家庭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生產經營責任制取代了集體生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取代了單一公有制,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也大為鬆動,小城鎮化和農民異地流動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

  應該說,80年代農村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就和鄉鎮企業的崛起,為改革開放和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最好的証據。就“三農”問題來說,此時的認識基礎,已經不是過去以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理論,而是以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和市場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從農村經濟發展方面看,黨也改變了過去長期強調的農業為工業、農村為城市提供積累的純貢獻型觀點,改變了過去長期強調的農民就地發展、主要依靠農業致富的思想,將農民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城市化作為根本改造農村、發展農村經濟的關鍵因素。

  應該說,經過50多年的探索,特別是最近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使黨在“三農”問題的認識上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局限,形成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即鄧小平理論﹔在此基礎上,又根據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發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低等特點,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的“三農”發展思路,這就是農民非農化、農業產業化、農村城市化,至於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來實現這個目標,則還需要進一步探索,還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

  2001年3月,國務院總理朱?基在關於“十五”計劃的報告中提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要把“全面貫徹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2]

  
三、歷史的啟示


  中國共產黨80年的歷史証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正確認識“三農”問題並制定正確的政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順利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反之,革命和建設事業則受到挫折。研究80年來中國共產黨“三農”問題認識的歷程,就會發現,有不少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一)實事求是是形成正確認識的基礎。

  黨的80年歷史証明,凡是對“三農”問題的正確認識,都是建立在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基礎上的。而認識上的失誤,也主要是由於照搬馬克思主義某些設想、蘇聯社會主義理論模式或憑主觀願望。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是實事求是和深入調查研究的典范。他對農民問題和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認識,主要得益於他的實事求是精神和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實踐活動。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他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農村調查,提出反對“本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多次強調要反對主觀主義,提倡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他發動的“整風”運動確立了全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認識論基礎,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同樣地,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也是在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反對教條主義,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之后,才突破了長期束縛中國共產黨的蘇聯社會主義理論。鄧小平提出的認識社會主義的“三條標准”和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都反映出實事求是的精神。在“三農”問題認識上,1978年以后對“包產到戶”的認可和推廣、對農村專業戶的認可和扶持、對鄉鎮企業的認可和鼓勵、都反映出以大量調查研究為基礎,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而80年裡黨在“三農”認識上的失誤,則往往來自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不願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深入調查研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在中國問題上的失誤和黨內的三次“左”傾錯誤路線,就是教條主義和照搬蘇聯經驗的結果。同樣,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由於缺乏經驗,但主要是從蘇聯經驗和理論出發,在爆發世界大戰的估計上,在農村兩極分化、互助合作等問題的認識上,在工業化速度的認識上以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優越性認識上,或多或少地忽視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深入調查研究的作風,尤其是忽視了世界上大多數成功的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和農業發展的經驗,結果得出了一些與實際有出入的結論。例如關於小農經濟弊病的認識﹔關於農村兩極分化趨勢的認識﹔關於初期合作社優越性原因的認識﹔關於工業發展速度的認識﹔關於1957年“退社”風潮的認識﹔關於人民公社優越性的認識﹔關於“包產到戶”的認識﹔關於農村階級斗爭的認識等等。其中最極端的就是“大躍進”期間的“浮夸風”、主觀主義和壓制不同意見。

  (二)黨內民主是形成正確認識和決策的制度保障。

  黨的80年歷史提供的第二個經驗教訓,就是正確的認識來自良好的民主集中制,而錯誤的認識則多產生於獨斷專行或壓制不同意見。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之所以會造成那麼大的損失,根據地和紅軍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工作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王明等人壓制黨內的不同意見,對持不同意見的人採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手段。

  建國以后,毛澤東的幾次重大失誤,也主要是違背了黨內民主制度,個人獨斷專行:1955年對以鄧子恢為代表的穩步前進意見的批判,導致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四過”﹔如果說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壓制了黨外不同意見,那麼1958年的成都會議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則壓制了黨內的不同意見。1955年鄧子恢受到批判以后,就“三農”問題來說,黨內其他領導人已經不能平等地與毛澤東討論問題,而到1959年廬山會議以后,甚至不敢與毛澤東爭論是非了。其實,從合作化時到國民經濟調整,尤其是“大躍進”時期,黨內並不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普遍的共識,但是由於得不到毛澤東的認可,仍然不能形成正確的決策。例如60年代初期出現的“包產到戶”效果很好,得到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許多領導人的贊同,但是由於毛澤東的反對,被壓制下去,直到1978年以后才重新推行,結果延遲了將近20年,使中國在60年代初期失去了一次可能成功的改革機會。

  (三)以人民為本是形成正確認識和決策的前提條件。

  中國共產黨80年的歷史還說明:凡是代表了絕大多數人民利益或者說沒有損害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認識和決策,就是正確的。就“三農”問題來說,由於農民始終佔人口的大多數,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除了戰爭以外,我們沒有理由以任何名義損害他們的利益或者剝奪他們分享現代化成果的權利。因此,一切認識和決策的前提應是:尊重農民的自主權,不能以所謂整體的利益或長遠的利益為借口,剝奪或損害農民當前的利益。其實農民是通情達理的,在民族危亡或確實需要其作出犧牲時,農民是不會拒絕的。歷史多次証明了這一點。農民是一個落后的、分散的群體,文化水平低和受產業的限制,以及作為最需要被改造的群體(改造傳統農業廣大農民需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農民也是理性的,也同樣具有自己生產、生活方式的自主權,即使是一部分農民,甚至是少數農民,他們的自主權也同樣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

  參考文獻:

  [1]劉少奇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1.

  [2]朱?基.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N].人民日報,2001-03-17.  
 
( 原載《黨的文獻》2002年第5期)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視頻報道更多>>

讀點黨史更多>>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是繼《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出版以來的又一部中國共產黨歷史基本著作,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1949年—1978年的歷史。

黨史工作論壇更多>>

主辦期刊

中共黨史出版社更多>>

出版社簡介中共黨史出版社直屬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是一家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央級社科類專業出版社。